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李纲和岳飞的关系

史泠歌

(1.铜仁学院 人文学院， 贵州 铜仁 554300；
2.河北大学 岳飞文化研究院，河北 保定 071000)

王曾瑜先生在论述“中国古代主流政治传统”时，认为“在两宋的三百二十年间，也有如范仲淹、李纲、宗泽、岳飞、文天祥等一大批人，他们无疑是好的政治传统的代表”[1]。了解和研究南宋初爱国主义的最重要代表人物，理应宗李岳并称,他们都是在祖国大劫难时脱颖而出的，但宗泽和李纲是文官，岳飞是武将。在宋朝崇文抑武的历史背景下，其文武差别是必须注意的。宗泽比李纲大二十四岁，李纲又比岳飞大二十岁，论年龄，正好是三代人。

在今存史籍中，有关宗泽、李纲二位和岳飞的关系方面的记载严重欠缺。岳珂的《鄂王行实编年》中，记述岳飞和宗泽的关系有疏漏和错误，但大致尚可据今存的宗泽史料，弥补和勾勒其基本轮廓。因为岳飞和李纲之间的大量书信和公文交往基本佚失，《鄂王行实编年》除了岳飞建炎初上书外，对李纲并无片言只语交代，本文的论述只能主要依靠今存的李纲《梁溪全集》。估计大致自绍兴二年(1132年)始，李纲与岳飞通信不绝。但在宋廷炮制岳飞冤案后，岳飞和李纲交往的大量书信和公文就基本佚亡，今仅留下李纲致岳飞的四封书信，以及李纲给其他人的书信中，透露出的与岳飞交往的信息。如李纲在绍兴六年(1136年)十二月七日写给张浚的《与张相公第十四书》中，说“得岳帅报，虏、伪相兼侵犯襄、邓、信阳，兵势重厚，意欲窥图上流，所谋不浅”[2](1)本文引用李纲《梁溪全集》的相关内容时，还参考了王茂华、高纪春、王曾瑜先生《李纲全集校注》电脑件内容与考证时间，特此说明和致谢。。表明当时为江南西路安抚制置大使的李纲，收到了岳飞的第三次北伐捷报。又如《梁溪全集》卷129《与薛直老宝文书》，为绍兴七年(1137 年)致岳家军参谋官薛弼信，其中说：“承谕分屯九江，殊荷留念。近得太尉书，亦道此意，但欲候有警急，乃始遣兵，深恐后时。”其中“近得太尉书”，乃是指岳飞来信，当时岳飞已授太尉，而岳飞此信今已佚亡。岳珂的《鄂王行实编年》除了上述岳飞建炎初上书外，对李纲并无片言只语交代，本文的论述只能主要依靠今存的李纲《梁溪全集》。

被宋人誉为中兴名相之首[2]1757的李纲与“尽忠报国”[3]的岳飞，都梦寐以求山河一统，但是他们之间却有过误会与不快。如建炎元年(1127年)岳飞越职上书，为什么指责李纲等人？绍兴二年(公元1132年)李纲为岳飞的上级，在宋代官场中重文抑武的积习下是如何看待这位下级的？之后，李纲为什么会摈弃宋代官场鄙视武人之陋习，十分器重岳飞，并期望岳飞能成为“中兴功臣之首”呢[2]1238？剖析李纲与岳飞的关系，既可以加深对他们爱国事迹与爱国主义精神的了解，亦可加深对南宋初政治的认识。

李纲(生于元丰六年，1083年)书香门第出身，科举及第后进入仕途，比出身于普通农家的武将岳飞(崇宁二年生，1103年)大二十岁，若无抗金战争，或许两人不会有交集；
正是因为抗金战争，低级军官岳飞才会上书指责尚书右仆射李纲等人的对金政策与措施。

靖康二年(1127年)五月初一日，康王赵构在应天府即位，成为南宋开国之君。宋高宗固然信用黄潜善和汪伯彦，然两人“新擢执政，人望未孚”[4]，考虑到危难的形势，故在登基后五天，即命“资政殿大学士、新除领开封府职事李纲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趣赴阙”[5]。“国家艰危,至此极矣”的情势下[2]1609，六月一日，李纲“以一身任天下之重”，赴南京应天府上任。李纲力荐坚定的抗金派宗泽出任开封知府。在对金政策上，李纲主张“先守后战，而不应和”，相继推行了整饬军队、创设河北西路招抚使司和河东经制使司等系列抗金政策与措施，却遭到苟安的执政黄潜善和汪伯彦多方的掣肘和刁难。时为元帅府中军从七品武翼郎的岳飞，对南宋朝廷消极地怯战和退避行为十分不满。六七月间，岳飞出于爱国热情，向宋高宗恳切上书言事，大略如下：

