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勒论主体性与日常生活的关系

张艺川，张三萍

摘要：
布达佩斯学派代表人物阿格妮丝·赫勒（Agnes Heller）不同于其他哲学家从人与自然或人与社会的关系中探寻主体性，她主要从文化角度来论述主体性。她认为无限接近类本质的“个性”的人是实现主体性的人，这种人由具有排他主义的“特性”的人转变而来，这种转变离不开日常生活领域，日常生活为主体性的实现提供了前提条件、活动场所和具体意义。但是，由于资本主义制度社会结构存在的内部矛盾，使得人们的日常生活发生了异化，人们的生活意识转变为物化意识，个体按照“如是性”的模式来生活，人的主体性遭到破坏。因此，赫勒认为有必要寻求一种基于文化的微观革命来重塑人的主体性，这种革命要引导“自在的对象化领域”向“自为的对象化领域”发展、要使日常生活中个体的交往态度由消极转向为积极、要构建能够赋予生活意义的共同体。赫勒希望通过改变日常生活的模式来对抗异化，将“个性化”的过程及主体性的确立与异化的克服联系起来，寻求一种不同于马克思政治革命的文化革命来实现人的解放。但她忽视了日常生活革命对于国家政权、生产资料所有制改变的依赖性。赫勒对资本主义的超越从实践的领域回到了理论的领域，将马克思又还原成了黑格尔。

关键词：
赫勒；

主体性；

日常生活；

异化

中图分类号：
B505; B089.1文献标识码：
ADOI：
10.3963/j.issn.1671-6477.2022.05.016

日常生活理论是赫勒在早期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阶段的重要理论。目前国内学术界对赫勒日常生活理论的研究已有很丰富的成果，其一是对赫勒日常生活概念的解读。杜红艳从文化角度解读了赫勒对日常生活的定义：赫勒强调日常生活和文化不可分割，日常生活的变革最终会表现在文化之中[1]。其二是对赫勒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的研究。鲁芳认为，赫勒将日常生活的异化归结为主体由“排他主义”特性所引导，人的个性被遮蔽的结果[2]。隽鸿飞指出赫勒的异化是一种基于等级和从属关系上的社会关系的异化[3]。此外，还有学者比较研究了赫勒与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葛兰西等的日常生活理论。如赵司空通过比较赫勒与葛兰西日常生活理论，提出赫勒的日常生活革命是为了对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进行反思，以实现个性解放和人道主义诉求；
以葛兰西为代表的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日常生活革命是为了分析在西欧革命失败的背景下如何继续无产阶级革命与解放事业[4]。尽管学术界有关赫勒日常生活理论的研究成果比较丰富，但是，从主体性的角度研究赫勒的日常生活理论的成果还不多见。本文在国内相关研究的基础上，集中探讨赫勒对主体性与日常生活关系的论述，通过这种研究，揭示赫勒早期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时期思想的主要内容。

一、 日常生活与主体性的形成

哲学上主体范畴的产生和主体性的澄明是个历史过程。在古希腊哲学中，亚里士多德将主体定义为“实体”，认为任何实体都可以作为主体而存在。这种对于主体的定义是广泛的，它指的是一种逻辑学意义上的实体，主体并没有与人的概念相关联。到了近代，笛卡尔开辟了一条黑格尔称之为“近代哲学的出发点”[5]的启蒙道路，哲学发生了“认识论的转向”。笛卡尔以“自明的”“我思”为起点，将思维或自我意识当作认识的绝对开端，将“我”确认为与客体相对立的认识主体，论证“我思”的理性认识能力使人具有不同于客体的主体性。自此，整个近代哲学就以不同的方式来揭示人的主体性。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把人定义为先验主体并且探讨了其认识能力，确立了“人为自然立法”的哥白尼式的革命，在认识论方面完成了从客体到主体的转变。黑格尔在实践领域推进了康德开创的哲学革命，他在《精神现象学》中提出“实体在本质上即是主体”[6]，绝对主体通过意识的经验运动认识自己。这在理论上超越了笛卡尔的“我思”，更超越了康德哲学中先验主体的主观性。费尔巴哈从唯物主义立场出发批判了黑格尔唯心主义的主体概念，但他又以非实践的方式去理解主体。马克思批判了以往哲学的先验性和非实践性，明确提出具有实践特征的“人始终是主体”[7]，在实践活动中个人的目的既是认识世界更是改造世界。主体的能动性、目的性和对自由平等的追求在实践中才得以实现，人最终的目标是要成为实现自身解放的“全面的人”。

