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终把人民利益放在弟一位

　 胡锦涛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指出：“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是我们党的性质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集中体现，是指引、评价、检验我们党一切执政活动的最高标准。”这个表述从以往“立党为公”进而突出了“以人为本”。深入学习贯彻讲话，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理念，始终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始终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

　　党的发展历程告诉我们，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是我们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我们必须始终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以使我们的工作获得最广泛最可靠最牢固的群众基础和力量源泉。

　　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再到社会主义建设，党为什么能建立新中国？为什么能收拾好国民党留下的烂摊子？为什么能在犯过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严重错误后还能得到人民支持？……这一个个“问号”的根本就在于：党始终不懈地树立群众观点。一是依靠人民群众。相信谁、依靠谁、为了谁，是否站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上，是区分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分水岭，也是判断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试金石。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人类社会的全部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归根结底，都是人民群众创造的，人类社会历史的变革，最终也是由人民群众决定的。因此，毛泽东深刻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他坚信，“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而离开民众则将一事无成。革命战争年代是这样，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也是这样。二是关心人民群众。在苏维埃时期，毛泽东指出：“我们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这些群众生活上的问题，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及时提出：“必须重视人民的通信，要给人民来信以恰当的处理，满足群众的正当要求。”对于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怎么办？他说：“不能用咒骂，也不能用拳头，更不能用刀枪，只能用讨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让群众讲话的方法”去解决。三是为人民用好权。一切权力都属于人民，人民是权力的主人。早在苏维埃时期，即实行了无差别的真正普遍平等的选举制度，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政府。政府及其公职人员受人民的委托，来行使和管理人民所赋予的职权，是人民的公仆。为了使人民政府成为廉洁高效的政府，使政府工作人员成为勤政廉政的人民公仆，毛泽东强调加强对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监督。他说：“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它应该受人民的监督，而决不应该违背人民的意旨。”当黄炎培提出“历史周期律”问题时，毛泽东的回答是：“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毛泽东及时警告：“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他说：“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工人阶级给的，是贫下中农给的，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广大劳动群众给的。”执政党必须为人民掌好权，慎用权，用好权，自觉地接受人民监督。

　　自觉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从社会主义建设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为什么能开启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为什么能实现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转移？为什么能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康庄大道？为什么能取得经济社会发展的飞跃？……这一个个“奥妙”的精髓就在于：党始终不懈地贯彻群众路线。一是细心倾听群众呼声。针对“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邓小平既珍重党那些用血和火换来的极其丰富的成功经验，也敢于直面党那些极其沉痛的历史教训，做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历史性决策。他说：“我们一定要恢复和发扬毛主席为我们党树立的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真正相信和依靠群众，细心倾听群众呼声，关心群众疾苦，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他反复强调：“很多旧问题需要继续解决，新问题更是层出不穷。党只有紧紧地依靠群众，密切地联系群众，随时听取群众的呼声，了解群众的情绪，代表群众的利益，才能形成强大的力量，顺利地完成自己的各项任务。”二是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我国改革是从土地承包起步的。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农民，率先在土地承包的责任书上摁下了血红的手印，当年即战胜秋旱夺得创纪录的丰收。就在土地承包在全国推行受到重重阻力的时候，邓小平给予高度评价和支持。他说：“农村搞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许多好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的，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正是由于尊重了农民自己的选择，总结了农民自己的创造，才有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才有了把农村改革扩大到城市、扩大到沿海的大好形势。三是走群众路线解决问题。邓小平指出：“我们搞四个现代化，因为经验不足，会面临多方面的困难。……这些问题，归根到底，只有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充分走群众路线，才能够得到解决。”关起门来想主意，拍打脑门作决策，既有损自身的形象，又有碍事业的发展。要善于从群众中寻找答案，从集体中获取智慧，使各项决策更科学、更民主、更到位、更富有成效。

　　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从邓小平理论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党为什么能在国际风云变幻中稳坐钓鱼船？为什么没有像苏东共产党那样丧失执政地位？为什么能顺利地实现香港、澳门的回归之后继续保持其繁荣与稳定？……这一个个“谜”的底牌就在于：党始终不懈地为人民谋利益。马克思主义的“利益”范畴，主要是指物质和经济利益。然而，在市场经济利益多元化格局下，江泽民却赋予马克思主义“利益”范畴以更加丰富的内涵。他指出：要“在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基础上，使人民群众不断获得切实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一是经济利益。指人民物质财富的增加和物质生活质量的提高。马克思主义对于社会主义时期人民利益的阐述是建立在单一公有制和完全按劳分配的前提之下的，这种状况下的人民利益具有较高的一致性和一元性。但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多种经济成分的迅速发展，打破了过去单一公有制的格局，分配制度相应发生了变化，人民内部的具体利益呈现出多元化趋势，这是马克思生前所未曾预料到的新情况。党的“十五大”报告，根据我国这些新变化，科学地阐述了现阶段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使多种经济成分由过去的补充地位跻入基本经济制度的范畴，使这个阶层的人们消除了“另册”心理，从事经济活动有了更高的积极性。江泽民强调，要使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绝大部分人的合法利益得到保障，也要兼顾其他社会阶层的合法利益。这为正确处理我国各阶层人民的利益关系提供了科学的依据。二是政治利益。指人民群众在政治生活中政治地位的提高和民主权利的行使。我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者是国家的主人，但是对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出现的其他社会阶层人士，却长期没有明确的界定。社会上有人把他们列入中产阶级的范畴，人们对他们正当合法的利益所得常有非议，极大地影响了这部分人的生产积极性。江泽民明确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阶层构成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这些新的社会阶层中的广大人员，“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团结在一起，他们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把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界定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这是从我国改革开放的实际出发、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客观需要出发得出的重要结论，消除了过去人们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误区，对于调动这部分人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维护他们的合法正当利益，具有重要意义。三是文化利益。指人民群众教育科学水平和精神生活质量的提高。江泽民指出，要保障“使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机会和享受文化成果的充分权利。”首次提出了实现人民的文化利益问题。他特别强调：不断提高“全体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不断提高他们的劳动技能和创造才能，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始终是我们党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必须履行的第一要务。”同时，要不断发展健康向上丰富多彩的、具有中国风格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以实现人民的文化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