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平崛起中中国传统文化作用

　 中国和平崛起中中国传统文化的作用

　摘要：中国传统文化，即中华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源远流传、绵延不绝，在漫长的历史演变发展过程中，一直闪耀着璀璨的光芒。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包含“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推己及人”的仁道，“和为贵”“睦仁善邻”的共处共生之道等内容，是民族强大和团结的源泉，是国家建设和发展的推动力，同时也是相互依存时代处理国际关系不可或缺的基本原则。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和而不同”哲学思想是中国“和平崛起”外交新战略中的核心价值思想，形成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现实外交战略的历史的具体的统一，必将为建立国际新秩序作出积极的贡献，促进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进而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正文：一、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

　 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早在数千年以前，中国就以独具特色的黄河文化而闻名世界。其后，经过炎黄子孙的长期创造和沉淀，中华文化愈加丰富多彩，博大精深，其影响，其成就，举世罕见。中国国土辽阔，地大物博，自周秦以来，除个别分裂割据时期之外，在大部分时间内保持着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这一政治机构。因而在中华传统文化这一体系之中，既有源自黄河流域的华夏文明作为主体，也有多样的少数民族文化作为补充，相得益彰，在许多方面，中华民族的祖先曾非常勇敢地、毫不犹豫地吸收外来文化因素，并加以改造，不断丰富中华文化的内涵。独特的地理造就了独特的中华文化，也就对中国的发展和人文历史产生了不同影响。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仅养育人的肉体，更滋养人的精神和灵魂。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地理因素、人文因素的综合结果。中国传统文化讲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特别注重道德修养，其中心环节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修身的必然结果。修身是立身之道，也是立国之道，主张通过自身的修养和学习，成为高尚的人，有理想的人，其最高目标和终极价值是实现人与群体，个人与社会的统一及协调发展。中国的传统文化包括多个方面，具体有：

　 1、“仁”的思想。“仁”的思想源自古代大教育家大思想家孔子，在今天，对我们的社会生活和各个方面都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仁者爱人”思想有利于维护家庭的稳定，家庭又是社会的基本细胞，家庭的稳定有利于社会的稳定，有利于加强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尊重与爱护，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中国的“和平崛起”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思想是人际交往的理想境界，是形成良好社会道德风尚的要求。“克己复礼为仁”思想要求人们抑制私心杂念，遵守社会秩序，有助于社会形成良好的社会制度秩序，维护社会稳定全面发展。

　 2、“和”的思想。“和合”思想在现代具有重要影响。“和合”思想强调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交往、吸收、融合，对推进人类文明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全球化加速发展的今天，在不同民族和地域的文化特点和差异依然存在的情况下，减少摩擦、增加共识，发扬“和为贵”、“和而不同”的思想显得更为重要。为此，继承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共生、共存共赢的“和合”思想，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和平崛起”战略的重要指导思想之一。中国在融入世界的过程中，领悟了传统文化“和为贵”、“和而不同”的启示，中国所倡导的“和谐世界”理念，必将推动全球多元文化的共同发展，成为引领国际关系的新潮流。

　二、“中国威胁”与“中国和平崛起”

　中国的迅速崛起使得国际社会一度刮起了“中国威胁论”风暴。美国兰德公司最近发表的长篇论著——《解释中国的大战略：过去、现在和未来》，从两方面论证了中国崛起可能给别国造成威胁：一方面，中国对于自己古昔辉煌伟大的历史记忆和重获先前显赫荣光的复兴渴求；中国雪洗鸦片战争后中国百年民族耻辱的强烈意愿；中国关于自己在历史上的外部安全主要由能够控制周边战略地带的强大国家力量来保证的信念等。另一方面，根据国际政治中的安全疑惧法则和决定强国兴衰、驱动霸权争夺的“权势转移”机理进而认为中国为了保持自己的利益和权利会威胁他国。