赫勒在对以往哲学的主体性思想进行反思后，提出了在日常生活中确立人的主体性的观点。赫勒认为近代哲学家们关于主体观念的理论具有虚妄性的特点，因为他们对于主体的认识还停留在抽象世界，主体与客体的对立与融合是在逻辑推理中来实现的。当马克思将实践的概念引入主客体关系的讨论时，主体性的探讨才回归于现实世界。但是赫勒又不完全赞同马克思的主体观。赫勒反思了匈牙利的社会革命，她认为匈牙利通过革命夺取政权废除了资产阶级的财产关系，这似乎实现了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设想。但是这个政权并没有实现预期的共产主义的理想，主体并没有通过社会革命实现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因此社会主义的世界变革具有不完全性。同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急速增长，物质生活水平的繁荣表面上使人们的生活变得更好，但是一直被视为革命的社会力量——工人阶级被整合进资本主义的发展之中。随着工人阶级生活水准的提高和他们的需要被满足程度的提高，工人阶级开始接受这一社会提供给他们的异化的生存方式，人们的反抗精神在繁华的物质世界中逐渐迷失，人们的自由被禁锢得越来越严重。因此，马克思所倡导的政治和经济的实践活动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没有使个体成为他所论述的“全面的人”，相反，人的类本质的特性被隐藏起来。鉴于此，赫勒认为在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之外寻求一种替代性的实践活动，这种活动是行为者对日常生活方式的改造，在这种改造的过程之中行为者彻底实现人的解放，从而实现人的主体性。要论证这一点，首先就必须考察日常生活与主体性形成的关系。

如果说以往的哲学家是从人与自然的关系或人与社会的关系结构上探寻主体性，那么赫勒则主要集中于心理—社会层面，即文化层面来探讨主体性。

赫勒将社会划分为三个领域，自在的对象化领域、自为的对象化领域和自在自为的对象化领域。自为的对象化领域指运用自由意志的对象化领域，它包含传说、神话、哲学、科学和艺术等成分，这些成分都为生活提供意义；
自在自为的对象化领域指社会—经济—政治诸制度领域，它包含诸制度所建立的有关交往、活动和程序的规范与规则；
自在的对象化领域则是日常生活领域，这个领域包含语言、“对象世界”和“习惯世界”，三者构成具有“自在性”的规则系统。此外，赫勒还从“个体的再生产”和“人类条件”两个层次揭示了日常生活的内涵，即日常生活是“使社会再生产成为可能的个体再生产要素的集合”[8]3。個体一出生，就同时受两种先天条件的影响。一方面他受遗传先天条件的影响，个人出生时就带着上一代给定的某些特质、能力和才能，这是生物结构方面的影响；
另一方面他受社会先天条件的影响，个人出生后接受上一代改造过的社会，这是社会结构方面的影响，日常生活领域即是个体的社会先天条件。

