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文化精髓和特色

　 二、山西文化的精髓和特色 山西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山西文化是华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山西文化源远流长，“十年中国看深圳，百年中国看上海，千年中国看北京，三千年中国看陕西，五千年中国看山西。”中华文明腹心地带浓郁的文化积淀和表里山河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以及三晋人民的勤劳与智慧，使三晋文化具有无与伦比的完整性、先进性以及艺术性，对中华民族的精神、风俗、习惯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对华夏五千年文明史产生了巨大的辐射力和渗透力，也使山西成为地方文化特色最浓厚的地区之一。

　（一）山西文化的精髓

　山西文化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感召力，她的先进思想流传了几千年而不枯，,她的艺术精神播撒了千万里而不散，她是中国传统文化优秀的成果结晶，是先祖赐给后人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财富。山西文化的精髓主要反映在以下几方面：

　1．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 孔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否亦为之。”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由利益而起动的进取精神，是明清山西商人鏖战于商场的精神动力。山西平阳府席铭，“初时学举子业不成，又不喜农耕，曰：丈夫苟不能立功名世，仰岂为汗粒之偶，不能树基业于家哉！于是历吴越、游楚魏、泛江湖，撤迁居积，起家巨万金，而蒲大家必曰南席云。”清人纪晓岚说：“山西人多商于外，十余岁辄从人学贸易，俟蓄积有资，始归纳妇。”这就是说，事业不成，甚至连妻子也不娶。可见山西人是把经商作为大事业来看，他们通过经商来实现其创家立业、兴宗耀祖的抱负，而这种观念正是使其在商业上不断进取的极其巨大的精神力量。上述席铭经商成功后，“自是崇义让，淳宗族，睦邻里亲友，赈贫恤乏，解纷讼，成人之美，……嗤蒲之州大夫、所将军不以行伍众庶待之，而席氏之家声益振。”席氏通过经商致富，提高了其家族的社会威望和地位，自然鼓舞着更多的人来走经商之道路。

　山西商人的进取心还表现在强烈的开拓精神上，所谓“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有许多山西商人就是靠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白手起家而成大业。如著名的大盛魁商号，其创始人之一山西太谷人王相卿，幼年家贫，为生活所迫，曾为人佣工，在清军费扬古部充伙夫，服杂役，后来与山西祁县人张杰、史大学一起随营贸易，先是肩挑负贩，拉骆驼，后在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开“吉盛堂”商号，其后改名为“大盛魁”，几经磨难，终于白手起家，到雍正时大盛魁已经是一家具有相当规模的商号了。

　山西商人的进取精神还表现在他们不畏艰辛，敢于冒风险方面。他们拉着骆

　 驼，千里走沙漠，冒风雪，犯险阻，北走蒙藏边疆；横波万里浪，东渡东瀛，南达南洋，充分表现了他们不畏艰辛、坚韧不拔的精神风貌。如山西商人在清代开辟了一条以山西、河北为枢纽，北越长城，贯穿蒙古戈壁大沙漠，到库伦，再至恰克图，进而深入俄境西伯利亚，又达欧洲腹地彼得堡、莫斯科的国际商路，这是继我国古代丝绸之路衰落之后在清代兴起的又一条陆上国际商路。西北新疆伊犁、塔尔巴哈台等地也是山西商人活跃之地，并进而“远贾安息”（今伊朗）。山西商人从明代已在日本贸易，清代乾隆时山西商人范氏是赴日贸易的最大洋铜商，清末山西商人又在韩国、日本开办了银行。这些事业的成功，没有非常的气魄与胆略是不可能实现的。经商犹如打仗，险象环生是常事。他们不仅要经历天气环境之险，而且还常常遇到被盗贼抢掠及至丧失生命之险。如榆次人秦必忠自幼经商，胆识异常，清嘉庆时条行初兴，北人赴南省办茶，舟揖风波视为畏途，秦必忠坦然无疑，屡年经返，均获厚利。山西商人到包头经商，杀虎口是必经之路。有民谣称：“杀虎口，杀虎口，没有钱财难过口，不是丢钱财，就是刀砍头，过了虎口还心抖。”但是旅蒙晋商并不因此退缩，而是人越去越多，势如潮涌。为了适应社会不安定的现状，还有一些山西商人，自己练就武功。明代嘉靖时，为防日本海盗入侵，山陕盐商家属善射骁勇者 500 人曾组成商兵守城。苏州是晋商活跃之埠，“有山西客商善射者二三十人”。由上可见，开拓进取，自强不息，不畏艰辛，敢于冒险是明清晋商经商事业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2．与时俱进的创新能力 只有不断创新，才能不断进步。三晋文化中的创新精神也是值得特别关注的。可以举文学艺术方面的例子来加以说明。唐诗是我国古代文学的瑰宝，唐诗之所以能得到如此蓬勃的发展，与唐王朝当局开放的、兼收并蓄的政策是密切相关的，与一大批山西籍诗人如王勃、王维、白居易、柳宗元等杰出的贡献也是分不开的。唐代诗人既继承了北朝文学朴实敦厚的传统，又充分吸取了南朝文学的营养。在融会贯通的基础上，不断地在内容和形式两方面作出新的探索，这才有了唐诗的繁荣。王维把田园诗和山水诗融合到一起，开创了新的山水田园派。白居易《长恨歌》和《琵琶行》是我国最早的七言长篇叙事诗。柳宗元在政治上就是一个革新派，在文学上，他与韩愈一起倡导的“古文运动”实际上是一场影响深远的文学革新运动。他谪居永州时所写的“永州八记”则在散文领域开发出山水游记的新品种。

　另一个例子是元代的杂剧。平阳（今临汾）是杂剧的发祥地之一。把文学艺术从文人的书斋引入百姓的街坊市肆，是杂剧作家的巨大贡献。从此以后，以抒情为主的诗词的主流地位开始被以叙事为主的戏曲、小说所取代，这在我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是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的。元代的杂剧作家中有许多是山西人，最著名的“元曲四大家”，郑光祖是襄陵人，白朴是河曲人，关汉卿的籍贯有几种

