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助推共同富裕：基本逻辑、作用机制及实现路径

严宇珺 龚晓莺

[提要] 数字经济与共同富裕的目标要求高度契合，数字经济在新时代共同富裕“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为共同富裕的实现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从新时代背景下共同富裕的多维内涵出发，阐述数字经济助推共同富裕的基本逻辑，阐明数字经济作用于共同富裕的机制，进而探讨数字经济助推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数字经济助推共同富裕的基本逻辑主要包括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数字经济主要从财富积累机制、协同发展机制、普惠共享机制、精神文明引领机制助推共同富裕。基于此，从经济增长、普惠共享、法治保障、主体参与四个层面对数字经济助推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进行探讨。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我们坚持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着力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坚决防止两极分化”[1](P.22)。新时代共同富裕既要做大“蛋糕”，又要分好“蛋糕”，实现效率与公平的统一，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需要。《“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指出，“数字经济是促进公平与效率更加统一的新经济形态”。由此可见，不同于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经济形态，既能加速社会财富的创造与积累，又能推动社会财富的共享与普惠，达到效率与公平的统一，使我国在做强做优做大数字经济的过程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2]

通过对已有研究的归纳总结，发现已有研究往往着力于新时代共同富裕自身的研究，而针对数字经济助推共同富裕的研究较少，研究内容不够丰富，研究广度和研究深度亟待提升。随着我国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迈入推进共同富裕阶段，这一时期恰逢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数字经济作为新的经济形态，与共同富裕会产生怎样的“化学反应”，因此，有必要在数字经济不断发展的背景下，对数字经济助推共同富裕进行研究。基于此，本研究从新时代共同富裕的多维解读出发，深入揭示数字经济助推共同富裕的基本逻辑，阐明数字经济助推共同富裕的作用机制，进而探讨数字经济助推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变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构成的“五位一体”有机整体着眼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能为新时代背景下共同富裕的内涵外延提供基本遵循，不再单一地指向经济层面，而是立足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一出发点和落脚点，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层面进行多维整体解读。

从经济层面来说，新时代共同富裕是要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提出，“要在高质量发展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由此可见，高质量发展为共同富裕指明了方向，高质量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途径。新时代背景下，我国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于新发展格局，经济上由以往过度追求速度转变为当前注重质量，通过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走上高效益、可持续发展、创新驱动发展之路，为共同富裕这一长期目标的实现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利于做大社会财富“蛋糕”，有助于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有助于推动地区均衡发展，有助于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以及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差距，进而使全体人民过上向往中的美好生活，真正实现物质层面的共同富裕，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添砖加瓦。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正确认识生产与分配的关系，需要深化收入分配改革与调节力度，更需要加快推进数字技术赋能。数字化改革能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兴动力，增加数字经济增加值和核心产业增加值，提高生产效率和产量，切实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

从政治层面来说，新时代共同富裕是要在党的领导下深化政治体制改革。2021年1月11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共同富裕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关系党的执政基础的重大政治问题”，这一表述是党从政治层面对共同富裕的时代地位做出了回答，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于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视程度和决心，同时也展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实现共同富裕视作党和政府的重大责任，为实现共同富裕而不懈奋斗。[3]新时代共同富裕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在共同富裕的历史背景、当务之急、重大意义、科学内涵、实现路径上达成共识，在主体、政策、实践等方面形成合力，[4]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维护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实现共建共享。政治体制对共同富裕的实现具有两面性，健康的政治体制能助力经济健康有序运行，缩小收入差距，而不适宜的政治体制则会阻碍经济发展，不利于早日实现共同富裕。[5]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坚持法制与服务理念，完善职能分工，建立服务型政府，充分发挥政府在“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中的宏观调控作用，缩小全民收入分配差距，减小地区发展差距，协调城乡差距，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全民共享发展成果。

