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吉诃德》与“《三体》三部曲”比较研究

张 叉，杨尚雨

(四川师范大学 文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8)

中国作家刘慈欣(1963—)创作的长篇科幻小说系列“《三体》三部曲”问世以后，立刻在国内科幻读者圈风靡一时。2015年，随着“《三体》三部曲”斩获世界科幻小说最高荣誉“雨果奖”后，更是在全国乃至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股“三体热”的浪潮，无数的讨论、研究涌现了出来，一些与该作品相关的动画、电影、游戏等文化产品也应运而生。西班牙作家米盖尔德·塞万提斯·萨维德拉(Miguel de Cervantes Saavedra，1547-1616)创作的长篇小说《堂吉诃德》(DonQuixotedelaMancha)被誉为欧洲“近代小说的开山之作”，是世界文学史上的经典。有趣的是，“《三体》三部曲”与《堂吉诃德》这样不同国度、不同时代、不同作家的文学作品却在艺术上有着很大的相似性：它们都塑造了不为世人所理解且带有回归色彩的主人公形象，也都展示出了浓厚的本民族色彩，反映出了相似的思想内核。这些相似性为“《三体》三部曲”与《堂吉诃德》的比较研究提供了可能。

《堂吉诃德》主要讲述了西班牙拉曼·却(Raman pero)的一个穷乡绅吉哈诺(Jihano)与农民桑丘·潘沙(Sancho De Pan Sha)的游侠史。[1]小说巧妙地运用了戏仿骑士小说的模式，通过一个不合时宜的疯癫骑士令人捧腹的游侠经历，广泛真实地描绘出一幅十六七世纪西班牙世俗社会的风情画卷。一方面沉重打击了在西班牙社会卷土重来的骑士小说风潮及其背后的封建统治意识形态，宣告了骑士小说的寿终正寝；
一方面又借助堂吉诃德这一单纯可爱、行侠仗义，执着追求其社会理想，言语中充满了人文主义色彩但又与现实社会脱节、落后于历史发展进程的游侠骑士形象，宣扬了人人生而平等、人人有权追求现世幸福的人文主义思想。也指明了西班牙的人文主义者不应过于柔弱，需要勇敢地摆脱对封建统治者的依附和幻想，走上依靠自己的力量建立资产阶级政权的道路。

从内容上看，《堂吉诃德》通过复古的骑士道来揭示当下，表现出的是历史与现实的冲突。这似乎与“《三体》三部曲”的主要内容完全相反：刘慈欣将视角着眼于未来，以人类如何应对四个世纪之后携将地球变为自己新家园使命而来的三体舰队为主线，继而展现出了“面壁计划”“黑暗森林法则”“降维打击”等在史学、政治学、军事学等领域中鲜有实例的事物，借此来提供人类在面对强大危机时，如何依靠自己的智慧破局，以及文明在遭受前所未有的冲击时，应如何长久延续等问题的解决方案。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两部作品，如何进行比较研究？可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

首先，是两部作品的思想内核。两部作品都体现出了“抗争”的主题。《堂吉诃德》的主人公堂吉诃德荒诞疯癫，在骑士已成昔日黄花的情况却决然选择走南闯北、匡扶正义，直到被白月骑士彻底击败，大病一场后方才“醒悟”；
贯穿“《三体》三部曲”的中心人物罗辑本是个玩世不恭、混吃等死的大学老师，在被选为第四位面壁者时仍滥用权力寻欢作乐。但在看到妻子庄颜留下的“亲爱的，我们在末日等你”[2]183纸条后，毅然扛起第四位面壁者和第一代执剑人的使命，直至宇宙二维化。抗争贯穿了两部作品之始终，却又有着不同的格局和涵义。塞万提斯更多是借堂吉诃德发扬人文主义精神，反抗强加于个人身上的宗教禁欲，强调个人追求世俗快乐和物质享受的合理性；
而刘慈欣脱离了个人，上升到集体、人类和宇宙生物的层次，表现出人类在残酷宇宙中想要生存就必须团结起来，走出地球摇篮，牺牲掉一些个人私欲来换取人类的延续。这是两部作品的第一个比较点。

