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约束下黄河流域城市群产业协同创新的路径研究

郝宪印,王 韧

(山东社会科学院，山东 济南250002)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是国家重大区域战略，为黄河流域拓展发展新空间,厚植发展新优势,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城市群正在成为中国经济新引擎，城市群产业协同创新是实现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探索黄河流域城市群产业协同创新路径对于指导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与此同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保障生态质量底线，提升生态保护水平，才能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1)金碚:《关于“高质量发展”的经济学研究》,《中国工业经济》 2018年第4期。。如何在生态约束背景下，探索黄河流域城市群产业协同路径，推动黄河流域实现“绿”“富”共赢，是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的重大课题(2)郝宪印：《探索黄河流域“绿”“富”共赢》，《经济时报》2022年2月23日。。因此，以黄河流域七大城市群(呼包鄂榆城市群、宁夏沿黄城市群、兰西城市群、关中平原城市群、山西中部城市群、中原城市群和山东半岛城市群)为研究对象，以推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为核心目标，探讨生态约束下黄河流域城市群产业协同创新的路径，对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国内外研究中，与本文相关的成果主要概括为三类：生态约束与区域产业发展研究、流域城市群产业协同创新影响因素研究、流域城市群产业协同创新路径研究。

生态约束与区域产业发展研究。生态因素的考量已成为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区域产业结构调整的应有之义。由于环境污染的负外部性特征以及市场调节可能存在失灵，生态约束为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新的思路。在水资源约束与区域产业发展的相关研究中，学者或从水资源对产业结构调整的约束角度分析，或从产业结构调整对水环境质量影响的角度入手(3)方琳、吴凤平、张庆海:《流域内经济结构性调整对水环境质量的长短期效应分析》,《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7年第11期。，或从水资源与产业结构双向耦合角度出发，探讨水资源对产业结构调整的作用机制(4)吴丹:《京津冀地区产业结构与水资源的关联性分析及双向优化模型构建》,《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8年第9期。。在碳约束与区域产业结构调整的研究中，碳约束对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具有显著效应，产业结构高级化有利于提高碳生产率(5)贺卫华、刘宝亮：《“双碳”目标下黄河流域产业转型发展的策略选择》，《学习论坛》2022年第4期。。

流域城市群产业协同创新影响因素研究。现阶段，城市群发展已从完全理性到有限理性，从单一物质环境到物质环境、经济、社会、空间发展综合，从全能指令型到有限管理型，从静态到动态规划转变。纵观现有研究，城市群产业协同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产业链协同层面。产业链协同创新能够通过产业链上中下游的科学合理布局，从上中下游、城市群和城市等多个空间尺度协同实现产业联动。流域城市群产业协同创新发展离不开土地、劳动、资本、数据及政府等要素资源共享，即创新要素充分流动、知识技术充分溢出和扩散(6)方创琳、张国友、薛德升:《中国城市群高质量发展与科技协同创新共同体建设》,《地理学报》2021年第12期。。二是配套协同层面。产业协同创新能够充分利用外部市场资源，并且充分调动了各类市场主体在产品开发与供给方面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实现与外部组织紧密的多元开发合作(7)白俊红、蒋伏心:《协同创新、空间关联与区域创新绩效》,《经济研究》2015年第7期。。健全的“政产学研”合作机制是完善城市群协同创新机制的重要因素，有利于创新要素在协同创新网络中的动态流动，对产业结构升级有十分积极的影响。城市群产业协同一体化发展离不开体制机制的创新，在充分发挥政府在协同创新制度建设作用的同时，应积极探索开放式的协同创新模式(8)金凤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协调推进策略》，《改革》2019年第11期。。

流域城市群产业协同创新路径研究。产业协同发展将实现系统内部的产业链、价值链和贸易链等各子系统耦合。有鉴于此，学者们从土地利用规划管控、产业结构调整、科技创新、政府治理、开放共享、制度保障、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等多方面提出产业协同创新路径(9)魏后凯、年猛、李玏:《“十四五”时期中国区域发展战略与政策》，《中国工业经济》2020年第5期。，还有学者提出构建流域产权交易共同市场的战略构想，以促进产权自主交易和资本流动，搭建区域内统一的公共服务体系，使产业知识溢出的正外部效应得到发挥，区域产业协同创新能力进一步提升(10)孙久文、陈超君、孙铮:《黄河流域城市经济韧性研究和影响因素分析——基于不同城市类型的视角》，《经济地理》2022年第5期。。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对生态约束与区域产业发展、流域城市群产业协同创新影响因素研究、流域城市群产业协同创新路径研究等问题的探讨取得了一定成果，为本课题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借鉴和参照。但仍需在以下几个方面开展深层次研究，比如生态约束视角下黄河流域城市群产业协同创新效应的路径探究；
基于“产业链—要素—市场—平台载体—体制机制”的城市群产业协同创新路径的系统考量；
生态约束与黄河流域城市群产业协同创新耦合发展内在机理的深刻剖析，等等。

