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明哲思与践行

　 生态文明的哲思与践行

　祁雪瑞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郑州 450002）

　摘要：我们曾经拥有过通透的生态理性，然而在经济发展的洪流中丢失了，以致生态危机频现，迫使我们不得不反思自己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重新找回对生态文明的尊崇和追求。生态保护始终是一项投入大见效慢而且效果显性不足的事业，与政府一贯的经济追求相悖。故此，当下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是转变政府职能，抑制政府GDP政绩冲动，生态文明建设的长效动力是教育出具备人文与科学综合素质的国民。

　关键词：生态危机；生态文明；哲思；践行；政府

　中图分类号：F062.2 文献标识码： C 文章编号：1672-6995(2013)04-0000-00

　资源相对短缺、环境超载形势严峻已经成为中国国情，现在到了以生态环境保护优化经济增长的新阶段。政府号召我们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发展的各方面和全过程，建设美丽中国。这既是形势所迫，更是愿景所在。那么，生态文明是什么，如何才能建设好，成为我们必须明晰的问题。

　1人与自然关系的生态哲思

　人类作为自然界的一种特殊生物群体，需要处理两种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人与人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因为人首先具有自然属性，其次才是社会属性，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更为基础的关系。

　1.1 儒家主张珍惜与和谐

　儒家的创始人孔子是中国两千五百年前的哲学家、政论家和教育家，孔子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论述代表了儒家的生态观，反映了对自然的敬畏与珍惜、对宽容和谐的理想社会的追求。如《中庸》里说:“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

　1.2 道家主张尊重与效法

　道家强调“道法自然”，认为人要以尊重自然规律为最高准则，以效法天地作为行为的准则。强调顺应自然，融入自然，达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庄子把物中有我、我中有物、物我合一的境界称为“物化”。这种追求超越物欲，肯定物我之间同体相合的生态哲学，与现代生态伦理学相合。

　1.3西哲主张生态理性

　生态理性认为，只有与环境的现实要求结合起来考察人类理性，才能正确评判人类的行为。生态理性具有人性化、自然化、整体化的特征，是对科学理性绝对化、工具化、教条化的反思。生态理性以人与自然界关系为基本问题, 以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为目标，用生态系统整体性观点、用复杂性思维去分析问题，是可持续发展的哲学基础。在自然观上，生态理性反对近代机械论，主张生态整体论和生态有机论；在认识论上，生态理性反对人与自然主客二分, 认为这容易把人与自然对立起来，淡化人对自然的依赖性；在价值观上，生态理性认为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是造成生态危机的文化价值论根源[1]。在生态理性的指导下，生态文明的概念被提出来了。

　1.4 学者对生态文明的界定

　1866年德国博物学家E.海克尔提出“生态学”的概念，揭示了生态系统的统一性、多样性和开放循环性，强调世界作为“人·社会·自然”内在关联和协同发展的复合生态系统的和谐相济。生态文明就是人类在改造自然以造福自身的过程中为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所做的全部努力和所取得的全部成果。生态文明既包含人类保护自然环境和生态安全的意识、法律、制度、政策，也包括维护生态平衡的科学技术、组织机构和实际行动[2]。生态文明贯穿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之中。

　1.5 理论对生态文明的阐释

　依据表现形态，生态文明可分为三个方面，即生态意识文明、生态制度文明和生态行为文明。生态意识文明包括进步的生态心理、生态道德以及体现人与自然平等、和谐的价值取向。生态制度文明包括生态保护的法律和一般规范。生态行为文明，是推动生态文明进步发展的活动，包括清洁生产、循环经济、环保产业等参与和管理活动，同时还包括人们的生态意识和行为能力的培育[3]。

　关于生态文明评价，学者严耕等将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总指标分解为生态活力、环境质量、社会发展和协调程度等四个核心考察领域，构建了三层次的中国省级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指标体系框架［4。］学者高珊和黄贤金针对生态文明动态化、区域性的特点与基本内涵，构建了基于绩效评价的区域生态文明指标体系，分为增长方式子系统、产业结构子系统、消费模式子系统和生态治理子系统四大部分，并从时间和空间两个层面综合评价生态文明的建设绩效［5］。