其次，两部小说的主人公身上都有“回归”的意义。堂吉诃德想做恢复黄金时代的骑士，而“《三体》三部曲”中的人类救世主罗辑和章北海也都是经过了长期冬眠，才到达未来世界的“公元人”。他们都和过去有着强烈的联系，但命运各不相同。堂吉诃德的回归是一种失败的选择，作者企图通过他的失败来提醒本国的人文主义者不可委曲求全，而要勇敢战斗；
可罗辑与章北海的回归从方法上看是成功的，因为只有他们明白地球人和三体人永远无法和谐共生，才能做到放弃幻想，准备斗争。不像那些未来世界的“现代人”，完全丢失了血性和谦逊，在三体人的威逼面前束手无策。这是两部作品的第二个比较点。

小说叙事模式的内在结构及其外在的变迁，都是意识形态与文化历史在文学领域的曲折表现。[3]两个不同时代且不同地域的作家却有了这样形式相似且都为读者乐意接受的叙事模式，也意味着彼时的西班牙与当下的中国在政治经济各方面有相通之处。通过对比，挖掘出二者受到欢迎的深层次共同原因和各自特点，从而为推动当下文学的发展做一些有益的贡献，是本文的价值所在。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4]东方古代文论话语体系构建，前提是承认“异质性”存在、理解“异质性”内涵；
所构建出来的“同”，也必然包含着“异”。[5]

(一)《堂吉诃德》的抗争主题

虽然滑稽的现实情况与堂吉诃德脑中想象的英雄场景相差十万八千里，但塞万提斯这种戏仿的手法还是赋予全书的叙事以一种荒诞的史诗感，他以一个又一个行侠仗义的片段情节连缀起堂吉诃德的冒险故事。

首先，从塞万提斯曾在《堂吉诃德》的序言中“既然您的文字只追求一个目标：消除骑士小说在世人当中造成的影响和迷狂”[6]10的自述来看，他对堂吉诃德的骑士精神及骑士道持完全否定的态度，并以屡遭戏弄的桥段批判堂吉诃德耽于幻想的人生态度。可是，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却又常能见到塞万提斯对骑士理想的赞扬。如他借堂吉诃德之口，说出“我要让诸位知道游侠骑士在世界上是多么重要：邪恶狂妄之辈横行天下，全靠他们去惩戒匡正。”[6]285；
又如桑丘在与主人堂吉诃德的旅途中，逐渐洗掉了自己的小农心理，在堂吉诃德的理想洗礼下，从一个只想谋取私利，封官发财的粗鲁乡民变成了依堂吉诃德之理想，真心为治下岛民做了好事的“海岛总督”。堂吉诃德的古道心肠和桑丘的向好改变说明了在塞万提斯看来，堂吉诃德式的理想主义是有其合理成分的：他凭着一腔热忱，选择以一种复古的方式宣扬先进的人文主义思想。虽然他因思想单纯和观念落后闹出了很多笑话，但他最终的目的不是一己私欲，而是恢复美好的黄金时代。这是《堂吉诃德》与当时风靡西班牙的流浪汉小说的根本区别。对于堂吉诃德来说，他的冒险是一场美丽的旅行。区别于一般的流浪汉小说，堂吉诃德虽然是一个无业游民，但是并未以玩世不恭的态度对待身边的人与自己的生活。堂吉诃德是具有一定文化基础的，在旅途中能够与他人高谈阔论，主张人人生而平等，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并且能够看到时代的黑暗面与社会的种种不公，希望通过自己的力量去解救苦难。[7]

堂吉诃德的思想与中国古代思想家孔子有一些相通之处。他们在混乱的“黑铁时代”中怀抱救世的希望，却选择了骑士道和恢复周礼这种不符当下的路线。“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8]的悲鸣也应和了堂吉诃德死前“快为我庆祝吧，我的朋友诸君！我不再是堂吉诃德·德·拉曼却(Don Quijote De la Mancha)，依然是阿隆索·吉哈诺(AlonsoGihano)，而且由于为人忠厚，外号人称‘好人’”[6]1017的遗言。虽然堂吉诃德的终极理想未能实现，追求还只是追求，但这种立誓消灭世上所有不公、以良善感化愚人主动追求光明和坚持不懈与悲惨命运进行不屈抗争的伟大思想实是作者进行宏大的史诗叙事的根源。