日常生活领域首先使个人成为“特性”的人。日常生活领域对个人而言是独立的既成事实，它包含“具体的社会条件、一系列具体的预设和要求、具体的事物和具体的惯例”[8]4，个人必须遵循这些社会的最低要求，掌握其习俗才能维持自己的存在。因此，对赫勒而言，每一个特定的人都被偶然地抛入到一种具体的社会规则网络之中，学习社会所规定的规则，从而拥有可以实现自我决定和自我保存的“我的-意识（I-consciousness）”。拥有这种“我的-意识”的个人在赫勒看来即是“特性”的个人。特性的人顺应社会先天给定的条件并且“倾向于自我保存，并使其他一切都屈从于这一自我保存”[8]19，他的目标只是在生活中维系自我生存。他借以发现世界的过程是以他的自我为中心的，他是一种具有排他主义性的个人。这种个人的特点主要表现为把自我中心性当作他的行为指导原则，屈从于自己欲望的控制，致力于追求自身的私利，他把自己的个人成功、致富目标等摆在共同体的目标和利益之上，责任对于他来说是外在的。特性的人尚未同类本质、类的发展和类的价值建立起自觉关系，他对社会先天条件只是不加思考地接受、顺从。特性的人是还没有实现主体性的人。

从特性的人转变为个性的人，人的主体性才得以形成。“个性是一种发展，它是个体的生成”[8]15，个性的人无限趋近于人的类本质，“个性代表了最大限度地分沾了类本质可能性的个人的潜在可能性”[8]16，这样的人拥有自我选择权的“自我意识（self-consciousness）”，他能够对各种规范和价值观进行反思。个性的人具有选择能力，他不一定希望在社会规定的环境中保存自己，但他的日常生活可以由特定的价值观驱动并在其引导下作出自律的人生选择，这些价值观对他来说比自我保护更重要；
个性的人具有责任感，对他而言责任是内在的，他可以为自己所作的事情负责并承担相应的后果；
个性的人具有实践智慧，他可以同特性保持一定的距离，找到一种“中庸价值”，在日常生活的各种规则的张力中发展自己的类本质。个性的人可以同类本质、类的发展和类的价值建立起自觉关系，他会把自己的特殊潜能和禀赋当作保存自己的条件加以利用，同时培养其中最具潜力和价值的才能改造自己，在社会先天条件中打上属于自己的烙印。唯有具有这些特点的个体，即不断地向类本质靠近的个体，才得以有主体性。

赫勒从五个层次揭示了特性转变为个性的可能性。第一，自由的个体，通过工作再生产自身。在所有工作活动中，人的某些能力都经历着使它们具有类本质的一般化，个体从特性向个性靠近。第二，道德在生产过程中压抑个人对排他主义的渴望，选择可以把自身从特性中提升出来的价值目标，向其努力。第三，宗教是“日常生活的组织者”[8]90，宗教给予日常生活中的个体一种“集体形象”，使个人信仰它，接受他的教义，并且根据给定宗教所制定的要求来管理自己的生活，从而摆脱特性。第四，随着集权化政府的发展，宗教逐渐退于后台，政治意识形态与法律在社会组织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它们设定了一种立根于现存社会的新的生存方式，个人按照新的方式创建自由联合体安排自己的生活，从而分隔特性。第五，科学、哲学和艺术为人们提供了最高的价值尺度，唤醒人们勇敢、耐劳、耐心、乐观等品质，赋予生活意义，解除人们对社会先天条件的顺从与崇拜，使个体向着自由的方向发展。

上述的五个方面表明，自在自为的对象化领域和自为的对象化领域为个人超越特性成为个体提供了机会。但是，成为具有主体性的个性的人始终离不开日常生活领域。首先，日常生活为主体的存在提供了前提条件。没有日常生活，就没有主体的存在。每个人必须习得关于环境中对象、习惯和惯例体系的一般能力，在个人的发展过程中人们必须达到特定最低限度的能力，低于这一限度主体就无法存在。其次，日常生活为主体的构建提供了活动场所。每个人都降生于日常生活当中并与他所处的直接环境发生关联。人们在其中吃饭、睡觉、繁衍后代等。除此之外，日常生活为其中的每个可以发展自己的类潜能的个人提供活动场所，在成为个体的过程中，人有意识地依据他所吸收的价值体系重新调配自己的活动动机，从而使自身对象化的所有基本技能、基本情感和基本态度都被主体在日常生活中所占用，进而实现个性统一性的构建。最后，日常生活为主体的形成提供了具体意义。由于个体在日常生活中建立起自己的世界观并且向类本质靠近，因此，任何个体都不能只以自在的对象化领域的规则为指导，而需要把自为的对象化领域的价值观引入自在领域的主客体关系之中。日常生活领域吸收自为的对象化领域所提供的总体性意义，过滤筛选传说、神话、哲学、科学、艺术等领域中对主体的构建有意义的规章制度，引导人们对类本质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从而使人们在实践中作出自律的价值选择。

