州城确立

　 第三部分 州城确立43） 州城确立自秦代以来1000多年的开发，浙东经济得到长足发展。公元738年（唐玄宗开元二十六年），齐澣建立“明州”；公元821年（唐穆宗长庆元年），韩察在三江口建造州城，自此，三江口作为浙东政治、文化、经济中心绵延至今。终唐一代，明州城经历了城市的确立到巩固的历史过程。为了巩固这座州城，伟大的它山堰水利工程一举解决了城市的淡水供应，为明州的繁荣奠定了物质基础。这一时期，也是宁波港城的成熟期，以上林湖为中心的越窑青瓷高度发展，推动了区域经济的日趋繁荣；海上丝绸之路的最终形成与发展，带动了明州港城经济、文化的进一步提高与扩散，明州商团的活跃，在其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作为日本遣唐使的登陆地，明州成为唐王朝面向东亚的门户……，所有的一切都促使明州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港口，成为当时世界上重要的港城。44） 黄晟黄晟，鄞县人。唐代末年，天下大乱，群雄并起，在地方割据混战中，身为明州镇将的黄晟自立为刺史。为保障地方治安，黄晟于唐昭宗景福初年（892）至光化元年(898年)沿自然江岸、河堤，垒土夯墙，构筑了18里罗城。罗城的建成有效地保障了明州，使一城百姓免于战争之苦。罗城与子城形成的双城体系，标志着明州城市格局的形成。黄晟做了18年明州刺史，修了18里长的罗城，实在称得上是某种巧合。黄晟去世后，鉴于他对明州城所作出的巨大贡献，民众奉以为神并建祠纪念。45） “乾宁五年”城砖这是一块城砖，是1993年宁波市考古工作者在发掘市区东渡路古城墙遗址时发现的，上面的文字是反书的“乾宁五年”（898），这是唐代末年唐昭宗的年号。这一发现十分重要。大家知道，我国筑城的历史很早，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北方地区就出现了板筑的夯土城墙，2007年有报道称良渚文化发现了大规模的夯筑土城墙，一时轰动国内外。这种采用夯土板筑城墙的做法一直沿用到宋代，宋以后用砖、石砌筑城墙才逐渐多了起来，到明代中叶后，砖城开始普及。【知识链接】纪年城砖证实，唐代明州罗城城墙修筑于黄晟刺史任上的历史记载是可信的，而罗城城墙从建筑开始，就用夯土作城墙内心，两侧全用砖头砌叠，整齐有规律。而此时，远在北方的大唐都城长安还是一座夯土城，皇帝居住的唐长安大明宫宫城除城门墩台和城拐角处用砖砌筑外也是夯土墙，只不过城墙比明州城墙厚一些而已。唐代杭州城也是土夯城墙，直到南宋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才开始在泥墙外包砖，整整比明州砖城晚了260年。46） 日本遣唐使明州登陆地中国和日本一衣带水，比邻而居，两国都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先秦时期，中国的部分物品就已经传到了日本，隋唐时期，为了向中国直接学习，出现了由日本政府组织、派遣的遣隋使、遣唐使。从公元630年到894年，日本派遗的遗唐使共有18次（也有人说13、14次、更有20次之说），实际上到达唐朝的只有13次，其中有4次是在明州登陆的。明州与日本五岛列岛之间的距离大约只有650公里，这是当时最短的一条航线，一般情况下，六至十天就可到达彼岸。