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多维思考与协同推进

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的意蕴、内涵与特征

王洪才

(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导)

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既是一个新命题，也是一个旧命题。之所以说它是一个新命题，因为它是在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进入新时代和新发展阶段才正式提出的。在全面实施教育现代化战略中，高等教育必须率先实现现代化，因为高等教育是整个教育体系的龙头[1]。我国高等教育已经进入普及化阶段，成为世界第一的高等教育大国，而且正处于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时期，走什么样的现代化道路成为我们目前面临的急迫选择。毫无疑问，我们走的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决不是西方式的现代化道路，因为我们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所以我们具有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我们一定能够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来。因此，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是我国在当下社会发展阶段提出的新命题。

说它是旧命题，是因为我们一直在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高等教育现代化路径。我们对中国大学模式、现代大学制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机制、一流大学办学机制和一流学科建设路径等的探讨[2]，以及重点大学建设项目、“211工程”、“985工程”等的实施，都是在探索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路径。可以说，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是一个恒久的命题，一直在路上，并非一朝一夕可以解答的。甚至可以说，从清末学制改革开始，尽管出现了“全盘西化”和“中体西用”的争执[3]，但中国已经开始了高等教育现代化的探索。直到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才找到了真正的起点。但由于我们缺乏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在学习苏联模式过程中遭遇了种种挫折；
在后来的一段时期，高等教育发展又遭受了一定的打击；
直到我国开始实施改革开放政策，高等教育发展才找到了正确的发展方向；
随着教育“三个面向”的提出，高等教育发展开始重新自我定位。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目标的提出为高等教育发展确定了新的坐标。

当前，我们顺利实现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位，我们充满了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特别是“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的确立，不仅为新发展阶段国家发展勾勒了清晰路径，而且标志着中国式现代化模式基本确立。随之，与之相应的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命题就以新的姿态提了出来。

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就是以新时代新发展理念为指导的高等教育现代化。故而，创新是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的第一重内涵。也就是说，中国高等教育要实现真正的现代化就不能按照西方高等教育现代化的路径亦步亦趋，必须走自己的道路。因为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必须基于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背景和文化基础，否则就无法成功。这说明高等教育现代化过程绝不是一个简单模仿的过程，而是一个创造发明的过程，是现代化理念与中国高等教育实践有机结合的过程，特别是与中国文化结合的过程，如果失去了创造性，就失去了发展的活力，也就失去了发展的动力。所以，现代化过程既是一个本土化的过程，也是一个创造性的过程。

开放是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的第二重内涵。一方面，相对而言，我国高等教育起步较晚，必然要借鉴先进国家的发展经验，没有开放是不行的。但针对国外经验，我们必须有所取舍，不能亦步亦趋，必须根据自身的发展需要进行抉择。一流大学建设是动态、开放的[4]。高等教育发展具有自己的规律，我们学习国外经验重在发现其中的规律，如果不能找到规律，就容易陷入照搬照抄的窠臼。另一方面，我国高等教育也有自己的优势，我国在短短20年的时间内实现了从精英化到大众化再到普及化的飞跃，体现了明显的制度优势和文化的先进性，这也是国际上纷纷研究“中国经验”“中国模式”的原因，我们也有责任向世界讲好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故事。

协调是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的第三重内涵。协调是指高等教育发展必须与社会、经济、文化、科技发展相协调。高等教育现代化的目的必然是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的，如果高等教育与社会各主要子系统之间不能建立协调关系，它自身也就无法获得很好的发展，因为这些系统都是高等教育发展的支持系统，高等教育发展依赖于这些系统。当然，高等教育也为这些系统发展提供人力资源支撑，没有高等教育现代化，就很难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故而，高等教育现代化不仅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组成部分，而且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手段。

绿色是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的第四重内涵。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也必须走绿色发展道路，决不能走资源浪费的道路，如果出现文凭膨胀、过度教育、教育结构不合理等问题，就会带来资源的浪费，为此必须强调办学结构的优化，注重高等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避免出现高校之间恶性竞争等问题。然而高等教育内部结构不合理依然是高等教育现代化过程中需要解决的问题。目前，我国实施分类管理，注重学术型与应用型高等教育的结构平衡就体现了绿色发展理念。过去高等教育偏重学术型人才的培养，今天则需要更加注重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在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步入新时代的背景下，高等教育要培养能够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创新创业人才，强调理论创新与实践应用的有机结合。由于应试教育压制了人的创新潜能和创业冲动，导致了大量教育资源的浪费，为此我们要打破应试教育的惯习，把创新创业教育贯穿于高等教育改革实践全过程。

共享是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的第五重内涵，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同时也是弘扬中国文化的内在需求。现代化过程也是现代理念与中国文化有机融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促进中国文化的创造性转变和创新发展成为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内在支撑。文化是生生不息的创造源泉。中国人民对高等教育有着美好的期盼，人民期盼接受高质量的高等教育，希望自身素质获得全面提升，希望自己能够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成为创造性的主体。所以，高等教育现代化的本质目的就是办人民满意的高等教育，这也是高等教育发展的根本目标，是“以人民为中心”理念的具体实践。

