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赫伯特·福勒档案学思想研究

肖秋会 张博闻

摘 要：乔治·赫伯特·福勒是二十世纪英国著名档案学家，也是英国历史上第一个郡档案馆的主要建立者。1946年，文华图专档案管理科第四届毕业生钟耕华和石安福共同翻译了福勒的代表作《英国地方档案管理法》。文章在对该中译本手稿进行整理的基础上，分析了福勒档案学思想产生的背景和条件，从价值形态、业务工作、教育功能、管理体制四个方面梳理了其档案学思想，阐释了其意义及局限性，并总结了对我国档案工作的启示。

关键词：乔治·赫伯特·福勒；
《英国地方档案管理法》；
文华图专；
外国档案事业史

分类号：G279.1

A Study of George Herbert Fowler’s Archival Thoughts：
Based on The Care of County Muniments

Xiao Qiuhui1， Zhang Bowen1，2

（ 1.Schoo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of Wuhan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2；

2.National Demonstration Center for Experimental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Education of Wuhan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2 ）

Abstract：
George Herbert Fowler was a famous British archivist in 20th century and the main founder of the first county archives in British history. In 1946， Zhong Genghua and Shi Anfu， the 4th graduates of the Archives Management Department of Boone Library School， jointly translated Fowler’s representative work The Care of County Muniments. The background， conditions and content of Fowler’s archival science thought are sorted out from the 4 aspects of value form， business work， educational function and management system. Its significance， limitations and enlightenment to archival work in China are explained in this paper.

Keywords：
George Herbert Fowler；

The Care of County Muniments；

Boone Library School；

History of Foreign Archives

1 福勒及其著作《英國地方档案管理法》

乔治·赫伯特·福勒（George Herbert Fowler，下文简称福勒）博士出生于1861年，长期担任伦敦大学动物学教授。1906年，福勒在父母去世后迁回故乡贝德福德郡。出于对地方历史的浓厚兴趣，他于1912年组织建立了贝德福德郡历史档案协会（Bedfordshire Historical Record Society），同年通过补选成为郡议会议员。1913年，福勒加入贝德福德郡议会档案委员会，任档案委员会主席。1914年，在福勒的推动下，贝德福德郡建立了档案室，这是英国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郡档案馆，揭开了英国地方档案馆网建设的序幕，深刻影响着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档案馆的早期发展路径。[1]直至1940年去世，福勒一直担任档案委员会主席，任职期间，他对贝德福德郡档案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被誉为“英国地方档案工作的先驱”。[2]

福勒于1923年出版了代表作《英国地方档案管理法》（The Care of County Muniments），后于1928年、1939年再版。全书共5章28节，第一章“总论”探讨了档案的定义与价值；
第二章“档案纳收与分类”介绍了档案登记、分类排列、存毁鉴定的业务流程；
第三章“档案之整理”总结了档案编目、装订、修复等业务工作经验；
第四章“档案馆之建筑与设计”提出了档案馆室建设所遵循的基本原则；
第五章“档案之功用”引入了私档登记制度，强调了档案对教育的重要意义以及管档员的必备职业素养。福勒认为，“本书乃一融合各种名著，而以地方档案为对象之著作，对地方档案之管理，最切实际”。[3]本书涵盖了档案管理的各个环节，吸收融合了同时代档案学与图书馆学著作中的先进思想，具有突出的代表性。私立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下文简称“文华图专”）为了教学需要引进了大量外文著作，[4]其中就包括《英国地方档案管理法》的英文原本。1946年，文华图专第四届档案管理科毕业生钟耕华和石安福在汪应文先生的指导下翻译了该书第3版，形成手稿共78页，现存于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文华图专特藏室，是目前已知最早且唯一的中译本，具有较高的学术史价值。遗憾的是，由于战乱频繁、机构变迁等原因，文华图专当年所购置的英文原著已经遗失。为此，笔者从海外购得该书第3版并与文华图专特藏室所存手稿进行对照、转录，整理后约2.7万字，在此基础上试对福勒的档案学思想进行探究。