　 说法，一说是解州人。四个人当中倒有三个是山西人，可见山西籍人士对杂剧的贡献，而这种贡献又是建立在创新的基础上的。

　3．兼容并蓄的开放态势 文化是超越时空的精神产品，封闭禁锢的文化是缺乏生命力的。山西文化区是中华文明传播的主要纽带，山西文化始终处于一个开放的文化系统中。这首先是由她的地理位置决定的。山西是华北平原、内蒙古草原、黄土高原的衔接部，南属中原，这里是华夏文明的核心地带；山西北邻大漠，与塞外游牧民族相接，这里是汉民族与少数民族文化冲撞交汇的前沿。当民族矛盾激化的时候，山西是保卫汉族政权的前沿阵地，当民族矛盾缓和、各族人民和平相处交往的时候，山西又是民族文化融合的天然通道。地理优势对山西文化的传承开拓，产生了最直接的影响。

　山西文化是在不断吸收先进文化的过程中持续创新的，山西文化的开放性和开拓性由此得到充分展示。战国时的军事家政治家吴起，起先在鲁，后来在楚，但他一生中最辉煌的时候是在魏国。他在魏国推行了一项重大的军事制度改革，这就是建立职业化的“武卒”制度，使魏国的军事实力大大提高。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则是中国军事史上一次重大改革，为后来汉民族引进胡俗、改革军事战术提供了有益的借鉴。胡服骑射的结果不仅使赵武灵王在国内建立了一支强大的骑兵队伍，增强了军事实力，更重要的是他将改革推向全国，魏晋以后，着胡服穿胡靴成为新的潮流和时尚，对交通运输和经济发展也有间接的推动作用。山西文化的传承历史告诉我们，兼容并蓄和开拓创新，是让古老的文化机体焕发青春活力的最有效途径。

　历史上每一次民族融合都是一次新文化的生成过程，山西文化在兼容并蓄和传承开拓中孕育了经久不衰的生命力。北朝文化是山西文化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这一时期民族融合和佛教东传的内在特征，给山西文化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佛教传入中国大概是东汉，开始它与中国文化融合不起来，谈论佛教只是少数人的事情。佛教文化真正植根于中国文化当中是南北朝时期在山西这一区域首先开始的。北魏时期，山西有一批高僧，如佛图澄、释道安、慧远等。特别是慧远对佛教汉化做出重大贡献，给中国文化注入了新的思辨活力。中国自身文化传统缺乏思辨，缺乏严密的逻辑推理，这是儒家文化的先天不足。佛教文化进来以后，从哲学层面来讲，思想是相当丰富的，思辨深度对一般人来讲，是不可思议的，它的推论非常缜密，博大精深。佛教深入民间以后，直接推动了中国文化的革新，最终实现儒、道、释相辅相成。应该说这次伟大的文化变革是从山西开始深化的，然后推动了中国文化大繁荣。山西的寺庙那么多，太原的佛教文化那么丰富，都与这一历史现象有关系，这是三晋文化特色中最闪亮的部分。大同的云冈石窟、太原的蒙山大佛、天龙山石窟、洛阳的龙门石窟都是一脉相承的。

　 四至六世纪是民族大融合和中外文化大碰撞的时期，山西处在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的最前沿，在与北部少数民族文化交流学习和相互撞击中，山西文化充满了生机活力，充满了持续发展的动能。北魏时期，就是山西文化兼容并蓄、吐故纳新的年代。北朝留给我们生机勃勃、经久不衰的文化产品，这在山西境内的北朝考古发掘和出土文物上得到充分反映。

　公元第二个千年，是中国历史上的宋元明清几个朝代，山西作为政治中心的作用减弱了。然而，这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发展较快的时期，山西成为全国的商贸中心。明清晋商依靠他们的聪明才智和吃苦耐劳精神，生财有道，聚财有方，将贸易活动扩展到全国的各大商埠，甚至发展到蒙古、俄罗斯、日本、朝鲜等地，晋商成为国内势力最大的商帮。总结晋商文化的经验，应该看到晋商的成功在于他们能够审时度势，紧抓机遇，进取敬业，诚信自律，依靠团队精神，在中国商贸史上谱写了最壮丽的篇章。晋商文化的背景是中原与北方的交汇，最重要的历史活动是农牧交换，而条件就是长城地带的优势和本省丰富的物产资源。19 世纪以来，山西商人首创汇通天下的山西票号，在全国范围内通过银票调拨现银的转运，聚积天下财富，敢为天下之先，扮演了晚清政府中央银行的角色。我们设想一下：19 世纪后期，中国的金融中心不在上海、广州这些地方，而是在晋中的平遥、祁县、太谷城。近年来，国内外许多游人都参观过晋中的乔家大院、曹家大院、王家大院、常家大院，这些规模宏大、建筑坚固、工艺精湛、文化内涵丰厚的深宅大院，就是晋商辉煌历史的见证，这些大院里处处展现着几千年不衰的山西文化魅力。

　4．敬业诚信的事业原则 在注重伦理的中国古代社会，诚信义利不仅是社会精英关注的问题，同样也是“求财重利”的商人们精神追求的一部分。仅以明清时期全国最大的地域性商帮之一——晋商为例，“讲求诚信、先义后利”的精神理念就贯穿其经营与管理之中。从某种程度上说，诚信义利已经成为明清晋商的金字招牌，并内化为其经商的精神之魂。

　明清时期，商品经济大潮涌动，经商求利成为社会上很大一部分人的向往。山西许多地瘠民贫的地方商人率先肩挑背贩，走上了从商之路。基于传统儒家思想潜移默化的教化以及精神上对关公的敬仰，这些晋商起家微利，靠诚实、信用打开了异地市场。及至清代，山西商人的经商足迹遍及天下，在全国的经济舞台上占据了更加辉煌的地位。许多山西商人由于累世业商，不仅积聚了巨大的财富，同时，其创立的商号也在不同地域获得了信誉卓著的显赫声名。如祁县乔家在包头开设有复盛公商号，因其经营时不图非分之利，不缺斤短两，在当地信誉卓著，人们都愿意购买“复”字号货物。再如太谷广誉远药店以生产“龟龄集”、“定坤丹”名扬海外。其长盛不衰的一个内在原因，就是配药时精购原料：人参一定