首先，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展的高等教育现代化探索。换言之，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强有力领导，高等教育现代化就无法真正推进，也即无法实现真正的现代化。真正的高等教育现代化就是办成人民满意的高等教育。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才能早日实现共同富裕，从而为人们获得均等的受教育机会夯实经济基础，也才能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是整个经济制度的基础，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总体布局，为实现共同富裕目标夯实了政治基础。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的理念保障了人民能够享有公平公正的教育机会，所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的本质特征。

其次，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是对西方高等教育现代化经验的批判性吸收，既汲取了西方高等教育现代化的有益成分，也摒弃了其中不适合中国发展需要的部分，尤其是改变了高等教育现代化的根本性质与发展宗旨。西方高等教育现代化是在自由资本市场的驱动下实现的，高等教育的根本属性表现为“私有性”而非“公共性”。20世纪中期以来，美国和欧洲相继出现了一批卓越的创业型大学，如美国的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英国的华威大学，它们都是学术资本主义驱动的结果，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不平等。在西方不少发达国家，富人子弟多半进入精英大学，而平民子弟绝大多数只能入读社区学院或普通高校，其背后所体现的就是资本的力量。我国高等教育一直以来都非常注重借鉴西方高等教育追求真理、尊重知识创新规律的卓越精神，但并未照搬其制度和办学体制。我国高等教育的根本特性是“人民性”，办学宗旨是“以人民为中心”，目标是办人民满意的教育，高质量的教育成果应为人民所共享。因此，我国高等教育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实行的是免费高等教育政策，至今也是低收费政策，其目的在于保证入学机会的均等性。国家采取统一高考制度的目的也在于维护高等教育的公平性，一流大学的入学机会是均等的，即使民办高等教育也遵循这一基本规则，保证了高等教育的“公益性”而非“盈利性”。这就保证了我国高等教育的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始终不变，高等教育“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宗旨始终不变。

再次，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的，融合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全部本质。如前所述，高等教育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必不可少的关键系统，其发展的最终目标是追求人的全面发展。高等教育作为人才培养的最高阶段和关键环节，既要教育人、改造人，更要发展人，要让每一个接受高等教育的人都能够勇敢地面对新时代变局、自如地应对新时代挑战。概言之，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的目的是促进人的主体性发展，使其成为一个自觉的人、有责任担当的人、对社会有贡献的人。要培养出这样的人，关键是要培养人的创新意识和创业能力。这样的高质量人才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各个子系统必不可少的人力资源。具备创新知识和创新思维的人已然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战略性资源。可见，高等教育以人的创新发展为目标能够关联起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各个领域、方面、阶段，具有强大的兼容力和包容性。可以说，通过人的发展统摄高等教育与社会经济发展，实现人的自身发展需要与满足社会各领域发展需求相协调是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也是中国高等教育政策和法律设计的出发点，更是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的重要特征。

再其次，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在总体上呈现追赶型发展特征。我国是在社会经济文化基础不够发达的情况下开展现代化建设的，高等教育的高质量发展也是如此，从一开始就带有追赶型特征。换言之，我们以超快的速度来推进高等教育现代化，为此经常会出现发展速度快但总体质量不高的情况，所以今天我国已经成为高等教育第一大国但不是高等教育强国。量的积累为质的提升奠定了基础，只有量的积累达到一定程度或阶段后才会提出质量提升的迫切要求。在高等教育精英化阶段，由于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供不应求，所以社会对高等教育质量并没有提出直接的要求。当高等教育迅速进入大众化阶段后，质量问题才开始凸显出来。如就业压力问题要求我们重视人才培养质量，重视人才培养的规格素质与社会需要相适应，重视高等教育供应结构的调整，重视高等教育招生考试制度改革，同时还需要重视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以适应国际竞争力提升的要求。如果高等教育规模没有达到一定程度，就不可能提出这些问题。当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之后，高等教育质量提升问题的解决就显得尤为迫切，这也是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理念提出的基础。显然，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必须进行治理体系变革以提升治理能力。所以，高质量发展正是高等教育发展进入新阶段提出的发展目标，也是2035年实现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前奏。

最后，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具有系统的反思性特征。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下进行的，它与国家的历次“五年规划”同向同行。与此同时，高等教育现代化也在具体实践中不断探索创新，既具规划性，也具灵活性。因此，这样的高等教育现代化过程是一种自反性发展过程，即在国家总体战略的导向下，高等教育在不断总结中外成功经验基础上探索前进，设立改革试点、由点到面地推广实施都体现了探索和反思的发展特性。高等教育在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会遭遇一些挫折，这需要我们及时进行总结，分析原因，找到改进对策。高等教育决策者和管理者在推出一项新的发展政策或是学习国外经验做法的过程中难免会因为举措不合理、实践环节复杂、不加改进僵化抄袭等导致探索最终失败。可以说，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过程实际上是一个“试点-失败-反思-改进-总结-推广”的自反性实践探索过程，因为高等教育发展中的具体情况多变，无法按照理想的模式推进，只能不断地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如果不具备强反思性的品质，就难以应对发展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实践证明，如果我们在推进高等教育现代化过程中缺乏反思性，就很容易导致体制机制僵化，也无法适应社会经济发展要求，当然也就无法践行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所以，反思性是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的系统性特征。

高等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方向

靳玉乐

(深圳大学教育学部主任，教授、博导)