一切叙事最终为表达思想而服务，同时广博精深的思想也赋予了叙事以宏大的生命。全书的主人公虽只有堂吉诃德与桑丘主仆二人，但一路上理想主义在与残酷现实的交锋中屡屡碰壁却不曾被放弃的情节却是一曲英雄主义的赞歌。堂吉诃德的游侠冒险看似荒唐，但在一定程度上则可看成是一种理想道德的见证：个人如何可能完全超越功利的束缚，放弃自我而为他人做贡献。[9]由此，这种饱含社会批判、人文主义、美好理想于一体的思想和对骑士小说行文结构的戏拟，铸就了《堂吉诃德》史诗般的主题。

(二)“《三体》三部曲”的抗争主题

“《三体》三部曲”的主题，相较于《堂吉诃德》更为宏大辽阔，涉及到的冲突碰撞也更为激烈。它可以概括为“虫子的史诗”，即人类在基础科学方面的进展被“智子”锁死的情况下，如何在四个世纪之内运用一切可行手段阻止科学技术水平远超地球的三体文明占领、奴役地球。

结构上，刘慈欣匠心独运，设置了明暗两条线索。明线是以罗辑为代表的“面壁计划”，暗线则是以被科幻迷称为“第五位面壁者”的太空军政委章北海所代表的“逃亡主义”。这种明暗两条线索交织的写法也从侧面透露出人类虽弱，但并没有放弃抵抗的思想倾向，一部抗争的史诗就此书写。这场反抗是残酷且充满兽性的。早在2007年刘慈欣与江晓原教授曾展开过一场关于“吃人”的辩论，当时刘慈欣假设如果世界上只剩下他、江晓原和现场的一位主持人，而两人必须吃了主持人才能够生存下去，他会选择“吃人”，因为他认为只有“现在”不选择人性，将来人性才有可能得到机会重新萌发，他会选择携带着自己的文明走下去，正如“《三体》三部曲”中的维德与章北海的选择，也就是说，人性存在的前提是生存，而如果生存与人性发生了矛盾冲突，他会选择为了保留人性而暂时放弃人性。[10]刘慈欣的这种思想完全被灌注进了创作当中，因此《三体》的格调不是温馨和奇幻，而是冷酷和血腥。

最能体现主题的部分是人类的反击。整个过程异常艰难，四个被选定的面壁者各尽其能和三体文明的破壁人进行对决。但弗里德里克·泰勒(Friedrich Taylor)、曼努尔·雷迪亚兹(Manuel Rediaz)和比尔·希恩斯(Bill Hines)都被破壁人以“主不在乎”的话语击碎。失败的根因是尽管这三位面壁者的作战方案各不相同，但他们受“技术大爆炸”的影响却惊人地一致，都信奉科学至上主义，坚信唯有靠高科技才能打败三体。毋庸置疑，他们的认识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小说的情节却表明，若真按他们的思路去做，未必能打赢这场战争，原因有二：一是地球的科技发展水平与三体相比，明显是底子薄，基础差。二者之间的差距如“弓箭与导弹”之别，在短时间内这种状况无法得到根本的改变。[11]不过他们的行动却为获得成功的罗辑与章北海提供了必不可少的保障——雷迪亚兹引爆水星计划在本质上是对三体人实施同归于尽的战略威慑。罗辑在此基础上结合其与叶文洁的谈话，从而形成了黑暗森林理论。这一理论在原文中是这样被描述的：

“真实的宇宙就是这么黑。”罗辑伸手挥挥，像抚摸天鹅绒般感受着黑暗的质感，“宇宙就是一座黑暗森林，每个文明都是带枪的猎人，像幽灵般潜行于林间，轻轻拨开挡路的树枝，竭力不让脚步发出一点儿声音，连呼吸都小心翼翼……他必须小心，因为林中到处都有与他一样潜行的猎人。如果他发现了别的生命，不管是不是猎人，不管是天使还是魔鬼，不管是娇嫩的婴儿还是步履蹒跚的老人，也不管是天仙般的少女还是天神般的男孩，能做的只有一件事：开枪消灭之。在这片森林中，他人就是地狱，就是永恒的威胁，任何暴露自己存在的生命都将很快被消灭。这就是宇宙文明的图景，这就是对费米悖论的解释。”[2]446-447