公元847年6月，日僧惠运、仁好、惠萼等，乘坐明州人张支信的唐船，只花了三天时间就到达值嘉岛的那留浦，创造了木帆船时代中日航行的奇迹，而走其他路线则需要更长的时间，因此，遣唐使有目的地选择了明州作为入唐登陆地。明州成为大唐的门户。【知识链接】这里有一个插曲，也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日本入唐留学生阿倍仲麻吕自开元五年（717）来到长安，入太学潜心学习唐文化，取得卓越成就，并与大诗人王维、李白等结下深厚友谊，唐玄宗十分欣赏他的才华，赐名朝衡（晁衡）。在唐30多年，朝衡日夜思念日本，多次谋求回国。天宝十二年（753）得以随遣唐使藤原清河船从明州放洋归国，在甬江江口的望海镇，朝衡近乡情切，写下了一首感人至深思念故乡的和歌：翘首望东天，神驰奈良边；三笠山顶上，想又皎月圆。然而，造化弄人，他乘坐的船舶在海上遭遇风暴，飘至安南（今越南），两年后才辗转返回长安。因当时误传死讯，李白写下了千古传唱的《哭晁卿诗》以悼念这位至交。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阿倍仲麻吕滞留唐朝五十四年，七十三岁客死长安，为中日文化交流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至今为中日两国人民所怀念。47） 明州发给遣唐使学问僧最澄的牒、批文古代的公文称“牒”。唐代继承汉晋以来的传统，规定凡外出旅行经过关隘、渡口等必须出示官府颁发的通行证，称为“过所”，也就是“允许通过本所”之意，申请“过所”须由申请人备具牒文，一般需说明申请人姓名、年龄、携带物品名称及数量，同时说明活动区域等。唐贞元十九年（803）遣唐使日本僧人最澄等驶抵明州的鄮县。当其他遣唐使于第二年离开明州，沿运河北上赴长安朝贡时，最澄则向明州官府提出巡礼天台山的申请，获准后在明州、越州各地求法巡礼。您看到的就是当时明州府发给最澄的“公验”复制件，一般称之为“明州牒”，原件保存在日本比睿山延历寺，是日本的“国宝”级文物。回国后的最澄在中国天台宗的基础上，创立了日本天台宗，尊浙东临海龙兴寺为祖庭，为日本佛教文化的发达和社会的进步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知识链接】过所是公验的一种，公验包括过所，两者可以通称，是非官方人员行经各地关卡须持有的证明文件。按照唐制，过所的申请和批给有着明确规定。当时明州颁发给最澄的牒文（俗称《明州牒》）全文如下：明州 牒 廿二日 淳日本国求法僧最澄往天台山巡礼。将金字妙法莲花 经等。

　 金字妙法莲花经一部八卷，外标金字。无量义经一卷。

　 观普贤经一卷已上十卷共一函盛封，全。最澄称：是日本国春宫永封，未到不许开拆。

　 屈十大德疏十卷 本国大德诤论两卷 水精念珠十贯 檀龛水天菩萨一躯高一尺 右得僧最澄状称，总将往天台山供养。

　 供养僧最澄 沙弥僧义真 从者丹福成 文书钞疏及随身衣物等，总计贰佰余斤。牒 得勾当军将刘承规状称：得日本僧最澄状，欲往天台山巡礼，疾病渐可，今月十五日发。谨具如前者。

　 使君判付司，给公验；并下路次县，给舡及担送过者。准 判者。谨牒。