　2 生态危机促使生态意识觉醒引发生态保护活动

　对于当前的环境形势，有权威专家概括为：局部有所改善，总体尚未遏制，形势依然严峻，压力继续加大。

　2.1 工业文明的迷失与生态危机的频现

　（1）物欲膨胀导致生态危机。有人认为，２０世纪是“全球规模环境破坏的世纪”[6]，工业文明迷失在狂热的物质生产和消费中。广义的生态危机是指全球环境的恶化问题，主要表现为空气污染、水源污染、土壤污染、 森林和草原破坏、荒漠化等现象，其实质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调[7]。

　（2）生态危机造成多重损害。经济危机可以通过宏观调控加以化解，社会危机可以通过巨大政治成本加以平息，而环境生态的危机一旦发生，其灾难将会是不可逆的。生态问题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环境污染，是由于工业生产、交通运输和生活排放的有毒有害物质引起的，对人体健康和生产生活造成很大的损害，隐性污染更严重，如重金属沉积；另一类是生态破坏，造成生物生产量的急剧下降，甚至物种灭绝。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又常常相互交融，复合成更大的危害。

　2.2 全球性有组织的常规生态保护活动

　有感于环境恶化，有识之士开始呐喊与行动，造就了一些与保护生态环境有关的全球性“行动日”。这些行动日的设定，一是对生态保护行动的引领，二是对生态危机的警示。现择其要如下：

　（1）世界地球日。旨在唤起人类爱护地球、保护家园的意识，促进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进而改善地球的整体环境。中国从20世纪90年代起开展了此项活动。世界地球日的总主题始终是“只有一个地球”。

　（2）世界森林日。有的国家把这一天定为植树节。除了植树，“世界森林日”广泛关注森林与民生的更深层次的本质问题。由于人类大量消耗木材及林产品，导致全球森林面积明显减少,有人警告会出现“森→林→木→十→一”的结局。

　（3）世界水日。水是生命之源、生产之要、生态之基。世界粮农组织对93个发展中国家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许多国家的用水速度已经超过了水的再生速度，从而导致水资源的日益匮乏。中国属于缺水国家，其中黄河缺水和污染都很严重，在2008年确定每年的3月9日为“保护母亲河日”。在污染和缺水的同时，世界有多达30%到40%的水却被白白浪费掉了。

　（4）国际生物多样性日。简单地说，生物多样性是生物和它们组成的系统的总体多样性和变异性。生物多样性包括三个层次：基因多样性、物种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多样性。生物多样性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础，生物多样性丧失的趋势正使生态系统滑向不可恢复的临界点。

　此外还有世界环境日、世界海洋日、世界防治荒漠化和干旱日、世界清洁地球日、国际保护臭氧层日、国际减轻自然灾害日等相当数量的生态保护活动日。

　3 对2013年世界地球日中国主题的解读

　2013年第44个世界地球日中国的活动主题为：“珍惜地球资源，转变发展方式，促进生态文明，共建美丽中国”。那么，该如何理解这四句话呢？怎样才能把抽象变为具体？本文的解读为：珍惜资源是原则，转变方式是途径，生态文明是本质，美丽中国是愿景。

　3.1 珍惜资源是原则

　珍惜资源，要做到三不，即不浪费、不破坏、不污染，这可以看作是珍惜资源原则包含的三个分原则。

　（1）不浪费原则。不浪费体现了尊重自然。以矿产资源为例，该原则要求有三：首先是按需索取，资源开采的数量要有科学的计划，不要出现供大于求的局面；其次是有序索取，已经开采的区域，要针对资源的天然存在形态，应采尽采，不留尾矿；再次是充分利用，对于已经开采出来的资源，提高资源利用的效率和效能。

　（2）不破坏原则。不破坏体现了顺应自然。该原则要求有四：首先是不破坏资源的再生能力，使之能够满足可持续开发活动，需要设定禁止采集的资源再生涵养期、满足资源优良遗传需求的资源存量上限值、对改变资源遗传性能的科学成果的应用严格管理等等；其次是不破坏资源的开采价值；再次是不破坏相邻资源；最后是不破坏土地和地下、地表环境。

　（3）不污染原则。不污染体现了保护自然。从主体性视角出发，该原则要求有三：首先是科研成果不污染，对于有严重环境污染性、有害累积性的科研成果，要设定推广者警示责任，不能只讲正面作用，有意无意地隐藏危害性；其次是生产者不污染，主要是工业有害物和废弃物，以及工业品合格标准中的环保要素，比如汽油成分、汽车尾气等；再次是消费垃圾不污染，垃圾无害化、资源化。