黑暗森林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同归于尽，它所需要消耗的成本与雷迪亚兹的计划相比堪称九牛一毛，但却可以最大限度的维持两个文明之间的平衡，从而建立起足够的威慑，以保证地球与三体文明之间的和平。同样，希恩斯的思想钢印创造出了钢印族，为章北海在冬眠结束后实现“自然选择”号绝命逃亡提供了数量充足且能力够硬的成员。希恩斯博士通过思想钢印对一些人的部分人性进行控制，虽然在道德观念层面不能获取认同，但却是值得理解的，这展现出了在特定环境下，人性的道德呈现出的模糊性。[12]108他们共同为人类保留了最后的火种，并让人类在浩瀚宇宙中有了立锥之地。“《三体》三部曲”当中出现的每一个人物都有自己的价值，都为人类的延续做出了或大或小的贡献。这与西方文学作品中浓厚的个人英雄主义色彩不同，“《三体》三部曲”的世界观更强调接续发展，如章北海死后继续领导逃亡者的褚岩。这种集体主义观念也就使《三体》的主题更为宏大。

(三)抗争主题的比较研究

堂吉诃德的思想与孔子有一些相通之处，但二种思想在中国形成的影响和作用堪称天壤之别。即使是两千多年后的当今中国，孔子还是万世师表。儒家师者正是集真、善、美于一身，并致力于探求和追寻真、善、美的人。[13]直到今天，孔子依旧是君子的象征；
《论语》依旧是枕边经典；
仁义礼智信依旧是基本道德准则。但不会有几个中国人把堂吉诃德当成学习榜样，更多地是作为一种消遣甚至“老师让我读我才读”。

从2017年版的《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增加的学习任务群“整本书阅读与研讨”来看，部编本教材中《堂吉诃德》赫然在列，这是《堂吉诃德》在中国本土化的一大进步。阅读的目的之一是“联系个人经验，深入理解作品；
享受读书的愉悦，从作品中汲取营养，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逐步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14]选取《堂吉诃德》作为整本书教学的教材，便是看重了《堂吉诃德》所具有的教育作用，即可以帮助学生形成符合中国人标准的三观。这自然离不开《堂吉诃德》主题和中国的相容性，我们向来讲究“不以成败论英雄”，凡是努力抗争过的人物都会得到国人的喜爱，不会因失败而唾弃。同时《堂吉诃德》作为一部外国著作能够进入课本，是改革开放及全球化时代中，西方思潮对中国的浸润下形成的结果。尤其是追求世俗快乐和个人欲望满足的个人主义，它和利己主义不同，强调的是在不危害他人及社会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才智，为自己谋取最大的利益和享受。因此堂吉诃德的主题总体上看是抗争，如果说得更细一些，就是个人的抗争。

但是，个人主义与利己主义不同，利己主义是个人本性的缺陷，而个人主义是公民本性的缺陷。[15]个人主义表现为个体对公共事务的冷漠，安于个人主义的人们以安居乐业为头等大事，公民义务反而成为不必要的负担[16]；
个人主义盛行的社会中，社会碎片化现象严重，这使得个人常常需要直接面对国家，个体难以依托组织性的连结纽带合理表达利益诉求，而国家政策亦缺失了重要的传达途径，从而政府对社会的影响力减弱、整合社会需求的能力降低，政府与社会之间产生“隔阂”，为社会危机的爆发埋下了隐患。[17]对于人口大国中国来说，完全的个人主义是一种灾难，集体主义才是正确的发展出路。而这种政治观点落实到文学上，虽然同是抗争主题，但强调群体抗争的《三体》在中国青年读者中间是比强调个人抗争的《堂吉诃德》更受欢迎的。

首先，《三体》中的抗争是属于集体的。可以说这是广阔国土和高人口馈赠。在《三体》中，面临困境的不止是地球人，三体人同样面临着生存危机。所有的文明都是带枪的猎人，因此一个文明想要在宇宙中获得生存就必须使自己内部团结起来，在强有力的领导下渡过难关。这是一种反个人主义的观点，他强调的是人类而非个体，是对西方个人主义的一种反思。因此这种群体抗争的主题，实际上是在继承了中国集体主义传统和借鉴反思西方思潮后形成的。所谓“中西文化不是因为被发现是异质的，且无法兼并对方才被迫采取共存互补的发展路向。问题的关键是要看到，西方文化本身的价值恰好要在中国文化的比照下才能够显示出来；
同理，中国文化本身的特殊价值，也需要在西方文化的陪衬下才能够显示出来。因此，世界如果碰巧只是存在中国文化或只是存在西方文化都无疑是一种悲剧。”[18]群体抗争的主题绝不是靠单纯一种思想构建，而是在对中外优秀文化的吸收和改进中形成的。