　 用高丽参或老山参，鹿茸一定要用黄毛茸、青茸。品质有保证，药效自然可靠。正是在经营中严把质量关，晋商才凭借“诚信”招牌赢得了顾客的青睐，近悦远来。

　晋商财力最盛、影响最大的是票商。山西票号最盛时，几乎垄断了当时全国的金融市场，由此成为一大商业奇迹。山西票商以“所输汇兑，不论款额大小，路途远近，均能按期兑付，很少拖延”，得到了“信用最著”的评价。即使票号处于艰危之际，其珍视信誉、诚信待客的原则依然不变。如庚子事变，八国联军进入京城前夕，在京票号纷纷撤资回籍。混乱中，有的票号甚至将账簿丢失。平遥的蔚丰厚票号伙友在携带巨万现银撤退时，于彰仪门遭劫，携款尽失。但在回撤之前，蔚丰厚对各存款户如数兑付了现银。次年，蔚丰厚重新回京设庄，因其危乱之际仍行大义，故而身价倍增，深受各界推重。郭嵩焘曾由衷赞誉说：“中国商贾夙称山陕，山陕人之智术不能望江浙，其推算不能及江西湖广，而世守商贾之业，惟其心朴而信实也。”近代维新名士梁启超也有“晋商笃守信用”的评价。这说明，“诚信”已经成为当时晋商的一大特征。但凡成功之商，都是坚守“诚召天下客，义纳八方财”、“经营信为本，买卖礼当先”，从而在观念上塑造了晋商群体“童叟无欺，诚信为本”的经营形象。

　值得注意的是，晋商各地商号之间往来频繁的资金周转、调拔业务，有的尚有契约可循，有的则全凭不成文的规矩运作。而后者，基本上是靠道德习惯约束下的“商业信用”来维系。如太谷曹家商号广布各地，与之往来的商家很多。各商家之间的货款结算与归还，主要遵循标期还款的原则。其标期是各商家代表共同商定后，依次通知。凡往来商户，均需在标期以前结账，近者函兑，远者电汇，商号方面并不派人催讨。如果到了期、顶了标，即被认为无信用，各商号便不与之来往。古老的金融机构——钱庄也是这样。山西钱庄放款主要是信用放款，即放款全凭借者信用，无需实物抵押。这与当时国外银行的做法大相径庭。银行放款主要是抵押放款。据时人计算，当时山西 182 家钱庄放款总额为 12，902，651元，其中信用放款占 96%，抵押放款仅占 4%。在无成法可依、少法律制裁的商业环境中，这种信用放款，实际上是靠着商人的人格信用来承载商业正常运转轮轴的。

　晋商的精神支柱是儒家伦理讲求的“诚信”，其生活、经营均凭以义制利、利以义取来取信社会，道德自律是其经营、交往的基本原则。晋商屹立商界五百年长兴的神话不仅是山西的骄傲，更是今天的晋商们汲取不尽的精神财富。

　5．仁义孝顺的儒家思想 山西是中华根祖文化的发源地之一。传说黄帝轩辕氏和水神共工氏的部落曾在山西南部活动。尧都平阳(今临汾市)，舜都蒲坂(今永济)，禹都安邑(今夏县一带)，帝尧的大儿子丹朱被封于长子县。中国古代许多优美的神话故事——“夸

　 父逐日”、“精卫填海”、“后界射日”、“女蜗补天”、“大禹治水”、“愚公移山”、“共工怒触不周山”等等，都与古代山西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传说中的尧是中国古代圣王、五帝之一。《史记》载:“其仁如天，其知(智)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官而不骄，贯而不舒。”尧即位后，天下安宁，政治清明，世风祥和。传说尧禅位于舜，是原始民主政治的遗存。舜，传说中是与尧并称的圣王。舜执政后，实行了一系列重大政举，励精图治，使神州呈现出“四海之内咸戴帝舜之功”，“天下民德皆虞帝始”的清平局面。禹，通常称为大禹，舜的继承人，是传说中与尧舜并称的圣王，为夏王朝的开国君王。传说舜时天下洪水泛滥，为患下民。禹受命治水，发奋图强，身体力行，勤恳踏实而又善于总结经验，因势利导，使洪水疏通，导人大海。禹在治水中，最感人的是其艰苦卓绝的作风、坚忍不拔的意志和治水十三年“三过家门而不人”的无私奉献精神，在中国人民心中历久弥新，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由于大禹治水功劳卓著，受到普天下人的爱戴和拥护，帝舜禅位于他。

　先秦时期，社会动荡，政治混乱，而学术思想十分活跃，在诸子各派争鸣中，以儒家和墨家两派最有势力，号称“显学”，而两家都以尧舜为号召。从那时起，尧就成为古昔圣王，既是伦理道德方面的理想人格，又是治国平天下的君王楷模。后来儒家即以“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为标帜。到唐代韩愈，以至宋明理学，大倡《道统》之说，尧遂成为儒家精神上的始祖，在整个封建时代，从未有人怀疑过尧在历史上的存在和他的业绩。在诸子中，还有关于帝尧武功的传说。文治武功，俱臻美备，方见得尧之所以为古昔圣王。对尧传说中最为人们称道的是他传贤不传子，禅位于舜，不以天子之位为私有的原始民主之风。舜与尧一样，同是先秦时期儒墨两家都推崇的古昔圣王。《中庸》子曰: “舜其大孝也与!德为圣人，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庙飨之，子孙保之。”儒家学说重视孝道，舜的传说又以孝道著称。所以舜的人格形象正好作为儒家伦理说的典范。孟子继孔子之后对儒家的发展有巨大贡献，他极力推崇舜的孝行，而且倡导人们要努力向舜看齐，做舜那样的孝子。由于儒家的宣传，有关舜的传说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留下极深刻的影响。禹与尧舜同是历来备受称颂的圣王，但又有独特之处。人们对禹，除崇敬仰慕之外，又有深切感激之情。禹治理洪水的功绩，后人追怀缅想，由衷赞叹。孔子、孟子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在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说中，集中体现了以尧舜禹为楷模根植于三晋大地的仁政爱民和举贤用才的政治思想，以“仁”为核心的道德规范和以“人为贵”的管理理念，扬善惩恶、不畏艰险、无私奉献的精神和以“孝”为首的居家美德。不仅超越了时代，而且超越了国界。可以说，孔孟弘扬、传承了尧舜美德，形成了儒家文化的主流内涵，为人类的文明和进步做出了重大贡献。

