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大学生如何认识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

　 当代大学生如何认识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

　 机电工程学院 丁勇

　 近年来，海内外对中国文化走向的讨论似乎已成为一种时尚。各种观点十分活跃。"新儒学 "、"新道学"、"文化中国"说、"新汉文化"圈、"儒家文化"圈、"太平洋时代"说等等。有人甚至认为21世纪将是儒学的世纪，是中国文化、东方文化的世纪。众所周知，进入80年代以后，改革开放的中国开始面对一个日趋发展变化的国际环境，整个世界文化的格局也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中国本身也面临着如何正确处理现代化和民族性、现代化与传统文化等一系列的关系问题。

　 青年一代是传承和发展中国文化的实践者，如何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在今天的价值与走向，这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与建设，对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融合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了解和正确认识中国传统文化--了解它的基本特征、精神实质、优良传统和它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和优良传统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得到体现：

　（一） 道德至上的人本主义。"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种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或人本主义，向来被认为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色，也是中国文化精神的重要内容。尤其以儒家为代表的以人为本的思想，在后来的封建社会中得到广泛的认同和创造性的发展。必须指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本主义与西欧14-16世纪文艺复兴时期兴起的人文主义在文化精神上存在着本质区别。中国人本主义以家庭为本位，以伦理为中心;西文人文主义则以个人为本位，以法治为中心。中国文化重人，并非尊重个人价值和个体的自由发展，而是将个体融入群体，强调五伦，强调人对于宗族和国家的义务，即侧重人与社会（讲天人合一，治国齐家平天下）、人与人（讲和为贵，上下尊卑、长幼有序）的关系以及人自身的修养（内圣外敛，以德治国）问题，是一种宗法集体主义人学，是一种以道德修养为旨趣的道德人本主义。荀子有一段话讲得很清楚："有社稷而不能爱民、不能利民、而求民之亲爱已，不可得也。民不亲不爱，而求其为己用、为己死，不可得也。民不为己用、不为己死，而求兵之劲、城之固，不可得也"（《君道》）。西方文化中的人文主义重个体的价值，强调个人的权利与自由，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契约关系，实质上是一种个性主义，它是西方民主制度和法律体系的重要思想基础。中国文化中的人本主义传统，对维系社会正常运转、人际和谐和人生修养等方面都具有积极意义，我们应当积极地挖掘中国历史上"重民"的思想精华，在建立和健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使其经过转化成为现代民主政治的借鉴。而它存在着的消极因素的克服与改善成为我们学习和借鉴世界先进文化的必要。

　（二） 儒、道、法、佛互补。总体上看，中国传统文化以儒道互补为主体构架。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道两家思想为主体，并形成互补之势。从儒道两家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来看，大体来说，儒学对中国传统文化乃至整个社会生活都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尤其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伦理道德、文化教育、风俗习惯、国民精神等方面的影响至为深远。道家、道教对中国传统哲学、文学、科技、宗教、医药、体育等领域有着相当广泛的影响。儒、道两家思想内涵虽然各不相同，但双方也存在着颇多暗合、融通之处、两者相辅相成，相映成趣，在中国文化中得到多方面的表现。比如中国传统哲学中的"阴阳"对立统一观念，古典美学中以善为美及以和为美的审美情趣，古代文学中"文以载道"及崇尚自然的文论流派，传统士大夫的"达兼穷独"的人生价值取向以及民族性格中刚柔相济的品格等等，这一切都是儒道互补在中国文化精神中的具体体现。实际上历代皇朝交替使用道家、儒家、法家、佛的治国思想。一个新的皇朝建立时，为了医治战乱的创伤，往往采用道家学说，"无为而治"，休养生息。当皇朝已经稳定，经济已经恢复，皇帝便转向儒家，兼用佛家、法家，以此来巩固政权、巩固已经形成的社会、政治制度。皇朝末期，矛盾重重，社会大乱，皇帝更多倚重法家，想用严刑峻法来挽回危局。这种互补的文化精神是中华民族大一统国家长期稳定发展、富有极强生命力的基础。

　（三） 以和为贵与中庸保守。中国文化重和谐统一，与西方文化形成强烈反差。中西文化这一重大差异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农耕文明和商业文明的不同特性。中国传统文化植根于农耕文明，表现出一种"静态"的特征，重视自然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以及人自身的身心和谐等。中国传统文化以和为贵的和合精神最为典型地体现在"天人合一"的思想传统中。在中国古代思想家看来天与人，天道与人道，天性与人性是相类相通的，因而达到和谐统一。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中国文化比较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而西方文化则强调人要征服自然，改造自然。这从孔子所谓"礼之用，和为贵"到孟子所说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思想，可得到明确印证。在中国古代，中庸之道可以说是一种调节社会矛盾使之达到中和状态的一种高级哲理，其理论基点是维护矛盾的统一性以及矛盾体的平衡，防止矛盾的激化，以避免统一体之破坏与破裂。"持中贵和"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极其重要的思想观念，而且也培育了中华民族的群体心态，在中国文化的各个领域都有明显的体现。"极高明而道中庸"、"执其两端而用其中于民"、"致中和"等等，无不是农业自然经济和宗法社会培育的人群心态。经过长期的历史和积淀，逐渐泛化为中华民族普遍的社会心理习惯。如政治上的"大一统"观念，经济上的"不患贫而患不均"的思想，文化上的"天下一家"的情怀，为人方面的"中行"人格，艺术上的"物我通情相忘"的意境，文学上的"大团圆"结尾，美学上的"以和为美"的审美情趣，如此等等。