其次，《三体》中的抗争是真正的抗争而非荒诞戏仿。小说中一旦人类放弃了抗争的念头去追求安逸，就会遭受灭顶之灾的描述。就让一部描写未来世界的科幻小说有了一种真实感。与现实联系紧密是中国科幻的一大特点，如老舍的《猫城记》。由于长时间的远离中国，在老舍的幻想与期待中，对中国有着空前的民族自信心，这从他1931年发表的描写南洋种族混合的生活的作品《小坡的生日》中可以看出来。他认为中国人是勤劳富足、勇于开拓的，但当他满怀着“民族自信心”回到祖国之后，祖国黑暗的社会现实打破了他所有的幻想，他不得不面对现实，因而痛心疾首地写下了这部带有强烈国民性批判的《猫城记》。[19]相较于英美科幻小说更注重技术层面的探讨和对太空世界的幻想，以刘慈欣为代表的的中国科幻作家更强调以社会和历史作为一个立足点，并在此基础上展开故事，逐步将视野放大到全宇宙。因此《三体》中的抗争更有一种沧桑感和真实感。

通过对两部作品抗争主题的比较研究，我们可以更好地去解释中西方文化和思想上的差异。而产生于《堂吉诃德》之后的《三体》的抗争主题也是在对中国传统的吸收和对外来文化的本土化加工后形成，二者无所谓孰优孰劣，对文学的发展都是有益处的。关于《堂吉诃德》抗争主题的研究本身是一种超脱于原著而进行的变异学研究，这是塞万提斯在创作这部小说时所没有想到的东西，但却是中国读者在接受时产生的新思想。比较文学变异学是比较文学的学科整合。比较文学的学科特征中最为基本的核心是跨越性。比较文学的跨越性特质凸显了比较文学是具有世界性胸怀和眼光的学科体系。[20]

(一)《堂吉诃德》的回归型人物

西班牙从15世纪末走向统一，但强盛时期极为短暂，16世纪中叶后便开始衰落。因此，资本主义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人文主义文学出现得比较晚。此前西班牙文坛上，流浪汉小说和骑士文学畸形繁荣，是人文主义文学带来了西班牙文学史上的“黄金时代”。[1]75西班牙的崛起是多个偶然因素的结合，从地理环境上看，此处多山且处于欧洲大陆的角落地带，不适合发展与扩张。但它依旧建立起了强大的帝国。关于西班牙崛起的讨论不少，已有的观点可归纳为四类：其一，把西班牙的优势和取得的成就看成是所当然的。其二，物极必反，欧洲最贫困的地区为了改变面貌，寻找新的出路(即套用汤因比的“挑战——应战”说)。其三，西班牙的崛起或走向成功是由于客观条件。其四，西班牙的崛起有碰“运气”的成分。

多个偶然因素构成了西班牙的崛起，但这种经济基础不稳定，且没有明确指导思想的“不走寻常路”式崛起自然是畸形而短暂的。在这样的政治经济背景下，落后的封建思想没有完全肃清，先进的人文主义思想却又无法大规模传播。于是在文学作品中，堂吉诃德成了这种尴尬与冲突的代言人。他嘴上传播着先进的思想，行动上却是中世纪骑士的做派，他心心念念恢复昔日荣光，却看不到前方人文主义者经过奋斗便能得到的光明未来。这是堂吉诃德这个形象的第一层回归意义，是当时整个西班牙社会的一个缩影，是有强烈批判色彩和忧患意识的一种回归。

堂吉诃德的第二层回归意义则要跳出西班牙的范围，看到整个思想层面的文艺复兴。即借助堂吉诃德的谈吐，宣扬从古希腊罗马文化中汲取的人人平等、追求幸福之人文主义思想；
而回归则是堂吉诃德对未来社会形态的一种展望，在小说中塞万提斯用过去的黄金时代来形容：

