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惠特曼对郭沫若“惠特曼式”诗歌创作的影响——从《草叶集》到《凤凰涅槃》的明示

潘利锋，何愉桦

（广东理工学院 外国语学院，广东 肇庆 526100）

著名文学史家、评论家哈罗德·布卢姆（Harold Bloom）在他的《西方正典》（The Western Canon）一书中梳理了数千年西方文明发展进程中大浪淘沙留存下来的三十几位最伟大的经典作家，其中仅收入惠特曼和艾米丽·迪金森两位19 世纪的美国诗人，将他们与但丁、莎士比亚等世界文坛巨擘相提并论。惠特曼崇高的文学地位源于他杰出的文学成就，而他杰出的文学成就很大程度上源于他非同凡响的《草叶集》。作为惠特曼的代表作，《草叶集》被认为是乐观的“美国个性”赞美诗。诗人在诗歌中——歌颂美国的民主主义思想，并将其具体到美国人民健康、自信、生机，从而以崭新的诗学思想去接受乐观、自我等正面精神的感染与洗礼，并且发展为民主的、群众性的“强大歌声”。自从1919 年田汉发表《平民诗人惠特曼的百年祭》后，郭沫若便开始了对惠特曼及其作品的研究历程。郭在《创作十年》中总结道：“我做诗经过了几个阶段的变化。第一阶段是在‘五四’之前，喜欢写‘泰戈尔式’，崇尚清淡、简短的韵味诗，但是成绩不多。第二阶段喜欢上了‘惠特曼式’，这一阶段正处在‘五四’的运动高潮中，我做的诗崇尚豪放、粗暴，应该是我最值得纪念的时期。后来我又喜欢上了‘歌德式’，不知道为什么把第二阶段的热情失掉了，成为韵文的游戏者。”［1］王佐良在谈到惠特曼诗学思想对中国诗学的影响时说道：“郭沫若师法惠特曼，别的年轻诗人又效仿郭沫若。中国新诗里的豪放传统从此开始，而豪放在中国社会的现实环境里很快就由诗人的个人咏叹发展为民主的、群众性的时代高歌。”［2］诗人惠特曼的诗学思想跳跃着鲜明的时代脉搏，洋溢着强烈的时代精神，这就是人民性、民主性、民族性、使命感、责任感、重任感。我国诗人郭沫若接受惠特曼的时候，正是中国的五四运动时期，同样也是美国中下层职工群体如火如荼地展开了“惠特曼学会”的时期。郭氏的“惠特曼式”的个人咏叹与豪放就是在孜孜不倦地吸吮与学习中创作的，他积极向上的新诗出现在中国诗坛上，也影响了许多年轻诗人，他们的作品跳动着鲜明的时代脉搏，洋溢着强烈的现实精神，表现出了一种时代精神。

华尔特·惠特曼是十九世纪美国乃至世界最伟大的诗人之一。他1819 年5 月31 日出生在美国纽约附近的长岛，父亲务农，因家贫后移居布鲁克林，以木工为业，承建房屋。惠特曼一生只读过几年的书，他10 多岁就开始独自谋生，打过短工，在印刷厂做捡字工人、做过木工、乡村教师、记者和编辑，广泛地接触社会，了解不同阶层人们的生活。他内在的对人民的热爱，支撑着他诗歌的情感框架。诗人以宇宙的情怀审视世界，审视万事万物，他的诗歌充满着对民主、自由的精神，表现了强烈的人民性与对生命意义的深度沉思。