高等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是建设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的关键环节，也是扎根中国大地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的重要保证。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5]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历经百年的非凡奋斗创造出来的，“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5]。因此，我国高等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要沿着党的二十大指引的方向，既体现各国教育现代化的“共同特征”，又充分彰显“中国特色”，更具有“胸怀天下”的担当，走中国式现代化的新道路。

高等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要彰显“中国特色”，就必须遵循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建设更加成熟的治理制度体系和更加完善的治理结构，推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不断创造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新形态。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要做到“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5]。因此，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不断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是高等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根本方向。高等教育治理制度是国家赋予有关主体参与高等教育活动的规则与模式，规范和约束着高等教育的运行，是高等教育治理发挥作用的必要条件。高等教育治理的制度体系通常由重要制度和具体制度构成。重要制度是体现高等教育性质和办学方向的制度，是处于顶层地位，起着决定性、全局性、指导性作用的制度，主要包括国家相关政策和大学章程等。具体制度是体现高等教育活动规律基本原则，起着规范性、约束性作用的制度，主要包括高校内部管理的制度、规定和办法等。目前，我国高校基本建成了以大学章程为核心的内部治理制度体系，但如何有效发挥大学章程在治理制度体系中的统领作用是一个还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的问题。的确，有不少高校在治理过程中把大学章程束之高阁，没有发挥好大学章程在高等教育治理体系中应有的核心作用。

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本质要求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党和国家事业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共产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5]。因此，建设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核心、更加完善的高等教育治理结构是我国高等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核心议题。我国高等教育治理结构由内部治理与外部治理构成。内部治理结构包括党的领导、行政权力、学术权力和民主管理权力；
外部治理结构涉及高等教育与政府、社会组织(如企业)的关系。近10年来，国家颁布了《关于坚持和完善普通高等学校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实施意见》《普通高等学校党委常务委员会会议和校长办公会议(校务会议)议事规则示范文本的通知》《高等学校章程制定暂行办法》等一系列政策文件, 积极探索中国特色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基本形成了“党委领导、校长负责、教授治学、民主管理”的内部治理结构。这个内部治理结构有效落实了“党的领导”，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的制度优势。但问题是，如何在党委领导下发挥教授治学、民主管理的作用是一个并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的问题，导致高校组织特性的迷失及行政化、趋同化、功利化倾向的形成，严重制约了高等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实现。

推动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选择。我国高等教育历经了由弱到大的发展之路，而今正处在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伟大征程中。高质量发展是高等教育强国的新样态，中国的强国之路离不开中国国情和中国传统，中国的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也要充分融入中国土壤，实事求是是高等教育适应时代变局的必由之路。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办学规模和年毕业人数已居世界首位，但规模扩张并不意味着质量和效益增长，走内涵式发展道路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由之路。”[6]因此，高等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加快构建高等教育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创新型国家建设。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集聚力量进行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坚决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加快实施一批具有战略性全局性前瞻性的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加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加快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学和优势学科”[5]。为此，我们应聚焦高等教育治理的关键领域，加快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积极推进新工科、新文科、新医科、新农科建设，以治理体系现代化推动《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施办法(暂行)》等国家政策的有效实施。

世界现代化进程起源于西方工业革命、科技革命，是指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达到一定水平，实现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知识和信息社会转型，未来还可能转向更加先进的社会形态。现代化是一个具有相对性的概念，包含着目标和过程双重含义，涉及人类思想和行为等社会所有领域的变革，主要体现在科学化、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民主化、法制化等方面。具体到教育领域来说，世界教育现代化致力于人的现代化，旨在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其蕴含的价值理念包括教育民主化和教育法治化，其实现的具体路径包括教育思想现代化、教育制度现代化和教育技术现代化等，所有这些特点构成了世界教育现代化的某些“共同特征”。在当今这样一个开放的时代，我国的高等教育治理应该吸收并创造性转化这些“共同特征”，阔步迈入世界教育现代化进程的大格局之中。

人的现代性精神和人格特征是高等教育现代化的首要特征。众所周知，在任何社会和任何时代，只有一个国家的人民在心理和行为上都发生转变，形成了现代的人格，这样的社会、这样的国家才能真正称得上是现代化社会、现代化国家。因此，人的现代化是教育治理的首要议题。我国高等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实现同样不能回避人的现代化问题。换言之，国家教育管理机构的行政人员以及高校内部的管理人员都应具备现代性人格、现代性精神等素养，否则，即使引进再先进的治理理念、治理制度和治理技术，都无法实现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可以说，治理主体或管理者的现代性人格、现代性精神是高等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必要前提。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我国迫切需要一大批具有现代教育思想和理念，懂政治、懂学术、懂教育的管理者来治理高等教育。正如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的那样：“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有一支政治过硬、适应新时代要求、具备领导现代化建设能力的干部队伍。”[5]然而，现实并不如意，我们还缺少真正具有教育家情怀的优秀教育管理者，这是高等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进程中必须正视的问题。