　显而易见，西方人的这种惯常理论忽略了中国传统文化——儒家文化中的和平思想对中国外交的深远影响。受儒家文化中和平思想传统的影响，并结合现实国情，中国一直强调并切实奉行和平的外交政策，中国的崛起只会是“和平崛起”，而不会像个别国家鼓吹的那样对别国构成威胁。

　三、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促进和平崛起

　中国儒家文化有着丰富的和平思想，并自古延续形成了中国和平文化的优良传统，主要有三大方面：

　1、“和而不同”——国家间相处的和谐理念；

　2、行“仁政”，修“文德”——国家内政外交的和平理想；

　3、“诚”、“敬”、“信”——国民个人修身的温和信条。

　当代中国的外交就在切实践行着中国传统文化儒家文化的和平思想。中国政府领导全国人民以积极姿态面对纷繁复杂的世界，既注意吸收国外先进文化成果，更没有放弃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合理内核，而儒家思想正是中国传统文化形成的主要价值源泉。当代中国的和平外交实践不仅深深汲取了儒家的和平思想这一精华和内核，而且真正贯彻到当代中国外交政策的目标、宗旨及原则诸方面之中。中国强调，坚持发展理念和模式的多样性，才能坚持走符合中国实际的发展道路，才能充分理解和尊重别国对自己发展道路的选择1954年，中国总理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提出：在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上我们遵循的原则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我们主张维护世界的多样性，提倡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发展模式的多样化。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世界上的各种文明、不同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应彼此尊重，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2002年10月，江泽民主席访问美国。江主席在布什图书馆发表演讲时引用《论语》“君子和而不同”的思想，指出“中美之间、国家之间应和谐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相互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中华民族自古就有以诚为本、以和为贵、以信为先的优良传统。”“国家之间、民族之间、地区之间，存在这样那样的不同和差别是正常的，也可以说是必然的。我们主张，世界各种文明、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应相互交流和相互借鉴，在和平竞争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2003年12月，中国总理温家宝访问美国。在哈佛大学他作了题为《把目光投向中国》的演讲，主张以平等和包容的精神，努力寻找中美双方的共同点，增进两国人民之见的相互了解。他较为全面地阐述了中国和平崛起的理念：“中国的发展和崛起是和平的崛起，我们要走一条和一些大国不一样的道路，这条道路就是和平崛起的道路。”同时，还特别从中国传统文化和价值观方面阐述了中国选择和平方式崛起的缘由：“因为我们有自己的文化，源远流长的文化，这种文化的核心又是以和为贵，就是和的文化，当然我们还要和而不同，这种不同是相互补充，是相互借鉴，而不是冲突的来源。”这段话所表述的另一个重要观点是，“和平崛起”要以“和而不同”为条件和目标；和谐而不千篇一律，不同又不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同时，也重申了中国主张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和反对霸权主义的一贯外交政策，显然，其实质深受儒家“克己复礼”，“己所不欲，勿施与人”等和平思想的影响。上述诸多事例及两位中国领导人在对外实践中的言行正是他们践行儒家和平思想的具体体现，展示了中国儒家和平思想的魅力和深远影响，是儒家和平思想与中国共产党和平外交政策在新形势下的完美结合，表达了中国和平崛起的真实期求和意义。

　中国儒家和平思想分别从国际、国家、个人三个不同的层面强调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和平性质与内涵，它的包容性、和平性与某些西方大国宣扬的引起“文明的冲突”的普世文明具有截然不同的本质内涵。儒家和平文化中的“和而不同”的思想正适应了全球化的需求，有助于在世界范围中国的“崛起”源自和平，而“和平”又推进了崛起。儒家文化中的和平思想对中国的发展起到内在文化保障功能。因此，中国的崛起不会对它国构成潜在或实在的威胁。

　相反，中国的和平崛起将使人类的文明和文化更为丰富多彩，为人类提供更多的模式和文化借鉴。中国的和平崛起将为国际关系的历史带来新的范例和素材，证明人类可以通过理性和和平的方式处理好国家冲突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