陛下已登大宝，黎元有归，社稷有主，已足以伐敌人之谋，而勤王御营之师日集，兵势渐盛。彼方谓吾素弱，未必能敌，正宜乘其怠而击之，而李纲、黄潜善、汪伯彦辈，不能承陛下之意，恢复故疆，迎还二圣，奉车驾日益南。又令长安、维扬、襄阳准备巡幸，有苟安之渐，无远大之略，恐不足以系中原之望，虽使将帅之臣，勠力于外，终亡成功。为今之计，莫若请车驾还京，罢三军巡幸之诏，乘二圣蒙尘未久，敌穴未固之际，亲率六军，迤逦北渡，则天威所临，将帅一心，士卒作气，中原之地，指期可复[6]。

宋高宗“唯以和好是念”[7]的屈辱媾和，以及求苟安一隅的政治构想和设计，与李纲坚定地对金政策有根本性分歧。朝堂上，李纲与黄潜善、汪伯彦等力主降金苟安者进行了激烈的斗争。正是在岳飞上书时，李纲的处境也日益艰难。岳飞指责“车驾日益南”，“有苟安之渐，无远大之略”，归结于“李纲、黄潜善、汪伯彦辈，不能承陛下之意，恢复故疆”，按照他所处的地位与环境，对宋廷投降政策的批评能切中要害难能可贵，但因官位卑微，不可能了解李纲“入朝月余，边防、军政已略就绪”的详情[7]204，也全然不了解庙堂政争内幕之故。

这次上书后，岳飞因“小臣越职，非所宜言，夺官归田里”[6]89，而李纲也于八月罢相、贬斥，以至流放。

建炎四年(1130年)九月，金朝在“以和议佐攻战，以僭逆诱叛党”的传统策略下，建立伪齐政权。因新成立的伪齐政权需要积累军事实力，在与南宋对峙的淮东、淮西和京西三个战场暂时处于休战状态。“内寇不除，何以攘外”[6]922，南宋则趁机平定内寇，巩固统治基础。绍兴二年(1132年)正月末，宋廷令驻扎在洪州的神武副军都统制岳飞权知潭州，并权荆湖东路安抚使、都总管，平定内寇。二月，宋廷又起用李纲，升他为观文殿学士，任荆湖、广南路宣抚使，命令岳飞、任士安等将领都归他“节制”[7]1048,1056。

李纲显然不可能对新兴的将星岳飞有深切了解。宋廷令岳飞剿灭荆湖路的曹成匪军，是荆湖路最强悍的一支。然而当时岳家军虽然兵力有一万二千余人，实际出战只有七千余人[6]924,1067，双方兵力相差悬殊。李纲深悉“今日之事，惟兵将、钱粮为急”[2]1142，上奏说：“窃虑岳飞所率兵数不多，钱粮阙乏，未必能济。非得韩世忠统率大兵前去措置应援，及将福建、江西、荆湖宣抚司刬刷到诸路钱粮通融应副，深恐未能早见招捕了当。”[2]706在“荆湖州县，残破略遍”[2]713的情形下，李纲担心岳家军后勤供给问题，更担心岳飞军的作战能力，认为凭岳飞一军之力不能剿灭曹成，必须调动孟庾、韩世忠大军，才能将曹成“招捕了当”。李纲在给左相吕颐浩的信中，强调对兵力大大少于曹成的岳飞军战斗力之担忧：“非得韩少师率兵一行，恐难致其死命。”[2]1090,1094,1095李纲为此专门上奏，请求宋廷遣韩世忠剿灭曹成，在给秦桧等人的信中，也反复表达了这种意见[2]705,1117,1118,1119,1131,1139。

三月十七日，岳飞自洪州出兵，至闰四月，孤军转战荆湖南路、广南西路和广南东路数千里，独力击溃了兵力上占很大优势的曹成匪军，用实际行动解除了李纲的担忧。李纲此前“闻岳飞者，忠勇持军，颇有纪律”[2]1092，如今见证了岳飞破曹成的胜利，对他刮目相看。他在给吕颐浩、秦桧等人的书信中都特别称赞岳飞：“孟、韩二帅殊未曾措置荆湖盗贼，独岳飞能破曹成。”[2]1096,1124,1140,1142,1143强调剿灭曹成，韩世忠的大军未起作用，而是岳飞独成其功。在写给右相秦桧的信中，称赞岳飞“年齿方壮，治军严肃，能立奇功”，“异时决为中兴名将”[2]1131。但李纲在肯定岳飞“近来之所少得”之时，也认为岳飞“有以调御服习之，使知礼义名节”[2]1132。李纲认为岳飞需要“调御服习”，其实还是沿袭宋代重文抑武的官场陋习，故有此语。