　在远古四千年前的原始社会末期的唐虞之世，山西南部还流传着《大章》、

　 《大韶》等乐章。《论语》还记载着孔子听到《大韶》乐时连连发出“尽美矣，又尽善也”的称赞。反映上自周初、下迄春秋 500 多年间社会现实生活的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是承载三晋文化最早、最可信的母体之一。其“魏风”7篇、“唐风”12 篇，都产生于三晋这块郁沃的热土，诗间充满深广的忧患意识、勤劳节俭的精神和恋家孝亲的情结，其诗韵带着时代的身影、古老的乡音，使我们可以乘着这一叶“文字之舟”溯历史之长河而上，去寻觅悠远的三晋文化之源。

　儒家学说统治中国逾两千年，既维护了封建社会的稳固与发展，也保存、发展了中华传统文化。儒家推崇的三晋根祖文化在儒家思想流派构成中的主流内涵是不可忽视、不容磨灭的。

　6．崇尚忠义的传统美德 崇尚忠义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忠义精神播扬于古老神州大地，构成了我们民族魂的要素之一，如同于佑任先生为海外关帝庙题写的楹联：“忠义二字团结了中华儿女”，对我们民族产生了巨大的凝聚力。忠义精神在古老三晋大地积淀尤深，是三晋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文学艺术形象中的关公，可谓“精忠贯日月，大义薄云天”，世间“绝伦逸群”的忠义化身。因此，如果说三国人物关羽是中华文化与三晋文化之忠义精神的身体力行者，那么，集“人”、“圣”、“神”于一体的关公，实乃中华文化与三晋文化之崇尚忠义传统的完美寄托。关公的忠义精神，既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发扬光大，同时更是古三晋大地优秀文化传统的高度凝聚和集中展现。

　在封建社会，所谓 “忠”的最高体现在于“忠君”。“朕即国家”，忠君即忠于国，这是规范臣民的最高道德准则。可以说，历代帝王之所以高度封谥关公，主要在于借以大力张扬忠君精神；帝王意志是社会意志的主导力量，因而也是关公崇拜历久而愈炽的主导因素。所谓“义”，主要体现为“正义”、“信义”以及 “义气”之类，一般备受社会下层民众所崇奉，他们往往抱着追求人间正义的美好理想，却又难以实现，在他们心目中，被塑造为至尊神圣的关公便是正义的化身，正义之神。这就为关公崇拜创造了广阔而深厚的社会基础。

　三晋大地自古即以崇尚忠义而著称。从人们至今耳熟能详的一系列有关晋国与三晋国家的成语、典故和由此敷演出的一系列戏曲、小说等文艺作品，便不难窥见古三晋大地崇尚忠义的社会风尚积淀之深厚、影响之久远。

　春秋战国时期，介子推随从晋文公重耳流亡 19 年，历尽艰险，饥寒交迫。一天，实在无法找来食物充饥。万般无奈之下，介子推便割下自己股肉熬成羹汤给重耳食用。文公即位后封赏功臣却疏漏了介子推，介子推耻于邀功求禄，偕母隐居绵山，文公为促其出山而环山举火，介子推母子相抱焚于山间。文公遂下令以此日为介子推忌日，不动烟火，称做“寒食节”。屈原的《九章惜往日》吟道：“介子忠而立枯兮，文君寝而追求。封介山而为禁兮，报大德之优游。思久故之

　 亲身兮，因缟素而哭之。”高度赞颂了介子推的“忠义”精神。

　晋景公即位后，为铲除久专晋国之政的赵氏势力，假手于司寇屠岸贾，发动了诛灭赵氏宗族的“下宫之役”，赵氏全族伏诛。唯身怀六甲的赵朔之妻庄姬系景公之妹藏匿宫中，其所生赵武为赵氏唯一遗骨。为绝赵氏之门，屠岸贾百般搜索。为救赵氏遗骨，深受赵氏恩德的大夫韩厥协同赵氏家臣程婴和公孙杵臼巧施计谋，演出了悲壮的“搜孤求孤”一幕：程婴献出了自己的亲骨肉假充赵孤伏诛；程婴和公孙杵臼舍弃了生命。他们的忠义壮举，换来了赵氏绝而复续的历史结局。

　古三晋大地的 “忠臣”、“义士”们用生命谱写的一系列 “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悲歌壮剧，至今依然在人们的脑海中回荡。由此可以说，“关公”形象所体现的“忠义”精神，显然与此有着一脉相承的思想源渊。继关羽之后，北宋 “杨家将”的忠勇爱国之举等等，亦可谓古三晋大地 “忠义”精神的余韵遗响。

　晚明历史地理学家谢肇涮概括山西地方人群的性格特征为：“晋陋而实”。“实”即三晋儿女所特有的厚诚和忠实品格；“陋”则点明了古三晋大地土瘠民贫而形成的质朴而真淳。说明三晋大地的民风自古“黜华而尚实”，这便是蕴育关公“忠义”的深土厚壤。三晋儿女崇尚 “忠义”的传统美德，对我们民族的道德伦理建设乃至人类的文明进步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是我们深深引为自豪的精神财富。

　7．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 1964 年 2 月 10 日的《人民日报》社论——《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第一次代表中央概括了大寨精神：远大的革命理想和对未来坚定不移的信心；敢于藐视困难，敢于同困难作斗争的顽强精神；实干、苦干的优良作风；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优良作风，严格要求自己、以整体利益为重的共产主义风格。