那是多么美好的岁月，多么幸福的时代啊！难怪古人冠其以“黄金”二字。倒不是我们这个黑铁时代如此钟爱的黄金，在那个幸运的时代可以毫不费力地获得，而是因为，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们不知道“你的”和“我的”这两个字眼……没有人欺诈行骗、心怀叵测，却偏偏装出一副真诚坦率的样子。法律还没有脱离自己的正道，谁也不敢依靠恩宠和钱财公然玷污、干扰它，不像现在，受到那么多的践踏、干扰和侵犯。[6]4

这样一种光明正大，不分你我的社会憧憬就是堂吉诃德身上第二层回归意义的精髓所在。堂吉诃德想象的黄金时代与中国古代思想家孟子“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21]的观念相似，他们心目中的理想型社会都是从君至民皆以仁义行世，没有欺骗或是诡计。人人真诚，浩然行于天地之间。孟子所谓的利是现实之镜的映照[22]，是残酷现实的法则。但他的做法是提出义和仁政的观念，以一身正气对抗只看利益的乱局，并将打破这种乱局的责任毅然扛在了自己肩上，直到去世。无论是西班牙畸形的社会发展让堂吉诃德无法寻找到正常道路，还是战国的动荡让孟子看不清前途等理由，总之他们在选择出路的时候都不约而同地“回头看”，一个期盼恢复黄金时代，一个不厌其烦以《诗》中周天子的故事教导梁惠王。这也让堂吉诃德的第二层回归意义和深受儒家传统影响的中国读者有了更紧密的联系。

堂吉诃德身上的两层回归意义让堂吉诃德成为了一个反英雄的英雄，他反的是中世纪思想影响下为宗教和封建王权而非自我实现战斗的英雄，立起来的是一个勇敢追求理想和自由的新式英雄。这种对旧式英雄的解构，实现了新式英雄的诞生。塞万提斯是通过回归来解构过去，可谓鬼斧神工。

(二)《三体》的人物塑造

与《堂吉诃德》大相径庭，《三体》当中的两个主人公罗辑和章北海的回归意义不是解构过去，而是赞扬过去。他们的回归意义也极具中国特色，即在科幻的外衣下，回归到1949-1966的十七年文学中的红色英雄形象。

首先，红色英雄的形象在刘慈欣的作品当中并不罕见。如《混沌蝴蝶》中为了拯救祖国于北约轰炸之下的前南斯拉夫科学家亚历山大(Alexander)；
《中国太阳》中随中国太阳远行，与地球相隔万里依旧牢记祖国西部那个干旱小村庄的水娃；
甚至更有《超新星纪元》一文中，借未来人之口对毛泽东《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一词直接表达敬仰之情的描写出现。但罗辑和章北海又与这些人物不同，他们是承载了人类生存希望的领袖和保留人类火种的父亲，每一个行动都有可能对人类或是三体文明造成巨大的影响，成吨重的使命和刘慈欣的红色英雄情结的结合，使读者可以在他们的身上清楚地领略到红色领袖毛泽东的风采。其中尤以章北海这一形象为甚。

在小说中，章北海的红色领袖风采主要体现在了他的战略观上。他最初的身份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某舰政委。面对三体人的入侵，章北海选择加入太空军，为人类打赢末日之战而奋斗。他十分沉默，深深地隐藏着自己，但每次都会在深思熟虑后付诸行动，由此可见，其目光深远，且极具智慧。虽然《三体》中很多人物都在不同层次上窥见了人类文明的未来，也都有机会并付诸行动的拯救人类文明，但最终只有性格沉闷、不苟言笑的章北海成功了，他的成功主要归功于他性格中理性的因素。[12]108他早预见到了人类必败的结局，因而将思考的范围从打赢末日之战移到了如何让人类文明延续下去的层面——末日之战的目的是保全人类，失败的结果是人类文明终止。但在巨大的科技差距之下，人类在三体文明面前没有任何胜算。那么这场战争还有打下去的必要吗？从实现目的的角度来考虑，人类选择将文明延续下去的战略是正确的，但选择与三体文明正面对抗的战术却是错误的。正确的战术应是勇敢地走出地球这个温床，向着更远的宇宙进发，寻找人类的下一个家园。这种战略观与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极其相似：

战略退却，是劣势军队处在优势军队进攻面前，因为顾到不能迅速地击破其进攻，为了保存军力，待机破敌，而采取的一个有计划的战略步骤。可是，军事冒险主义者则坚决反对此种步骤，他们的主张是所谓“御敌于国门之外”。