（一）惠特曼诗学思想的人民性

做一个人民性的诗人，始终是惠特曼潜在的心理背景、心理轮廓，同时也激发了他在《草叶集》中对“人是什么？我是什么？你是什么？”进行哲理性的思考。他早期的杰作《我自己之歌》一直被公认为是惠特曼诗歌创作的最高成就。诗人最大限度地发挥了他的创造力，完美地表现了现实生活中人类的生活细节，我们可以从这首新型的英雄诗歌中，窥见人的主人公意识、我们的姓名、我们的工职以及我们的本质与个性。《我自己之歌》释放了人民性的宏大情感，大卫·戴切斯（David Daiches）将这首诗歌看成是“一部置身于一个充满着人类英雄气概和宇宙精神框架中的自我史诗”［3］，惠特曼是从一个史诗诗人的角度来看待自己；
《我自己之歌》写道：“无数个世纪引渡着我的摇篮，像快乐的船夫摇呀摇着，星星为了给我让出地方而远远地绕着它们的圈子，它们施加影响来照看我将要出现的场合；
为了完成我并使我快乐，一切力量都积极地调动了。”［4］48惠特曼把时间空间、宇宙天地当作自己的母亲，也当作自己的保姆。为了“我”，星云凝结成一个地球。所以“我”顶天立地，“我”的灵魂也顶天立地［5］67。显然，惠特曼的口气是宇宙的口气，惠特曼的意境是宇宙的意境，惠特曼的情怀是宇宙的情怀。我、我的生命、我的灵魂来源于宇宙，受益于宇宙。惠特曼通过宇宙，放大了我、生命与灵魂的无限意义和价值！

惠特曼总是先在诗歌中塑造一个伟大的自我形象，进而将这一自我形象融于包罗万象的人民性形象，并从中提炼出能够代表整个民族的精神力量。因此，“诗人往往始于自我，而终于世界”。“我们所讨论的诗人都是如此，先刻画自己的生活，然后联系美国，联系政治，联系整个宇宙。”［6］所不同的是，惠特曼把这种联系运用得炉火纯青。他最喜欢也最擅于置小于大，即把较小的空间意象置于较大的空间意象之中，特别是把自己置于广阔巨大的宇宙空间之中，来反映时代，表现性格，彰显出一种寥廓的宇宙感。惠特曼重视对个人与宇宙的联系，特别是他让个人的灵魂在宇宙面前保持冷静和镇定，实际上涉及到了人的终极关怀。因此，他最细小的人生经历都富有英雄的潜在意义，并且他最细微的观察都是宇宙的象征。显然，惠特曼及其《我自己之歌》的宇宙情怀早已受到诗论家的关注。

（二）惠特曼诗学思想的民主与自由性

对新时代精神的热切追求，对旧的奴隶制的痛恨，是惠特曼诗学重要的主题思想。我们可以从《芦笛集》中的《为了你，啊，民主！》一诗中去发现诗人对民主、自由的追求：

来，我要创造不可分离的大陆，

我要创造太阳所照耀过的最光辉的种族，

我要创造神圣的磁性的国土，

以伙伴之爱，

以伙伴之间终生不渝的爱。

我要沿着美利坚所有的河川，沿着各大湖的

岸边，并在所有的大草原上，栽种像森林

般稠密的伙伴关系，

我要创造不能分散的城市，让它们彼此用手臂

紧握着脖子，

以伙伴的友爱，

以伙伴之间的男性的爱。

我为你付出这些，啊，民主，为你服务，我的

女人呀，

为你，为你，我在震颤着唱这些歌。［5］100

诗人从“芦笛”的根和叶中引申出来的一个民主的象征，主题是诗人心目中的“伙伴之爱”，即为森林般稠密的伙伴之爱，就会创造出“磁性的国土”。美利坚就是这样磁性的国土，所以才吸引住不同国度和不同种族的人士，并让其各尽其用。诗人心中的“伙伴之爱”是团结人民、巩固民主政治的基本保障。民主制度是不可或缺的，所以诗人将“民主”拟人化，称为“我的女人”，为了她，诗人愿意“付出”任何东西，为其“服务”。

在1848 年前后，欧洲各国兴起了革命风暴，惠特曼写出《欧罗巴》等诗，歌唱民主与自由，歌唱为之奋斗的烈士精神不死：“没有哪座为自由而牺牲的坟墓不长出自由的种子，而种子又必然生出种子，春风带它们到远方播种，雨雪几乎滋养它们。”所以诗人对自由的种子有坚定的信心：“自由，让别人对你失望吧——我永远不对你失望。”［5］224