充分释放办学自主权是高等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扩大高等教育办学自主权是高等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课题，也是治理主体充分尊重知识活动自身规律的重要保障。无论是国家和地区还是制度和意识形态，要实现高等教育的卓越目标和内涵式发展，现代化的高等教育治理必须建构以知识逻辑为核心的自主性治理体系。这也是过去我国高等教育学习借鉴西方高等教育发展经验的核心部分。当然，高等教育的治理体系往往涉及高校与政府的关系，这是高等教育外部治理的关键所在，也是治理体系在知识逻辑与行政逻辑之间失衡的重要原因。通常情况下，政府作为外部权威机构在高校的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但政府对高等教育的影响力在不同国家有不同的表现。总体来说，在西方发达国家，政府管理机构对高等教育的管理和制约相对较弱，高校拥有更多的自治权与自主权，尽管有些国家的政府管理机构逐步加强了对高校的约束，但总的趋势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在我国，高校的学科发展、专业设置等学术性问题都需要考量教育行政部门的相关制度，这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高等教育办学自主权。当然，行政主导性作为我国高等教育外部治理的一个重要特点，也发挥了积极作用。如其在领导力、决策力和执行力等方面表现出显著的制度优势，是西方发达国家难以达成的。但无论如何，我国高等教育的外部治理在注重政府行政主导之外，还应该充分调动高校的办学积极性和创造性，协调好行政性与自主性之间的平衡关系。2017年3月，教育部等五部门颁布了《关于深化高等教育领域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的若干意见》，旨在破除束缚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进一步向地方和高校放权，给高校松绑减负、简除烦苛，让高校拥有更大的办学自主权，包括部分高校自主审核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点、自主设置专业、自主设置管理岗位和内设机构、自主评审教师职称等。尽管这些措施对培育我国高等教育治理体系的国际竞争新优势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总体来看，高等教育办学自主权仍存在进一步提升的空间。现代化的学科治理体系应该将自主权的特征贯穿教育治理的制度设计、实施、见效全过程，保障高等教育治理在组织决策中充分关照教育规律和学习逻辑。

学术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是高等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核心特征。学术是高等教育存在的合法性基础，没有一个尊重学术积累和遵循学术规律的体系保障，就无法建成真正现代化、高质量、内涵式的高等教育。在我国，学术治理体系涉及高校内部党委、行政、学术之间的关系。一般来说，党委领导是先决条件，高校内部的政治权力与行政权力、学术权力不是一个层级的权力，不存在“三权分立”的治理结构，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是在政治权力的统领下发挥作用的。通常情况下，党委领导重在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管干部、管人才、促发展，为高校提供坚强有力的政治保证、组织保障和人才保障；
行政管理主要是调动力量、凝聚资源，贯彻落实党委决策部署。毋庸置疑，我国高等教育内部的政治权力和行政权力具有不可替代的制度优势，但若过多地强调政治权力和行政权力容易弱化学术权力，如在我国一些高校教育问题或学术问题还没有完全尊重教育规律和学术规律。从根本上说，大学应有的理想精神和真理品行仍然不够强。然而，追求真理是高等教育的全球共识，也是历史共识。无论横向比较还是纵向分析高等教育的发展历史，那些璀璨的人类文明都是以追求真理、揭示真相为目的的。与此相适应的治理结构也保障了独创性、传世性知识与技术的产生。从西方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治理经验来看，其学术治理强调两个方面：一是充分发挥学术委员会在学术发展、学术评价等学术事务中的作用；
二是将学术权力的重心下移，提高院系在学术事务上的话语权，诸如教师聘任、职称评审、学科专业设置、教学活动、对外合作交流等方面的权力，最大程度发挥院系一级管理在学术治理中的作用。总之，坚持学术自由和学术规范相统一，突出同行专家在学术评价中的主导地位，完善教授治学制度，推动学术事务去行政化，形成政治权力、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共治的机制是高等教育学术治理的重要方向。

民主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始终不渝坚持的重要理念。让每个人的权益得到保障、意志得到表达、需求得到回应是人民作为社会历史发展主人的基本权利。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完善基层直接民主制度体系和工作体系。”[5]基于此，高等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方向就是健全高校内部的基层民主，完善师生员工参与民主管理和监督的工作机制，发挥教职工代表大会和群众组织作用，进一步拓宽师生员工有序参与高校治理的渠道，完善办事公开制度，保障师生员工依法管理学校公共事务的权利。事实上，《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和《学校教职工代表大会规定》都明确规定，要依法保障教职工参与民主管理和监督的权益。目前来看，高校师生员工参与民主管理的权利在法理上得到了保障，但在现实中并不乐观。这一方面源于高校在民主监督体系建设上的不足，另一方面由于高校教师参政议政的格局视野不够高远，从而导致高等教育的基层民主治理不够充分和有力。未来，高等教育现代化要加强信息技术赋能，简化教职工参加民主监督和民主自治的程序，推动过程民主的落实。