二、 日常生活的异化与主体性的丧失

在赫勒看来，人类条件寓于日常生活之中，人的主体性在日常生活中得以确立。但是，如果自在的对象化领域凋萎了，人类条件也将随之消失。如果没有首先获得在日常生活中交往的能力，人们就不可能实现个体的主体性。自为的对象化领域也必须通过改变日常生活才能将特性的人变为个性的人。然而，工业发展的新阶段使得异化侵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日常生活的异化必然导致主体性的丧失。

赫勒的日常生活异化的思想既来源于马克思和卢卡奇，又与马克思和卢卡奇有所区别。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劳动异化表现为：工人与劳动产品相异化、工人与劳动过程相异化、工人与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工人与其他人相异化。扬弃私有制才能真正克服异化。卢卡奇深受马克思异化思想的影响，并进而提出了“物化理论”。卢卡奇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之所以异化的原因是“人的一切关系的物化”[9]53，也就是说在人们生产商品的过程中本该属人的关系变成了属物的关系，并且“人自己的活动，人自己的劳动，作为某种客观的东西，某种不依赖于人的东西，某种通过异于人的自律性来控制人的东西，同人相对立”[9]147。基于此，卢卡奇指出现代资本主义所特有的问题就是一切关系都具有商品拜物教特性，并且这種特性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物化现象成为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们所需要面对的直接现实。在这种环境中，工人的活动只会越来越被物化世界所控制，工人的意识也越来越被物化意识所控制，从而人逐渐丧失自己的思考能力、活动能力，本该实现类本质的主体最终只会丧失自己的主体性。

在马克思和卢卡奇的异化理论的基础上，赫勒进一步从需要的角度分析异化现象。赫勒指出存在两种需要，生存需要和社会需要，前者在本体论上是第一性的，建立在自我保存的本能之上，后者则是指向对象的，它不是一种由自然本能驱使的欲望，而是一种基于自我实现的需要，让每一个人满足自我实现的需要是社会建设的目标，但是资本主义社会抑制了这种需要的生成。赫勒指出：“无论何地，只要其社会关系是以附属和等级为基础，只要财产的占有（支配权力）属于一些人不属于他人，那么在这样的地方总存在着将其他个体用来作为纯粹手段的需要。在这些社会中，实际上不可能承认所有的需要，更不必说满足这些需要了”[10]241。因此，只要有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对立，那么人的自我实现的需要就无法得到满足。同时，在资本主义这个动态社会中，可供消费的商品总量凭借生产节奏的惊人的加速升级而持续增长，新商品和新的商品种类不断地被发明出来，对这些商品的需要也被创造出来，这时，人们的需要就不仅局限于自我保存和自我实现，而是在商品经济的操纵下向着异化需要的方向靠近，金钱、权力、占有等需要成为人们的追求目标，自我实现的需要的性质发生转变，人的异化需要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人变成了可操控的机器，失去自我意识。因此赫勒对资本主义异化的研究延续了卢卡奇的思想道路，即“使马克思主义离开对自然和社会的‘实证主义’研究，去探索主体和客体之间的辩证关系”[11]2。在赫勒眼中，“资本主义是第一个这样的社会，它运用自己的社会结构使全体居民的所有阶级都每日为了满足他们的生存需要而斗争，从资本原始积累的时候起，直到20世纪的欧洲，直到今天的第三世界都是如此”[12]62。

