张汇兰先生女子体育思想研究

武 展

（皖南医学院 体育教研室，安徽 芜湖 241002）

张汇兰是我国著名的体育教育和社会体育活动家，对于近代以及其后中国体育尤其是女子体育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批判封建意识、提倡新兴教育理论、倡导两性平等观念、效仿美国先进模式、践行因性施教原则、提倡身心一元进行体育教育的观念方面，为争取女子体育教育平等权利提供了理论支撑和现实支持；
张汇兰先后任教于上海女青年会体育师范学校、金陵女子大学、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华东体育学院（现上海体育学院），并积极参与社会体育实践活动，1928年，同马约翰、董守义在清华创办暑期体校。1929年，与袁敦礼、吴蕴瑞、金兆均、朱士芳诸人起草、整理及审查初中体育科暂行课程标准。张汇兰先生敢于担当、积极开拓、勇于实践的精神值得当代体育人学习。

张汇兰（1898-1996），江苏南京人，1917年，就读于主张美式教育的上海女青年会体育师范学校，并得到了当时在上海女青年会体育师范学校任教的美籍体育专家麦可乐的赏识。在既重视学科也重视术科的美式教会学校中，体育师资培养和因材施教的教育对张汇兰触动极大，为其日后积极进行体育实践活动提供了丰富的营养。1919年，张汇兰毕业并留校任教。为了培养高层次师资队伍、提升该校师资的国际视野、践行培养中国女子体育教育领袖人物的担当，张汇兰于1920-1923年被选派赴美留学，首度赴美学习，张汇兰先到密尔斯大学学习，1921年转入威斯康辛学习。1923年8月，由于任教学校缺乏女子体育教师即回校工作。1924年秋，张汇兰随校并入南京金陵女子大学体育系任教。1925年张汇兰再度远赴美国进行学习，于1926年完成学业，回国后在金陵女子大学体育系继续教育事业。1927年，张汇兰成为金陵女子大学担任体育系系主任的中国第一人。1928年，张汇兰受吴蕴瑞先生邀请，担任金陵女子大学女子体育部主任，主管全校女学生体育课的教学和管理工作。1932年9月，张汇兰应邀到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计划并编制课程”，并被聘为体育系系主任。是年10月，张汇兰作为18名委员中为数极少的女委员之一，当选为国民政府教育部的体育委员会委员[1]。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筹建工作结束后，1933年春，张汇兰即辞职到国立中央大学任教。翌年至1937年，张汇兰回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任教，直到“七七事变”，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遭炸才被迫离职。1934年、1935年张汇兰均当选为天津体育协进会副会长，1936年张汇兰被体育协进会聘任为天津市春季运动会筹备委员，是年，张汇兰还作为中国体育考察团成员之一，参观了第11届奥运会，并对多国的体育工作进行了考察。1938年，张汇兰第三次赴美学习直至1946年归国，在此期间，张汇兰取得博士学位，成为中国首位获得博士学位的女性学者。

1946年回国后，张汇兰到四川巴县乡村建设学院担任卫生教育工作。1948年初，张汇兰再度回到南京金陵女子大学担任体育系主任，且被聘任为教育部体育委员会委员。自1952年起，张汇兰任我国第一所体育高等学府——华东体育学院（现上海体育学院）教务长、教授，兼运动解剖学教研室主任，为创立和发展我国体育基础理论学科做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张汇兰在1959年和1964年连续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1980年当选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副主席、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副主席等职务。1984年，国家体委给其颁发了“国家体育运动荣誉奖章”。1987年，张汇兰获得教科文组织颁发的“体育教育和运动荣誉奖”，在庆贺大会上，90岁高龄的张老说：“我是体育战线的一个老兵……我要在有生之年，竭尽余热，继续为中华体育的腾飞，当一名啦啦队员。”张汇兰甘为孺子牛的精神自始至终，彰显老一辈体育人甘于奉献、不计名利的高尚品格。