从文化层面来说，新时代共同富裕是要实现精神文化生活富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共同富裕要注重精神富裕与物质富裕并重，全体人民应当共同参与文化建设，共享文化资源和文化成果，因此精神文化是否富足成为衡量共同富裕是否实现的标准之一。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了转变，人民群众产生了多层次、多方面、多样化的精神文化需求，但因文化资源配置失衡、公共文化服务不足、精神贫困等问题仍然存在，所以人民在文化层面的需求无法全面实现。因此，一方面要通过均衡区域文化资源配置来推动教育的均衡发展，进而实现精神文明发展的区域性和城乡平衡，以期大大提升全体人民的思想道德水平和素质；
另一方面，要尽快实现公共文化服务全民共享、精准供给，政府通过财政和政策支持，与市场、社会组织构建协同合作和治理体系，推动公共文化服务的多元化发展；
同时，新时代共同富裕要靠全体人民共同奋斗，有必要坚定落后地区和农村地区人民勤劳致富的理想信念，克服精神贫困难题，并鼓励先富群体主动发挥带动作用。此外，文化自信是国家和民族发展立足的根本，优秀的文化能够赋能国家经济发展，能满足人民的精神生活需求，提升人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要实现文化富民，则需要大家凝聚共识、通力合作，立足于文化的厚度，激活当地文化资源，加大文化与旅游、养老、农业等产业的协同发展，横向扩展和纵向拉伸文化所涉及的产业链，加大数字赋能，提高产业发展效率和生产量，实现产业高度的提升，进一步推动共同富裕。

从社会层面来说，新时代共同富裕是要打造橄榄形的稳定社会结构。2021年8月17日，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指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目标扎实迈进”，由此可以得出扩大中等收入阶层将是当前和未来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内容。目前我国的社会结构总体上呈金字塔型，但若要实现共同富裕，就需要增加中等收入阶层的数量，大幅减少金字塔底座的人数，逐渐形成橄榄形社会结构。[6]橄榄形社会结构有助于提高劳动效率，激发社会活力，提升社会消费水平，推动社会均衡稳定发展，营造积极向上的和谐社会环境，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加快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未来我国社会将会呈现这样一幅场景：大多数民众有稳定的工作，有体面的收入，有不错的消费能力，全民基本都享有社会保障，都接受良好的教育，都享有住房保障，群体、城乡、区域差距较小，经济保持高质量增长，社会实现长久稳定和谐，人民共同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7]当前，我国不同群体的收入差距大，两极分化严重，因此有必要加快形成“橄榄形”分配格局，贯彻落实“效率与公平并重”的收入分配政策，注重“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并重，提高低等收入阶层的收入，让更多低收入者进入到中等收入群体行列，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在为高质量发展夯实人力资本基础的同时，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从生态层面来说，新时代共同富裕是要开展更高水平生态文明建设。共同富裕追求更为全面的富裕，除了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生态层面的富裕也是不可或缺。良好的生态环境有助于经济社会的持久发展，能为共同富裕提供内生动力。新时代背景下，生态文明建设有必要朝着更高水平推进，才能早日实现共同富裕。虽然我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但一些偏远地区和落后地区的致富基础十分薄弱，如交通便捷性差，生产条件不完备，经济基础单薄等，由此，这些地区需要着眼于生态资源禀赋，做到生态保护和生态富民并重，共享经济发展红利，进而推动该地区的共同富裕，使人民过上幸福生活，同时，生态文明建设取得的效用能切实缩小群体收入、区域、城乡差距，增进全体人民和整个社会的福祉，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建设。更高水平生态文明建设一方面需要坚持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践行绿色发展理念，遵循可持续发展原则，立足于双碳目标，通过建立生态产品价值转化机制，将生态产品价值转化为经济价值；
[8]另一方面需要推动欠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的协同发展，畅通交通运输渠道和信息获取渠道，加大中西部和东部地区的跨区域合作，注重经济与生态的共生发展，推动中西部城市向更高水平发展；
[9]此外，大力推进生态与旅游、养老、种植等方面的融合发展，发挥产业链协同效应，并增加就业岗位，吸引年轻人回乡就业，提升当地群众的生活水平。

(一)数字经济助推共同富裕的理论逻辑

数字经济与共同富裕在目标层面展现统一性。新时代共同富裕是全民共同富裕和全面共同富裕，是富裕与共享并存的共同富裕，主要目标是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并重，做大“蛋糕”需要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以创新驱动发展，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加社会财富总量，分好“蛋糕”需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公平正义的收入分配制度，不断缩小城乡、地区、群体收入差距。数字经济具有创新效应和溢出效应，有助于社会财富的积累，为做大“蛋糕”提供动力，同时数字经济具有普惠效应和协同效应，有助于带动后富群体，助力于全民共富。