2 福勒档案学思想的形成背景和条件

2.1 20世纪初英国地方档案保管状况的分散性和无序性

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缺乏充足的资金来源与国家层面的业务指导，英国地方档案的保管状况整体上不容乐观。福勒在《英国地方档案管理法》序言中开宗明义地指出，“本书之写作的目，在唤起地方当局对地方档案价值及利益之注意，使其能分类排列尽其所用”。[5]英国地方档案财务委员会1902年发布的一项调查报告表明，地方档案保管中普遍存在着受潮、破损、腐烂、虫蛀等安全隐患。[6]英国皇家公共文书（档案）委员会1919年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地方档案丢失、破损严重且缺乏监管，并提出了公共性质的地方档案应在管卷大臣的监督下得到更加正式的保管，以及在公共档案馆中设置地方档案检查部门等建议，同时确立了地方档案保管的三个目标。[7]可见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地方档案保管的分散性和无序性较为突出，由此带来的不良后果已经引起了中央和地方的关注。这一时期，个别地区开始建立由官方主导的档案保管机构，如：赫德福德郡与贝德福德郡议会分别于1895年和1898年任命档案委员会；
伍斯特郡也于1898年成立了档案与慈善委员会。[8]这些零星建立的地方档案机构虽未形成全国性的档案馆网络，但在地方档案工作模式的形成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探索性作用。

2.2 各方社会力量对建立统一的地方档案保管机构的推动

19世纪末，针对地方档案分散保管的状况，英国社会法律和史学界产生了一股推动地方档案集中统一保管的思潮。这主要是因为英国是普通法系判例法的发源地，各地法庭档案对法官日后审理同类案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同时，历史学者也需要利用地方档案开展学术研究。1888年《地方政府法》出台之际，律师威廉·菲利默尔（William Phillimore）与牛津大学现代史皇家教授约克·鲍威尔（York Powell）等提出了建立统一的全国性与地方性档案保管机构的建议。[9]虽然因财政资金的不足、图书馆等相关机构的反对以及社会档案意识的欠缺，该建议并未被采纳，但却引起了当局的关注，对日后建立统一的官方档案保管机构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2.3 英国地方自治传统与地方档案管理的多元化特点

英国拥有悠久的地方自治传统。1888年颁布的《地方政府法》与1894年《区及教区议会法》奠定了现代英国以郡制为中心的地方自治制度的基本格局。[10]根据这两部法令，每个郡或郡级市、区都设立了由民选产生的议会。作为独立的自治体，地方政府的日常事务不受中央政府干預。英国的地方自治制度孕育了高度分散的档案管理体制。1838年《公共档案法》并未将地方档案纳入规制范畴，公共档案馆、皇家历史手稿委员会等中央机构亦未将地方档案纳入管理范围。在中央与地方档案机构缺乏法定行政领导关系与业务联系的情况下，地方档案机构受所在区域政府政策与文化传统的影响，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路径。主要包括：以米德尔赛克斯郡为代表的由治安法官领导的季审法庭（Quarter Sessions）档案室模式、以布里斯托市为代表的市镇存储库模式、以约克郡和多塞特郡为代表的文化遗产机构代管模式、以伦敦市政厅和伯明翰图书馆为代表的公共图书馆模式以及以贝德福德郡为代表的郡议会档案委员会模式。[11]档案机构发展模式的多样性也为福勒档案学思想的萌芽和发展创造了制度环境。

2.4 福勒在长期的地方档案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福勒担任郡议会档案委员会主席后，亲自主持开展了一系列档案收集、整理、编目、修复等工作。1914年，在福勒的倡导下，委员会对现有的小型档案室进行了改造，形成了郡档案馆的雏形。与此同时，他设计了快速检索信件材料的分类方案，提升了档案查阅的效率。福勒意识到了培养年轻档案工作者的重要性，从1923年开始，他对学生弗雷德里克·乔治·埃米森（Frederick George Emmison）进行了系统训练，使其具备了熟练从事档案工作的能力，并最终成为埃塞克斯郡档案事业的主要推动者。此外，福勒从1933年起对12名伦敦大学毕业生以及其他郡的档案工作者展开了实践训练。[12]作为英国地方档案工作的先驱和典范，福勒在贝德福德郡积累的丰富地方档案工作经验为其学术研究以及档案学思想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实践基础。

3 福勒档案学思想的基本内涵

福勒的档案学思想建立在其长期的地方档案工作经验基础之上，体现了他对档案的价值形态、档案业务工作、档案教育功能的独特认识以及对地方档案集中式管理的构想四个方面。本文以《英国地方档案管理法》为基础，参考其他相关研究成果，对其档案学思想进行系统梳理。