　 贞元廿年九月十二日。史孙阶 牒 司户参军孙负 淳“淳”，是指当时的台州刺史陆淳。最澄在向台州府申请公验时附上明州牒，陆淳在发放公验时将两分文书粘贴在一起。48） 【水墨画】“唐商”舶岸图作为对日本往来的大唐门户，明州港城在唐晚期以后，更多地成为日本北九州来往大唐的固定口岸，之所以如此，一个关键的因素就是九世纪中叶以来以明州港为基地的民间海上贸易商十分活跃，当时把活跃在东亚海上进行贸易的中国商人称作“唐商”。这一时期，作为“唐商”核心的“明州商团”开始登上舞台并扮演重要角色,李邻德、李延孝、张支信海运商团都是明州海商中著名的海运商团，是东亚贸易中的骨干力量。伴随着明州商团的日趋活跃，以上林湖为中心的越窑产品通过贸易被销往日本，成为王公、贵族的珍爱。返程商船上往往搭乘着入唐求法学习的僧人，比如惠萼、圆珍、真如法亲王等，而惠萼正是普陀山的开山祖师；贩运的货物除传统的青瓷、丝绸之外，还有书籍、乐器等等。明州商船的往来为中日全方位的交流作出了积极的贡献。这幅水墨画为著名画家***所创作，表现了“唐商”舶岸时的情景。49） 【重点地图】唐、五代越窑的“海上陶瓷之路”唐末、五代是越窑发展史上最令人瞩目的时代，也是越窑青瓷外销史上最为鼎盛的时期。当时越州的上林湖与明州的东钱湖（今慈溪上林湖与鄞州东钱湖）是吴越国青瓷外销的两大生产基地。五代越窑青瓷外销港口，仍沿袭晚唐航线，就近取港，因此，明州港成为吴越国越窑青瓷外销的重要港口。请看这幅《唐、五代越窑的“海上陶瓷之路”》地图，它是根据现有海外考古发掘与调查资料绘制而成，发现越窑青瓷的地点非常多，我们无法一一标注在这张地图上，只是选择标注了一些有代表性的地点。在东亚、东南亚、南亚、西亚乃至北非、东非等国家和地区的中世纪都城、枢纽港口、贸易集散地，宗教寺院和祭祀场所，宫殿建筑以及贵族墓葬等遗址，都发现了大量来自于宁波上林湖窑场与东钱湖窑场生产的唐、五代越窑青瓷。这些发现以无可争辩的事实说明，宁波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港口，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港城。50） 李岱墓志您看到的是发现于浙江临海明万历元年（1573）的李岱墓志的复制品。墓志追述李岱的鼻祖李素立曾担任过唐明州刺史又兼管舶务，并经常在台州临海、黄岩、海门一带港口管理对外商的贸易事务，这一史料被许多学者认为是唐代明州设立市舶使（司）的有力证据。【知识链接】唐开元年间，随着海外贸易的发展，开始在广州设立了专门管理海外商舶贸易的市舶使，主要职责为登记外国商船运载的货物，收纳关税，查禁唐朝不许进口的货物。随后发展成为专门管理海上对外贸易的机关——市舶司。市舶使（司）的设立是海上贸易发展的产物，更是需要，也与明州港位列唐代四大港口之一的地位相匹配。51）【特辑】宁波和义路唐码头遗址出土的贸易青器1973年，为配合当时挖防空洞的需要，在宁波市区和义路、东门口进行了为期3个月的考古发掘，第一次发现了唐、五代、宋明州鱼浦城门遗址、城址与城外造船（场）遗址，出土唐代青瓷、漆器、陶器及建筑材料构件等共计900余件文物和一艘龙舟遗物。发现的越窑青瓷不少属于秘色瓷，属于国家一级文物的执壶、荷花盏、托具等一组精品越窑青瓷，深受国内外学者的重视。出土的瓷器除越窑青瓷外，还有湖南铜官窑瓷器。此次考古发现的瓷器数量之多，质量之精，品种之丰富，在我国陶瓷考古史上不多见，堪称越窑瓷器之代表作。52） 越窑执壶（1-3-4-120实物（3207））这件执壶出土于和义路唐码头遗址，为唐代晚期作品，造型简洁，腹部弧线圆润，造型清秀、典雅，釉色青绿、滋润，观感舒适。