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单帮的行商|跑单帮是什么意思

　　中药商人有两种，立字号安座子的是坐商，不安座子不摆药摊，游走四方的卖药人，叫做行商。行商有的跑单帮，有的仨俩人合伙。抗战以后至解放初期，天津中药行商大约有百余人之多。行商对外人自称经纪人，有的按天津话自称“跑合”，或“跑药合”。实际上，行商与经纪人是两码事。经纪人是买卖双方的中介，给卖方找买主，让买方买到称心如意、价格适中的商品。买卖成交，经纪人从中赚取佣金，仅此而已。卖方的商品再好、再便宜，经纪人也不会出钱买下，然后再加价卖给他人。经纪人心眼儿这么好？有人不信。其实，这与心眼好不好无关。你想，经纪人既无资本，也无商品，想长期混碗饭吃，不讲诚信能行吗？听前辈讲，干经纪人这一行的，大都是规矩地道之人，很受商家尊重，不讲礼义廉耻的很少，起码在药业、木业等行都是如此。
　　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日伪肆虐，人心不古，买卖双方担心上当受骗，往往直接见面，中介被甩在一边；经纪人也不再替卖方联系买主，怕商品掺杂使假或买主赖账而落下包涵。在这种情况下，不少“跑药合”的经纪人，做了行商。
　　中药行商都是小本生意。趸一点药材，只要价格不贵又有销路，卖出去就有钱赚。但是上货时打眼，卖货时行情有变，把药材砸在手里，也是常有的事。
　　丁水益老师和卜帘寿大夫，对天津中药行商似乎了解不多，在我的速记本里只记录了如下一些内容。有个安国人，叫刘锡铎，安国万盛魁药庄学徒出身，在安国药市上当过“经手”。1941年夏天，因祁州庙会愈加萧条，遂来天津做中药行商。还有一个叫邢润田的行商，也是安国人，比刘锡铎年长十四五岁。邢润田在安国同恒公药庄学过徒，1931年在祁州庙会当“经手”，1940年开始在天津跑行商。那一年邢润田大约有50岁。他干行商十几年，仅混个温饱而已。后来邢润田在太平街广善堂谋个差事，负责为顾客煎药。
　　天津中药行商，以安国人和安国邻县博野人居多。这些人早年在药庄学徒，后来在祁州庙会当经纪人，祁州庙会在日本统治时期无法举办，于是纷纷来天津当行商，有个叫杜桂东的安国人，原先在安国南关德兴公药庄学徒，后来在安国“跑合”，1942年来天津，先后在西马路清真寺北巷颐生恒和南小道子庆祥药庄干“倒倒”，1948年以后做了行商。还有一个博野人叫戴树春，是安国城内育荣昌学徒出身，在安国当过中药经纪人，1940年来天津跑行商。戴树春精明能干，在天津虽然人生地疏，但是他广泛联络过去安国旧同事，做了不少笔好生意。仅两年时间，戴树春不仅家中不愁吃喝，还攒下伪联银币数千元。戴树春用每亩250元的价格买下蒋姓地主土地12亩，小日子越发滋润。日本投降前夕，戴树春找西窑洼广聚货栈刘希潮借了20万元伪币，买白矾几百斤，准备找合适机会出手。几天以后，日本投降，物价下跌，15元的货物只当1元卖，戴树春赔了个底掉。
　　隆顺榕有个姓韩的职工，1945年底嫌隆顺榕年终发钱太少，愤而辞职。他买了20斤木香和10斤江虫，同一个姓吕的朋友运到沈阳去卖。后来一个姓王的朋友提供了一些药材，韩吕二人又跑到安国去推销。渐渐的买卖由小变大，韩吕二人住在大伙巷恒信成药行内，收购一些药材，贩运到东北、安国、上海，获利颇丰。1950年政府号召行商改为坐商，韩吕二人遂开办了一个叫义盛魁的药庄，批零兼售，主要经营甘草、生地、木通、砂仁四种药材，这才结束行商生涯。
　　1956年天津中药行业实行公私合营时，有行商80多人，此前在天津跑过行商的十三帮药商和安国药商，最多时不下二三百人。在这支庞大的行商队伍中，藏龙卧虎，高手辈出。
　　有个行商，叫闫润身，1900年出生，1919年至1924年在营口宝和堂学徒，1924年至1929在营口保安堂工作，并考取药剂师，开始经营药材。1929年至1941年，闫润身在营口天福堂做进出口药材批发业务，1941年以后在天津永福源和厚兴福做进销与批发工作，1954年在天津做行商。闫润身在经营南方药材方面，有丰富的经验，对南方药材的加工炮炙非常在行。由于他在营口药行工作过多年，又经营过进出口药材，所以凡羚角、犀角、麝香、牛黄等各种珍贵细料，他无不精通。
　　有个在天津落脚谋生的中药行商叫陈济堂，是安国人，是祁州庙会的资深“经手”，专跑广帮地区药材产地，对西洋参、进口牛黄、血竭等所谓广药知之甚多，能鉴别真伪，分析成份，知道产地，熟悉各药市行情。
　　天津宝心堂学徒出身的行商张谦林，长期生活在云南、四川、新疆、陕西等边远地区的药材产地，在向当地药农和猎户收购药材时，广交朋友，虚心求教，遂对经营熊胆、麝香、猪苓、牛膝、三七、生地、川贝等，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天津行商、行栈遇到经营西部药材的难题，无不向张谦林请教，业内人士称张谦林为“西部药材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