资本主义制度下社会结构存在的内部矛盾，使得人们的日常生活也发生了异化，这种异化“不是根植于日常的思维方式或者行为方式，而在于个体与他们的行为方式之间的关系得以形成的方式”[12]39。赫勒将日常生活的异化归结为基于工具性的关系和基于等级制度的关系的结果。在传统社会中，人被自在自发的日常生活所控制，无法实现自己的类本质。资本主义社会将人从传统社会中解放出来，表面上看，人们的生活似乎变得更为自由，资本和市场的驱动机制调动了人的主动性。但实际上这种制度增强了人的特性，削弱了人的主体性，使得在劳动过程中人们直接塑造平等、自由的交往关系越来越不可能。“当人类历史进步同单个个体的发展相分离，人的活动的自我构建和创造性方面由此只在社会整体的更大关联中出现时”[13]，当一个人成为满足另一个人的目的的“单纯的手段”时，异化就必然存在。只要这种依赖关系得到维持，个体就无法控制自己的存在，个体生存条件的任何前景都将被剥夺。

此外，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们的日常生活意识转变为物化意识，个人将资本主义制度看作是先天所固有的、当然的东西，从出生起就只采取顺从的态度，使自己适应这种生活，人们失去了对现实的批判的向度。因此，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们被日常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的重复性思维和重复性实践的活动图式所引导，个体进行“如是性”的生活，按照日常生活给定的规则来活动。这样一种生存模式泯灭了人们在日常交往中的创造性实践，使得人们习惯于被当作工具，个人的生存变得具有实用主义的特征。在这种交往条件下，个体就会在这种充满惰性和保守性的思维模式下失去对平等、自由价值追求的信念，从而丧失主体性。

总的来说，赫勒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和卢卡奇对资本主义的分析，从人的需要入手揭示了日常生活的异化，而日常生活作为使社会再生产成为可能的个体之再生产要素的集合，它的异化必然会导致人的类本质的丧失，个体无法按照自己的价值取向得到充分的发展。因此，有必要进行日常生活革命，来实现个体的主体性。

三、 日常生活革命与主体性的重建

赫勒认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家一方面要进行政治和经济革命，另一方面必须承认对于新的生存方式的要求的极端重要性，应当助推那些寻求新的生存方式和新的社会、旨在对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的人们的运动。“我们倡导的并非是废除日常生活，而是扬弃日常生活的自在的和异化的特征”[12]8，这并不是一个幻想的问题，而是真正要实现的问题。即使是社会主义革命，只要仍局限在经济和政治层面，丝毫没有触动个体的日常生活领域，就不能算作真正的革命。因此，“马克思主义的运动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只有伴随着他们的政治纲领，同时也提供一种新的道德，一种新的生存方式，才能是革命的和示范性的”[12]52。

赫勒的这种观点无疑对传统马克思主义提出了挑战。按照这一理论，人们就不能仅仅将目光汇集在政治和经济领域，而是应着眼于日常生活领域，发起一场基于生存方式的“总体的革命”，只有生存方式发生了变革，才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政治运动和扬弃私有制的运动之中，运动的群众基础才会变得牢固。社会通过形成一种非异化规范来引导各种共同体的日常生活世界观，进而实现主体的创造自由与交往平等。