　1964 年 12 月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第一次向全国发出了学大寨的号召：“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大寨大队，是一个依靠人民公社集体力量，自力更生地进行农业建设，发展农业生产的先进典型。”“这个大队，原来生产条件很差，是一个穷山恶水土地薄，全部耕地散在七沟八梁一面坡的地方。十几年来，这个大队在党的领导下，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以加工改造耕地为中心，综合运用‘八字宪法’，高速度地发展了农业生产。他们进行了大量的、艰巨的农田建设，把过去的 4700 块土地连成了 2900 块，并且都建成为旱涝保收，稳产高产农田。他们的粮食亩产产量，1952 年为 237 斤，1962 年增加到 774 斤，1963 年虽然遭到很大的水灾，但仍然保持在 700 斤以上。”“大寨大队进行了这么多的农业建设，农业生产发展这样快，完全是依靠集体力量，他们正确处理了集体和国家的关系，他们只向国家借过一次钱，第二年就归还了。从 1952 年到 1963年的 11 年中，这个大队在逐步改善社员生活的同时，向国家总共交售了 1758000

　 斤粮食，每户每年平均交售 7000 斤。” 周恩来在报告中对大寨精神作了高度概括：“大寨大队所坚持的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都是值得大大提倡的。”

　世事沧桑，岁月流逝，一切都在时间中变化，但万古不变的永恒确实存在，这就是人类对于人之所以成为人的自然法则的遵从，对劳动和创造的依赖，对光明和温暖的无比热爱和献身的精神，它昭示了不是希望造就了人类，而是人类自己创造希望。当年，大寨人在党的领导下，依靠集体力量，以镢头、扁担开发足下贫瘠的土地，艰苦奋斗，奋发图强，大规模改变生产条件，高速度发展农业生产，创造了可歌可泣的不凡业绩，受到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高度赞扬和表彰，成为全国农业战线的先进典型。大寨人创业热流中涌动的是华夏儿女一代又一代心中不朽的精神传统。强烈的爱国热情与鲜明的时代感，奋发向上、敢为人先的热情与脚踏实地的坚韧，是老一辈大寨人炽热的赤子之情与社会责任感的生动体现。

　大寨人的实践彰显了中华民族美德，是黄河文化、黄土文化、太行文化浓厚文化底蕴的浓缩，在他们艰苦奋斗的背后，蕴藏着中国农民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忠诚与热情。1964 年 12 月 16 日，陈永贵进了中南海应邀参加毛泽东主席的生日宴会，受到毛主席亲切接见，充分体现了伟大领袖对大寨精神的赞赏和肯定。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崇高美德，大寨精神正是这种崇高美德的体现。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大寨精神的精髓，这种精神曾孕育了一代大寨人，也曾激励了亿万农民改变生产条件，建设美好家园的信心和决心。而今，大寨精神在新时期同样赋予了新的内涵。大寨人艰苦创业的实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必将给人们以新的启迪和教育。

　（二）山西文化的特色

　山西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山西文化有着长达 5000 多年的历史，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积淀了厚重而独特的地域文化，被誉为华夏文明的主题公园，中国社会变革和进步的思想库，古代东方艺术的博物馆。

　1．山西是华夏文明的“主题公园”

　距今 0 180 万年以来的山西新旧石器遗存是中华文明的曙光

　山西旧石器文化遗存质量高，数量多。现已查明全省的旧石器文化遗存近400 处，其中旧石器早期遗址的数量位居全国之首。这些遗址的发掘和发现，对研究人类的起源，对探索山西在文明进程中的作用和地位，有着关系全局的重要意义。

　旧石器早期遗址全国发现了 200 处，山西有 157 处，主要分布在中条山南麓的垣曲盆地、晋西南黄河沿岸及汾河流域，以芮城西侯度文化和匼河文化为代表。1961——1962 年，考古学家在西侯度遗址发现 32 件石器以及带切痕的鹿角、烧

　 角，地磁测定的地层年代为距今 180 万年，早于我国发现的最早的人类元谋猿人约十万年，由此证实距今 170 万——180 万年前，在我国的北方和南方，已经有直立人的活动，同时也证明山西南部是我国最早有人类活动的地区之一。芮城匼河遗址出土了大量的石器及动物化石，专家们初步断定是旧石器早期文化遗存，与陕西蓝田、北京周口店人的工具有对应特征，并且有迹象表明，后来的丁村文化是由西侯度文化和匼河文化演变发展而来。

　人类由猿人跨入早期智人的时间大约在十几万年前，以襄汾丁村人和阳高许家窑人命名的文化，是我国旧石器中期最有价值的典型遗存。这一时期的古文化遗址山西有 60 处，主要分布在北部的桑干河流域和南中部的汾河流域。在丁村遗址上发现的大量石器表明，13 万年前的丁村人比北京人的石器制作有了明显进步，人类在体质上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也就是说，丁村人成为北京猿人向现代人过渡的重要环节。在汾河下游的襄汾、曲沃、侯马，汾河中游的交城、古交，汾河上游的静乐等地，丁村文化分布广泛，因此有学者称丁村文化为“汾河文化”。许家窑文化距今大约十万年左右，文化遗物包含的 3 万余件石制品，类型繁多，制作精细，仅石球就有上千件之多，是中国旧石器时代石球最多的一处遗址。

　山西旧石器晚期遗址分布更广，内容更加丰富。位于大同盆地西南的朔州峙峪文化，距今约 27500——30000 年，在这里发现大量的石制品和各类动物的牙齿和用火遗迹，同时还发现了石镞。石镞的发现，意味着峙峪人已发明和使用了弓箭，这也是目前发现的中国最早的弓箭。正如恩格斯所说：“弓箭对于蒙昧时代，正如铁剑对于野蛮时代和火器对于文明时代一样，乃是决定性的武器。”弓箭是火器发明前人类的重要武器之一。吉县柿子滩文化代表了旧石器向新石器过渡时期广泛分布在黄河中游的一种独具特色的区域考古学文化。文化层间的石制品非常丰富，并有少量的动物化石，更让人们惊喜的是，在柿子滩遗址上，发现了两处表现当时人的精神生活与信仰崇拜的岩画。