谁人不知，两个拳师放对，聪明的拳师往往退让一步，而蠢人则其势汹汹，辟头就使出全副本领，结果却往往被退让者打倒。[23]

章北海领导的逃亡，实质上是一场太空长征，即敢于扔下坛坛罐罐，寻找新的落脚点再求发展。最终，这批逃离地球的人在经过黑暗战役后成为新人类，在太空中找到了“延安”，让宇宙生物中始终有人类的身影存在。

除主要人物外，《三体》中公元人面对危机时的镇定自若和未来世界的现代人面对未及时的慌张恐惧；
罗辑卸任执剑人，程心上任执剑人一瞬间三体人便发动进攻等情节，也体现出了《三体》中回归型人物的红色含义。不难看出，刘慈欣有着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集中制、人民民主专政等体制的绝对信任。

(三)回归型人物的比较研究

堂吉诃德和章北海都被作者赋予了自己的社会理想，而这种理想也因“过去”的外壳而具有了回归意义。堂吉诃德和章北海身上是有相同点的。在《三体Ⅱ·黑暗森林》的最后，章北海为在黑暗战役中选择让自然选择号被次声波导弹击中，以牺牲自己的生命为代价，换取新人类的诞生。他和堂吉诃德一样，虽然生命都在没有亲自完成理想时而停止。但从整个社会的角度看，正是这类人推动了人类进行不断地探索与追求。他们清楚现实与理想的差距，因而才会为了靠近这一理想做出疯癫或是冷酷的判断——

舰队司令：“你来自一支伟大的军队，他们曾战胜了装备远比自己先进的敌人，甚至仅凭缴获的武器就打胜了一场世界罕见的大规模陆战。你的行为，辱没了这支军队的荣耀。”

章北海：“尊敬的司令官，我比您更有资格谈论那支军队，因为我家祖孙三代都在其中服役。我的爷爷曾在朝鲜战场用手榴弹攻击美军的‘潘兴’坦克，手榴弹砸到坦克上滑下来爆炸，目标毫发未损，爷爷在被坦克上的机枪击中后，又被履带轧断双腿，在病榻上度过了后半生，但比起同时被轧成肉酱的两名战友来，他还算幸运……正是这支军队的历程，使我们对战争中与敌人的技术差距刻骨铭心。你们所知道的荣耀是从历史记载中看到的，我们的创伤是父辈和祖辈的鲜血凝成的，比起你们，我们更知道战争是怎么回事。”[2]354

但是落实到时代背景和国家背景下，堂吉诃德和章北海虽都可以列到回归型人物当中，可其中所包含的内涵大相径庭。前文已提到，塞万提斯和刘慈欣在主题上将视角分别落在个人抗争和群体抗争上，因此不同的主题也就决定了人物内涵的不同。塞万提斯更多地是对回归型人物的批判，而刘慈欣更多地则是对回归型人物的颂扬。

首先是章北海提到的朝鲜战争，中国人民志愿军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打赢了新中国的立国之战。这个情节虽然一笔带过，但足以体现刘慈欣塑造回归型人物的目的。他所要描写的是塞万提斯不可能触碰到的红色人物。在中国现当代以往的作品中，这类人物基本都是出现在历史小说和革命小说中，作为一种对艰苦革命历史的回顾。出现在科幻小说这种叙述未来的小说当中实属罕见。这和刘慈欣本人的理想有紧密联系，是塞万提斯所不具备的；
其次是刘慈欣并未让这一回归型人物死亡。虽然在《三体Ⅱ·黑暗森林》的结尾章北海和自然选择号被次声波导弹击中，可在《三体Ⅲ·死神永生》中，新人类的带头人褚岩却坚定地执行着章北海的使命。从这种意义上看，一切事情都在向章北海规划的方向发展，人类正在走向新人类，这也就不是理想的破灭，而是接续。

《堂吉诃德》与“《三体》三部曲”这两部作品的比较研究，给我们当下创作的启示是，既要能够深刻地观察和体味自己目前所处的时代，做到现实性与虚构性并存，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
也要能做到与国同行，与人民同行，创作出符合国情，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作品；
同时，对每一部外国文学作品的变异研究都是永无止境的，丰富多彩而又保持独立，是永恒不变的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