首先，人们需要引导自在的对象化领域向着自为的对象化领域发展。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揭示了社会发展的未来前景：通过对异化的积极扬弃，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重建社会。但是，赫勒认为，只有在给定的条件下扬弃主体方面的异化，人们才能够完成这一任务。扬弃主体异化的实践活动的关键就在于个体同“自为的类本质对象化”建立有意识的联系，摆脱日常生活的惰性，使日常生活不局限于一个相对封闭的自在领域。在资本主义社会，其他一切似乎只是资本逻辑的延伸，因此它们被归入消费文化中，而艺术，或至少是某些形式的艺术，可以保留其真实性。艺术被认为是世界的见证，它表达了那些受制于历史而不是控制历史的人的希望。因此，“美学”被看作是“去污”的工具，是一种获得某种“现实”的途径，而這种“现实”并没有被其他无所不包的商品化过程所影响。卢卡奇、本雅明、布莱希特、阿多诺、马尔库塞这些哲学家都致力于发展美学，他们将其视为“去污”的基础。布达佩斯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的马尔库什（Gyrgy Márkus）认为“卢卡奇的‘马克思主义的复兴’的计划引用了‘复兴的伦理’的概念，而不是生产层面的危机作为革命的基础”[14]。在卢卡奇那里，艺术是“自为的对象化”的主要来源，因为艺术明确地代表了人类的普遍性。赫勒充分吸收了卢卡奇的思想，她致力于构建与日常生活相对立的“自为的类本质对象化”范畴。在“自为的类本质对象化”领域中，不仅包括卢卡奇看重的艺术，而且包括了科学和哲学。赫勒认为，科学代表了人类对“现实”的全部认识（知识的总和），提供了对世界和人自身更清晰的看法。科学家往往拥有不畏世俗的勇气和不畏失败、虚怀若谷等特点，拥有这些不为传统所束缚的特点，即标志着特性的人格转变为个性的人格。同样，哲学提供了对人类状况的洞察力和知识。作为一种内在的批判性活动，它鼓励人们对接受的知识采取怀疑的态度，“哲学通过向我们表明我们生活于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之中，在这一世界中如何赋予我们的生活以意义，从概念上解除对人的世界的盲目崇拜”[8]108-109。因此，赫勒指出：“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求助于更高的对象化，同时我们可以检验和怀疑‘被视作理所当然’的规范和规则”[8]（英文版前言第4页）。这种立足于自为的对象化领域的生活模式将会使人摆脱重复性思维和重复性实践，确立自己的价值模式，构建人的主体性。

其次，人们需要努力使日常生活中个体的交往态度由消极方向往积极方向转变。资本主义的异化是有历史根源的，它的持续存在与特定形式的等级制度和统治的维持有关。想要克服这种异化，建立一种平等、自由和人道的交往方式，就必须在交往的过程中转变自己的个人态度。赫勒认为个体的态度应当是积极的致力于异化的结束，而不是在日常生活中将人作为实现目的的手段，甚至视为目的本身。这预示着人们看待和对待他人的态度的转变，从将他人视为“对我有用”的态度转变为“我对他人是否有用”。“对我有用”是一种消极的价值取向，而“对他人有用”是一种积极的价值取向。基于“我对他人是否有用”的积极价值取向，人们致力于建立一种平等互惠的交往关系。赫勒认为，只有当个体的态度是由消极转变为积极，由被动转变为主动，人们之间没有利用和统治关系，才能够克服日常生活的异化，即“在给定社会中，产生于自由的、无约束的平等基础之上的个人关系（人际关系）的数目愈大，这一社会就愈加人道”[8]211。当社会愈加向着人道化方向发展的时候，个体才能摆脱阶级不平等的压制关系，恢复自我的主体性。