2019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指出，要加强黄河流域各省区协作配合，共同抓好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促进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11)习近平:《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求是》2019年第20期。。黄河流域横跨我国东部、中部、西部，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屏障和工业能源基地。根据《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黄河流域目前有七大城市群，核心城市74个(12)呼包鄂榆城市群：呼和浩特、包头、鄂尔多斯、榆林；
宁夏沿黄城市群：银川、石嘴山、吴忠、中卫；
兰西城市群：兰州、西宁、白银、定西、临夏州、海东、海北州、海南州；
关中平原城市群：西安、铜川、宝鸡、咸阳、渭南、商洛、运城、临汾、天水、平凉、庆阳；
山西中部城市群：太原、晋中、忻州、吕梁、阳泉；
中原城市群：郑州、开封、洛阳、平顶山、安阳、鹤壁、新乡、焦作、濮阳、许昌、漯河、三门峡、南阳、商丘、信阳、周口、驻马店、长治、运城、晋城、邢台、邯郸、聊城、菏泽、淮北、亳州、宿州、蚌埠、阜阳；
山东半岛城市群：济南、青岛、淄博、枣庄、东营、烟台、潍坊、济宁、泰安、威海、日照、临沂、德州、聊城、滨州、菏泽。。受制于黄河流域生态脆弱性约束和历史条件，黄河流域这七大城市群处于产业发展的不同阶段。一方面，低层次、同质化竞争问题突出；
另一方面，上下游协作要求强烈、前景广阔。总体呈现以下五个方面的特征：

第一，黄河流域城市群产业对自然资源依赖程度高，产业结构以煤炭、石油、钢铁等资源密集型产业为主。黄河流域特别是中游的城市群拥有丰富的煤炭、矿石等自然资源，经济发展对资源性产业有较高的依赖程度。以山西中部城市群为例，1987年以来，该地区煤炭采选业的产值占总产值的比重一直高于10%，从制造业内部来看，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占制造业总产值的比例最高，近五年都超过了30%，可见山西中部城市群依赖煤炭采选、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等产业链条。黄河流域的其他城市群如呼包鄂榆城市群、山东半岛城市群等，也具有与山西地区类似的偏重的产业结构。重化工业链条属于资本密集型行业，需要投入大规模资本，转型发展相对较慢。从德国鲁尔地区、美国锈带地区的产业转型看，重工业地区的转型发展比较缓慢。

第二，黄河流域各城市群污染物排放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生态环境治理与产业发展之间的矛盾亟待解决。黄河流域部分城市群产业结构偏重的特点也导致该流域污染物排放强度较高。以新冠肺炎疫情前的2018年为参照，黄河流域各城市群的工业二氧化硫排放总量占全国的30.38%，其中内蒙古、山东、山西的工业二氧化硫排放总量占全国的比重分别达到6.93%、6.62%和5.36%，明显高于其他省份。从单位GDP的工业二氧化硫排放来看，黄河流域城市群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49倍，而宁夏、内蒙古、青海、山西分别是全国平均水平的7.40倍、3.92倍、3.17倍、3.07倍。可见，无论是工业二氧化硫排放的绝对量还是相对量，黄河流域城市群的排放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黄河流域生态环境较为脆弱，集中凸显出产业发展需求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内在矛盾。表1展示了2019年沿黄省区二氧化碳排放、工业二氧化硫排放、化学需氧量排放(COD)、工业废水排放等情况。