数字经济与共同富裕在时间层面展现契合性。我国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农村人民的生活得到大幅改善，顺利开启共同富裕新篇章，这一时期正好是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时期，可以说，当前的共同富裕是嵌入于数字经济时代中的。[10]因此，未来共同富裕的实践进程必然与数字经济的发展相互交织，数字经济时代为共同富裕的实现提供了新的时代机遇。

数字经济与共同富裕在发展层面展现交融性。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我国正式踏上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时代新征程。共同富裕亟需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难题，在区域、城乡、群体收入方面趋于均衡增长，并且为了实现全民共同富裕就必须坚持共享发展。数字经济本身具有一定程度的均衡效应、共享效应、普惠效应，特别是在数字经济成熟发展的今天，数据这一类生产要素具有普适性，没有特殊的针对性，通过不断的复制和共享，能从根本上打破稀缺性生产要素的制约，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惠及全体人民。[11]因此，数字经济会是解决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关键，也会是实现共同富裕强劲的推动力。

(二)数字经济助推共同富裕的历史逻辑

经济形态与共同富裕在制度变革中实现历史性变迁。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体人民为实现共同富裕而历经百年奋斗历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试图解决贫富分化问题，领导土地革命，为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实施不同的土地政策，并积极探索如何为人民谋幸福；
[12]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尝试改善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在全国范围内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积极领导社会主义改造，并鼓励富人帮扶穷人；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重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并将其视为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动力，同时大力推动改革开放。

数字经济的发展成效与共同富裕的时代目标实现历史性碰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共同富裕的内涵外延至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多个维度，我国将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设为目标。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以及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兴起和发展，使得数字生产力水平进一步提高，产业持续优化升级，经济趋于高质量发展，并指明了未来经济的发展趋势。数字经济为当下这个时代带来了多样化的经济关系，现代化的制度条件，数字化的社会形态，数字经济所具备的创新效应、溢出效应、普惠效应和协同效应，有助于共同富裕目标下城乡一体化发展、区域协同发展、群体收入的公平分配、均等化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全民物质精神富裕、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等方面的实现。

数字经济与共同富裕在未来进一步实现历史性交融。数字经济是全球范围内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也是我国重点发展的领域之一。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初心和使命的题中应有之义，是我国新征程的重要任务，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目标。由此可知，随着中国大步迈入数字化时代，未来共同富裕必定以数字经济为依托。2020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十四五”规划与2035远景目标》)明确提出“推动共同富裕”的目标；
2021年11月，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强调“到本世纪中叶全体人民基本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2022年10月，党的二十大报告着重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同时，《“十四五”规划与2035远景目标》明确指出我国要加快发展数字经济，并制定了《“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着重指出完善数字经济治理体系，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

(三)数字经济助推共同富裕的实践逻辑

数字经济助推共同富裕在理念层面的实践逻辑。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我国迈入共同富裕的新进程，处于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能为数字经济助推共同富裕指明关键着力点。数字经济要坚持创新发展，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释放新需求，创造新供给，推动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加社会财富的积累，早日达到共同富裕所需的发展水平；
数字经济要坚持协调发展，为共同富裕打造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因此，有必要推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数字产业化的均衡发展，实现数字经济的协调化发展，这为共同富裕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提供了时代方向；
数字经济要坚持绿色发展，推动“绿色化+数字产业模式”的推广和践行，增大经济与生态之间的共生共存空间，实现生态层面的共同富裕；
数字经济要坚持开放发展，立足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在全球范围内构建数字经济共同体，增强我国抵御数字风险的能力，推动数字经济向更高水平发展，为共同富裕的实现赢得更多机遇；
数字经济要坚持共享发展，为全体人民带去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实现发展成果由全民共享，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有必要严格把控和引导数字资本的活动，促使数字资本在中国以理性形式开展和运行，杜绝一切数字垄断和数字霸权。[13]

