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养生诗 白居易诗话养生

　　在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诗作中，有相当篇幅是有关养生的，既有对前人养生经验的传承，更是他自己养生实践的概括。在唐代，活到50岁便被认为是寿终正寝，而白居易寿达75岁，大概应属高寿吧。
　　“澹然无他念，虚静是吾师”是白居易养生的头条经验。诗人熟读深研老子《道德经》，遵循其精髓，潜心体道，并付诸于实践，习练打坐，常进入虚静安适状态，他在《隐几》诗中表达这种状态：“身适忘四肢，心适忘是非，既适又忘适，不知吾是谁。百体如槁木，兀然无所知；方寸如死灰，寂然无所思。今日复明日，身心忽两遗。”显然，白居易悟道体道确实达到养生家们所追求的“身如槁木，心如死灰，澹然虚静，物我两忘”的理想境界；而且在诗人笔下，这种境界是那样的富有诗情画意，令人向往。再看《题玉泉寺》：“闲心对定水，清静两无尘。”若非亲身体验，诗心焉能通禅心?白居易虽得老、庄哲学“清静无为”之真，但他毕竟身在尘世，且为官理政，哪能没有烦恼?每遇不快，诗人便以“清静无为”而戒之：“既非慕荣显，又不恤饥寒，胡为悄不乐，抱膝残灯前。”常存此念，遂自我解脱。
　　白居易养生的再一条经验是“心足即为富，身闲乃当贵。”诗人做官基本都是做高官，纵使被贬出京师，也是任州府大员，位高权重，但诗人总以平常心而视之，把自己看作普通老百姓。其诗《卧小斋》自况：“朝起视事毕，晏坐饱食终。散步长廊下，退卧小斋中。拙政自多暇，幽情谁与同?孰云二千石，心如田野翁!”看，这哪里象高官的骄矜持重、城府深沉?俨然一个天真的顽童!对于物质生活，白居易很知足。他的生活哲学是，能充饥即是美食，可容膝便为安居；形骸为政务所迫劳作不息，心性却始终湛然虚空，故“心宽体长舒”。
　　白居易很重视繁忙政务后的休闲时光，“心足即为富，身闲乃当贵。富贵在此中，何必居高位?”(《闲居》)诗人做京官时，曾患病休假，住在长安郊区渭村，大有鸟出牢笼的快感：“三年作谏官”，“拘牵不自由”，“有酒不暇饮，有山不得游”；然而“一朝归渭上，泛如不系舟；置心世事外，无喜亦无忧。”知足，不为物累；工作之余的休闲时光静心独处，或读书、或写作、或散步、或小卧，悠然自得，如此便不为情累。看来，白居易把“清静无为”的真谛贯穿于工作和生活的整个过程，纵使养生大家也会自愧弗如吧。
　　白居易养生的第三条经验是：亲近自然物，“野性爱栽植”。所谓“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白居易被贬作江州司马时，在庐山香炉峰下结茅舍，政务之余来此栖居。诗人深爱此处的自然环境：岩石清流，松柏翠竹，风岚烟霞，鸟兽时聚；茅屋傍有飞泉溅玉，小院里有白莲净池。恰如“倦鸟得茂林，涸鱼返清源”。诗人意气飞扬，携一壶酒，弹奏五弦之琴，酣畅时，赋新诗，仰天而歌。白居易一生无恋荣华，亲近自然，以至于退休后不在长安官宅养老，而是栖居渭村，与田夫村叟为伍。他曾应同村居住的邻居老汉求诗之愿，写了一首《代邻叟言怀》：“人生何事心无定?宿昔如今意不同。宿昔愁身不得老，如今恨作白头翁。”老汉听罢此诗，开怀大笑，乐不可支。
　　白居易为官一生，调动颇频繁，每新到一地，他都要在衙门和私宅周围及院中进行绿化、美化。诗人尤其爱松、竹、柳、荷，其工作和居住环境必植之物。《东楼竹》写到：“潇洒城东楼，绕楼多修竹，森然一万竿，白粉封青玉。”白居易特别喜欢在居室窗前植竹，《竹窗》云：“烟通杳蔼气，月透玲珑光”，“无客尽日静，有风终夜凉”，别有一番情趣。诗人把种树栽花看作是休闲，是爱好，是性情使然：“野性爱栽植”。《东涧种柳》：“倚岸埋大干，临流插小枝。”诗人认为“不种东溪柳，端坐欲何为?”白居易官至中书舍人时，买得一宅，因院内有10棵松树而喜不自禁，秋有韵，夏有荫，春雨满树珠，冬雪压枝白，“四时各有趣”的景致，对于诗人来说“至此是益友，岂必交贤才”。白居易特别尊崇松树的贞操，“不羡桃李艳，惟慕松树贞”．所以，面对宅院的松，诗人觉得自己一介俗士却做松的主人很不相称，故而“时时一愧怀”。这世上，至真、至善、至美者莫过于自然；只有心灵雅洁之士才能与自然亲和、沟通；白居易尊自然为师，实在是养生之妙理啊!
　　白居易的“闲适诗”，清新、洁雅，其中养生的至理与技法亦博大精深，不失为中华养生学之奇葩。
　　文/徐新 摘自《现代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