第三，黄河流域七大城市群产业发展呈现阶梯状空间分布格局，产业结构具有非均衡性。受地理区位、要素禀赋、发展阶段及政策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制约，黄河流域城市群的产业发展呈现较大差异，整体呈现“上游城市群发展水平较低、中游城市群发展水平一般、下游城市群发展程度较高”的阶梯状空间分布格局。一方面，以甘肃、青海、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等为代表的黄河中上游城市群传统制造业比重较大，传统制造业正在面临生产要素成本急剧上升、产品附加值持续降低的冲击和挑战，亟须新旧动能转换，提升制造业产品的竞争力。另一方面，中原城市群、特别是山东半岛城市群的产业发展水平明显高于黄河中上游城市群，制造业发展水平相对较高，产业结构相对合理，但仍存在自主创新能力不足、高端人才缺乏、管理体系落后等问题。

表1 沿黄省区2019年生态环境污染相关数据

第四，黄河流域城市群之间产业同质化、要素流动不畅等现象突出，产业协同联动水平不高。若将黄河流域视为一个多方利益共同体，产业同质化无疑是其产业高质量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之一。比如产业定位的同质化，通过梳理黄河流域7大城市群发展规划中的产业发展定位可知，大部分城市群均将电子信息产业、生物医药、汽车制造、装备制造列为主导产业，在黄河流域七大城市群的74个核心城市中，近三分之一的城市将电子信息列为主导产业。客观来讲，产业发展是一个上令下达的过程，各地往往会按照上级定位调控产业发展路径，而在经济增长、产业转型与政治晋升的多重“压力”下，模仿型策略互动与抢占发展资源现象极易出现。此外，黄河流域城市群之间缺乏规划统筹与衔接机制，加之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历史欠账问题，各类形式的地区行政壁垒较多，资源要素跨地区自由流动与自主配置远不够顺畅，这也导致了城市群之间产业转移承接、资源流动互补难以有序开展，没有形成产业协同联动局面。

第五，黄河流域部分城市群劳动力供给不足，人才流失现象严重。近年来，黄河流域人口数量的增长和结构的不合理性问题凸显，黄河流域部分城市群劳动力呈现收缩状态。毋庸置疑，劳动力要素供给不足将成为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制约因素，进而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根据2020年中国人口普查结果，河南人口净流出数量1483万，排名全国第一，情况不容乐观。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甘肃、内蒙古、山西三省区近十年来也出现人口净减少现象，三省区的总人口分别由2010年的2557.53万、2470.63万、3571.21万减少到2020年的2501.98万、2404.92万、3491.59万，分别减少了55.55万、65.71万、79.65万。按照城市人口规模层级来看，黄河流域沿线还没有城区人口规模超过1000万的超大城市，500万至1000万的特大城市也只有济南、西安两地。此外，黄河流域各城市群的人才引力力度明显不足，致使高端人才要素供给短缺。

流域经济是一种全流域跨行政区一体化发展的空间经济形态，强调的是一种基于互利共赢的流域合作模式，整体性极强、关联度很高。全球社会经济历史的发展在空间上往往是与大江大河流域的开发密切相关，比如欧洲的莱茵河流域、多瑙河流域，美国的密西西比河流域，以及我国的长江、珠江流域。在这些国内外大江大河中，欧洲莱茵河流域、我国长江和珠江流域城市群在统筹生态治理和产业合作方面都取得了积极成效，对生态约束下黄河流域城市群产业协同发展有一定借鉴意义。

(一)莱茵河流域城市群产业合作的经验借鉴

莱茵河流经欧洲9个国家，是欧洲的重要航道和沿岸国家的供水水源，沿河形成了著名的人口、产业和城市集聚带。莱茵河流域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工业经济区域之一，人口约占独联体以外欧洲的1/3，沿岸分布着巴塞尔、法兰克福、科隆、鹿特丹等著名城市，世界上许多重要的产业集群汇聚于此，其发展历程和流域治理经验已成为全球典范。莱茵河流域与我国黄河流域在地理生态、经济功能、流域治理等方面存在诸多相似之处。从地理生态看，莱茵河和黄河都是世界重要的大江大河，流域范围广、流经地区多；
从经济功能看，莱茵河流域和我国黄河流域都是重要的人口和工业集聚区；
从流域治理看，莱茵河流域治理和我国黄河流域治理均为河流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问题。