教育法治化是世界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又一个重要共性特征，应在高等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实现过程中得到充分体现。我国高等教育的立法研究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逐步展开，先后对西方发达国家、亚洲的日本进行了比较研究，以此推动中国高等教育的法治依据不断完善。实际上，教育治理本质上仍然需要各教育主体共同的交往契约，教育法治在新的时代特征和要求下不断完善是世界各国的共同追求。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革命，关系党执政兴国，关系人民幸福安康，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必须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5]。因此，要推进高等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就必须坚持依法办学、依法治教，努力建设法治校园，全面开创高等教育治理法治化的新格局。一方面是要加快提升高等教育法治建设水平, 增强高等教育立法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和时效性，完善高等教育法律制度体系，科学设计高等教育法律法规内容，增强高等教育法律法规的规范性和可操作性；
同时完善备案审查制度，强化高等教育依法治理的评估与监督，完善行政执法监督机制。另一方面是要健全以大学章程为核心的高等教育内部管理制度，推进机构、职能、权限、程序、责任法定化，切实提高治理效率和公信力；
同时要严格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度，进一步完善综合执法的体制机制。

中国式现代化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坚持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弘扬中华文明蕴含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因此，高等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应当以此为立足点和出发点，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教育治理难题贡献中国智慧、中国经验和中国道路，引领人类教育进步潮流，彰显负责任大国的风范与形象。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各国人民前途所在。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只有各国行天下之大道，和睦相处、合作共赢，繁荣才能持久，安全才有保障。”[5]基于此，高等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应致力于以下两个方面的发展。

首先是要加强共享合作，推动全球高等教育治理的新发展。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完全不同于西方国家奉行的孤立主义政策，始终站在人类命运休戚与共的价值立场上，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治理理念，积极参与全球教育治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的那样：“我们真诚呼吁，世界各国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共同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5]我国与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展了教育合作与交流，不断创造高等教育互利共赢新样态。与此同时，我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经合组织、上海合作组织等世界性组织机构之间的合作不断深化，不仅为高等教育对外开放打造了新平台、创造了新高地，而且为多边高等教育合作赢得了新发展机遇，推动了高等教育治理领域的合作共赢。未来，我国的高等教育要在广泛的国际合作和交流中做好中国声音、中国故事、中国方案、中国文化的传播者，以高等教育的多样化共享推动现代化繁荣发展。

其次是要秉持胸怀全球理念，担负高等教育治理的大国责任。中国是全球高等教育秩序的坚定践行者与维护者，在推进全球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自觉承担起大国责任，将投身全球高等教育治理看作是为全人类谋福利。中国坚持对外援助的方针政策，对非洲、东南亚等区域的国家开展多元性、长期性、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的教育援助项目，积极推动高等教育学历学位互认，大力发展留学中国教育，不断为全球高等教育治理提供中国方案，始终以“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宏大格局彰显大国责任与担当。知识社会将全球命运共悬一体，牵一发而动全身。中国的高等教育现代化不仅要加强同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交流，也不能忽视与后发国家和民族的互助支持。共享共赢的新发展理念有助于我国高等教育的现代化格局和方向更加包容、多元和灵活，具备持续创新的活力和动力。

高等教育对外开放的新格局与新思路

罗生全

(西南大学西南民族教育与心理研究中心/教育学部教授、博导)

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5]。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解决国家发展动力问题是关键。教育不仅有利于提升国民素质，而且关系国家的前途和命运，能有效推动国家发展。作为整个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高等教育对外开放一直稳扎稳打、善做善成，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为国家高素质人才培养、经济科技高水平发展、世界多元文化交流、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提供了不竭动力。可以说，坚持推进高水平的高等教育对外开放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当下，我国高等教育对外开放面临新挑战与新机遇。如何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行稳致远进而有为已成为我国高等教育对外开放发展的当务之急。如是，澄清高等教育对外开放的发展要义，辨清其所处的时代新格局，理清其发展新思路更具研究价值。

高等教育不仅承载着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与创新、国际交流与合作等重要功能，而且肩负着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现人的现代化的重要使命。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必须率先实现中国式教育现代化，必须发挥高等教育对外开放的引领作用。故而，我们要坚持历史性与时代性相统一，“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独立自主与融入世界相促进，以高等教育对外开放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

一方面，我们要扎根对外开放基本国策，从历史实践中汲取高等教育对外开放力量。回顾过往，不同时期的对外开放政策孕育出不同的高等教育对外开放发展阶段。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对外实行“一边倒”的基本外交方针，高等教育对外开放主要服务于国家需求和政治需要。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公派留学工作正式启动，自费留学政策由此建立。进入21世纪，遵循“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的外交战略，《留学中国计划》《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等重要文件的相继出台以及孔子学院、汉语国际推广工作的统筹布局都标志着高等教育对外开放步入规范化、法制化道路。2020年，《教育部等八部门关于加快和扩大新时代教育对外开放的意见》向世界宣示：我国坚持教育对外开放不动摇，主动加强同世界各国的互鉴、互容、互通，形成更全方位、更宽领域、更多层次、更加主动的教育对外开放局面[7]。由此可见，高等教育对外开放是不断丰富完善的，它具有历史继承性。因此，高等教育对外开放要紧紧依托对外开放政策，充分利用长期的实践经验，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创造良好的软环境。

另一方面，我们要紧扣时代主题，促进世界范围内知识共享、文明共鉴、民心相通，实现高等教育对外开放的新飞跃。知识是人类在实践中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性发展的正确认识和总结，就其本质而言，它是无国界的。高等教育对外开放正是知识共享本质与规律的集中体现。同时，高等教育对外开放也肩负着为文明共鉴、民心相通搭建多边交流平台的重要职责。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们必须“拓展世界眼光，深刻洞察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积极回应各国人民普遍关切，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作出贡献，以海纳百川的宽阔胸襟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推动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5]。因此，高等教育对外开放要坚持保障各国的平等地位和自主性，承认和尊重各国文化差异，为知识共享、文明共鉴、民心相通奉献中国力量和中国智慧。