这部分的其他展品也很精美，它们与这件执壶同时出土。种类繁多、制作精美的大量青瓷器集中发现于码头遗址，反映了越窑青瓷贸易的繁荣。您可以透过这些展品，感受唐代晚期以上林湖越窑为代表的明州制瓷业的鼎盛，制瓷技术的炉火纯青，同时也可以了解唐代明州海运与瓷器生产、外销的相关信息。53） 越窑“大中二年”云鹤纹碗请放缓您的脚步留意一下这只云鹤纹碗。您看！碗的内底有图案和文字，一只仙鹤神态闲适地漫步在祥云之上，上方一个“寿”字，寓意着“鹤寿延年”，图案旁边刻划反书“大中二年”铭文。“大中二年”，是唐朝第十七位皇帝宣宗李忱的年号，为公元848年。这只纪年铭文碗不仅为同时出土的瓷器确定了绝对年代，也为其他同类瓷器提供了年代的标尺，是一件非常珍贵的纪年青瓷器。54） 越窑双复系大盆这件瓷器叫“双复系大盆”，因盆的口沿上有环形双系而得名。盆，在越窑的烧造历史上一直是非主流产品，因为其形体较大，制坯、烧造、运输都有一定的难度，因而见到的很少。这件大盆，通体施釉，釉层均匀、光泽、滋润，器形端庄、古朴，制作精细，为不可多得的越窑精品。55） 长沙窑褐绿彩奔鹿纹执壶1973年至1977年，宁波市文物考古部门配合城市基本建设，先后在宁波市区姚江南岸唐代海运码头遗址和罗城城门遗址中，发掘清理出一批晚唐时期的越窑青瓷和湖南长沙窑瓷器。在国内，长沙窑瓷器除扬州、宁波外，其他地区鲜有出土。这说明，唐代明州不单是越窑青瓷外销的港口，也是长沙窑瓷销往海外的主要港口，又一次以实物证明，宁波是“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港口。【知识链接】长沙窑兴起于唐代“安史之乱”之际，盛于晚唐而衰落于五代。其产品以青釉为主，装饰以釉下彩最具特色。所谓釉下彩，就是将铁、铜等呈色剂掺入颜料，用毛笔在未烧制的瓷器上绘制图案，然后再覆盖上一层釉烧制，使色彩从釉下呈现，大大提升了美观度。这种技法是陶瓷制作和装饰技法上的一次重大进步，长沙窑不仅首创釉下彩绘，还把绘画题材和诗文用于瓷器装饰，为瓷器装饰工艺的发展开辟了新途径，在中国陶瓷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这件褐绿彩奔鹿纹执壶就是长沙窑的代表作。56）印度尼西亚海域沉船中发现10余万件越窑青瓷沉船发现于印度尼西亚爪哇北岸井里汶外海一百海里54米深的水下，残长31米，为北宋早期的海上贸易船。2003年至2005年，考古人员从沉船打捞出水遗物的总数达到49万余件，瓷器30余万件，大部分是越窑青瓷，这是迄今海外发现越窑青瓷数量最多的一次。沉船出水的货物中，有中国大量对外输出的瓷器，也有不少中国需求量很大的香料、玻璃瓶等，发现的同类玻璃瓶在吴越国时期的塔基中都有出土，一般是装舍利用的。通过对沉船所用木材的研究，考古学家认为：这是一艘在苏门答腊当地制造的海上贸易船。57） 朝鲜半岛青瓷窑址分布图这张地图是朝鲜半岛发现的青瓷窑址分布图。直观的看，青瓷窑址主要分布在南部今韩国境内，剔除其他原因，可以看到越窑青瓷只能是通过海道传到了朝鲜半岛。大约在10世纪初，浙江越窑青瓷产区的工匠，来到全罗南道的康津郡大口面桂栗里，亲自指导并参与砌造烧造瓷器的龙窑，生产中给予朝鲜半岛的工匠具体指导和帮助，使得他们很快掌握了制瓷技术。