最后，人们需要构建一种为自己的生活赋予意义的共同体。在社会生活中，人们的最高目标应该是善和真，具有道德取向的善和具有认知导向的真。个人需要建立一种可以获得相对同质的价值体系的共同体来实现这种善与真。个人参与共同体，通过道德的约束来压抑排他主义使其逐渐萎缩，在道德规范的引导下将日常生活变为“为我们存在”。“为我们存在”的生活模式通常有两个方向，一种是幸福的生活，另一种是有意义的生活。相较于前者，赫勒认为后者的生活更能使人实现自身的主体性。这是因为，“幸福是日常生活中‘有限的成就’意义上的‘为我们存在’。”[8]255也就是说，幸福是有界限的、是瞬间的，是不能够发展的，它是自身的终极目标和极限。例如，在柏拉图看来，幸福就是在爱情中和对美的沉思中所发生的瞬间的感悟。与幸福的生活不同，“有意义的生活”作为“为我们的存在”的形式，它不仅包含幸福生活所具的美德、富有、美丽、智慧等成分，而且包含人所面临的各种挑战，个体在这样的生活世界当中不断地挖掘自己的潜能，不断地获得个体的更新，不断地展示自己的个性，成为过“审美生活”的个人，这样的个人能够自觉地、有层次地组织和安排自己的生活，面对外界各种各样的挑战，不断创造新的生活和个性，重塑主体性。

四、 结论

概括而言，赫勒对主体性与日常生活关系问题上的结论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颠覆取决于日常生活有意识的、革命性的重建及由之而带来的“个性化”过程、主体性的确立。在赫勒看来，“没有对日常生活的有意识的、革命性的重建，生产关系的变革和统治关系的崩溃是不能设想的”[12]2。实质上，她是将“个性化”的过程及主体性的确立与异化的克服联系起来。赫勒与同时代的鲁尔·瓦纳格姆（Raoul Vaneigem）和居伊·德波（Guy Debor）等左派思想家一样，他们表现出对夺取政权的“叛乱政治”的敌意，而致力于基本态度和价值观的改变，所从事的是间接性的文化革命。赫勒认为，在资本主义不太可能因其自身的内部矛盾而崩溃的情况下，建立在19世纪推翻资产阶级国家模式上的政治革命不太可能导致更人道或文明的生活形式，更不必说个体实现自身的主体性。相反，每个人都应该通过改变日常生活的模式来对抗异化。但是赫勒忽视了日常生活革命对于国家政权、生产资料所有制改变的依赖性。只要政权和生产资料还在资产阶级的手中，资产阶级就必然会保存自己的利益，阻止社会的真正变革。赫勒对资本主义的超越从实践的领域回到了理论的领域，将马克思又还原成了黑格尔。她的日常生活革命能否真正实现主体的自由，值得我们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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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Simon Tormey.Agnes Heller：Socialism，Autonomy and the Postmodern[M].Manchester and New York：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2001：26.

（责任编辑文格）

Heller’s Discussion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ubjectivity and Everyday Life

ZHANG Yi-chuan， ZHANG San-ping

（School of Marxism，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Wuhan 430070，Hubei，China ）

Abstract：Unlike other philosophers，Heller，the representative of Budapest School，discusses subjectivity from a cultural perspective instead of exploring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ople and nature or people and society.She believes that the person infinitely close to the “personality” of the essence is the person realizing subjectivity，who is transformed from a person with exclusive “characteristics”.This transformation is inseparable from the field of everyday life which provides the preconditions，places and concrete meanings for the realization of subjectivity.However，because of the internal contradictions in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the capitalist system，people’s daily life has been alienated.It also turns their life consciousness into reified consciousness.Living according to the model of “as-is”，human subjectivity has been destroyed.Therefore，Heller believes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seek a micro-revolution based on culture to reshape human subjectivity，which lead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phere of ‘it self-objectification’ ” to the “sphere of ‘for self-objectification’ ”.This revolution not only changes the attitude of individual interaction in daily life from negative to positive，but builds community that can give meaning to life.Heller hopes to fight against alienation through changing the pattern of daily life.He links the process of “individualization”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subjectivity with the overcoming of alienation，so as to seek a cultural revolution different from the Marxian political revolution to achieve human liberation.However，she neglects the dependence of the revolution of everyday life on the change of state power and ownership of the means of production.Heller’s study of capitalism returned from practice to theory，thus realizing ideological transcendence，which reduced Marx to Hegel.

Key words：Heller; subjectivity; everyday life; alien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