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甲状腺激素受体抗体【激素不敏感，受体是关键】

　　跟祖籍东北的刘志民教授谈话,常能听到他爽朗的大笑声,不由得让人心情一片大好。他出诊时也一样,脸上常挂着笑容。“没时间跟每个病人详谈,还不给人家一个笑脸吗?” 　　他承认自己就是“心太软”,病人从外地大老远赶来就是为了看他的专家门诊,不忍心让病人再等一个星期,人家恳求他他就加号。有一次看到第60个病人,忽然眼前一黑,坐都坐不稳了,“当时看着外面还有几十个病人,还是咬一咬牙坚持看完了。”
　　
　　良 师
　　
　　“最感谢的是几位教导我、赏识我,并信任我的老师”
　　无论在哪里,他永远都是最努力的那一个。当然,他的努力和才华也永远都有人欣赏。他的生命中最不缺的就是“贵人”。
　　第二军医大学毕业以后分到长征医院,3年轮转不定科。刘志民轮转的第一个岗位就是急诊,是最辛苦的科室,而且一干就是6个月。这6个月里,他创造了一个班抢救108个内科急诊病人的奇迹,“其中有8个敌敌畏中毒的,床上、椅子上、地上都是病人,比电视里演的还热闹”,他没有出过事故,没有病人投诉,更没有抱怨辛苦。
　　他的努力有一个人看在了眼里,那就是当时长征医院的大内科主任陈思聪。3年轮转完要定科的时候,瑞金医院有个内分泌学的进修班,陈主任把惟一的名额给了他,并嘱咐他“好好学,回来组建长征医院内分泌科,我相信你。”那时候长征医院还没有内分泌科。
　　一句淡淡的鼓励已经足够。
　　瑞金医院内分泌进修班是刘志民人生重要的转折点,内分泌学的“扫盲”和启蒙都是在那里完成的。在那里他开始热爱内分泌学,投身内分泌学,陈家伦、许曼音、罗邦尧等老一辈专家成为他入门的指导者和领路人,“我至今都很感谢他们”。
　　对刘志民教授影响深刻的另一个人是徐仁宝教授。如果说许曼音等老师是他的启蒙人,那徐仁宝教授就是帮助他探索更深领域的引导者。徐仁宝教授是受体专家,在他的引导下刘志民开始研究受体。徐教授说,内分泌学的历史已经一百多年了,激素和腺体的研究已经比较深入,没有太多的研究领域,现在的研究逐步转到激素的反应性,也就是受体和信号系统,应该尽快进入这个领域。于是他开始了受体和信号系统的研究。
　　在徐教授的指导下,刘志民的一篇“糖皮质激素受体的昼夜节律基础和临床研究”被国际时辰生物学大会主席、香港大学生理系主任看中。他人生中又一个重要人物出现了。这位老师很欣赏他的这篇文章,并发出邀请函。于是,刘志民作为访问学者开始了在香港大学生理系为期一年的进修。回来以后正式开始激素受体和信号系统的研究。
　　
　　 对 话
　　
　　记者:现在除了做受体和信号系统的研究,临床上还研究什么?
　　临床主要做糖尿病慢性并发症尤其是神经并发症的研究。
　　
　　记者:听说很多外省市有严重神经病变的人慕名而来。
　　是的,一些有糖尿病严重神经并发症的病人,疼痛很剧烈,病程长,苦不堪言,很多都送来我这里。我除了采取传统的治疗方法,还尝试一些新的疗法。比如氧化应激是并发症的一个重要发病机制,我们会对病人采取抗氧化治疗,使用强抗氧化剂α-硫辛酸。现在对于病情严重者,我们就采取强扩血管剂+抗氧化剂α-硫辛酸+弥可保(静脉推注,一天推3~5支),几天下来病情就缓解了。
　　
　　记者:去香港进修,对您今后的受体研究有着怎样的影响?您的那位导师给您的最大支持是什么?
　　影响很深,我在香港做试验期间掌握了很多非常重要的受体研究方法。
　　导师给我最大的支持是肯定我、信任我,并且给了我最大限度的资金支持。
　　我到香港的第一天,导师就找我谈话,他是做褪黑素受体研究的,问我是否想做这个课题。我说明天回答你。第二天我就给了他一个关于褪黑素受体详细而周全的6步研究计划。那个老师当时很吃惊,问我是不是临床医生。我说对啊。他说你一个临床医生哪里来的这么好的思路。我说是我的老师徐仁宝教授教给我的,我研究糖尿病受体就是研究这6步。然后这个导师什么都没说,直接带我到技术员那里,交代“他需要什么就给他什么,他一切的需要都满足他。”给了资金上很大的支持。我在那边一年就花费了50万美元。
　　大学的时候,徐仁宝教授就非常欣赏我这一点,年年都跟学生讲我的历史,讲我如何刻苦。我这个香港导师也常常感叹,以前从没请过中国内地人,这次请我一个人等于请了三个人,我的工作量和效率是最高的。
　　
　　记者:您在香港的学习也取得了不小的收获吧?
　　在香港一年我就在权威报刊上发表了3篇论文,这个导师以前的学生一年发表一篇就很不错了。也摸索掌握了一些受体研究的重要方法,对我以后的研究和工作大有益处。
　　回来以后,我就在全国开展了受体和信号系统研究,还有一个全国的受体研究组。办了4次全国性的学习班,为24个省市培养了100多个人,这些人后来很多都成了当地的科研骨干。在香港的学习还算是收获颇丰吧。
　　
　　记者:您研究的受体和信号系统课题,老百姓听起来很深奥,您能用通俗的语言给大家讲解一下受体研究在临床上的意义吗?
　　先举个例子,大家都认为,糖尿病患者的胰岛素水平是比健康人低的。事实上,在临床,一些糖尿病患者的胰岛素分泌并不少,甚至比健康人还高,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胰岛素抵抗。还有,体重、血糖相同的人,用相同剂量的胰岛素,有些人效果好有些人效果却不好;各项指标都相同的人,却可能需要用不同剂量的胰岛素才能达到相同的效果。这些都是为什么呢?如果单单研究激素(比如胰岛素),是永远不会有什么结论的,这时就要考虑受体的问题。腺体分泌激素,激素要发挥作用必须有一个东西接收它,接收以后才能转成效应。这个接收的东西就叫受体,没有足够的受体接收,激素再多也没用。受体研究针对的就是激素不敏感和激素抵抗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很多领域都存在,比如妇产科病人会有雌激素不敏感的问题,有人就是用再大的量都没效果。还有现在用激素治肾炎,一般是用药3个月,如果无效就是激素不敏感,必须换药或换治疗方法。其实这是对病人很大的伤害,如果一开始就能确定是激素不敏感,就不需要让病人接受3个月大剂量的激素治疗。
　　
　　记者:那现在受体的研究进展如何?理想状态下,是不是所有糖尿病患者都应该测受体,从而找到最适合的药物和剂量,做到真正意义上的个体化用药?
　　是的,我们的目标是这样。但是现在受体研究到了一个瓶颈,进展缓慢。比如研究手法有限、取材困难等问题。做到真正意义上的个体化用药,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