数字经济助推共同富裕在动力层面的实践逻辑。数字经济通过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创新驱动发展、经济高质量发展等三方面为共同富裕提供动力。列宁提出：“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水平，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做自然历史过程”[14](P.8)，由此可见，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程度对于实现共同富裕至关重要，因此，有必要厘清共同富裕与发展生产力的关系，深化改革激发新动能，并且要坚定不移扩大开放。创新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是数字经济提质增效的重要引擎，是走向共同富裕的关键支撑，基于此，有必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增强企业自主创新的能力，激发数字创新驱动的新动力。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共同富裕是以经济高质量发展为依托，需要正确认识数字经济对生产与分配关系产生的影响，深化收入分配改革与调节力度，加快推进数字技术赋能作用。

数字经济助推共同富裕在主体层面的实践逻辑。新时代共同富裕强调“共同富裕路上，一个不能掉队”，是全民共同富裕。在新的历史方位下，数字经济成为共同富裕实现的依托，数字经济具有高创新性、强渗透性、广覆盖性，正逐步打破时空限制，提升资源的利用率和普惠化程度，有效推动现代化经济体系趋于开放、合作、共享，最终实现全民共同富裕。近年来，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的创新发展，数据生产成本降低，为全民共享提供了可能，同时，数字经济对社会各领域实现了全覆盖，逐渐融入人们的生活并为人们的生产生活赋能，满足广大群众多样化的需求，带动不同群体实现共同发展。此外，数字经济赋能乡村振兴，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基础上，数字化发展能为乡村发展带去更多机遇，增加低收入农民群体的收入，补齐乡村在医疗、教育、社保等方面的短板，并且数字化发展对城镇劳动者提出了较高的技能要求，促使劳动者自发学习数字化技能，从而提高收入水平，进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实现全民共享数字红利。

数字经济助推共同富裕在保障层面的实践逻辑。数字经济通过制度保障、公共服务保障、文化教化保障、绿色生态保障等四方面为共同富裕提供保障。数字经济赋能制度体制，充分发挥数据要素作用，建立数字政府，完善并坚持共同富裕实现所需要的制度体制，如党领导一切的根本领导制度、公有制占主体地位的基本经济制度、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社会救助制度等，让人民的生活更有安全感。数字经济赋能公共服务，有助于完善公共服务均等化供给，推动公共服务的普惠性，提升公共服务的供给效率，建设数字型服务政府，开展精准化社会治理，促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更好地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说的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15]。由此可见，精神层面的富裕也是共同富裕的重要内容。数字经济赋能文化教化，有助于实现全民在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夯实文化强国的根基，激发人民的主体意识，培育合作共赢的价值观，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数字经济的发展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提供了契机，数字经济赋能绿色生态，发展生态友好型产业和绿色生态农业，推动生态产品价值转换，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拉动当地经济发展，助力共同富裕早日实现。

(一)数字经济助推共同富裕的财富积累机制

数字经济的发展，为共同富裕提供了时代发展下的新兴动力，加大了财富积累的效率和数量，从夯实物质基础层面推进共同富裕的稳步实现。数字经济背景下，数字产业化程度日益加深，数字产业化的覆盖面不断扩展，以数字密集型为主的新兴技术产业数量激增，数字基础产业规模进一步壮大，进而使数字产业在整个产业体系中的优势日渐凸显，并发挥主导作用。数字经济能有效将资源从低生产效率部门调配并传导到高效率的部门，推动产业结构持续从低水平向高水平革新，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拉动区域经济发展，推进经济高质量增长，进而为共同富裕“做大蛋糕”提供物质保障。[16]同时，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能为传统产业赋能，数字技术的进步对传统生产模式起到重塑效果，使生产过程实现网络化、协同化、高效化，这一方面增强了国内市场的发展优势以及国内产品的生产质量，推动国内大循环的加速构建，推进双循环发展格局的形成，为共同富裕的实现提供了强大动能，另一方面大幅提升了社会财富创造能力，带动财富积累速度加快，财富积累总量日益增大，有助于满足共同富裕对做大社会财富“蛋糕“的要求。[17]此外，数字经济使得大量劳动力从农业生产中解绑，增强了社会流动性，通过引导他们流向二、三产业来充实二、三产业的劳动人口，有效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推动整个社会迈向橄榄型社会结构，实现经济增长所需的消费需求，进一步释放财富创造效应，稳步推进共同富裕。[18]