国家重大战略始终是驱动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重要动力，也是开拓高等教育对外开放新格局的根本遵循。党的二十大报告第一次单独成章将教育、科技、人才三者放在一起，统一部署，做出“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5]之决定。因此，为促进科技自立自强、加快人才引领驱动、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开创高等教育对外开放新格局刻不容缓。

首先是要提质增效，聚焦高水平人才自主培养体系建设。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5]，即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究其根本，中国式现代化就是要实现人的现代化，而这离不开高质量的人才培养体系。对此，我们不能仅仅通过高等教育对外开放引进大量的高素质人才，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要利用高等教育对外开放提高自身的造血能力，实现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的转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体系，有各项事业发展的广阔舞台，完全能够源源不断培养造就大批优秀人才，完全能够培养出大师。”[8]因此，各高校要锚定2035年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建成人才强国的远景目标，融汇国内外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模式，合理优化人才结构、类型与学科布局，加快完善以“四新”建设为代表的高等教育发展中国范式，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能力。同时，我们要坚决落实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个根本任务，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将课程思政切实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输送优质、可靠人才。

其次是要先行先试，打造教育对外开放新高地。如今，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我们已步入无人区，大量改革难题、发展课题、矛盾问题需要我们独立探索破解，任务之艰巨可见一斑。作为具有基础性、先导性、全局性地位和作用的高等教育事业，我们更需要践行“特区精神”，大力实行高等教育对外开放，要敢闯、敢冒、敢试、敢为天下先，促进全国教育开放的合作共享和协调一致，一同促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具体而言，我们要结合《教育部等八部门关于加快和扩大新时代教育对外开放的意见》，支持雄安新区打造教育开放新标杆，统筹优化京津冀地区众多优质的高校资源，积极试验、探索国内外先进教育模式；
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国际教育示范区，充分利用“一国两制”优势和大湾区特色，加强在地国际化培养；
支持长三角地区率先开放、先行先试，构建统一指挥、分级管理、协同推进的长三角高等教育联盟，加强国际交流合作，充分发挥试验田作用；
支持海南建设国际教育创新岛，利用好“允许境外理工农医类高水平大学、职业院校在海南自由贸易港独立办学”的政策红利，简化中外合作办学审批机制，吸引国内外知名高校入驻海南，做强“留学中国”品牌。

最后是要协作共赢，增加国际高等教育产品黏性。地缘政治博弈等世界性难题不仅威胁着全人类的和平与稳定，同时还制约着高等教育的合作与发展。故而，我们要积极宣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以平等交流、合作共赢为原则，努力开辟双边、多边国际教育合作通道，积极制定高等教育国际公约，疏通教育共商共建共享的政策堵点，助力高等教育现代化发展；
大力推进国际高等教育共同体、区域教育发展协作体、前沿科技攻关联合体建设，加快打造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国际一流创新平台，为应对全球挑战、促进全球高端人才资源的循环与共享创造必要条件。

自我国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以来，国家、社会和人民群众对高等教育的诉求逐渐从规模扩张转向高质量内涵式发展，高等教育对外开放是大势所趋。然而，为了维持“中心-边缘”国家之间的优势差异，一些西方国家在关键技术上“卡脖子”，在出国人才上“限流量”，在国际关系上“搞结盟”，我国高等教育对外开放遭到层层阻挠。在新形势下，高等教育教育对外开放需要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

首先是要合理扩大我国高等教育对外开放的对象和范围，建立更广泛、更稳定、更长效的高等教育合作圈，为中国式现代化开辟崭新的国际交流格局。一是不局限于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少数英语国家，我们要积极打造“一带一路”教育行动升级版，大力培养精通沿线国家政策、法律、语言的跨文化人才以及工程、贸易等专业技术人才。同时，为了缓解和降低制度冲突与意识形态风险，我们应将理、工、医科等实用学科作为重要合作范围，实现教育合作项目与基建项目、援助项目的有机结合。二是要加强与国际组织的多边合作与交流，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经合组织、上海合作组织等国际组织为抓手，以友好城市、姊妹学校为补充，找准合作契合点，努力打造高等教育对外开放的新增长极。三是要重视塑造中国标准和规范，在高等教育合作办学和援外培训等过程中，将中国制造及服务标准与课程设计结合起来，实现中国标准在“教、学、用”方面的贯穿[9]。

其次是要创设横向融通、纵向贯通的立体式交流矩阵，实现高等教育对外开放格局的数字化升级，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人才、知识、技术保障，促进创新资源的有效流动。一是要打造全球高等教育网络合作平台，做强世界慕课与在线教育联盟，实现先进教育模式互学、优质在线资源互享、前沿科技动向互通、学历学位学分互认，以科技创新赋能高等教育新发展，推动建立没有“围栏”的全球大学。二是要搭建国际科研项目资源站，归纳整合国内外知名高校知识生产、科研攻关、讲座会议、社会服务等信息，优化数据检索、主题筛选、进度查询等服务，满足高校科研工作者的多元需求。三是要建设世界产教融合信息网，强化国内外高等教育校企合作，探索基于招生、培养、就业全链条的科教、产教、国际协同人才培养新模式[10]。