　3.2 转变方式是途径

　只有转变发展方式，才能体现珍惜资源的原则要求，达至生态文明的良好愿景。广义的发展方式包括管理方式、生产方式、消费方式、生活方式、保护方式等等，这些都需要转变，比如生产方式要从资源掠夺型向“保育再生型”转变，消费方式要从高能耗、高消费向低能耗、适度消费转变。而首先和最重要的是转变思维方式，要从科技现代化思维转变到生态现代化思维。

　国内已经有很多转变发展方式的实践，比如一些城市采取行动振兴公共交通，以替代私人车辆。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一些行动往往虎头蛇尾或者有头无尾。笔者看到某国家级卫生城市的公租自行车棚，沦落为无人管理的厕所，反倒成为又一个污染源。这映射出理念与执行的巨大落差。

　3.3 生态文明是本质

　珍惜资源、转变方式是生态文明的要求，美丽中国是生态文明的结果。

　（1）生态文明要求树立人与自然平等观，用整体、协调的原则和机制来重新调节社会的生产关系、生活方式、生态观念和生态秩序，运行的是一条从对立型、征服型、污染型、破坏型向和睦型、协调型、恢复型、建设型演变的生态轨迹。

　（2）生态文明建设要求推进生态文明意识在经济、社会、文化各个领域的延伸。在经济领域，要走绿色化、无害化道路；在社会领域，要以生态文明意识为主导优化生活环境；在文化领域，要注重生态道德教育，提高人们对生态文化的认同。中国生态学会理事长王如松认为，生态文明建设包括五个方面:从科学层次认识生态，从系统层次管理生态，从工程层次建设生态，从社会层次宣传生态，从美学层次品味生态[8]。

　 （3）当前生态文明建设面临的三大矛盾。一是哲学层面的思想观念矛盾，包括“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对立，这涉及到是否要肯定人的主体性，着眼人与自然的关系；技术乐观主义和技术悲观主义的对立，悲观主义者较关注科技对人类的负面影响，乐观主义者则认为技术的改进是摆脱环境问题的主要途径，这一对立本质上解决人应该如何对待自己的创造物及其异化。二是政府层面的制度指向矛盾，主要是经济追赶型国家面临的资源约束和扩大生产的矛盾。三是环保层面的操作行为矛盾，新能源≠低碳，可再生能源≠绿色能源，绿色能源≠全寿命过程无环境影响[9]。

　（4）生态文明建设面临“杰文斯悖论”。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威廉·斯坦利·杰文斯，在其专著《煤炭问题》一书中认识到，人们总以为燃料的经济利用会减少对自然资源的消费，事实恰恰相反。提高自然资源的利用效率，可能增加而不是减少对这种资源的需求，这是因为效率的改进会导致生产规模的扩大。这说明技术本身无助于我们摆脱环境的两难境况，这种境况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会日趋严重。要跳出这一悖论，需要强大的生态理性对生产和消费冲动的遏制。

　3.4 美丽中国是愿景

　鱼翔浅底，人憩浓荫，菜香果甜，山林野味......怀念过去的自然环境和食品味道，已经不是中老年人的专利，1990年出生在农村的年轻人也在怀念曾经唾手可得的小鱼虾、树毛糖。生态文明建设，有望唤回这一切的美好。美丽中国的美丽，是科学发展的美丽，是生态美丽。美丽中国是科学发展的格局之美，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态空间山清水秀。

　美丽中国是我们的愿景，这种美丽不是自动的呈现，而是刻意的选择。这种选择依据的是价值比较，这种源于价值比较的选择需要痛苦的舍弃，更需要双赢乃至多赢的智慧，这是对决策与执行能力的严峻考验。

　4 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关键在于政府和教育

　基于中国强政府弱社会、民间组织不发达的基本国情，生态文明建设的成败，关键在于政府的价值选择和管理能力。当前，经济放缓、生态上位已经是中央政府的导向，接下来要看地方政府的认识是否到位，行动能否跟上，能力是否匹配。从可持续的角度来说，生态文明建设的长效动力还在于对全体国民的生态教育。

　4.1 政府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决定性力量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一种准公共物品，政府理应成为第一生产者和分配者。另外，政府既是行政主体，也是民事主体，这种角色的双重性决定了政府不仅要加强立法，严格执法，将各种环保力量整合起来，还要以身作则，抑制自身的不良冲动。