　新石器时代距今 1 万年以来，以出现长期定居的村落、生产中使用磨光石器、烧制陶器、经营原始种植农业、饲养家畜为基本的特征。山西是黄河流域新石器文化的中心区域，遗址有上千处之多，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的石制生产工具和陶制生活用具，以及居住址和陶窑，这些文化遗存标志着山西新石器时代的文明和辉煌。新的发现和研究成果表明，大致在距今 4500 年前后，山西南部已经成为当时诸多邦国的中心，相当于古史的尧舜时代，可以推测，是尧舜禹的活动把山西推向了当时的文明中心。

　山西地区的夏文化放射出文明时代最灿烂的光芒

　山西是华夏文明起源的中心区域之一。古史记载“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说的是中华民族最早的英雄们在汾河下游创业建都的历史。史书中最

　 早出现的“中国”一词，指的就是上古虞舜时代的山西南部。可以说，在中国本土发生的文明中，只有黄河中游晋南、豫西的文化传承没有被打断。进入阶级社会以后，为了保护私有财产及加强防御，传说大禹之父鲧已开始建城。不断发现的夏城遗址，也在映证山西南部曾是夏朝国家政治文化中心的历史。

　1975 年，山西夏县东下冯村发现了年代相当于夏朝的城堡遗址，城堡规模宏大，布局合理，有居住遗址、人工沟、陶窑、水井、窖穴、墓葬等，并且出土了大量石器、骨器和陶器，同时还有一些铜器。类似东下冯城堡的建筑遗迹，在北起临汾、南至黄河、东出翼城、西抵河津的山西南部，竟有 35 处之多。这些发现，与《禹贡》记载的冀州、太原以及周人所说的“大夏”、“夏墟”正相契合。

　根据古文献的记载，夏人的主要活动区域，包括晋南的汾、浍、涑水流域，豫西的伊、洛、颖水流域，乃至关中平原。近年来，襄汾陶寺遗址的发现与发掘，有助于早期夏文化的确认和突破。陶寺文化遗存百余处，包括了城址、居住遗址、墓葬以及成套的礼器乐器、青铜器。陶寺文化具有非常鲜明的时代特征：一是出土了一批壶、瓶、盆、盘、豆等彩绘陶器，其中的彩绘蟠龙陶盘，被认为是集合中原诸部落图腾而成的华夏中心区域的徽标；二是出土成批的彩绘木器，有案、几、俎、匣、盘、斗、豆、鼓等多种器物，反映出那个特定时代的一些社会状况；三是出土一批农具，几座水井，说明当时人已经掌握了打井技术，居住处所从此可以不受水源限制，活动范围更加扩大；四是遗存物中铜器与文字的发现。墓中出土一件含铜量近 98％的铜铃形器，证明当时人已经掌握了冶金技术。居住址中出土的一件陶制扁壶，陶器的壁上有毛笔朱书文字，结构与甲骨文同形字十分相似，这是迄今为止我们看到的中国最早的毛笔朱书文字；五是在陶寺千余处墓葬中，反映出明显的等级或阶级的差别，五座级别最高的大墓中，出土了鼋鼓、特磬类的礼乐器，是目前发现的我国最早的同类乐器珍品。陶寺文化向世界表明，此时中原大地的礼乐制度、阶级差别、国家形态已经萌生或正在形成，标志着山西晋南地区放射出华夏文明时代到来的灿烂光芒。

　晋国与三晋时期的文化是中华文明进程的关键环节

　关于商族的起源，一些学者专家认为在山西的南部地区，认为垣曲商城即文献记载“汤始居亳”的亳都。垣曲的商朝城址，不仅有比较完整坚固的城墙、城壕及城门，而且区分出宫殿区与一般居民生活区，陶器与青铜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的普通器物。

　代商而立的是周王朝。周初，成王分封诸侯，叔虞封唐后，举行了隆重的授土授民仪式。唐叔虞之后，他的儿子燮父即位，改国号为晋，“晋国”的历史从此开始。上起西周早期叔虞封唐，下至公元前 230 年——前 225 年韩、赵、魏三国相继被秦兼并，期间的 800 余年，晋人的活动范围从最初的河、汾之东方百里

　 的地方，扩大到拥有山西全部、河南和河北的大半及内蒙古、陕西的一部分。晋献公时，晋的疆土从黄河北岸扩展到了南岸，并达到了黄河以西的地方。晋文公时，国力空前强盛，晋国联合秦、齐、宋几国，出兵车七百乘，在城濮之地大败楚军，晋国成为中原霸主。“侯马盟书”的出土，是晋国国力强盛的见证。1988年太原发现的晋国赵卿墓中，出土了一件直径和高度都在一米开外的大镬鼎，这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的最大的春秋鼎。镬鼎的问世表现了晋国当时是生产力最发达经济实力最强盛的诸侯大国。曲沃县天马——曲村晋侯墓地的发掘，对于西周文化和晋国史研究具有里程碑的意义。20 世纪 60 年代发现了晋侯墓地，1980——1990 年进行了 7 次大规模发掘，发掘出 9 组 19 座晋侯及其夫人墓葬，墓主分别是晋侯燮父、晋武侯、晋成侯、晋厉侯、晋靖侯、晋喜侯、晋献侯、晋穆侯和晋文侯，时间为西周前期到春秋初年。晋侯墓葬群出土了大批珍贵文物，精美的青铜器和玉器分量最重，青铜礼器的组合不仅反映了西周时期宗室制度的一些共性，也表现出晋国青铜文化的鲜明个性。

　山西是最早出现人工冶铁的地区之一，晋国是最早使用铁器的诸侯国家。20世纪 50 年代，专家学者们认为中国在西周时期出现了铁器，然而，近 30 年的考古发现证明，我国最迟在商朝晚期即公元前 14 世纪时已经有了铁器。灵石县旌介村附近的商墓中，出土了一件满身铁锈的青铜钺，专家们认定这是最早的人工冶铁的遗存物。春秋时期，晋国使用铁器的范围已经非常广泛，像常用的铲、刀、镢、斧、镰、锄、犁等工具农具，均为铁制品。