最后是要坚持高等教育对外开放“引进来”与“走出去”同行并进，既要发挥本土优势增强教育合作实用性，又要借助国际平台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理念打开国际市场。一方面，我国要围绕地方特色支柱产业，积极打造学生枢纽、技术劳动力枢纽、知识/创新枢纽，助力高校集群、城市集群和产业集群的协同发展，实现政用产学研的良性循环。另一方面，高校以及地方政府要利用好政策红利，创新和改进中外合作办学审批工作方式，健全完善激励、评估、退出保障机制，提高高等教育国际合作质量。同时，中国式现代化还要加强宣传工作，通过高等教育对外开放窗口向世界人民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中人的现代化的核心要义

陈 亮

(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部/陕西教师发展研究院教授)

高等教育要培养出“什么样的人”决定了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具体内涵和行动路向。西方中世纪大学旨在培养博雅之人、宗教之人，强化教育对知识的确定性和社会等级秩序的维护；
19至20世纪，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工业社会的繁荣，社会对绩效的追逐推动现代大学重在培养“精英之人”，强化教育中个人“能力”与“努力”的决定性作用。不同时代对高质量教育和高质量人才的价值内涵认定不尽相同。可见“培养什么样的人”本质上是一个时代之问，需要结合具体的时代特征来回答。当前，社会正处于从工业社会后期到后工业社会的大变革中，未知与变化是这一进程中最大的特性，社会的不确定性前所未有。任何一个教育强国一定是高等教育强国，因为高质量的高等教育是教育强国的重要标志和内容[11]。高质量的高等教育意味着其培养的人必须准备且乐于接受未知与变化。“所以，我们确定具有这种‘乐于接受新事物的愿望’品质的人，是现代人。”[12]据此，高等教育在新的时代变局中要实现高质量发展首先是要实现“人的现代化”，使高等教育从“传统人的培养”转向“现代人的培养”。当然，中国的高等教育不仅要培养现代人，还要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培养具有“中国智慧”的现代人。事实上，“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5]这些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根本上从人的生存与发展层面揭示了“人的现代化”本质。因此，在全面建成现代化国家征程中，把握好高等教育高质量中“人的现代化”内涵也是中国式现代化走深走实的必要前提。具体而言，我们要从现实的人、具体的人、社会的人、集体的人四个维度来阐释“人的现代化”与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内在关联。

“现实的人”的现代化是准备和乐于接受生存挑战和生活变化的过程。高质量的高等教育要充分肯定“现实的人”的物质生活本能，并着力提高其应对生存风险和生活变化的能力。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奠基之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人们)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13]79因此，考察历史和社会的出发点要从现实的前提出发，且这种前提是人，“但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13]73。可见，“现实的人”是随社会动态发展的人，是为了生活而不断改变、提升以适应变化的人，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和前提。故“现实的人”本身就意味着不断迎变应变的现代化过程，但这种行为是由生存和生活的压力所致。当然，“现实的人”不一定具备准备和乐于接受新事物的现代化品质，他们做着改变却不一定乐于改变，而现代人必须具备乐于改变的品质。据此，“现实的人”的现代化应该包含两个方面的内涵：一是人要在现代化过程中乐于接受新的生存考验；
二是人要在变化的情境中主动适应新的生活现实。二者共同决定了高质量的高等教育要充分尊重人的现实性这一基本特性，立足面对现实的培养，夯实人的发展基座。

鉴于此，高质量的高等教育应充分尊重人的物质生活需求。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5]高等教育要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理念贯穿高质量发展全过程。长期以来，大学追求真理、崇尚理性的精神被高等教育奉为圭臬，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观也以真理知识的传授(教)和内化(学)为主要内容，以培养“理性的人”为最终目标。这种培养理念一定程度忽视了人的物质需求和形而下的知识活动。具体而言，一方面，真理的永恒属性决定了理想的人是一个不变的状态。这与现代人乐于追求变化和新事物的精神背道而驰，以至于传统高等教育习惯于追求确定性，而忽略了对人的不确定性认知态度的培养，致使传统高等教育固守传统难以激发“现实的人”的挑战精神和冒险精神。另一方面，理性的应然与现实的实然之间往往有较大差距，人又往往身处现实，久而久之这种差距就导致了高等教育与现实社会脱节。尽管大学生的就业问题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教育甚至人口结构等多元因素，不全然是教育能够解决的。但不得不指出，“教育传统化”是大学生无法驾驭和适应“现代化社会”的重要因素，“大学落后于时代”是不言而喻的。21世纪以来，很多具有革命性意义的创造并非来自大学就是最好的例证，而这直接关联高等教育自身和培养对象的生存和生活等现实问题。着眼“现实的人”的现代化这一基本命题发展高等教育，就是要培养大学生顺势而变、应势而为、乘势而上的生存态度和生活能力。近年来，高等教育界日益呼唤要推动“创业型大学”建设[14]，体现了大学既要推动人精神层面的自由全面发展，也要满足人对物质层面的生存需求，但二者绝非零和关系，可以共在共促。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高质量的高等教育应该在追求培养“理想的人”的基础上充分尊重“现实的人”的培养需要，既要培养有理想、有追求的未来人，也要培养实务、有技能的现实的人。这里需要更正的观念是，伴随高等教育的分类发展趋势，无论是教育决策者和管理者还是研究者都有一种认识倾向，即职业教育重在“器技”培养，本科和研究生教育重在“法道”培养。实际上，这种简单的认识归类并无合理性，“凡教育必须传授技术和充满智慧的想象……应该培养出这样的学生，他既很好地掌握某些知识，又能出色地做某些事情”[15]。因此，高质量高等教育也必然要考虑人在“器物”层面的需求，培养提高人的物质生产生活能力，推动物质文明深入发展，实现高等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共促、“真理”与“现实”的统摄。因而，高质量高等教育必然要走进现实、立足现实、思考现实、适应现实，最终改变现实。