从城市群产业的经济布局看，莱茵河流域主要工业区和城市群大都沿河分布，如大巴黎地区城市群、莱茵—鲁尔城市群、荷兰—比利时城市群等，而黄河流域的这种特征不明显。莱茵河主要流经平原地区，河流落差小，发达的航运资源和便捷的陆海交通，使莱茵河沿岸聚集了丰富的生产要素，极大带动了沿岸城市和港口的发展，其人口、城市群、工业区等均呈现显著的沿河分布特征。黄河流域横跨我国三大地理阶梯，河流落差大，泥沙含量高，航运不发达，优质生产要素集聚不足，主要人口分布区和城市群与河流走向契合并不紧密。

但是，在统筹生态保护与城市群产业高质量发展方面，莱茵河流域的部分经验值得黄河流域借鉴。

一是注重开展跨国全流域协作。早在1950年，瑞士、卢森堡、法国、德国和荷兰就成立了“莱茵河防治污染国际委员会”，之后又成立了“保护莱茵河国际委员会(ICPR)”。ICPR构建了多层次、多类型的协调合作机制，既有政府间的合作，又有非政府组织间的合作，不仅设立了由非政府组织组成的观察员机构，还设有许多专业和技术协调机构，将莱茵河的治理和发展融为一体。有鉴于此，黄河流域也应加快构建完善科学高效的跨区域协同治理机制，就流域内产业分工、污染治理、水资源分配等方面开展区际协作，实现流域开发共建共享。

二是注重工业化与城镇化协同推进。“二战”以后，莱茵河流域工业化进程加快，便捷的水运交通使沿岸城市间经济协作更加紧密，创造出大量就业机会。与此同时，流域各国农业生产率不断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向非农产业，大量人口聚集在城镇地区，推动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工业化和城镇化相互促进，为莱茵河流域经济发展提供了持续的动力支持。对于黄河流域来说，应加快打造沿黄新型城镇带，完善沿黄区域城镇空间布局，更好发挥山东半岛城市群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中的龙头作用，引领带动沿黄城市群产业高质量发展。

三是注重推进产业绿色转型发展。莱茵河流域曾经是欧洲的工业重心，流域内分布着鲁尔工业区、沙城工业区、洛林工业区等老工业基地。20世纪50年代，伴随着莱茵河流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 曾出现过严重的水质污染、生态破坏和洪水灾害，莱茵河一度被称为“欧洲下水道”。自20世纪60年代起，流域各国开始协作治理河流污染，结合自身优势，因地制宜推进产业绿色转型发展。同莱茵河流域相比，当前我国沿黄区域产业发展层次较低，工业仍多以重化工业为主，应坚定不移实施生态保护，加快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坚决遏制黄河流域高污染、高耗水、高耗能项目盲目发展，加快产业转型优化升级，构建适水产业布局。

(二)长江流域城市群产业合作的经验借鉴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跨区域跨流域协同联动为重要指向的相关区域重大战略的出台，为城市群深化产业合作提供了基本路径和强大动能。长江流域城市群主要包括长三角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三大城市群，依托长江经济带国家重大战略，长江流域城市群在高端要素流动、重要产业统筹、协同创新体系构建、功能平台打造、治理规制对接等方面的合作取得积极成效。但由于各城市群之间行政隶属关系不同，以一体化为目标推进产业合作联动具有特殊的艰难性和复杂性。为了推动长江流域城市群产业合作不断走向深入，最终成为区域一体化的示范区和国家高质量发展的带动源，长江流域城市群之间建立强有力的保障体系，并形成了高效率的推进机制，为黄河流域产业协同发展提供了经验借鉴。

一是建立强劲有力的城市群产业合作推进机制。如长三角城市群设立了“三级运作、统分结合”的合作机制，长江中游城市群建立了“三省省会城市+观察员城市”开放合作机制，通过建立省级、市级层面党政主管组成的领导协调机制，来统筹谋划重大决策，协调解决重大问题，督促落实重大事项。同时更加注重统筹区域产业安排，力求错位发展、有机串接，尤其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发展上进行统筹谋划、合理分工，有效避免了一哄而上、面面俱到，规避形成新的同质化竞争。一些新兴产业采取了合作园区、联动产业基地的方式实现共同发展。