2.1 西方教会女子体育传播，侵略之实成就启蒙之效

19世纪末，原意传播福音教义的女子教会学校开展并不顺利，基督教在华传福音遭到抵制，而传教士们则意外地发现，收养儿童、提供免费食宿和教育却很受欢迎，因此传教士以帮助培养女性“新品格”为名，搭口实之名进行教义传播。1844年，英国传教士爱尔德赛女士在宁波创办宁波女塾，开始了中国女子教会教育的开端，结束了中国女性（只限阶层比较高的女性家庭）只能在闺门之内接受家庭教育的历史。到1877年，教会传教士共办女子学校120所，学生达到了2084人[2]。教会学校强调男女平等和全面发展，并将体育作为主要教学内容之一，倡导天足、鼓励自由婚姻，在课程设置上普遍开设体操课，教会学校体育课程的主要内容有体操、游泳、田径、足球、篮球、排球和垒球等。教会学校客观上揭开了中国近代女子体育的序幕，中国女性有机会走出闺门，走进学校，接受体育教育，张扬健康、自然的身体美。“欲造女子，必先去病魔。于去病魔，必先强体魄[3]。”体育是“西方文明”的物化载体，是西方列强对中国实施侵略的一部分，其目的在于传播宗教、收揽信徒。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指出，帝国主义传教，办医院，办学校，办报纸和吸引留学生等，是一种文化侵略政策的实施，目的在于造就服从于它们的知识干部和愚弄广大的中国人民。在华基督教传教士也毫不掩饰地宣告：“很多的学生受了感化，变为我们最得力和最有智慧的基督教传教士。[4]”侵略者的嘴脸一目了然。但从客观上来说，教会和基督教开办的学校带来了西方学校教育的模式，传播了近代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对近代中国学校体育和女子体育起到了促进的作用。教会学校奉行身体、智慧、道德均衡发展的教育理念，不但赋予女子受教育的权利和支持，也为女子参加体育活动提供了场域和舆情条件。

2.2 学校体育制度建立为女子体育奠定法律依据

1904年发布的《癸卯学制》确立了学校教育中体育的一席之地，然而，此时的女子还没有纳入学制之内，还不能正式接受新式教育，女子体育的开展多限于教会学校，女子体育开展还处于“名不正”的处境。1907年，在各方压力的迫使下，清政府颁布了《奏定女子小学堂章程》和《奏定女子师范学堂章程》，女子体育正式受到了统治者的重视，章程中规定，女子接受8年小学教育和4年师范教育，虽然章程“要义”中提出“女子必身体强健，斯勉学持家，能耐劳瘁”并未走出封建思想束缚的女子社会角色认知痼疾，但是，章程中确确实实承认了女子体育的“正义性”。《奏定女子小学堂章程》中提出，要以“留意使身体发育”为宗旨，强调“体育课的要旨在于使身体各部分发育均齐，四肢动作机敏，咸知守规律，尚协同之公义。”在章程中规定小学学堂每周4节体育课，开设游戏和普通体操，在高等小学期间增加生理卫生纲要；
在师范学堂中，每周2节体育课，教学内容也为游戏和普通体操。章程的颁布不仅标志着女学和女子体育教育被正式纳入官方学制系统，而且也为近代女子体育的实施提供了制度保障。1913年，《壬子癸丑学制》规定了“男女受教育的机会均等”，1921年更是在部令中训示要“注重女校体育”。1928年国民党政府颁布了《国民体育法》，规定：“民国青年男女，有受体育之义务，父母或监护人应该督促之。”虽然在动乱的年代，法律法规的施行并未产生本质的效果，但在形式上为女子体育起到了正名的作用，对于女子体育的开展提供了官方认可的保障。

2.3 不同组织形式下的女子体育，为女子体育的发展提供了组织保障

在仁人志士的倡导和带领下，并受到教会女校的激发，国人兴办女校的热情高涨。1898年，经元善创办了经正女学，后改名为中国女学堂。作为中国第一所女子学校，得到了严复、郑观应、汪康年、梁启超、沈敦和、周舜卿、赵凤昌等名人志士和新闻界的大力支持，学校的创办恰似一场“图国自强”的社会改良活动。经正女学以“以造就将来为贤母、为贤妇之始基”为宗旨，经正女学虽然存在封建思想的遗迹，但是学校课程开设了体操课，其建立对于中国女子学校的兴起发挥了巨大的示范和推动作用。随后，吴馨在上海创办务本女塾，蔡元培也成立了爱国女校。此后，广东、山东、四川、浙江、江西、河南等地纷纷创办女学堂，这些以解放女性、培养女性健全人格的女学堂地创办对近代中国女子体育地发展起到了极大地推动作用。除了女学堂地建立和《女子小学堂章程》和《女子师范学堂章程》的颁布，培养女子体育教师的专门学校也得以创立。1908年，汤剑娥在上海创办了专门的体操学校——中国女子体操学校（后经扩大改称为中国女子体育师范学校），学校以培养女子健全之体格为宗旨。1915年，上海基督教青年会体育师范学校建立，学校以专门培养中等以上体育师资为己任。1916年爱国女校成立体育科；
1919年，东南女子体育师范学校建立；
1920年上海两江女子体育学校建立；
1923年中国体育学校在苏州建立。从女学到专门女子体育培养学校，产生了巨大的变化，一方面从单纯地培养人转到培养传道授业解惑的体育教师，教育对象和教育规格的转变，扩大了教育受众的影响力；
另一方面，无论是教会学校还是自办学校，专门培养女体育教师的学校无论是在师资、场地设施、教学内容设置上都有极大地改善空间，部分女校还安排了舞蹈、球类、田径、自行车、网球和桌球等运动，极大地丰富了教学内容。女子体育教师的培养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女子体育教师短缺的困境，为推进女子体育教育和女性解放提供了人力资本。