惠特曼作为激进的废奴派，一直高举反对蓄奴制的旗帜，全身心支持土地自由运动，并且爱奴如子。《我自己之歌》中有这样一节：

一个逃亡的奴隶来到我的屋前，站在外面，

… … …

便走到他坐着的圆木边，把他领进来，叫他

别慌，

然后打来水倒进一只盆里，叫他洗洗汗湿的身

子和受伤的脚，

又给他一个从我卧室进去的房间，给他些干

净的粗布衣裳，

我还清清楚楚记得他那溜溜转的眼睛和

他的尴尬神情，

还记得用药膏涂在他颈部和脚踝的伤口上，

他和我在一起待了一个星期才复元，并继续

往北去，

我曾经让他坐在我旁边吃饭，

屋角里斜立着我的火枪。［5］31

我所谓的“爱奴如子”，既是从年龄上说的，更是从善待奴隶的情感上说的，亲自给奴隶洗伤口、给伤口涂药，换自己的衣裳，让他靠在自己身旁吃饭，为的是身边有火枪以备奴隶主派人追捕时加以保护。

惠特曼作为激进的废奴派，在南北战争爆发后，他身体力行，积极参加支援前线的工作，自愿到华盛顿伤兵医院服务。他的《敷伤者》就记下了这段经历。《敲呀！敲呀！敲呀！》描写了民主大军冲向蓄奴制的最后堡垒。

众所周知，林肯总统在消灭蓄奴制的斗争中建树了最伟大的功勋，诗人不仅以诗歌礼赞他（如《当紫丁香最近在前院开放的时候》《啊，船长！我的船长！》），称颂林肯是“我的时代和国家的最可爱、最睿智的灵魂”，吹响号角为他的逝世哀鸣，而且他还写过《亚伯拉罕·林肯》等一系列散文，此文转载过两次。一次是在1863 年8 月16 日，另一次是在1874 年2 月28 日，后来收入《典型的日子》。他于1863 年8 月13 日简单论述了林肯的外貌：深沉的蓄而不露的表情，这表情不曾有哪一个艺术家捕捉到过，也不曾有哪一张画像捕捉到过。［5］这就表明了这位诗人散文家对林肯的体察入微。两年之后，当他写《林肯总统之死》（1865年4 月16 日）时，诗人散文家的情感进一步激发，心情无比沉痛但不唉声叹气。他说林肯给后人“留下了最伟大、最优秀、最典型、最艺术、最高尚的人格。”“他死了，那悲壮之光将一切清除，把一切照亮，在他身上和头上绕着光环；
只要历史继续，只要爱国之心不灭，这光环便永世长存而且更加光辉夺目。”“他被刺死了——但是联邦没有被刺倒”“国家却是不朽的”。［5］224

惠特曼以《亚伯拉罕·林肯之死》为题的散文，源于多次演讲。第一次是1879 年4 月14 日在纽约，一次是1880 年在费城，还有一次是在1887 年4 月15 日在纽约的麦迪逊广场，当时已年过半百的马克·吐温以及其他一些著名人物都聆听了他的这次演讲。他宣称每逢4 月14 日或15 日这一天，年年邀集一些朋友，“沉痛地把林肯回忆，直到我死去为止。”

涉及政治的这一类散文还有非常著名的《民主展望》《第十五任总统选举！》等篇。惠特曼在这些文章中对美国不同时期的民主政体有着独到的不同分析，他的分析尖刻犀利，他既拥护这一政体，但又有坦诚地批评。他既拥护第十六任总统林肯，但又以足够的事实证明第十一任总统詹姆斯·波尔克和十二任总统扎卡里·泰勒的“卑劣与浅薄”。詹姆斯·波尔克（任期为1845 年到1849 年）热心扩张主义，扎卡里·泰勒（任期为1849 年到1850 年）则办事鲁莽，行事只顾快不顾好。惠特曼批评第十五任总统布坎南是反对南北统一的分离主义者。他认为推选布坎南的代表大会不是来自刚毅的美国自由民，不是来自勤劳的家庭，不是来自勤俭的农场，不是来自生气勃勃的青年人，不是来自教师、诗人、科学家、学者、受爱戴的人；
而是来自律师办事处，秘密寓所、后院、睡房、酒吧间、邮局和赌场，也来自政治灵车，来自灵车里的棺材，来自棺材里的裹尸布。