二是优化政策供给，增强城市群产业项目一体化推进的动能与活力。加强沟通协调，形成与总体规划相对接的有利于城市群产业项目一体化推进的政策体系和治理格局；
探索建立了产业协同发展基金，强化经济手段对一体化发展的调节与支撑功能。同时及时借鉴国内各类自贸区、先行区、试验区的成功做法，不断创新城市群产业合作的推进方式与举措。例如以长江流域园区合作联盟、长江经济带国家级经开区协同发展联盟等为载体，发挥长江流域城市群各类国家级高新区、经开区、长江经济带国家级转型升级示范开发区等联动作用，合力构筑了产业开放创新联盟。此外还建立并完善了与国家相关部门的沟通交流机制，在政策指导和项目支持方面争得主动。

三是创新城市群产业联动模式，并充分挖潜内陆地区腹地的承接作用。围绕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探索“链+链”融合、上下游配套等产业联动模式，支持和鼓励企业建立跨区域跨行业市场产业联盟、技术联盟和人才联盟，推动长江流域城市群园区加快建设了一批世界级产业集群和产业基地。在内陆地区，还充分发挥江西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湖南自贸区、湖北自贸区等开放平台的比较优势和辐射效应，探索内陆地区多主体联动发展新机制，共同争取支持政策，推动赋予更大改革自主权，共建共享开放枢纽、开放平台、开放渠道和开放环境，增强对长江经济带上下游城市群外溢产业的吸引力和承载力。

(三)珠江流域城市群产业合作的经验借鉴

珠江流域无论是在生态治理还是产业发展方面都起步较早，且做法相对成熟。在珠江流域，既包括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战略平台，还包括泛珠三角区域合作平台、珠江—西江经济带、珠三角城市群等跨流域跨区域合作形态。这些成熟的产业合作形式及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为黄河流域城市群产业合作提供了大量的实践借鉴。

一是创新珠江流域生态环境协调保护治理机制，推动跨省域水生态治理、碳市场建设以及国家公园等方面的生态环保协作。以珠江水系为纽带的泛珠区域各省区尤其重视水生态的合作治理和保护，建立泛珠区域水环境监测信息通报机制，加大跨界河流污染防治合作。广东、福建加强碳市场交易机制建设，探索建立“鼓励先进、淘汰落后”的配额分配机制，引入配额拍卖机制及抵消机制等，为全国碳市场建设“探路”。闽赣两省携手共建武夷山国家公园，通过联合保护、联合宣传、联合执法、联合科研，将武夷山公园打造成为跨省合作共建国家公园的典范。这些措施对黄河流域水污染联防联控、黄河流域碳市场建设、黄河流域国家公园共建都有重要借鉴价值。

二是建立毗邻省区间产业发展规划衔接机制，推动空间布局协调、时序安排同步。例如，毗邻省区以平台为牵引，设立粤桂合作特别试验区、广西东融先行示范区、粤桂黔滇高铁经济带试验区、深圳巴马大健康合作特别试验区等，逐步将粤港澳大湾区创新资源要素导入广西、贵州等地，近年来已在深化科技合作、柔性引才、枢纽经济、扶贫协作等多个维度取得显著成效。因此，黄河流域亦可借鉴该经验，在下游鲁豫毗邻地区共建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示范区，发挥省际交界地带矿产、农业、人力、文旅等资源比较优势，将该区域打造成为黄河流域区域合作典范和新的经济增长极。

三是建立产业合作资金保障机制，支持珠江流域重大合作项目建设。产业发展离不开资金支持，近年来，珠江流域城市群已通过泛珠三角区域合作发展基金(1000亿元)、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开发性金融等多种模式，广泛吸引了金融机构和社会资本参与珠江流域产业发展，在推动区域合作发展重大项目建设、珠江流域产业承接转移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对于黄河流域而言，由于整体经济水平不高，因此统筹财政资源和金融资本协同发力尤为重要。当前财政部正在研究设立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基金，可借鉴泛珠三角区域合作发展基金运作模式，充分发挥国家级绿色发展母基金的引导效能。

基于上述研究基础和国内外流域相关经验，本文从顶层设计、产业链协同、要素互补、市场开放共享、平台载体共建、体制机制创新等方面提出优化路径，突出发挥山东半岛城市群、中原城市群、关中平原城市群优势产业作用，特别是山东半岛城市群龙头作用，引领全流域产业协同创新发展，实现全流域产业提档升级。