(二)数字经济助推共同富裕的协同发展机制

数字经济的发展带来规模性的协同效应，为有效缓解共同富裕亟需解决的发展均衡性问题提供了新的时代契机。数字经济通过数字化赋能引导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产业趋向于协调发展，不断缩小收入人群、区域、城乡的现实差距，进而推进共同富裕。数字经济的协同效应主要通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收入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发挥作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早日实现共同富裕所必须长期坚持的制度，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以来，各个时期的完善和变革都指向实现共同富裕这一最终目标，特别是进入数字化信息时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有效运行促使生产力均衡发展和生产要素高效流动。同时，国家重视统筹协调包括初次分配、二次分配、三次分配在内的收入分配制度，以期提升中西部经济落后区域的扶持力度以及重点帮扶极易返贫群体，逐步实现先富地区和先富群体对口帮扶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体，从而为共同富裕的实现提质增效。[19]近年来，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得愈发完善，全面发挥兜底功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及脱贫攻坚中为人民不断提升幸福感、安全感、获得感做出了巨大贡献。此外，数字经济的发展，催生了大批新兴数字信息技术，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区块链等技术在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运用日渐成熟，能有效打通传统经济下难以解决的堵点，提高各个环节的效率，推进整个产业链的革新，实现生产、分配、交换、消费领域的均衡高效发展，最终满足新时代共同富裕协同发展的需求。[20]

(三)数字经济助推共同富裕的普惠共享机制

数字经济的发展为全民普惠和全民共享提供了历史机遇，为社会的公平正义提供了技术保障，也为新时代实现共同富裕指明了新的方向，满足了共同富裕对“分好蛋糕”的要求。随着数字信息技术向社会各领域渗透，人人都能获得公平参与、公平发展、公平享有的机会，特别是那些处于社会边缘，生活贫困，只具有低技能的群体也能得到平等的对待，这在很大程度上维护了人的尊严以及给予了他们积极生活的希望，有助于维护社会稳定。近年来，在数字信息技术走向成熟以及数字基础设施不断普及和完善下，收入人群、区域、城乡的各种差距实现缩小且总体发展和局部发展趋于均衡性增长，尤其是农村和偏远地区的发展极为明显，使得全体人民能够共享数字红利。同时，数字信息技术的跨时空特征，有效推动了资源优化配置，克服了传统经济无法跨越时空的不足，为均衡发展提供了可能。[21]此外，数字经济推动了公共服务的全民共享，给予了大多数民众享有公共服务的均等机会，也推动了公共产品的多元化和公共服务的高质量发展。更重要的是，数字经济推动了数字普惠金融纵深发展，有效缓解了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真正做到数字金融赋能数字乡村建设，完善农村和偏远地区医疗、教育和社会保障等最薄弱领域，助力乡村振兴，拉动乡村经济发展，在这过程中也提升了村民的数字素养和数字生活品质，从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全方位推进农村地区富裕的共同程度，进而增强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

(四)数字经济助推共同富裕的精神文明引领机制

数字经济背景下，综合运用数据、信息、网络，构建起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社会公益平台，加大对公众伦理道德的规范和监督，进一步维护分配的公平正义和社会运转秩序，保障人人享有平等的机会。近年来，随着数字技术的广泛运用，社会层面的数字文化逐步形成，主要是以数字可视化传播的方式，以极高的传播效率，呼吁有条件的社会成员投入到公益实践活动中，增加社会公益的普及度、接受度、参与度，引领社会价值朝着友善、积极、和谐的方向发展，进而扎实推进我国的精神文明建设，为早日实现精神文明的共同富裕奠定基础。数字文化发挥道德和宣传功效，推动精神文明引领机制发挥作用，推动社会慈善与共同富裕有效衔接，不断缩小贫富差距，不断增进公平正义，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引领社会形成一股向善之风。数字技术背景下，数字文化的发展使得共同富裕所需要的公益慈善力量更容易集聚，因此，有必要充分发挥慈善在第三次分配中的作用，以社会精神文明的发展来加快共同富裕的进程。[22]三次分配下，社会成员遵循自愿原则，严守道德规范，以个人、家庭或者企业的名义，通过募捐、赠送、资助、志愿者等形式，实现对本人资源和财富的再分配。[12]