2.4 仁人志士对于女子体育的倡导，为女子体育地践行提供了舆论阵地

在特定历史时期，女子教育思潮也成为救亡图存的路径之一。作为维新派的旗帜领袖，康有为认为人要服从自然的规律，反对“女子无才便是德”的纲常礼教，提倡“人人平等”“教育平等”，这样才能享受真正的快乐，“封建社会的妇女……不能享受世间的一切，包括参加社会的各种活动。”梁启超在《论女学》中称：“天下积弱之本，则必自妇女不学始。”他认为：“中国之妇女身居闱阁，足不出产，此风一日不改，则中国一日不强。”蒋碗芳根据天赋人权理论认为：“天地之生人也，阴阳平等，无有偏毗。”严复亦认为：“盖母健而后儿肥，培其先天而种乃进也。”孙中山在1912年宣布北上宗旨和政见时，第一条就是“男女平权”。蔡元培在《当代女性》中指出：“世纪的中国妇女……必须锻炼其体格与心智之能力。”在爱国女学校演说时指出：“革命精神所在，无论其为男为女，均应提倡，而以教育包括体育为根本，完全人格，男女一也。”妇女“完全人格”的造成“当首在体育。”[5]“砥柱国家而维系其命脉者，恒不过数人或十数人而已。”梁启超此言并非完全无妄之言，在历史的转折和动荡期，恰恰是由那些少数人摸索出了历史发展的轨迹，并依靠人民、启蒙人民，从而推动了历史车轮。女子体育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亦是依照此一规律得以发展的。社会名流著书立说倡导和维护女子体育的开展，为女子体育的传播、教化与实施起到了巨大的推助作用。

张汇兰女子体育思想是在时代思潮和场境中形成的，她从这条件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张汇兰在上海女青年会体育师范学校就读期间，接受了美式教育的熏陶，奠定了先进教育理念的根基。留学的经历，又为张汇兰女子体育思想的形成提供了知识基础，从而为其在更高、更科学的角度剖析、诠释、推广女子体育提供了理论支持。

3.1 女子体育教育思想

张汇兰对于女子体育教育思想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张汇兰女子体育思想对我国女子体育教育理论和实践体系的架构与完善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对于我国女子体育教育事业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张汇兰女子体育思想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首先，争取平等与人格独立的女权思想。“每个了解一点历史的人也知道，没有妇女的酵素就不可能有伟大的社会变革。”张汇兰认为：“中国两千余年的妇女生活……可谓到了极致，戕残肢体，断送健康，只是迎合男子、供其玩弄罢了，中国妇女积弱之根源，就发端于此[7]。”张汇兰女子独立的思想是非常契合时代理念和女性启蒙需求的，她极力主张女性的“出世”，而其采用的手段便是通过体育教育对于妇女进行“入世”的教育。张汇兰将体育教育效果的精神、情感、社会适应等功能潜嵌入女子体育教育过程中，以培养女子良好道德和健全人格的品质。其次，通识教育的师资培养思想。张汇兰在接受教育期间，深受自然主义教育理念的熏陶与启迪，她认为：“今后的女子体育绝不能以训练几种运动技能就算满意，它的训练核心应扩大到整个人生[7]。”在日后的教育教学实践中，张汇兰也是以这样的理念践行教育教学工作的，她认为，培养女子体育教师要兼举学科与术科并重，培养全面的专业教学能力[8]。再次，两性有别的教材建设、教学内容设置思想。在教材建设方面，张汇兰认为中国女子应运用科学原理编写适合中国女子的教材，担负起应该担当的责任，“我们自己应尽我们的天职，由狭义言之，为中国女子造幸福；
由广义言之，为中国立巩固之基础[9]。”关于教材、教学内容，张汇兰认为应遵循三项基本原则：（1）因性、因人制定适宜的教学内容。“事业异，则所施之教育，不能不有分别[10]。”张汇兰认为，男女在运动本质和需求上是一致的，但是生理心理先天的差异会造成选择上的差异，男女受教者应该施以不同运动强度的体育项目，即使同为女性，也应有所区别。（2）选择有价值的运动项目施以教育。教育的目的在于修养道德、健全人格、强健体格，因此，在教学内容上要选择能够提升学生活力、抵抗力、耐苦力、意志力等运动项目，对于教材和教学内容进行适当遴选。（3）兼顾教育与身心卫生的教材和内容应该成为女子体育教材内容制定与教学内容实施的重要依据，指导学生形成卫生习惯、掌握防病方法的原则，在当时被提及，实属创新之举。此外，建立有序推进、有据可依的管理机构的思想。张汇兰认为，群体组织的缺乏是中国女子体育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她认为在管理机构建立方面应该效仿美国的成功经验，组建管理机构并明确其规定和条规，“以冀将女子体育纳入正轨”[9]。张汇兰对于女子体育的思考包括争取女权、师资培养、教材设计、教学内容设定、管理机构等诸多方面，较为全面地诠释了推进女子体育开展地方方面面，为女子体育开展提供了重要的营养储备。尤其是关于因性施教的理念，是对于当下教育实践的指导现实意义浓郁。