3.1 关于档案价值形态

福勒在“总论”中用Record与Archive共同指代“档案”这一概念，Record意指“在行政过程中已办毕之公文，将其继续分类保存以供调阅，而作日后之参政或证明之用者”；
Archive则是“非经行政过程而由赠送、购买、储藏等渠道收集而得者”。基于“档案”的含义，福勒将其价值形态分为三种：一是行政价值。“官吏制作档案，乃为自身辩护之需要，倘遇挑衅者，则可依档案控诉之，遇有已忘事件，可再依其重述”。此外，档案可以使官员的继任者熟悉机构的演变过程，以便迅速上任。二是立法价值。“政府拟定法律，多系根据各方面之有关档案为之”。三是历史价值。“倘欲研究一个民族之结合，惟以其历史是赖，而历史之编辑，又以中央各政府部门之案卷，及各地方行政档案，为最好之资料”。三种价值应当分别由行政机关官员、立法家以及管档员来判定。福勒还提出了档案价值中心点随时间转移的规律。他以亨利八世时代的财政账目为例，其与今日地方委员会财政局已无任何关系，保存目的不为官署行政，而在于历史，亦可作为立法家采备资料之来源，即“档案价值中心点已他移”。此外，福勒还指出了档案价值的大小与保管状况、记载程度之间的关系。例如早期的文契，若在购买前不明此契之保管情况，则不能具有完整之档案价值。也就是说，若档案的保管与流转状况不明确、不完整，则很难证明其真实性，其价值也会相应减损。

3.2 关于档案业务工作

第一，档案纳收与分类。福勒将“尊重档案群（Record Unit）”奉为科学原则，主张将来自同一机构的档案放置于一处集中保管，保持“档案群”内档案的原始整理顺序，反对按照管档员个人的分类意愿拆散档案。“管档员并不负责做分类排列之事，其只有权将已整理妥当之文件，再作排列，一切文件送档案室之前，应以其最后经久无更动之排列次序排列之”。对于档案分类，福勒将公共档案馆所运用的数字与字母结合的分类方案加以改造，运用在郡议会档案委员会及季审法庭档案的分类工作中。分类法以组织为基础，主要包括机构名首字母、事由名首字母及卷号细目。例如分类号S.H.E.23/13，S.H.代表Small Holding，E.代表Real Estate，23/13代表23柜第13项细目。这种分类法具有直观清晰、易于检索的优点，至今仍被广泛采用。对于分类法的设计，福勒特别指出，“管档员不能预言将来各方面之发展，分类表须具弹性，以备加添新项目”。

第二，档案鉴定与销毁。福勒认为，移交之前保存在行政机关的文件，应由行政官员判定其价值，管档员不可代替行政官员决定档案的存毁。“凡政府官档（Official Records），每一文件均应经主管长官熟思考虑，以其个人之行政经验，决定何者应保存，何者应销毁”，销毁时，应制作销毁表册，并确保完全销毁。福勒将档案保管期限分为“一年卷”“三年卷”“永久卷”，档案室只保存其中具有永久价值的部分。但福勒同时也指出了实践中普遍存在的行政官员公务繁忙、精力不足，无暇对单份文件逐一进行鉴定，以及陈年旧档积压严重的现状，他认为当管档员受过高级的特殊训练或有多年管档经验后，可以从事档案的鉴定工作。福勒也总结了个人的档案鉴定工作经验，提出了永久保存价值的8项判定标准，如“盖有国家印章者”“内含地图或计划书者”“关于不动产建设者”等。对于从私家收集的档案，管档员“须有长远眼光及想象力，以断定何种私档将来必具有历史价值”。

第三，档案整理与修复。福勒针对皮料、纸张等不同的书写材料，采取了不同的排列与装订方式，并着重介绍了幅面较大的地图或图表的修裱与整理方法。福勒根据工作经验，总结了适宜在档案馆中使用的涂误药水类型，如白蜜蜡与松节油溶液、白胶与酒精混合溶液，核心目标是确保档案修复过程中字迹的清晰完整。福勒坚持经济原则，优先采用价廉质优的材料进行修补，倡导管档员尽可能收集修复过程中的废弃边角料如碎屑、皮子等制作胶水，以实现循环利用的目的。

第四，档案建筑与设备。福勒认为，理想档案室，应建立在远离街衢，与其他建筑物不相毗连之地方。他提出了库房建设的三项要求即“防火、防尘、防水”：其一，“档案室建筑须用钢筋水泥、石棉瓦及耐火砖等为之，绝不可用木材”；
其二，“窗外须加网罩以防止灰尘烟雾，室内时常加以清扫，尘埃应每日拭拂”；
其三，“自来水管、蒸汽管等设施应埋于地下以免对档案造成损害”。此外，福勒还主张运用活动档架扩充库房有限的存储空间。他罗列了一个合格的档案室所必备的装订、修复与阅览设备，包括：压力机、固定钻孔机、地图夹、书撑架与弹簧纸夹。