有学者认为：朝鲜半岛烧制瓷器的成功是通过劫掠越地工匠来实现的，并且与当时活跃在东亚海域的新罗大商人张保皋有直接的关系。【知识链接】高丽青瓷在发展中逐渐达到鼎盛，前期的翡色青瓷色若翡翠，冷艳、尊贵，大抵与越窑“秘色瓷”相类似。后来，高丽工匠还创造出美丽精致的镶嵌青瓷，镶嵌法提高了瓷器的装饰效果，开辟了高丽瓷器独特的境界。高丽青瓷的烧造成功，不仅满足了本地区的需要，还开始大量输往邻国，使高丽一跃成为瓷器输出国。58） 【场景】龙窑您现在看到的模型，创意来自于烧造瓷器的龙窑，您看！它的身体狭长，前后倾斜，头低尾高，犹如向下俯冲的一条火龙，因而被称之为“龙窑”。龙窑的历史十分悠久，至迟在商代已用它烧造印纹硬陶和原始瓷。一般建在山坡上，利用自然山势形成对窑内空气的抽力，使窑内温度和热的利用率得以提高。同时也扩大了窑床的面积，增加了产品的装烧量。它的最大优点是升温快，降温也快；可以快烧，也可以维持烧造青瓷的还原焰。因此“龙窑”被称之为青瓷的摇篮。通过内部布设的其他陈列品和模型，您可以初步了解青瓷的烧造原理和工艺，加深对越窑的理解。穿过这座龙窑，您将走进越窑精品陈列室，来！让我们一起慢慢欣赏享誉世界的越窑青瓷吧！59） 越窑青瓷的风采踏入这间陈列室，您将看到：宁波是中国瓷器发源地之一，古代越窑青瓷的主要产地，越窑青瓷也是宁波博物馆藏品中最为丰富的一类。为了使您全面、系统了解越窑，以这种馆中有馆的形式，集中展示上起东汉、下至宋代各个时期宁波地区出土的越窑青瓷精品，用各个时代的作品，将越窑青瓷从发轫、发展、繁盛到衰落的全过程展现在您的面前。请您放慢脚步细细品味，品味这些火的艺术；深切感受，感受浙东人民对世界文化的卓越贡献。60） 青瓷灶这件模型灶为东汉青瓷的代表作之一。因其形状如船，故称为船形灶。是专门为随葬烧造的冥器，所以又称之为鬼灶。自古以来，中国人有“事死如事生”的丧葬理念，相信人的灵魂不灭，因此制作了各类专门用于随葬的物品。这类器物的普遍发现，反映了当时青瓷随葬品已有了专业化的商品生产。您看：这件灶上设前后两个灶眼，后灶眼上安置釜和甑，前灶眼一侧放置一个小罐，三角形出烟孔，半圆形灶门，是当时灶台的写真，反映了当时的现实生活。釉色淡青，光亮滋润，是一件难得的精美陪葬冥器。【知识链接】宁波的成熟青瓷形成于东汉中晚期，当时焙烧青瓷的炉温已经达到1300℃左右。青瓷造型规整，釉色莹润光泽，胎釉结合致密，击之声如金石。除烧造青瓷外，还同窑兼烧黑釉瓷。61） “王尊”青瓷钟钟，是古代的一种器物的名称，即圆形壶，用以盛酒或粮食，作为一种量具，盛行于汉代。这件“王尊”铭青瓷钟1977年出土于鄞县，器底刻有隶书“王尊”铭文，推测可能是工匠名字，也可能是买主“王尊”定制的器物。该器釉层薄厚均匀，釉色淡雅清澈，其物理性能已经接近代瓷的标准，为东汉时期成熟青瓷的代表作之一。62） 越窑荷叶盏托唐代流行煎煮法饮茶，就是将以茶制成的茶饼碾成茶末后放入烧开的水中煎煮，并加入少量盐等调味。煮好后，再等分地盛到茶盏中供人饮用。由于饮用时连汤及茶末一起喝下，所以要求茶碗浅，不宜太深。另外，为了防止杯盏烫手，还须用盏托托在杯盏底下。这件越窑青瓷荷叶盏托，就非常符合这些要求，盏的造型犹如一朵盛开的莲花，口沿作五瓣花口弧形，外边压出内凹的五条瓜棱，使光素的器面产生了层次分明的节奏感，质朴大方。托盘呈四侧边缘稍内卷的荷叶形，充分显示出荷叶的一派盎然生机。盏托和杯盏形成一体，上下形态呼应，构成了一个生动、和谐的整体。