(一)立足“四水四定”“双碳”目标，以区域规划协同为基础，推进顶层设计协同创新

全方位贯彻“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原则，科学规划水资源环境承载要求，将“四水四定”目标嵌入黄河流域城市群发展格局、国土空间开发格局之中，不断促进沿黄人口、产业科学合理布局，因地制宜推进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构建与水资源相匹配的城市群现代产业体系。统筹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从顶层建立健全覆盖全流域省市县三级行政区的用水总量、用水强度的控制指标体系，进一步调整、优化沿黄各城市群高耗水行业规模和结构，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积极稳妥推进黄河流域碳达峰碳中和，充分考虑沿黄城市群发展差异，循序渐进、先立后破制定碳减排政策。促进工业、矿业绿色发展，建立健全流域内用能大户的管理机制，统筹能源行业整体规划与协同高效发展，加强能源品种间的协同互济。持续完善能源供给侧结构调整，加大传统化石能源企业与黄河流域各省区可再生能源龙头企业的合作力度，建立协同联动的清洁低碳能源体系。以京津冀及周边地区(黄河流域内城市)、兰西城市群、汾渭平原、黄河“几”字湾都市圈等为重点，实施大气污染综合治理，强化多污染物协同控制和区域协同治理，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

(二)以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为切口，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完善黄河流域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绿水青山”转化成“金山银山”的关键机制，是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途径。虽然黄河流域生态资源丰富，但是在生态产品的调查监测、价值核算的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较为薄弱，对林业、碳汇、湿地等新兴价值实现模式的探索不够，对水权、用能权、排污权等环境交易模式的创新较少，对市场化多元融资渠道的拓展不足，生态产品价值有待进一步挖潜。建议加快设立黄河流域专项基金，探索在水资源配置过程中引入水权交易，鼓励跨省的水权有偿转让和工农业水权置换。完善水资源价格体系，制定再生水管理政策、阶梯水价政策等。从全流域层面建立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制度安排，加快完善生态核算机制、市场转化机制、生态补偿机制、管理保障机制等四大关键机制，进一步拓宽生态产品市场化路径。大力发展生态农业、生态制造业、生态旅游业，统筹利用财政转移支付机制和横向生态补偿机制，进一步完善生态物质产品、生态文化服务产品、自然资源权属交易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积极打造更多黄河流域特色鲜明的生态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水平提升。

(三)以产业发展协同为主轴，加强因地施策、分类指导，加快形成区域特色经济进而带动流域整体高质量发展

当前黄河流域制造业内源发展乏力，要以制造业为抓手，增强区域内产业分工和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推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黄河中上游省份应着力于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力争在原有制造业基础上局部革新，以制造业服务化为方向拓展传统产业新价值空间。推动黄河下游鲁豫两省制造业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快速升级，加快形成一批领军型千亿级产业集群，引领区域创新之锚。深化黄河流域内部之间的分工联系，以重点城市、重要区域为载体，以跨区域重大项目为纽带，加快能源工业、大农业及高品质的种植业与农区畜牧业等的经济转型与技术升级，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资源的合理利用为发展基础，立足流域主体功能优化，形成“生产—生活—生态”复合层次系统，积极推进实践创新，构建具有地域特色的现代产业体系。同时积极打造多方协同的产业集群发展生态，善用平台思维连接产业集群上下游，搭建一批产业共性服务和共享服务平台，不断优化集群的产业服务和金融服务生态。国家层面应探索设立产业引导基金，鼓励在黄河流域选择部分地区建立南北经济合作试验区，鼓励、引导沿海发达地区绿色制造向黄河流域转移。

(四)以绿色科技创新协同为支撑，做实做强黄河流域科创大走廊

围绕节能环保、循环经济、煤炭清洁利用等绿色发展关键核心技术，寻求重点突破，探索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的特色路径。建议从建设绿色技术生态圈的角度优化政策供给，实施更加区域化和产业化的创新政策，着力提高黄河中上游地区吸纳技术要素的能力。更好发挥政府对技术要素空间均衡布局的调控功能，在全流域层面加强对地区间技术竞争的协调，以地区间的技术互补来带动黄河流域技术“大循环”。深化黄河下游地区对上游地区对口技术援助制度的改革，加快技术要素向上游地区“下沉”，为技术大循环建立更顺畅的通道。依托区域发展的转型战略，在相对落后或转型困难地区创造广泛的新技术应用场景，以需求带动技术要素向上游地区的流动。依托黄河科创联盟，充分发挥国家技术转移西北中心、郑州中心、青岛国家海洋技术转移中心等国家创新载体的支撑及带动作用，以济南、西安等区域创新资源相对富集的城市为轴心，共同组建黄河流域技术转移中心。探索“双向飞地”“异地孵化”“共管园区”等跨区域产业合作新模式，加快推动黄河流域绿色产业的科教联动、重大关键共性技术协同攻关、技术成果转移转化，科学合理构建资源优势互补、产业配套衔接的创新链，共同打造黄河科创大走廊，高效促进我国东中西部科技创新合作和融合互动发展。