3.3 关于档案教育功能

福勒主张通过对档案内容的宣传教育以强化其历史价值，提升全社会的公民意识。对此，档案室可做出三点贡献：一是“印刷富于教育内容之档案，交政府散发各学校应用”；
二是鼓励公开研究，“将自身作为研究地方历史之中心”；
三是“选择适宜的档案交与地方教育当局”，并在展览会、谈话会、教员训练等成人教育场合中宣传档案内容。他特别强调档案室应当为历史学者之研究与学生学术参考创造便利条件，并有选择性地向外界提供制作或抄录的副本及编研成果。此外，档案室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从民间主动购买有价值的私档并妥善保管，丰富馆藏资源，全面记录地方历史，为学校教育提供完整的素材。

3.4 关于地方档案集中式管理的构想

福勒在已有的郡档案委员会的基础上，从保管机构、组织结构和专业人员三个方面提出了地方档案集中式管理的构想：其一，“成立一联合档案室于乡镇中，凡区档、教档、县（郡）档、乡镇档、保甲档等等，均可集中于该室作一安全之管理”；
其二，改革现有的档案委员会的人员构成，由副镇长担任委员会书记以主管档案事务，人员构成应多样化，既包括来自政府部门、季审法庭、议会的官员，同时也应吸纳社会上对档案颇有兴趣之人或热心此项事务者。其三，档案委员会应雇佣接受过专门训练的人从事档案管理工作以提升效率和质量。针对20世纪初英国档案学高等教育与职业教育匮乏的现状，他倡导在图书馆员训练课程中另外增加特殊的档案训练以培养适宜的管档员。

4 福勒档案学思想的意义与局限性

4.1 福勒档案学思想的意义

第一，丰富了档案鉴定理论体系。希拉里·詹金逊（Hilary Jenkinson）是同一时期英国著名档案学家，其提出的“行政官员决定论”引发学界广泛关注。詹金逊的研究重心聚焦于国家层面的公共档案馆，而福勒则聚焦于地方档案机构的管理活动，二人曾有过面对面的交流。[13]詹金逊的《档案管理手册》（A Manual of Archive Administration）于1922年出版，仅一年后，福勒便出版了《英国地方档案管理法》，福勒深受詹金逊档案学思想之影响，在该书中多次引用詹金逊的论述。在档案价值鉴定方面，福勒总体上坚持了“行政官员决定论”的核心思想，将行政官员视为档案鉴定的主要责任者，但也根據地方官员行政工作的实际情况对这一理论做了适度修正，并不排斥档案工作者的参与，注重发挥档案工作者在价值鉴定中的辅助与补充作用，在内容上深化了“行政官员决定论”的内涵，丰富、拓展了档案价值鉴定理论体系。

第二，创新了档案实体管理策略。福勒对档案实体管理的贡献首先在于将活动档架引入了档案工作领域。20世纪初，图书馆书库开始使用活动架，福勒敏锐地意识到了活动架的优势，创造性地提出将其应用于档案室库房，通过固定轨道上活动档架的来回移动，增加库房存储空间，以有效应对一战后地方行政机关档案数量骤增的情况。其次，福勒将档案的保管状况与档案价值建立联系，认为那些保管与流转状况记载不完整的档案欠缺行政与历史价值，这一观点有助于提升地方当局对档案保护的重视程度，使其强化对档案管理活动的全过程监管，并在保管状况发生变更时及时做好相应的记录。此外，福勒在实践中始终坚持循环利用的原则并在《英国地方档案管理法》中予以系统论述，此前未有档案学者对这一原则进行总结提炼。在该原则指导下，福勒力图用最少的经费使档案得到妥善的管理，一方面体现了“节能”“环保”的档案工作理念，另一方面也适应了一战后英国地方政府经济困难的现状，在保证档案工作质量的同时最大限度节约成本，兼具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