在给秦桧的这封信中，李纲还对秦桧说岳飞“近以权安抚之故，亦颇有过举。吕宪书中能道其详”[2]1132。李纲所称“吕宪”，是当时的荆湖南路提点刑狱公事吕祉，他在致李纲信中说及岳飞“颇有过举”。李纲又在致左相吕颐浩的《与吕相公第七书别幅衡州》信中说：

近蒙朝廷差拨岳飞一军，存留本路，措置盗贼，专听某节制，方幸有可倚仗。忽闻以岳飞奏报，本路群盗已是静尽……本路盗贼马友、李宏虽已捕杀，其徒党依旧散漫作过；
曹成、刘忠虽已溃散，其酋首依旧拥众自若。……深虑贼情狡狯，复有窥伺湖南、二广之意，所以深欲得飞，且来了此一事。……今乃听其惮行欺罔之辞，不复覈实，前命方行，后命已改，诸将欲自便者，其谁不然？某恐自此号令不行于将帅矣。

岳飞一军，本司累具申奏祈告朝廷，方蒙矜从，今以飞片纸虚辞，即行改命，窃恐朝廷所以待大帅与武将者，轻重不伦，……兼韩京、吴全等，以飞彊夺其人马，有隙，皆不愿从之，抑使，即复为盗[2]1101-1102。

从上引李纲信中，可知李纲对吕颐浩提及了五件事：一是荆湖路“内寇”尚未平定；
二是岳飞却奏报荆湖路“群盗已是静尽”；
三是宋廷相信岳飞“惮行欺罔之辞，不复覈实”，令岳飞“屯驻九江”；
四是岳飞“强夺”韩京、吴全“人马”，二人不愿意隶属岳飞；
五是“恐自此号令不行于将帅矣”。下面逐一分析。

李纲怀抱拯救国难和苍生的强烈愿望，希望在荆湖、广南路宣抚使任上有所作为，恳请岳飞军留在本地剿灭“内寇”，以维护本辖区治安，合情合理。关于岳飞奏报荆湖路“群盗已是静尽”一事，除李纲书信中提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55绍兴二年六月戊戌条载：“诏神武副军都统制岳飞，以韩京、吴锡、吴全之众戍江州。朝廷闻曹成为飞所破，乃命孟庾班师，李纲径如潭州，而飞以所部之江州屯驻”[7]1128。“朝廷闻曹成为飞所破”，无论是岳飞，还是其他人的奏报，只是说曹成被剿灭，并没有说荆湖南路“群盗已是静尽”。李纲除了上奏宋廷，恳请将岳飞军留在本路，还给吕颐浩、秦桧写信，亦拜托他们考虑“存留岳飞一事”，担心信在路上耽搁，还让儿子给秦桧写“拜呈”，可见对此事的重视[2]736,1126。

宋廷令岳飞“以韩京、吴锡、吴全之众戍江州”，明确规定韩京等隶属于岳飞。李纲在《与秦相公第九书别幅》中说：“韩京人兵随逐岳飞”，“(岳)飞利其甲马，皆择精壮者，分隶将下，而听其自便，此近年诸将习成之态也。京缘此悒悒抱病，以余卒数百人留茶陵，不复在飞部下。吴锡人兵，亦多散去者”[2]1129。李纲认为岳飞“强并”韩京“人马”，是“近年诸将习成之态”，并非岳飞个案。然《鄂国金佗稡编》卷9《遗事》则载：宋高宗“初以韩京、吴锡二军付先臣，皆不习战斗，且多老弱，先臣择其可用者，不满千人，余皆罢归。数月，遂为精卒。上喜，赐报曰：‘可见措置有方，忠诚体国。’”[2]835说明宋高宗对岳飞“强并”韩京“人马”一事是知晓且赞同，才有称赞岳飞“措置有方”之语。当然，站在韩京的角度看，自己的“人马”被岳飞“强并”，肯定心中不舒服。