　（四） 重实践理性。所谓"实践理性"，主要体现为一种重现世、重实践、重事实、重功效的思想方法和价值取向。它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心理结构的主要特征，由来久远。而以理论形态去呈现则在先秦儒、道、法、墨诸主要学派中，尤其是深受儒家人文主义精神以及明末清初启蒙思想家经世思潮的影响。作为一种思想方法，它注重客观事实，注重历史经验，重视直觉顿悟和整体思维，满足于解决问题的经验论的思维方式。作为一种价值取向，实践理性注重身体力行、经世致用的行动哲学，尤重道德功利主义。实践理性对中国文化精神和民族精神的影响至为深远，深得人心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实践理性学术传统在实践中的积极效应。据考证，实事求是原意是一种严谨治学的科学精神，对后世产生了相当积极的影响。它所奉行的学以致用、身体力行的信条对中国历代志士仁人的人生价值也有着深刻的影响。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传统的重经验的思维方式，影响和阻碍了中国人抽象思维能力的发展。

　（五）以天下国家为己任的爱国精神和崇高的人格境界。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历来强调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人生最高目标，以大一统为社会理想状态，把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放在首位。这种爱国主义情愫深深积淀在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之中，不知感染和熏陶了中国历代多少志士仁人！从范仲淹的"先天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到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从顾宪成的"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到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从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到鲁迅的"我以我血荐轩辕"……这些格言至今仍闪烁熠熠光华，无一不是这种爱国主义精神的典型写照。古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大都有"学而优则仕"的心愿，对相当一部分人而言，它包涵着一种兴国利邦的报负，为民请命的精神和对国家前途命运关心的忧患意识。"儒者用君则忧君之忧，食于民则患民之患"（王安石语），均体现了他们以报国报民为人生最高价值的崇高思想境界。

　(六) 厚德载物的文化兼容精神与强大的生命力。"兼收并蓄，求同存异"思想是中华文明的基本思想。《易经》中说："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中庸》中也讲"万物并育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 意即要人们以大地般宽广的胸襟承载万事万物，顺承天道。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中华文明本身就是以汉族文明为主，吸收本国各民族文明以及外国文明而形成的。汉唐时汲取外来文化的气魄十分博大，显现出强大的汉唐雄风。近代中国在中西方化交流中对外来文化兼收并蓄，将西学中的优秀成分加以吸纳、摄取、涵化，使之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特别是1919年的五四运动，它是中国的"文化革命"真正的文化革命。经过对多种思潮的百家争鸣，推求比较，中国革命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仅仅二三十年时间，中国人就走完了欧洲花了三四百年时间才走完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的思想历程。从而使中国革命面貌焕然一新。中华文明正是因为既能保持和发展自己的主体，又能从别的民族的文化中选择、吸收其优秀的部分而极富生命力，历经5000年不衰。

　二、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重构观与现代化。新中国成立前后，毛泽东系统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重构观，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模式。他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的传统的继承者，把这一切优秀的传统看成和自己血肉相连的东西，而且将继续发扬光大。"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奋斗的根本目的，是要"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在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中国共产党人"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而"所谓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毛泽东阐述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观，反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时代精神，昭示了中国现代先进文化发展的前进方向，中国人民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文化，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产生了由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支文化新军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无不发生了极大的革命。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其动员之广泛，响应之热烈，超过中国任何历史时代。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地作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着重提出了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为社会主义新型文化体系的创建开辟了道路。1986年产生了关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指导性文件--《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决议》指出，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是"创造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批判继承历史传统而又充分体现时代精神的，立足本国而又面向世界的这样一种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1987年举行的党的十三大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其最终目标是"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这期间，邓小平还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最根本的是使广大人民有共产主义的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 1991年7月，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了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的"基本要求"：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继承发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而又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时代精神，立足本国而又充分吸收世界文化优秀成果，反对民族虚无主义和全盘西化。这些基本要求，指出了正确的政治方向，明确了文化服务的对象，确定了繁荣文化的方针，指明了当代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科学地处理了社会主义新型文化体系创建中的传统与现代、中国与外国的关系。只要我们按照这些基本要求去进行文化建设，就把握住了当代中国文化的先进性，就能极大地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引导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三、总论。现代化是一个系统工程，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各方面的协调发展。中国式的现代化包含民主、富强和文明三位一体的内容。社会现代化包括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许多国家和地区在现代化的过程中，造成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之间关系失调、人际关系冷漠、大量家庭崩溃、人们道德堕落、精神空虚、生态环境恶化等诸多问题。一些西方学者认为，只有儒家伦理才能治疗以上社会疾病。社会的现代化，归根到底还在于人的现代化。现代化过程中，人的现代化是一项头等重要的社会工程。提高人的素质，除了提高人的现代科学技术知识之外，还应重视道德理想、高尚人格和情操的培养。李光耀认为，一个良好的社会，必须充盈着良好的伦理道德气氛，为此，他提出了以孔子儒学为基本精神的"东方道德价值观"，并上升为新加坡的"国家意识"，为新加坡人提出了做人的精神品格要求：崇高境界，注重到的修养；淡泊守志，清正守节；团结一致，奋发有为；是精神高于物质，视永恒胜于一瞬。新加坡社会通过共识而达成的中心价值，基本是儒家伦理在当代社会的体现，其取得的精神文明建设的成就有目共睹。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中国传统文化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化之一，也是世界上公认的唯一长期延续而没有中断过的文化，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它历经磨难，历久弥坚，表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面对当今世界的挑战，饱经风霜的中国文化一定能从容应对，以其博大精深的内涵、坚忍不拔的精神，在今后的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再展雄风。当代大学生要有这样的自信。一个真正有自信力的民族，应该以时代的视角思考和对待传统文化，树立一种传统文化是现代文化发展的基础的正确观点。同时，还要树立一种革新传统文化的使命感与责任感，使传统文化注入新的生命力，成为推动中华民族走向世界的源动力。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的国家民族兴旺发达，为世界文化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