第三，提出了档案职业核心素养。1947年，詹金逊在伦敦大学设立档案专业时发表演说，宣告档案管理员将作为一种新的职业在英国诞生，标志着英国档案职业的独立化进程取得重大突破。[14]而早在20年代，福勒就已经提出了良好的管档员应当具备的核心职业素养：首先，由于档案工作的重复性与枯燥性，管档员需要有充足的兴趣与耐心；
其次，管档员应当学习法律知识、历史知识和古文书学知识，具备合理的知识结构以挖掘档案的法律与历史价值。此外，福勒认为郡当局应当委任一专门档案管理员，给予适当的住处与丰足的薪金，通过创造良好的物质条件促使其安心工作。这些提议在当时具有较强的前瞻性，预示了未来档案职业的发展方向，在档案工作者职业意识的形成与职业共同体的塑造过程中发挥着奠基作用。

第四，推动了档案资源开放利用。贝德福德郡档案室于1919年正式开放，福勒提出了八项“借档规程”，严格规定了档案的借阅条件、流程及禁止事项，并附于《英国地方档案管理法》末尾。在当时英国各地档案借阅缺乏统一标准的情况下，福勒制定的“借档规程”帮助贝德福德郡档案借阅实现了制度化、规范化。福勒将档案室的服务对象从单一的行政官员扩大到在校学生与历史学者，且对学生利用档案免予收费，拓宽了档案利用的主体范围，为学术研究创造了有利条件。福勒曾尝试突破英国根深蒂固的保密文化传统，将贝德福德郡档案的封闭期限缩短为20年，只要不涉及隐私或机密事项，档案形成满20年即可公开。福勒的改革措施树立了英国地方档案利用工作的标杆与典范，从可获取性层面提升了档案资源体系的透明度，为英国其他地区档案开放利用制度建设提供了有益经验。

4.2 福勒档案学思想的局限性

受制于政治制度、经济条件、科技水平、文化传统等因素，福勒的档案学思想不可避免带有特定时代环境的烙印，因而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首先，《英国地方档案管理法》仅涉及贝德福德郡，未能考察不同地区间档案工作及档案管理体制的差异；
其次，福勒将档案的价值限定在“行政”“立法”“历史”三个维度，忽视了档案价值形态的多面性，研究视野较为狭窄；
最后，福勒对档案开放利用的整体态度仍然较为保守、谨慎，档案利用者群体仅限于行政官员、在校学生与历史学者，未能扩大到广大社会公众，即便是这三类群体利用档案，也需要提前向治安书记官（Clerk of Peace）履行繁琐的申请手续，允许利用的档案范围十分有限，仅限于经特许公开之档案，档案利用权利的保障机制也有待进一步完善。

5 福勒档案学思想对我国档案工作的启示

《英国地方档案管理法》立足于英国贝德福德郡档案工作的现实状况，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虽然英国的分散式档案管理体制与我国“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体制存在着较大差异，但福勒的档案学思想中仍包含着一些超越国界，具有普适性的基本原则，对我国档案工作提质增效具有重要的参考借鉴价值：一是经济性原则，档案机构在整理、修复过程中应注重对废弃材料的回收加工以及对有限空间的高效利用，以最小的资源投入获得最大的效益产出，在新时代档案工作中贯彻绿色发展的生态文明理念。二是协同性原则，档案机构应吸纳在校学生、专家学者、文史爱好者等多方社会力量参与档案资源建设、档案价值鉴定等工作环节，通过协同合作、集思广益提升档案治理体系的效能。三是能动性原则，福勒始终将教育功能视为档案历史价值的重要体现，强调地方档案室要充分发掘并积极向学校与社会提供具有教育意义的档案内容以启发民智。对于我国各级各类档案机构而言，应紧密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对档案工作“存史”“资政”“育人”三大作用的重要论断，改变以提供行政决策参考和档案查阅利用为主的被动服务方式，主动走向学校与社会大众，运用互联网新媒体推广代表性馆藏资源，广泛设立大中小学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借助新技术提升用户服务体验，充分发挥档案的宣传教育功能，在经济社会发展中贡献档案力量。

综上所述，《英国地方档案管理法》凝结了福勒在档案工作中长期积累的经验与智慧，兼具学理的深度与实践的广度，部分思想至今仍具有重要意义。文华图专师生对福勒原著的翻译工作反映了民国时期档案教育与学术研究中西交融的浓郁特色，为国内学者研究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英国的档案事业和档案学术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资料。笔者将继续对文华图专档案教育史料展开系统整理，使这一学术资源宝库潜藏的价值得到充分释放。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文华图专档案教育史料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21BTQ023）階段性研究成果。

注释与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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