所以，并不是因为有了选举，就一定实现了民主。真正的民主，其代表大会一定来自刚毅的自由民，只有普通的老百姓才是国家的真正主人。这样推选出来的总统，生前才能为人民做主和献身，死后才能让人民失去亲人一样痛心疾首。惠特曼终生颂扬的林肯总统就是这样的人。他被刺身之后，那该是怎样悲伤惨烈的场面：

棺材穿过大街和小巷，

穿过白天黑夜有大片乌云遮盖的地方，

针对多规合一实施建设项目选址机制不完善的问题，基于前述选址模型开发了“多规合一”平台的项目选址辅助决策系统，利用“多规合一”平台共享的空间数据，智能引导各类项目从合规性选址到量化优化选址。以基础设施与服务项目、居住项目、工业项目三种项目选址为例，进行项目落地选址分析，对不同的项目将从因子库中提取相关影响因子构建具体建设项目的因子评价体系见表4。

卷起的旗帜十分壮丽，城市披上了黑纱，

各州本身都像蒙着黑面纱的女人肃立在那里，

长长的蜿蜒前进的队伍和黑夜的火光

… … …

那正在等待的停柩所，到达的灵柩，肃穆的面容，

倾泻在灵柩周围的所有哀悼者的悲声，

烛光暗淡的教堂和颤抖的风琴——你就在

这些的中间行进，

伴着反复敲响的悠悠不绝的丧钟，

我把我的丁香枝献给你，连同上面的花朵。［5］274

惠特曼为何对林肯这般的怀念和崇敬？原因很简单，那就是他是让奴隶获得自由的“伟大的解放者”。林肯是拓荒者之子，家庭贫困。19 岁第一次观光城市，他看到一张张贩卖奴隶的广告，而拍卖所里更加不堪入目，青春年华的黑奴少女，被剥得赤身裸体。被买走的小黑人，哭叫着妈妈，妈妈撕碎心肺地呼叫着孩子的名字。林肯握紧了拳头，砸在同伴肩上：“走，早晚有一天，我要把这制度砸垮！”［6］73

这执着一念的理想终于有了实现的机会。1861 年3 月4 日林肯入主白宫。1862 年9 月21 日，林肯把内阁成员召集到白宫召开特别会议，宣布他要实践的诺言：自公元1863 年元月1 日起，凡届时尚在反叛合众国的任何一州或地区，其境内所有的奴隶，都应在那时及以后永远获得自由。

这就是马克思认定的“联邦成立以来的美国史上最重要的文件”——《解放黑奴宣言》。1863 年7 月1日至3 日，林肯的北部联邦军与奴隶制的南部邦联军在葛底斯堡决战，北军获胜。同年11 月9 日，林肯在葛底斯堡烈士墓前，发表了著名演说：“我们应下定最大的决心，使这些死难者不致白白牺牲；
使我们这个国家在上帝面前必须有一个自由的新生；
使这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决不从地球上被消灭。”［6］74对于林肯这样一位“伟大的解放者”和废奴派领袖，全身心抱着同样理念的惠特曼怎能不崇敬至极呢？