3.2 女子体育普及思想

女子体育的目的是普及而非锦标的思想体现了张汇兰体育思想的标新之处。在一定程度上来说，女子体育的倡导在一定程度上被赋予了强国保种的家国意识，女子体育追求地是挽救国难的手段。而张汇兰则对于女子体育的开展进行了冷静的思考。张汇兰认为“雪东亚病夫之耻”不应该走锦标主义路线，而应该实施包括中国妇女在内的普及体育。“现在开运动会时无一处没有女子参加比赛，雄赳赳的少女，穿着短裤在运动场上奔驰跳跃，她灵敏的身体，活泼的精神，真可一洗积弱的习气，同昔日弱不胜衣、蜷伏深闺的女子相比较，殆有霄壤之别”。张汇兰深刻地认识到女运动员的形象与气质对于传播体育理念和价值已经十分充分，没有必要把参加运动会或夺得锦标看得过重。如1927年远东运动会上，中国女子比赛成绩不尽如人意，排球和网球接连告负，部分专家则对此显得颇为消极，他们认为“如果再任其自然，不加以努力，数年之后，恐不能出席比赛[11]。”与此不同，张汇兰则认为：“女子参加运动之多寡，固不足断定女子体育程度之高低……我国女子体育之进步，而以近五六年为尤甚……各女校莫不以提倡女子体育为职责[12]。”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之下，张汇兰能有如此之卓见，实属难能可贵。与张汇兰相呼应，董守义在《我的第八届远东运动会观》一文中认为：“女届体育之进步……实为可喜之现象。”在张汇兰早期女子体育教育探索和实践中，首推属于和缓运动的舞蹈作为教育和普及的内容。“舞蹈有艺术的美，而又兼有身体的健。”张汇兰认为，提倡体育的人士要注意舞蹈的教育价值，同时也要主动地去改善体育范围内的艺术，真正实现体育教育陶冶性灵、抒发情感的作用。为了更好地推广舞蹈，张汇兰撰写了《舞蹈之演进及其与音乐之关系》和《舞蹈之改善》等文，推崇并诠释了舞蹈作为当时体育教育内容的可能与指导。女子体育的普及思想，在当下看来仍具有十分现实的意义，体育的普及理念对于推行者和管理者至关重要，体育普及思想的现实意义彰显无遗。

张汇兰女子体育思想在当下女子体育事业中，依然具有指导与借鉴的价值。一方面，无论是学校体育亦或社会体育，体育的推行应该注重性别的差异，在教育和推广的项目和内容上要做足功夫，避免简单的自上而下的项目下压式推行。另一方面，在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社会需求的形势下，全民健身计划应该更加平民化，尤其是在学校体育领域，开展竞赛、举办运动会争出个上下、比出个高低并不是唯一的目的，虽然它也有促进各学校积极开展和落实学校体育计划的作用，但是也容易滋生锦标主义的狭隘观念，将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混为一谈，把运动会搞成个别人的事情，把拿成绩看成是校长、教师“政绩”的一部分，这不是把学校体育作为目的来经营，而是把学校体育作为了手段和工具，离学校体育的本质甚远。举办运动会、开展各级各类竞赛本身就是一种推进体育开展的手段，它的目的在于普及、激励和宣传。总而言之，张汇兰女子体育思想的深刻价值理应得到应有的重视，并藉此检视体育的价值和目的，尤其对于女子体育的开展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