　战国时期的韩、赵、魏三家都出自山西，并且迅速成为实力雄厚的三个方国，在那个诸侯连绵征战、百家争鸣不停的特殊历史时期，韩、赵、魏的活动直接影响着中国的发展进程。公元前 453 年，韩、赵、魏三家联合灭掉智氏，尽分其地。半个世纪后，周威烈王不得不正式册封韩、赵、魏三家。公元前 376 年，韩、赵、魏灭晋而三分其地，晋国历史终结。代表新兴政治势力的韩、赵、魏三国，在三晋大地上演了李悝变法、魏文侯改革、西门豹治邺、张仪纵横天下、胡服骑射、围魏救赵、长平之战等一幕幕精彩纷呈、声势浩大的历史正剧。

　秦汉以来的山西谱写了中华民族大融合的光辉篇章

　山西的称谓几经变化。秦时为郡县制，置太原、河东、上党、雁门、代郡。汉时基本沿袭秦朝郡县制度，属并州刺史部。唐朝为河东道，宋朝为河东路及西京道，元设河东山西道肃政廉访司及宣慰使司，明置山西布政使司，清朝则为山西省。在这两千余年的封建社会发展过程中，山西的地域文化内容不断扩展，影响不断提高。

　从某种角度看，山西的历史就是一部民族融合史。自古以来，山西就是中原与北方各民族文化交汇融合的天然通道，是中原农耕经济与北方游牧经济冲撞对接的前沿地带。上古时中原各国因经济文化方面的优势而称华夏，与其毗邻或是

　 错杂居住的其他民族被视为戎狄蛮夷。随着华夏各国的日益强大，西戎为秦所灭，赤狄、白狄为晋所灭，齐灭莱夷，大部分的淮夷小国被楚、鲁所灭。军事上的征服，强制性地使戎狄蛮夷接受了较为先进的华夏文化，逐渐地融合于华夏族。春秋后期，华夷之间的差别、界限渐渐地消失了。汉初以来，匈奴的统治向南延伸到河套地区以至于今天的晋北、陕北一带，由匈奴冒顿单于亲自统领的中部，不时入侵代郡、雁门、定襄、云中、上郡等地。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派出山西籍大将卫青、霍去病等率领大军抗击匈奴，以后汉朝实行和亲、通商的安抚政策，鼓励匈奴人到山西北部和其他地区定居，民族矛盾渐趋缓和。两晋时民族融合的规模再次升级，征战讨伐互有进退。事实上，民族融合、发展的过程，也是文化融合发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文明程度较高的民族往往占有主导地位。历史上的山西曾有多个民族建立过政权，如两晋时的汉和赵国是匈奴人的政权，北魏的拓跋氏政权为鲜卑人所建，五代时期的后唐、后晋、后汉就是沙陀等少数民族在山西地区壮大后，才拓展势力取得政权的。此后的千余年间，山西始终发挥了民族大融炉的作用，谱写出民族大融合的辉煌篇章。

　山西是人文荟萃英雄辈出的文明地域。并州是李唐王朝的“龙兴之地”，唐时以太原为“北京”，建成了仅次于京师长安的大都会。女皇武则天，“汾阳王”郭子仪，名相能臣狄仁杰、裴度，“门神”尉迟恭，战将薛仁贵，“文中子”王通，一代文宗柳宗元，初唐四杰王勃，斗酒学士王绩，田园诗派领袖王维，七绝圣手王昌龄，边塞诗人王翰，晋阳诗才王之涣，江州司马白居易，大历才子卢纶，花间派鼻祖温庭筠，一个个黄河之东、太行之西的儿女，光耀九州，彪炳青史。

　元杂剧是正规中国戏曲的开始，山西是中国戏曲的故地。山西戏曲在宋金时期日臻繁荣，杂剧演出遍及城乡。稷山、侯马、新绛等地发现的一批宋金砖墓中，出土了大量戏剧舞台和模型，用实物证明山西是中国戏曲的源泉活水。山西现存的古戏台 2888 座，居全国之冠，其中的 8 座元代戏台和广胜寺元代戏剧壁画为全国仅存的元代戏台和元代戏剧壁画，反映出戏曲在山西的繁荣兴旺。元杂剧前期的中心就在晋南一带，晋南元杂剧不仅表演活跃，而且涌现出了一批优秀剧作家和代表剧目，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戏曲的程式化和官方化。著名的“元曲四大家”关汉卿、白朴、马致远和郑光祖，除了马氏，余者都是山西籍人士，他们在元杂剧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山西戏曲向全国发展的同时，山西本地的戏曲也走向了成熟和完善。

　明清时期，经济活动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志。在五个多世纪里，山西商人从盐业起步，发展到棉、布、粮、油、茶、药材、皮毛、金融等各个行业都能雄踞一方；晋商依托故里，扩展到全国各地的关隘重镇和商埠都会，从内地贸易开始做起，直到把贸易扩展到今天的蒙古人民共和国、俄罗斯、朝鲜、日本等邻近的国家。晋商的贸易活动，大大丰富了中国古代的商业文化，把中国的商贸经营

　 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明清晋商把山西人经商的历史、经商的智慧、经商的艺术推向了极致，晋商的魄力之大、足迹之远、财富之巨让世人认同了“无西不成商”的历史事实。

　中国封建帝王中有特殊影响力的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都在山西留下了他们的文治武功。中国封建社会的始皇帝秦王嬴政，生前曾两至晋地，在太原和上党留下了足迹。统治中国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汉武帝刘彻，曾率领群臣到河东郡祭祀后土，写下为人传颂的《秋风辞》。少时被誉为“太原公子”的唐太宗李世民，贞观二年时曾到河东盐池巡视，这位千古明君留下河东盐池是国家和军队经济保障的思想。贞观十九年，李世民东征高丽，班师回朝时，驻留太原三月之久，题写了颇得王羲之书法神韵的《晋祠之铭并序》碑。公元 960 年北宋政权建立，而军事上的统一并未完成。宋太祖赵匡胤生前两伐北汉，亲临太原，征发民夫，筑城修桥，火攻水灌，未能如愿。直到公元 979 年，宋太宗率军出击北汉，才把十国时期的最后一国征服。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出现后，多少帝王将相在山西留下了他们的足迹，他们的活动大大丰富了山西的文化历史。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山西是这个古文明国度中历史最长最完整的地区之一。山西地区的历史演进，联系贯通了上下五千年的华夏文明，留下 35000处文物古迹，其中已经成为国保的 119 处，位居全国第一。因此，山西最有资格成为今天世人了解和欣赏华夏文明的“主题公园”。

