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张预《百将传》的史料来源与成书时间

李坛坛

《百将传》，元代开始改称《十七史百将传》，其后一直沿用至今。其产生于北宋中期严重的边防危机下，朝廷放宽对军事的限制，向社会寻找应对之策，一大批有志之士投身军事学术的研究。张预研读《孙子兵法》，意识到战略战术对于军事指挥的重要性，故选择一百位将领，以人物为线索勾连史事，突出展现了将帅的作战经过与军事谋略。

《百将传》是张预汇集历代史书中的史料编纂而成。从西周的齐太公到五代的刘词，内容来源于正史的列传、世家和载记。史书发展到宋朝，已经有十七部正史，张预便是从正史中选择一百位良将编纂而成《百将传》。将正史与《百将传》原文进行对比，可以发现《百将传》的史料来自《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南史》《北史》《隋书》《新唐书》《旧五代史》这十部正史。该书自元代后开始被称之为《十七史百将传》，是因为《南史》《北史》是在《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的基础上编纂而成的。

卷一自齐太公到卷二西汉的霍去病，这些人物的史料来自司马迁的《史记》。卷三西汉赵充国到冯奉世，史料来源于班固的《汉书》。卷三东汉邓禹到卷四的朱隽，史料来自于范晔的《后汉书》。卷五张辽到卷六的陆抗，史料来自于陈寿的《三国志》，司马懿的史料来自房玄龄等著的《晋书·宣帝纪》。卷六的羊祜到卷七的王猛，史料来自《晋书》。卷七的檀道济到吴明彻，史料来自李大师、李延寿的《南史》。卷七的崔浩到卷八的韦孝宽，史料来自李延寿的《北史》。卷八自隋代杨素到史万岁，史料来自魏征《隋书》。卷八的唐李孝恭到卷十的王忠嗣，史料来自欧阳修的《新唐书》。五代十国的刘鄩和刘词，史料来自薛居正的《旧五代史》。

这一百位人物，除了司马懿的史料来自本纪，慕容恪和王猛的来自载记，齐太公、范蠡、张良、周亚夫的来自世家外，其他的人物史料都来自正史的列传。需要注意的是，司马懿本人并未称帝，他出现在本纪中是西晋王朝追溯皇族祖先的结果(详见表1)。

表1 《百将传》史料来源汇总

张预的史料来自于十部正史，虽然《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在《南史》《北史》出现之前就已产生，但作者从后两本史书中选择史料。《新唐书》产生之前《旧唐书》就已经流传，作者也从《新唐书》选择史料。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作者的生活年代考虑。宋代《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已有散佚，曾巩等人对其进行校订，现存最早的版本是“眉山七史”的蜀刻大字本。刘攽、刘恕、范祖禹等人对《魏书》进行校勘，《北齐书》在唐代中叶以后逐渐残缺，到北宋初只存17卷。《周书》在北宋已多残缺，后人取《北史》及其他史书补入，最早刻本约在北宋熙宁年间，早已不存。南宋绍兴十四年(1144)，《周书》同另外六史眉山重刻，即所谓“宋蜀本”，或称“眉山七史本”。但实际上一直被称为眉山七史的是比这稍晚的南宋前期在江浙地方刊行的本子，真正的眉山七史并未传下来。[1]

宋代刻书业十分发达。唐代发明雕版印刷术，五代十国技术进一步成熟，宋代达到鼎盛。宋代不仅校订刊刻经书，对史书也开始进行校刻。一方面是因为唐末五代战乱，史书多有散佚、讹误，板片也多有磨损，需要修补或重刻。另一方面北宋大兴文治，重文教，校刻经史之书正是其主要表现形式之一。还有一点是因为北宋科举考试中涉及的经史时务策多出于正史之中，社会大众对正史的需求大增。宋代在统一全国时有意从分裂的政权中收取图书，除南汉外其余政权的图书均归宋廷所有，并下诏求书，制定优厚的奖励政策，最后把所有的新修书籍的样本藏之馆阁。馆阁的书籍逐渐增多，再加上五代以来就有刊印经籍的旧制，到了宋代校订经典书籍，也不足为奇。在官方的主导下，任用经史学底深厚的文官，遍寻异本，详细校勘，力求把错误率降到最低，定为永世标准的定本。事实上他们也做到了，直到今天提起宋版书，其凤毛麟角、吉光片羽极为珍贵，史学价值和收藏价值都很高。

宋代校刻图书，从《五经正义》开始。《玉海》卷九《端拱校<五经正义>》：“端拱元年(988)三月，司业孔维等奉敕校勘孔颖达《五经正义》百八十卷，诏国子监镂板行之”。[2]历时十二年校刊完毕。此后着手重新校刻正史，以《史记》《汉书》《后汉书》这三史为先。

太宗朝校勘三史。真宗时校勘《三国志》《晋书》《旧唐书》。仁宗即位后，于天圣二年(1024)下令校刻《南史》《北史》《隋书》。《麟台故事》卷二中《校雠》：“天圣二年(1024)六月，诏右正言直史馆张观，太常博士集贤校理王质、晁宗慤，秘阁校理陈诂，光禄寺丞集贤校理李淑，馆阁校勘彭乘，国子监直讲公孙觉校勘《南北史》《隋书》，及令左司郎中知制诰宋绶、吏部员外郎龙图阁待制刘烨提举之。”[3]天圣四年(1026)完成校勘，景祐元年(1034)覆校《南北史》。