李纲提到的第五件事，是担心武将尾大不掉，“恐自此号令不行于将帅矣”。在给权邦彦的信中，也说宋廷“如止坐飞奏而改命，恐武夫不复可号令矣”[2]1141。说明即便是李纲，也依然是以宋朝崇文抑武的惯性思维看待岳飞，此时李纲虽然高度评价岳飞的军事能力，但是对岳飞的人品、性格了解不深。

北宋末，面对金军南下侵宋的危机，李纲强调只有“同心协力”抗金，才能“扶持宗社，保全家室”[2]1575，故人称北宋末“必欲自胜主战伐者，李纲、种师道两人而已”[8]。抗击金军战胜敌人，成为摆在不知兵的李纲面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宋金战争实践中，李纲和宗泽一样，由不知兵的文官迅速成长为军事战略家，南宋建立后，鉴于当时的军事形势，李纲的战略关注点便转移到荆襄地区。

秦岭淮河是中国地理上天然的南北分界线与防线，此防线中的襄阳“东通吴会，西连巴蜀，南极湖湘，北控关洛”[8]1266，历来是军事要地。故李纲故屡次强调襄阳的战略重要性。建炎元年任相时，李纲“建巡幸之策，以关中为上，襄阳次之，建康为下”[2]1637。绍兴元年(1131年)九月，吕颐浩为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知枢密院事，李纲在贺信中谈到当时的抗金形势时，强调“荆湖上流”之重要，认为“为今之计，保有江左，恢复中原，莫若以料理淮南与荆湖上流为先。”[2]1086-1087建议吕颐浩考虑且耕且战经理淮南与荆湖地区之策。翌年(1132年)八月，李纲在给北宋末年成为深交的给事中程瑀的通信中，说“今日至要处，乃在襄阳，控引川、陕，襟带江、淮，下临旧都”的战略地位[2]1146，1165。南宋主战派中的有识之士，如御史中丞赵鼎在建炎三年(1129年)十一月上奏，建议宋高宗“经营中原”，“当自荆襄始”[9]；
右迪功郎刘嵘在绍兴二年十月六日上万言书，认为“欲强进取之资”，“惟荆襄为胜”[5]755。

绍兴三年(1133年)，金军配合伪齐李成军占据了邓州、随州、唐州、襄阳府等地，控扼长江中游,使南宋中部防线面临严重威胁。绍兴四年(1134年)春，岳飞上奏“乞复襄阳六郡”，“恢复中原，此为基本”。赵鼎等也认为“知上流利害，无如飞者”[6]262,928。五月至七月，按宰相朱胜非等人的主张，宋廷令岳飞统兵北伐，一举收复襄汉六郡，大败金与伪齐联军，这是南宋首次收复大片失地。岳家军从此接管了宋金之间的中部战场，成为抗金的中坚力量。

岳飞为了加强襄汉等地的边防与解决部分军粮供应，上奏提议兴办营田之事，以达到“进攻退守，皆兼利”[6]930,939之目的，可知岳飞也是将襄阳作为收复失地的重要根据地。李纲非常赞同宋廷令岳飞屯驻荆襄的部署，他在《论襄阳形胜札子》中，精彩地论述了驻守襄阳的重要性：“既逼僭伪巢穴，贼有忌惮，必不敢窥伺东南。将来王师大举，收京东、西及陕西五路，又不敢出兵应援。则是以一路之兵，禁其四出，因利乘便，进取京师，乃扼其喉，拊其背，致其死命之策也。”[2]820一直担忧“沿江要害去处，并无控扼”[2]1237的李纲，在绍兴五年(1135年)上奏论攻守策时说，“守备之宜，则当料理淮甸、荆襄以为籓篱”，“当以淮南东、西及荆襄置三大帅，屯重兵以临之”。李纲甚至对三路大军的作战区域与后勤供给都进行了谋划，如驻扎荆襄的大军由荆湖北路负责后勤供给[2]794。得知岳飞在第二次北伐后，“驻军襄、邓”，李纲写信赞同岳飞“其所摹画，想益宏远”，并鼓励岳飞“乘此机会，早建不世之勋，辅成中兴之业”[2]1237。绍兴六年(1136年)，在镇江府召开的都督行府军事会议上，右相兼都督张浚命令岳飞“屯襄阳以窥中原”，并对岳飞说：“此事君之素志也，惟君勉之”[6]400，表明张浚早就知道岳飞重视襄阳的战略地位。