　2．山西是中国社会变革和进步的“思想库”

　山西历史文化具有不断变革和进步的鲜明特色，始终走在各个时代的前列。社会的变革和进步，既以先进思想为依据，又是新思想的摇篮。

　山西历史上社会变革活动波澜壮阔

　山西地区有确切史籍记载的历史开始于晋国，晋国的前身是古唐国，而古唐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唐尧时代，并在夏朝立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为了接续当地的文化传统，保持社会稳定，当叔虞受封唐地后，推行的治国方略就是周朝廷要求的“启以夏政”，其核心就是在政治制度上可以不实行西周时期实行的严格的宗法制度。在这一政策的作用下，晋国前期就发生了政治制度的大转变，即有名的“曲沃代翼”，由晋公室的旁系小宗取代了当政的大宗，使晋君的地位由“侯”转变为“公”。这个转变并不仅仅是个人或宗族之间的政权转移，而是晋国在政治变革道路上的一次飞跃，为后来全方位的政治变革奠定了基础。

　“曲沃代翼”顺应了时代的变革要求，也为晋国的全面发展掀开了崭新篇章。此后，晋献公对外伐疆拓土，对内剪灭旧公室的残余势力，为晋国的对外称霸和对内改革廓清了道路，奠定了基础。到晋文公时代，晋国社会改革的主要内容是“郭偃之法”。郭偃是晋国大夫，主张从经济领域入手实施改革，进而扩展到用人制度。“郭偃之法”虽然没有否定传统的“亲亲”的用人政策，但更强调

　 “尚贤”。“郭偃之法”还改革了分配体制，采用“君食贡”制度，要求国君不保留土地，而是从土地拥有者那里收取税赋。这些思想，不仅指导和促进了晋国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也为三晋法家思想的产生提供了思想源泉。

　春秋末期，晋国三个异姓卿大夫家族瓜分了晋国公室，形成韩、赵、魏三个新的诸侯国，史称“三家分晋”。三家分晋扼制了晋国国势的下降趋势，使晋国获得了新生。战国初期，韩、赵、魏三国率先改革，尤其以魏国的社会变革最有成效。魏国的变革主持者是魏文侯，主要实施者是李悝，参与者包括了各方面具有真才实学的人才，如思想家卜子夏、军事家吴起、政治家西门豹。进入战国中期，法家人物申不害在韩国变法，使韩国保持了长期的安定，影响了战国中后期的天下形势。而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改革，一度使赵国大有统一天下的气象。

　秦汉以后天下一统的局面结束，政治形势纷繁复杂，社会变革的呼声再起。在魏晋南北朝的混乱局面下，影响全国的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运动是北魏冯太后和孝文帝的改革。冯太后主政时推行的“均田制”，对此后的中国社会影响至深，而孝文帝全面“汉化”的政策则从根本上改变了天下政治的格局和发展方向。隋唐时期与周边民族的友好交往，也深受北魏的这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的影响。

　隋唐以后，国家政治形势远不及先秦和南北朝时期动荡，所以，影响全国的社会变革通常都是朝廷主持下进行，山西作为一个地区，与其他地方一样，不可能单独发生大的社会变革。但出自晋地的著名的改革人物，如柳宗元、司马光、杨深秀等，也不断参与全国性的社会改革，其中值得一提的当数“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杨深秀。在震惊中外的“百日维新”运动中，杨深秀立场坚定、视死如归，充分体现了晋地民风强悍的文化精神；杨深秀积极倡导的废科举、兴学堂，中西并重，采集万国之良法的进取精神，正是山西文化思想中革新精神的延续。

　山西地区的社会变革与进步思想相辅相成

　纵观山西的社会变革史，社会变革的步伐与进步思想的涌现一直相伴而生，相辅相成。进步思想为社会变革提供思想基础，指导社会变革的进程；变革活动的步步深入，又丰富和深化了进步思想，为今后的改革奠定了基础。在先秦时期，“曲沃代翼”式的社会变革就是以“启以夏政”的进步思想为思想基础。既然是以夏人的政治理念治国，周人的宗法观念就不会禁锢人们的思想，从而为朝气蓬勃奋发有为的曲沃旁系取代日渐失去民心的晋侯正宗奠定了思想基础。从晋武公夺权到晋文公称霸，其间还不到 50 年的时间，这就说明，以进步思想为指导方针的新政权更有活力，更有竞争力。晋文公称霸既以晋国的国力为基础，又有“郭偃之法”作指导。以“郭偃之法”为核心的进步思想推动了晋文公时期的社会变革，促进了晋国社会的发展，反过来，社会的大发展又对新的变革思想和变法活动提出了要求。在晋文公之后，晋国社会变革的力度有增无减，新的革新思想也

　 不断提出，特别是赵盾之法和范宣子所铸“刑书”，更是丰富和发展了晋国社会变革和进步的思想。

　三家分晋表面上灭亡了晋国，实际上却是晋国政治力量与社会资源的重新整合。瓜分晋国的韩、赵、魏三个大家族的形成和发展，与晋献公和晋文公时代的社会变革密不可分。为了巩固新生政权，晋献公剪灭公族，开始起用异姓大夫。晋文公历尽苦难取得王权，依靠的就是异姓大夫。所以，在逐渐形成的引导晋国社会变革方向的进步思想中，任人唯贤的用人政策是其核心。在切实推行这一政策的过程中，异姓大家族中的贤能之士不断涌现，相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