嘉祐六年(1061)校刻南北朝七史。但七史不像《南史》《北史》那样容易校刻，由于所存善本较少，校勘难度大，耗时长，有时甚至出现无本可校的情况。此前学者普遍认为嘉祐七史于政和中，始皆毕，颁之学官，民间传者尚少。但中华书局编辑鲁明、胡珂利用晁说之《嵩山文集》、韩维《南阳集》等史料对南北朝七史的校刻时间、诸史刊刻缓慢的原因提出新观点。晁说之曾亲眼看到过嘉祐七史的初刊本，《嵩山文集》中有《读魏书》《读北齐书》《读周书》《读宋书》《读齐书》《读梁书》《读陈书》七篇文章，据此可以得知《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均为曾巩于嘉祐末所校上。熙宁中校上《魏书》《北齐书》《周书》。[5]校上之后，审定无误，即可刊刻。需要注意的是，七史并不是同一时间刊刻完毕。《南齐书》《梁书》《陈书》的校订后，由于其问题不多，故刊刻较早。“治平中，巩校订《南齐》《梁》《陈》三书上之，刘恕等上《后魏书》，王安国上《周书》。政和中，始皆毕。”北朝三史难于校定，反覆校勘，自治平又过半百年，至政和年间七史刻本始完成。也就是说，七史于嘉祐六年(1061)仁宗下诏校订刊刻，熙宁中期全部校订完毕，政和中期，才完成刊刻。

七史校刻完毕后，民间流传较少。《百将传》的作者张预身为一名隐士，恐怕也难以见到此书的真容。再者是《百将传》的成书时间，张预撰写本书时，《七史》的校刻工作是否全部结束，是作者能否选择该书的一个重要条件。基于此，我们需要对《百将传》的成书时间进行一个判定。

首先，《百将传》引用的史料成书时间最晚的是欧阳修的《新唐书》。该书成书于宋仁宗嘉祐五年(1060)，《新唐书》出现后《旧唐书》便不再流传。而五代时期的将领，张预从薛居正的《旧五代史》中选取史料，而不是《新五代史》，可以说明张预成书时《新五代史》还没有完成，或者说最起码还没有见诸于世。即便在《新五代史》向世人公布之后，《旧五代史》的影响力也是在《新五代史》之上的。南宋以后，《旧五代史》逐渐失传，《新五代史》才广泛流传。

其次，张预在成书后请同邑刘跂作序。刘跂，祖籍永静东光，字斯立，号学易先生。元丰二年(1079)中进士，自此步入仕途，“政和(1111-1118)末以朝奉郎卒”[6]。找人作序，或为他人作序，一般会请在朝为官者或者友人。那么刘跂在为其作序时，必在他进士及第、为官之后，即元丰二年(1079)之后，并且不晚于其卒年。由此推之张预《百将传》的成书年代应在元丰二年(1079)至政和八年(1118)之间。

最后，张预在自序中曾说：成书目的在于“以备陛下教育武士之道”，[7]教育武士指的是武学。宋代以文立国，重文事，轻武教，在对外作战时屡次失败。鉴于此，朝廷设立武学，专门培养军事人才，以适应对外作战的需要。武学最早设立于庆历三年(1043)，但由于朝堂大臣对武事的反对，以及社会上下普遍对武事、武举的漠视，仅95天便夭折。王安石变法期间提出改革武学制度，主张重新恢复武学，得到神宗支持后，于熙宁五年(1072)重新开设武学，此次对其进行了完整的规划，教育内容和管理等方面都作了改进。教育内容有军事理论学习和作战技能训练，一方面颁定《武经七书》，学习军事思想；
另一方面学习儒家伦理道德，培养爱国忠义之道。此外还注重军事训练，如步射、马射、马术等，为之后的行军打仗做准备。同时设立严格的学规对武学生进行管理，如王安石变法期间，设立内设、外舍、上舍三舍法，按规定时间完成学业、通过考核后才能由外舍升到内舍进而至上舍。但此次重置武学，主要范围在中央。崇宁三年(1104)，为向中央武学提供生源，宋徽宗下令地方开设武学，武学规模由中央到地方，范围涉及全国，并且持续时间长，直至宣和二年(1120)才停止。由此观之，崇宁三年(1104)到宣和二年(1120)是北宋武学发展最繁荣的一个时期，而张预在自序中提到的“以备陛下教育武士之道”应当也是这个时候的事情，再加上成书时间的下限为政和末年，所以《百将传》成书很有可能是在宋徽宗崇宁到政和末年(1104—1118)。此外《光绪东光县志》中也给了我们一些线索，县志中推测张预是“因见辽金之必为大患，故陈百将，略以讽示廷臣，及南渡后，知天下无可挽回，遂隐以终世，此则其心迹时势，可窥于微者。”[8]徽宗时期北宋已经到了末期，辽、金等政权对北宋虎视眈眈，朝政大权由奸臣把持，农民起义不断，随之而来的靖康之变，更是直接导致北宋灭亡。朝廷南渡后，张预深知天下大势已去，于是隐居以度余年。

由此大致可以确定《百将传》的成书时间是徽宗崇宁三年(1104)至政和末(1118)。这个时间和宋廷校刻《七史》的时间几乎是同时段，那么张预便不可能从《七史》中获取史料，基于此，张预从《南史》《北史》中引用史料。

综上所述，通过对《百将传》的史料来源的探究，进而推断该书的成书时间在徽宗崇宁三年(1104)至政和末1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