(一)数字经济助推共同富裕的经济增长路径

数字经济通过赋能生产流通、市场消费、高技术产业等多方面，为共同富裕的实现提质增效。近年来，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促使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加快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的推进，数字信息技术广泛运用于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环节，提高了循环效率，推动了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对社会进步和人们的生活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一方面，数字经济有助于大幅提升生产效率和流通效率，平台通过消费端的大数据，能更好地了解和定位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推动生产的精准化，同时，随着电子商务市场的不断发展，流通体系实现了降本增效，流通渠道和流通环节实现了优化精准，能更高效率满足顾客的多样化需求；
[23]另一方面，数字经济有助于大幅扩张市场范围并带动新消费，由于人们可以在电商平台上买到稀缺商品和长尾商品，使得大量存在感很低的市场以及之前不存在的潜在市场活跃起来，并拉动涵盖在线医疗、在线教育、在线咨询等新消费，且具有持续的带动作用；
此外，数字经济有助于大幅加快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以人工智能、5G、云计算、大数据为主的新一代数字技术有效弥补了传统生产方式的不足，能精准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以及培植发展高新技术企业。

(二)数字经济助推共同富裕的普惠共享路径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24](P.46)。数字经济通过公共服务均等化消除数字鸿沟、数字化改革提升公共服务普惠水平、社会保障体系健全增强共享性与包容性、数字基础设施完善推动社会治理等路径，[25]为共同富裕的实现奠定了发展层面的普惠共享，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生活需求。数字经济有效解决了以往社会资源在城乡、区域分配不均衡的问题，推动不同要素进行创新重组并进行赋能，进而产生普惠性红利。同时，数字经济的发展进一步释放了数字红利，改善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展现了我国对“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坚持，构建起“人人参与、共建共享”的普惠格局。数字经济具有的开放性和普惠性为不同群体共享数字红利和共享发展成果提供了历史契机，充分运用数字经济这一时代机遇带来的新业态和新模式，不断缩小城乡、地区、行业的发展差距，缓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26]此外，发展共享经济是共同富裕实现的重要助力，共享经济能充分利用闲散资源，改善资源配置效率，采用节约型资源使用方式，走可持续发展和环境友好型道路。[27]

(三)数字经济助推共同富裕的主体参与路径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共同奋斗要求多元主体积极参与，经过努力奋斗实现美好生活。数字经济通过赋能市场、政府、民众等多方主体，为共同富裕的实现奠定了主体层面的协同增效，构建“有效市场、有为政府、有爱社会”的有机整体。一方面，数字经济有助于扩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普惠性和包容性，实现效率和公平的统一，打造有效市场，大力解放、发展、保护社会生产力，加速社会财富的创造和积累，为共同富裕的实现夯实物质基础；
另一方面，数字经济有助于提升政府的行政效能，加强政府自身建设，增强政府监管矫正的覆盖面和精准度，打造有为政府，进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有制，为共同富裕的实现提供制度保障；
此外，数字经济有助于推动现代公益，数字化的宣传手段能让更多人了解并参与到慈善中来，带动更多自发的第三次分配行为，推动社会慈善的长效发展，放大慈善的社会效益，通过凝聚社会力量，形成互帮互助的社会风气，打造有爱社会，对社会底层的困难群体进行精准帮扶，为共同富裕的实现营造和谐向善的社会环境。

(四)数字经济助推共同富裕的法治保障路径

数字经济对于共同富裕是把双刃剑，在助力共同富裕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可通过构建与数字经济发展相匹配的政策法律规范体系，对数字经济进行引领和规范，维护数字化时代的公平正义，为共同富裕的实现奠定了法治层面的有力保障，推动法治现代化的实现。[28]正如习近平在讲话中提到的那样：“加快数字经济、互联网金融、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领域立法步伐，努力健全国家治理急需、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必备的法律制度”[29]。当前，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主要造成了数据收益的分配不公平、新业态从业人员的权利保障缺失、数字企业无序扩张等几大问题[30]，基于此，有必要从立法层面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法进行探索，从而维护平台劳动者的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