通体釉色饱满青翠，滋润而不透明，呈清水般湖绿色，表面隐现精光，如冰似玉，釉面均匀而薄，胎釉结合紧密，其釉色之美，令人倾倒，为越窑青瓷精品。【知识链接】唐代陶瓷比起六朝来得到了更大的发展，这时各地制瓷中心都有了窑名。总的说来，唐代瓷业出现了“南青北白”的局面。白瓷开始向青瓷发起挑战。但在南方，青瓷地位仍不可动摇。越窑青瓷的烧造水平代表了当时青瓷的最高水平。唐代越窑青瓷的生产作坊集中在宁绍地区，但其重心明显移向上林湖，随着瓷器质量的提高和社会需要量的增加，瓷场迅速扩展，形成一个庞大的瓷业系统。唐代是越窑青瓷的黄金时代。作为越窑制瓷中心，上林湖环湖窑场达80余处。唐代越窑青瓷以其瓷质温润如玉，釉色美艳如翠，造型柔和优美，纹饰舒展流畅，居唐代六大名窑魁首，深受海内外偏爱。63） 越窑瓜棱执壶执壶是壶的一种，因壶的肩部有手持的把手，使用时以手把持而得名。出现在唐代中期，到了唐晚期，其造型开始沿着两种形式演变和发展。一种瘦长，成瓜棱形；一种腹圆，流变长。这两件瓜棱执壶都出土于和义路唐码头遗址，无盖的这件壶，略带弧形的长流与弯曲的扁带状把，在瘦高的弧形颈的左右呼应，喇叭口和弧形瓜棱腹的曲线柔和适度，端庄秀美；有盖的这件，上部造型更显阳刚，瓜棱壶身饱满，整个线条充满了张力。两件壶的釉色晶莹滋润，均为不可多得的越窑精品。64） 越窑划荷叶海棠式杯这件划荷叶海棠杯，出土于市区和义路唐码头遗址，为唐代晚期作品。杯口呈椭圆的海棠形，内壁两侧及两头分别刻画写意荷花四朵，笔法简练，线条流畅柔和，富有生气，釉色青翠晶莹。这种海棠式造型，大者为碗，小者为杯。【知识链接】有研究者认为，这种海棠式造型来源于中亚萨珊波斯（226-642）金银器的一种“多曲长杯”，具有浓郁的西域风格。传入中国后，南北方瓷窑都有烧造，成为唐代较为流行的式样。萨珊王朝是波斯在公元3世纪至7世纪的统治王朝，位于今天的伊朗境内。65） 越窑绞胎灵芝纹伏兽脉枕绞胎瓷始创于唐代，是唐代瓷器烧造技术的一项新创造。采用黑胎土和白胎土混合在一起制胎，拉坯成型，目的是塑造出像木头纹理一样的效果，上釉后烧造成绞胎瓷。由于两种胎体烧造条件不同，对工艺的要求很高，产量不大。脉枕是中医大夫诊脉时放在病人腕下,起衬垫作用的用具。此件绞胎灵芝纹伏兽脉枕，枕面呈椭圆形，中间嵌以绞胎为褐色灵芝纹，下部以伏兽为座。这种工艺是当时越窑向北方窑场借鉴而成。该器晶莹滋润，是唐代越窑瓷器中的珍贵制品。66） 越窑带銎双系瓜棱壶这件带銎双系瓜棱壶为唐代晚期作品。和义路唐码头遗址出土。这种造型的壶在上林湖唐代窑址中也有发现。小钮盖精致可爱，多棱长流略显夸张，瓜棱壶身瘦长，上腹部附着的方銎和贴附的的矮系，让人感觉敦实可靠，如果装上精致的木柄，使用起来一定方便应手。无论是造型还是釉色，该器都算得上是一件精美的唐代越窑青瓷器。67） 越窑盖盒 、越窑油盒盒，是日用器皿中的重要产品。唐代早期还很少见到，到了中期，出现了平底盒、圈足盒。上林湖唐晚期大量出现，常见的有粉盒和油盒。和义路码头遗址出土的越窑盖盒，盒似盖碗，盒口内敛，折腹矮圈足，盖呈帽式，盖面正中置一圆纽，子母口施满釉，釉色青黄有细微开片，线条圆滑，造型端庄稳重。另一件越窑油盒也是唐代越窑精品之一。68） 越窑凤头壶这件凤头壶是1980年镇海区原贵泗公社十字路水库兴建时发现的，发现地点即现在的九龙湖景区。上林湖荷花芯唐代窑址也有这种凤头壶出土。整件器物做成一只凤鸟，捏塑的凤头流嘴，上面戳印简洁的羽毛和圆眼睛，栩栩如生。细细的脖子，圆圆的腹部，弧形细把，多棱直流。