　（1）政府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指挥者。这对政府的相关能力提出要求。政府职责包括：制定与国际基本接轨的环境公共物品质量标准；以公众健康和生态平衡为出发点发布生态环境质量的真实状态；运用我国“强政府”的行动机制，根据行政事权和财权划分，加大各级公共财政用于生态保护的投入规模，建立区域间生态保护综合协调机制等。

　（2）政府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这对政府的相关理念提出要求。特别是对地方政府而言，在发展过程中一定要把良好的生态环境作为底线。对地方政府和领导干部的考核，应该既看经济数字，又看生态发展；既看当前发展，又看长远后劲；既看产出增加，又看消耗降低；既看发展速度，更看发展质量。

　（3）政府是生态文明规范的创制者和执行者。制度规范是行为通向目的的过程性保障，科学规划、制度先行，生态文明建设才能顺利。“原则保护具体破坏”，“源头怂恿末端治理”，是急需改变的制度悖论。《环境保护法》是目前法律实施中问题最多的一部法律，统计资料也表明，中国有关生态环境的立法共1700多项，但管用的比例不大，说明科学立法能力有待加强。优良的制度具有自洽性，也就是自我保障性，司法和执法的问题多数是由于立法本身导致的。

　4.2 教育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性投入

　生态文明建设是一场持久战，所以长效的基础性投入很重要，这就是相关的教育投入。教育能够培养人才，化润民众，引导世风。教育的成果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精神动力。

　（1） 新的生态伦理观教育。主要由人类平等观和人与自然平等观两部分组成，人类平等观强调一部分人的发展不应损害和牺牲另一部分人的利益，人与自然平等观强调人与自然是平等的,人既有改造自然的权利和自由, 同样也有保护自然的义务和责任。

　（2）生态理性与生态德性养成教育。一是生态理性教育。哲学家康德认为，人性异化根源于人的实践理性受制于外在感性的欲望和服从他律的必然性，从而无法在理性中确立道德的普遍性。因此，要复归人性，只有再次通过理性确立普遍性原理，抵制外在必然性和他律索求[10]。生态理性正是这样的绝对命令，通过生态理性，人为自己立法，命令人的感性活动从属于实践理性，实现目的和手段的和谐统一。二是生态德性教育。德性是一种比较稳定和持久的履行道德原则和规范的个人秉性和气质，也是一种普遍化和理智化的人性，内在包含道德原则、义务和高尚。生态德性就是保护自然的道德原则、规范等内化为人的内在品格。[11]

　（3） 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交融教育。科学文化求真，是立世之基；人文文化求善；是为人之本。科学文化为人类提供物质生产力，而人文文化则充实人类的精神家园，它们的交融是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迈进的必然要求[12]。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分裂导致科学技术异化和人类价值观扭曲，科学技术的工具理性被过分张扬，人生意义和价值判断问题被忽视，自然科学家缺乏人文素养、人文科学家缺乏科学素养，这是生态危机的深层次原因。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德才兼备、文理皆通的复合型人才。

　参考文献：

　[1]胡振亚，等. 生态哲学——可持续发展时代的世界观[J].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2003(4):247-249.

　[2]俞可平.科学发展观与生态文明[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05(4)：4-5.

　[3]秦书生.生态文明建设系统观[J].生态经济,2002(9):77-79.

　[4]严耕，等.中国省域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报告（ECI2010）［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112.

　[5]高珊，等.基于绩效评价的区域生态文明指标体系构建———以江苏省为例［J］.经济地理，2010（5）:127-133.

　[6]（日）岩佐茂．环境的思想：环境保护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处［Ｍ］．韩立新，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１９９７：３．

　[7]唐海萍,唐少卿.生态文明建设刍议[J].生态经济 ,2001(11):78-80.

　[8]徐琦，等. 推动经济转型 提升生活质量——第七次全国环境保护大会要点与亮点解读[N].中国环境报，2011-12-22（1）.

　[9]任春晓[10]（德）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M]. 苗力田，译.上海：上海人出版社，1986:72.

　[11]张洪春.生态德育:一种生态伦理学的实践形态[J].社会科学家，2012(10):28-31.

　[12]杨怀中.生态文明视域下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交融的再认识[J].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6):604-607.

　收稿日期：2013-03-31

　作者简介：祁雪瑞（1963-），女，河南省滑县人，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哲学硕士，主要从事行政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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