（一）惠特曼诗学思想对郭沫若的影响

惠特曼的诗学思想跳动着鲜明的时代脉搏，洋溢着强烈的现实精神。他的诗歌创作始终没有脱离他生活的那个时代。他曾在《草叶集》初版序言中提出：“对于一个想成为最伟大诗人的人，直接的考验就是今天。如果他不能以当今的时代精神犹如以浩大的海潮那样来冲刷自己的话，……那么，就让他沉没在那一般的航程中去等待自己的发迹吧。”他的诗学思想刻记着时代与国家烙印，也深深地影响了我国现代诗人郭沫若。郭沫若就是在孜孜不倦地学习中创作他与时代精神、国家精神相依托的个人咏叹与豪放的抒情诗。在《创作十年》中郭先生自己总结了他的诗歌创作三段式、泰戈尔式、歌德式和惠特曼式。从郭氏的叙述中可以看出，在这诗的三段变化中，最为可圈可点即“最可纪念的”，还是第二段的惠特曼式，而第一段的泰戈尔式却给他“所留下的成绩极少”，第三段的歌德式则使他成了“韵文的游戏者”，从而“把第二期的热情失掉了”。所以，他最为念念不忘的还是惠特曼式那段激情澎湃的时期：“当我接近惠特曼《草叶集》的时候，正是‘五四’运动发动的那一年，个人的郁积，在这时找出了喷火口，也找出了喷火的方式，我在那时差不多是狂了。”［7］于是，1919 年下半年到1920 年，出现了郭沫若诗歌创作的爆发期。诗人诗兴喷涌，一种不可遏制的创作冲动，一种强烈的发狂的诗情，促使他写下了对旧世界的憎恨与反抗，对新世界的憧憬与向往，对民主、自由的热爱与眷恋。那种火山喷发式的情感方式与倾泻方式，深深地震撼着读者的心灵。郭沫若的创作在惠特曼诗学思想的影响下在时空无限中游泳，作为中国新时代的诗人，他的创作既紧紧拥抱着他立足时代，又面向未来，腾踔于浪漫与现实的浪峰之上。特别是经过他激情的创作实践，他深深受到了惠特曼诗歌要反映时代生活，不但要有诗歌时代生命力、还要要经受未来时代的检验。完全可以这样说：郭沫若的《女神》等诗之所以给予读者以极大的艺术震撼力，正是因为郭沫若的个人情感在惠特曼的《草叶集》那里找到了艺术的喷火口。

（二）郭沫若“惠特曼式”诗歌风格

众所周知，一个诗人的诗歌语言风格、抒情风格、抒情方式体现了诗人的艺术审美特质。作为一个对自由民主精神的诉求者，惠特曼将自己敏锐及独特的浪漫主义诗学思想贯穿在他的诗歌创作之中，作为一个诗人，他以独特的创作形成了独特的思学思想与诗歌创造的艺术审美特质。对于惠特曼这样一位反抗奴役和压迫、歌唱民主和自由的思想家，有着强烈的民主主义思想追求的郭沫若怎能不深受思想和艺术的影响呢？正如郭沫若本人所言：“他（惠特曼）那豪放的自由诗使我开了闸的作诗欲又受了一阵暴风般的煽动。”［8］受惠特曼的影响，郭沫若将五四运动的时代精神与人们寻求个性解放、自由民主的心声相结合，以自由诗体的形式对奴役与压迫的黑暗专制制度的诅咒，对祖国、民族和个人新生的热切渴望和礼赞。可以说，这个时期的郭沫若打破了旧体诗的种种樊篱，冲破传统诗学的重重枷锁，大胆运用口语白话入诗，以直抒胸臆地呐喊式语言唱出了“五四”时期的时代强音，坦露出诗人对自由与民主强烈的憧憬与追求。譬如他在《凤凰涅槃》里这样愤怒诅咒旧世界和向往新世界的理想：

听潮涨了，

听潮涨了，

死了的光明重生了。

春潮涨了，

春潮涨了，

死了的宇宙重生了。

生潮涨了，

生潮涨了，

死了的凤凰重生了。

我们重生了。

我们重生了。

一切的一，重生了。

一的一切，重生了。

… … …

我们新鲜，我们净朗，

我们华美，我们芬芳，

… … …

我们热诚，我们挚爱。

我们欢乐，我们和谐。

… … …

我们生动，我们自由，

我们雄浑，我们悠久，

… … …［9］379

这首诗还在孕育的时候，诗人就说：“我现在很想能如Phoenix（凤凰）一般，采集些香木来，把我现在的形骸烧毁了去，唱着哀哀切切的挽歌把他烧毁了去，从那冷静中的灰里再生出个‘我’来！”［10］383再以后，诗人又说：“‘五四’以后的中国，在我心目中就像一位很葱俊的有进去气象的姑娘，她简直就和我的爱人一样。”［10］383