绍兴七年(1137年)，岳飞数次觐见宋高宗论“恢复之略”，强调经营荆襄等“上流”的优势：其一，若汝、颍、陈、蔡等地不能守时，他即“退保上流”，迅速攻击南袭的金军，于金军北还之路伏击；
其二，若金军从上流进兵，进攻淮南和四川地区，自己即率军“长驱，捣其巢穴。贼困于奔命，势穷力殚”[6]944。即进可攻，退可守，因此岳飞请求在襄阳置“监司、州、县”。宋高宗下令湖北、襄阳府路自知州、通判以下“贤否，许(岳)飞得自黜陟”[3]11386，赋予他监察与任免襄阳府路官员的权力，更好地经营襄阳。

李纲“且耕且战，经理荆襄”的战略设想，在岳飞军将士的努力下得以实现，李纲则在后勤供给方面给予了有力支持。绍兴五年(1135年)十月，宋高宗任命观文殿大学士、提举西京嵩山崇福宫李纲为江南西路安抚制置大使、兼知洪州[10]，绍兴六年(1136年)三月到任后,为岳家军提供后勤供应，便成为李纲在江南西路施政的重要内容。当年，江南西路“共实合发米一百三十八万三千六百八十二石五斗三合”，“四十万石岳太尉”[2]931，江南西路的粮米29%供应了岳飞军。岳家军当时大致“月用钱五十六万缗，米七万余石”[11]，江南西路“每月应副岳飞大军月桩钱九万余贯，自来系以轻赍、金银，相兼见钱起发”，占岳飞军“月用钱”的16%。江南西路为岳家军提供的军器物料供应，数量亦非常可观，仅绍兴九年(1139年)即供应“自造军器：铁甲叶六十九万九千四百三十八片，牛角六千三百三十四只，生黄牛皮九千一百八十三张，牛筋四千一十斤一十二两，生羊皮一万八千三百九十二张三十一尺三寸五分，箭笴一十八万四千七百九十四只，翎毛五十一万二千九百八十二堵，各长四寸八分，条铁七千六百九十四斤一十三两一钱二分”[12]。岳家军的军器“物料”并非单靠江南西路供应，但就此数额而言，已相当可观。李纲自己也说，“契勘岳飞大军移屯襄阳，所有钱粮，并系本路应副，经由蕲、黄等州，自沔、鄂以趋襄汉，实以本路(江南西路)为根本”[2]873，986。上述引文，都说明了李纲对岳飞军屯驻襄阳的有力支持。

自赵匡胤“黄袍加身”之后，猜忌武将成了天水朝历代皇帝提心吊胆的梦魇、讳疾忌医的心病，文臣们也绞尽脑汁，提出各种压制、监控武将的政策、制度与措施。如军区的文臣统兵，自然是皇帝与文臣们的共同设计；
而宦官统兵，更是皇帝的乾纲独运，宠臣辈的迎合。文臣刘挚说：“祖宗之法，不以武人为大帅，专制一道。必以文臣为经略，以总制之，武人为总管，领兵马，号将官，受节制，出入战守，唯所指麾。国家承平百有二十余年，内外无事，以其制御边臣得其道也。”[13]刘挚所谓的“祖宗之法”，在宋太祖和太宗时尚未发明。另一文臣任伯雨说，武人“位尊权重”，就必然会“侈然自大”，“跋扈骄蹇”，“则方镇之患，自此成矣”[13]728，似乎只有文官任大帅，方可保证“国家承平”。三百余年间，宋朝武运衰颓，武功不振，将才寥落，当然是宁愿牺牲军事效能，也必须压制、猜忌，以至摧残、杀害良将的必然恶果。

李纲具有远见卓识，对这些文臣所称道的“祖宗之法”有深刻的认识和批判。他在《吊国殇文》与《御戎论》[2]1369，1514-1515中痛批宋朝军事传统下的用将之术，宦官统军的积弊，特别赞赏唐太宗“不从中制”(2)《新唐书》卷93《李靖传》原文作“兵事节度，皆付公，吾不从中治也”。李纲显然是针对宋朝用将之弊，有意把“治”字改为“制”字。的用将之道[14]。经历北宋和南宋之交大劫难的李纲，热衷于寻觅“中兴功臣”人选，对文臣宰相吕颐浩、赵鼎、张浚等，都曾寄予希望，给予赞扬，甚至还长期未看清秦桧的真面目，但天长日久，都感觉失望。身处乱世的李纲，当然十分关注将才，他说，“以制夷狄，以定祸难，未有不在大将者，讵可忽哉”！也感叹“自宣和以来，夷狄之祸，亦云酷矣，可以当大将之任，如种师道者，凋丧略尽”[2]1382-1383。李纲关注的重点先是韩世忠，后有岳飞。