(五)以生态环境协同共治为重点，推动黄河绿色生态廊道共治共享

开展生态环境联保联防联治，重点构建黄河流域跨区域水体联保共治机制和生态环境联防共治机制。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和生态环境准入清单制度，协同推进沿黄生态保护带建设、滩区生态环境综合整治，共同打造黄河生态涵养带，因地制宜建设集自然堤岸、水源涵养、水土保持、防风固沙、生物多样性维护等功能为一体的黄河绿色生态廊道。强化沿黄九省区重点行业污染源管控治理，加强沿黄工业污染源管控治理、农业面源污染综合治理、土壤污染综合治理、尾矿矿山环境治理。加强全流域排污监督管理，完善河长制、湖长制、湾长制、林长制，创新陆海联动污染治理机制。将乡村生态振兴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有机融合，不断提升城乡生活污染治理水平，提高沿黄县域农村人居环境质量，强化城镇生活污染物收集处理，逐步实现黄河干流和主要支流沿线城市污水管网全覆盖，面向黄河的排污口全封闭。支持青海、四川、甘肃毗邻地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水源涵养中心，支持宁夏与内蒙古共同创建贺兰山国家公园，支持山东创建黄河口国家公园，并建立健全跨区域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响应机制。

(六)以沿黄交通设施互联和黄河文脉互通为纽带，率先打造黄河流域低碳物流大通道和文旅融合示范协作区，强化流域城市群产业协同的基础和载体

加强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完善沿黄高速铁路、高速公路布局，加快推动青岛经济南至郑州、西安、兰州、西宁的“一字型”大通道建设，加密城市群城际交通网，高效连通沿黄主要经济区。建设现代物流网络，建设沿海港口和内陆港合作机制，推动山东港口群延伸港口服务功能，与郑州、西安、洛阳、银川、兰州、西宁等城市共建内陆港，建设多式联运出海大通道。推动健全黄河流域海关协作机制，推广陆海联动、海铁直运监管模式。加密空中航线，提升航空物流运输货运能力，实施黄河流域航线提升工程。协同打造黄河文化旅游带，优化黄河流域文化旅游布局，推动文旅融合发展，整合沿黄地区世界遗产资源，打造世界文化遗产旅游线路。支持沿黄地区发展创意设计、动漫游戏、网络视听等新兴文化创意产业，建设一批黄河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系统保护黄河文化遗产，开展黄河干支流和故道地区文物资源以及黄河水利遗产调查，完善黄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体系，建设黄河流域文化遗产数字化资源库。共同建设黄河国家文化公园，设立黄河国家公园管理机构，联合推出优质旅游产品，推动与沿黄省区客源互换共享、产品线路共联、旅游品牌共塑。

(七)以政府间有效合作为保障，完善政府间合作会商交流机制，推动流域城市群产业协同创新各项任务落地落实

完善推进机制，全面落实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落实工作机制，发挥国家、省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领导小组统筹协调作用，强化省市县三级高效联动，健全沿黄省区交流合作机制。充分发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省际合作联席会议作用，加深区域内信息共享、场景互认、产业相融、通道共建等惠民服务，推进沿黄各省区产业、民生政策“一体化”进程;探索“双向飞地”“共管园区”等跨区域产业合作新模式，携手打造沿黄现代产业合作带。创新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参与推动实施黄河战略机制，支持有实力的企业特别是央企在黄河流域布局一批引领性、支撑性重大合作项目。进一步做实黄河科创联盟、黄河流域产教联盟、黄河流域自贸区联盟、黄河流域智库联盟等现有合作平台，不断加强生态环境共保、科技创新合作、产业联动发展、基础设施联通、沿黄城市群建设、对外开放合作、黄河文化保护传承等共同合作事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