郭沫若把新生的民主自由的祖国比作“我的爱人”，与惠特曼在《为了你，啊，民主！》一诗里把“民主”称为“我的女人”，简直如出一辙，相似到了极致。

惠特曼和郭沫若都是顽强的新诗派的探索者，都有“自我扩张”的诗人情绪。受惠特曼的影响，郭沫若强调“诗的文字便是情绪自身的表现。”［8］这里的“情绪自身的表现”不仅是指诗歌的内容，也指诗歌的形式。郭沫若的诗歌主张与两者均受着泛神论影响，也就是本体即神即自然的思想的影响，因此在《草叶集》和《女神》中，都有歌颂“自我”，歌颂大自然的诗篇。惠特曼在《我自己之歌》的开头写道：“我赞美我自己，歌唱我自己，我所承担的一切你也得承担起来，因为属于我的每一个原子都同样属于你。”［5］24这里歌颂的“自我”，不只是诗人自己，而且包括你我在内。这个“自我”是诗人歌唱的主人公，诗人通过“自我”抒发他对未来的憧憬。

郭沫若也歌颂“自我”。他在《梅花树下醉歌》中通过对梅花的赞美来赞美“自我”。在《天狗》中，诗人把“自我”比做一条天狗，可以把月吞了，把日吞了，把全宇宙吞了。这个“自我”与天地异生，具有无穷的神奇力量。两位诗人赞美“自我”的同时，还赞美孕育万物的美妙大自然。因为大自然给予“自我”无穷的爱抚与滋养。

歌颂劳动和劳动者，也是惠特曼和郭沫若共同歌唱的内容。惠特曼从小务农，对劳动人民感情深厚。他的诗对劳动者情有独钟。如《我听见美洲在歌唱》中，他热情歌唱各行各业的劳动者。在著名长诗《斧头之歌》中歌颂斧头的神威，斧头的创造力，实质上就是歌颂劳动的伟大创造力。

郭沫若也有着惠特曼同样的情怀。他在《地球，我的母亲！》中，称农民是“全人类的保姆”；
在《辍了课的第一点钟里》，称工人是“我的恩人”；
在《西湖纪游》里，对雷峰塔下那位锄地老人，想跪在他面前，叫一声“我的恩人”。其情感的真挚热烈，与惠特曼何其相似。

所有这些，都证明了本文开头郭氏所叙述到的，第二段惠特曼式，是对他影响最大，因而是他最可纪念的一段时期。

惠特曼及其诗歌对中国现代诗歌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田汉、郭沫若等一大批诗人先后成为向国内诗坛译介惠特曼的主力。郭沫若甚至直接从惠特曼诗歌中汲取了精神力量，把惠特曼的诗学思想融合到自己的诗歌创作中，因此被称为是“中国的惠特曼”。他本人也在《创造十年》《我的作诗的经过》《序我的诗》等文章中多次强调惠特曼诗歌对其创作的影响。惠特曼的诗歌突破了英国传统诗歌高雅与精致，反映了广大美国民众的思想与情感，创造了诗歌的自由体，表达了浓郁的民主思想，呈现出一种朴实乐观的诗歌风格。惠特曼本人也因此被公认为是美国的“诗歌之父”。对于中国新诗界来说，惠特曼诗歌所带来民主之音和自由诗体迎合了中国现代诗歌发展的需求，成为中国现代诗人争相效仿和借鉴的对象，郭沫若就是其中一位深受其诗歌影响的诗人。郭沫若在阅读惠特曼诗歌之后，深深被其自由奔放的诗情所感染，以充满节奏感的自由诗传递了自己对民主与自由的强烈渴望。郭沫若将惠特曼诗歌积极乐观、民主自由的诗学思想融入自己的诗歌之中，创作出《炉中煤》《天狗》《凤凰涅槃》《巨炮的教训》《女神》等一系列的富有爱国情怀的名篇佳作。总而言之，郭沫若深受惠特曼诗歌影响是一个不争的文学事实，他通过充分吸收惠特曼诗歌的人文精神，以豪放热情的自由诗体冲破了中国传统诗歌的清规戒律，用生命与激情歌唱民主和自由，有力推动了中国新诗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