李纲与韩世忠早有交往，绍兴二年(1132年)，在赠韩世忠的诗中写序说“某靖康丙午春，以尚书右丞充亲征行营使。时少师韩公实隶麾下，每嘉其有忠勇迈往之气”，兼以赞美和勉励，“旧钦忠勇冠三军，每一相逢更绝伦。铁马金戈睢水上，碧油红斾海山滨。气呑劲敌唐英、卫，力破群凶汉禹、 恂。圣主中兴赖良将，好陪休运上麒麟”[2]383。同年，李纲在《再乞差使臣赍旗牓招抚曹成及论招捕盗贼奏状》中，赞誉韩世忠“忠勇有谋，治军严肃，可以倚仗”，“曹成桀黠，拥众数万，非世忠全军声势之壮，未易使之听从”[2]712。当年，岳家军转战奔袭于岭南炎瘴山区，克服复杂地形、水土不服、粮食供应等困难，以少击众，大破号称荆湖一带最强悍的曹成匪军。“孟(庾)、韩(世忠)二帅以重兵来临，久驻庐陵，皆未曾料理。独曹成一项，为岳飞所破”[2]1124,1130。此事已如前述。李纲开始真正器重岳飞。

绍兴六年(1136年)，韩世忠举兵攻淮阳军受挫[10]1222-1223，李纲事后写信评论说：

窃睹邸报，韩侯淮阳之捷，为之喜而不寐。……要之王师之举，奠而后发，当如破竹建瓴，使人心响应，则大勋易集。今群帅未动，初无牵制策应之师，而孤军独住，则其进似太锐；
援兵既至，未尝设伏，以谋胜之，反为所困，仅能溃围而出，遽还故垒，则其退似太速；
而所得郡县既不果守，必有遭屠戮，而失望者。此某之所以初喜，中疑，而卒以为忧也。深虑韩侯忠勇，忿于小失，率师复进，堕贼计中，则安危存亡所系，岂浅浅哉[2]1202-1203！

可知，此时他对韩世忠军事指挥才能的评价不高，而此信特别反映了李纲军事战略见识之高明，在今存史料中，对淮阳军之战浮词居多，尚无一篇文字，能对此战评说得如此深中肯綮。当年秋，岳家军举行第二次北伐，李纲在十月初给岳飞写信说：“屡承移文，垂示捷音，十余年来所未曾有，良用欣快。伊、雒、商、虢间不见汉官威仪久矣，王灵乍及，所以抚循之者无所不至，想见人情之欢悦也。继闻驻军襄、邓，其所摹画，想益宏远。”[2]1237与前一封信的文字对比，可知在李纲心目中，韩、岳两将的军事才能，优劣分明。当月十六日，李纲又写信说：“戎事方兴，朝廷以荆、襄大计仰成少保，愿言益励壮猷，早建大勋，为中兴功臣之首，诚所望于左右也。”[2]1238

李纲虽与岳飞未曾会面，但显然经多方面的打听和了解，苦心寻觅多年方得有此肺腑之言，其言极为殷切，而语重心长。在他眼里，依岳飞的忠勇才能，理应成为“中兴功臣之首”，期盼之高，非其他文官武将可比。在宋朝特殊的崇文抑武官场环境中，李纲能够在思想深处完全抛弃文官辈自持甚高、藐视武人的积习，尤为难能可贵。然而无情的事实是，在绍兴十年(1140年)李纲辞世后数月，岳飞大举北伐战绩辉煌，却被宋廷迫令班师，又接踵于绍兴十一年(1141年)遇害。一颗赵宋皇朝最光彩夺目的将星，竟不陨于寇，而死于朝廷。漆侠和王曾瑜先生都尖锐地抨击了赵宋皇朝“狡兔未死而走狗先烹”的极端残忍和卑劣行径[15-16]。

李纲赤心报国，“心劳形瘵，食息不暇”[2]1305，“自春徂秋，俾夜作昼，无少休息，比日出师，尤极忧惧，寝食皆废，须发尽白”[2]616，却落得贬责的下场；
岳飞为求中华一统，献身于“从头收拾旧山河”[17]之伟业，却被宋高宗特设的诏狱冤杀。李纲和岳飞两位历史人物，皆满怀爱国激情，在危难之际挺身而出，却下场凄惨。二人的遭遇，看似偶然，实则是宋高宗投降主义政治下的一种历史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