通体施青釉，开冰裂纹，造型别致，小巧玲珑，足底外撇，显得更为沉稳，是一件不可多得的艺术佳品。69） “成茶汤”茶碾这件展品是唐代的茶碾，是用来加工茶叶的。唐代饮茶与今天有很大的不同，现今日本传统茶道就保留了较多唐代茶道的形态。唐代按照礼仪性的仪轨，饮茶时先要对茶叶有一整套细致的加工程序，其中将茶叶碾成细末是一道必不可少的步骤。因此，制造这种精致、灵巧的小碾子成为必需。陕西法门寺地宫出土过一套完整的唐代金银茶具，其中有一具鎏金壶门座茶碾子是当时最奢侈豪华的皇室用品。1988年日本福冈鸿胪寺遗址也出土了越窑青瓷茶碾轮，研究确认是从宁波地区输入的。70） 越窑划花卉纹碗唐代，越窑的制瓷业生产进入繁盛状态，青瓷造型稳重，釉色滋润典雅，装饰技法新颖多变，花纹多样，构图美观，制瓷技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阶段。这一时期的装饰技法有划花、印花、堆塑、褐色彩绘、镂雕以及金银饰等，花纹有荷花、荷叶、鱼纹、葵花、云纹、龙纹等。71） 秘色瓷“秘色”一词，最早见于唐人陆龟蒙(？-881)的《秘色越器》诗。秘色瓷的烧造开始于中唐，五代宋初达到顶峰。中唐时，秘色瓷作为越窑青瓷上乘之作，开始成为越、明州献给朝廷的贡品，晚唐时设有贡窑并置官监窑，专门烧造供奉朝廷的精美青瓷。秘色瓷中的釉色以青绿、湖绿为上，追求“似冰一样”“如玉一般”的效果，胎骨细腻致密，胎体颗粒纯净，为越窑青瓷中的精品。【知识链接】五代以后，因越窑秘色瓷专供进奉，特别是入南宋后已极为罕见，从而给秘色瓷蒙上了神秘的色彩，什么是“秘色”、是如何烧制的、它与越窑青瓷有何区别？等等，成为一个历史之谜。建国后的一系列考古发现，提供了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特别是1987年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出土的13件瓷器，因为有入藏时镌刻的物帐碑的明确记载，为人们鉴定秘色瓷提供了标准器物。72） 越窑鹦鹉纹粉盒盒是一种容器，按其使用功能可分为很多种。越窑在唐代即已开始大量烧制瓷盒，此后各代均有烧造。越窑瓷盒造型千姿百态，釉色温润优雅，装饰丰富精美，使用功能齐全，至今令人赞叹不已。这件越窑鹦鹉纹粉盒为五代越窑作品，盒面划首尾相随、展翅飞翔的鹦鹉。鹦鹉纹是瓷器装饰的典型纹样之一，始见于唐代瓷器，表现方法有彩绘、刻划等。73） 越窑莲蓬纹粉盒越窑制品中莲蓬纹始于五代，盛行于北宋。这件莲蓬纹粉盒1978年镇海县邬隘出土。盒呈扁圆形，盒顶戳印莲子莲蓬，四周刻覆莲瓣，整个造型似莲瓣托着莲蓬浮在荷池之中。釉色青绿，釉层厚薄均匀，造型大气端庄，又是一件越窑青瓷精品。74） 越窑三联瓜形盒这件盒是北宋晚期的作品，盒由三个瓜形小盒组成。每个小瓜上面都安置了一个椭圆形瓜钮，瓜与瓜之间用荷叶装饰间隔，造型新颖，瓜形逼真，构思巧妙，张弛有度。盒体雕刻技法粗放而不粗糙，是件珍贵的艺术品。【知识链接】北宋中期以前是越窑继续繁荣发达阶段。器物造型丰富多样，盛行纤细繁缛的划花和刻划花。中期以后，在工艺技术上已呈现停滞不前，产品质量与早期相比已略显逊色。到了晚期，窑址数量锐减，制品粗糙，釉色灰暗，虽有少量精品也不过凤毛麟角，昙花一现，越窑瓷业进入了衰落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