“具体的人”的现代化是人在克服艰难的具体处境和解决具体问题过程中找到新的生机和成长动力。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具体的人”和“现实的人”是两个维度的认知。“现实的人”是从生理和物质层面强调人的生存本能，不同阶级、不同类别、不同民族国家都具备这一现实性特征，它与“理性的人”“理想的人”“理论上的人”相对；
而“具体的人”是指某个特定的个体，他(她)处于特殊环境、特定阶段、特有处境和面临特别的问题，它与“抽象的人”“总体的人”“一般的人”相对。人的现代化必然要关照到“具体的人”，因为每一个个体总处于某一具体的处境之中，人也是在具体处境中才能认识自我、革新自我、实现自我。尤其“对人的处境的最有价值的洞察，不是通过耐心的内省和全面的审视得到的，而是通过遇到巨大挫折时的差异和震惊得到的”[16]。故而最有价值的“具体处境”是个体所面临的不同的“困境”和“逆境”，因为社会的发展往往是每一个具体的人在艰难处境中找到不同的发展契机继而汇聚成整个历史前行的动力。一方面，“具体的人”在现代化过程中要面临前所未有的处境。“具体的人”不仅仅指不同的个体，也包括同一个体的不同成长和发展阶段。新的成长阶段面临的问题可能没有旧例可循，且不能用传统、已知、统一的办法解决新的困境和问题，需要突破旧有的思维、方法、知识、技术甚至认知结构，这个过程推进着人的现代化。另一方面，“具体的人”在现代化过程中还要解决千差万别的问题。由于现代化社会是一个变局快于定局的社会，新的变化所带来的问题因人而异、千差万别，人的革新和改变也不是一劳永逸、始终有效的，即便是相同的问题也要由特定的人来处理，具体的实际必然要与特定的方法和具体的人相对应。可见，“具体的人”的现代化是一个通过在具体和实在处境中找到突破和创新的过程。

鉴于此，高质量的高等教育要从“具体的人”的问题解决过程中寻找育人契机，要分类别、分层次、分情境，在充分关照人的具体处境的基础上探索培养方式和组织方式的创新优化途径。一是高质量高等教育要从知识分类转向问题分类。高等教育历史发展延续下来的学科分类、专业分类抑或职普分类均是知识分类主导的培养模式。在这种培养方式下，能够进入教科书和课堂的永远只有经典的知识和极端的案例，学生能够解决的是普遍和一般的问题。而“具体的人”的现代化所面临的是一个问题多元、复杂且需要快速反应的时代，经济社会的问题也从一般问题上升到具体问题，高等教育要关照这些具体问题，找到具体问题中的育人契机，以具体问题为分类标准构建新的培养模式。因此，聚焦问题域的知识交叉和学科交叉培养模式是未来高校培养“具体的人”的重要遵循。二是高质量高等教育要从学历分层转向认知分层。高等教育的层次划分主要是以学习年限为标准形成的学历分层，但“具体的人”的认知层次并不始终与学历层次相对应。换言之，具有同等学历层次的人不一定具备同等的认知层次和结构。本质上这种学历层次的划分仍然是针对一般人的认知发展过程所使用的统一教育模式。而“具体的人”在现代化的发展中要面对不同领域的认知需要，其中势必包含知识社会越来越多的非学历教育知识。因此，高质量的高等教育要进一步扩展知识内涵，不仅要将有序严密的知识体系奉为“高深学问”和“知识权威”，还要将那些弥散在社会中具有实践属性的“暗默知识”[17]纳入教育内容。此外，高质量的高等教育还要变革大学的组织结构和功能，围绕“具体的人”的认知需要提供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把高等教育贯穿“具体的人”的发展始终。高等教育并非人的学习终点，而是新的起点，应通过课程内容、教学方式、组织形式、评价模式的具体化、扁平化变革推动终身教育体系不断完善。三是高质量高等教育要从一元情境转向多元情境。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支持校企合作和产教融合导向的多元应用情境培养模式。但如前所述，泛在的、传统的认识倾向使得高等教育的相关主体将这种认知习惯停留在技术教育学科或职业院校层面，这也是新文科建设最大的认知阻力。而“具体的人”的现代化与现有的学科类别无关，只与具体的问题和情境相关，因此高质量高等教育要围绕具体的情境开展情景化教学。

“社会的人”的现代化是人创造性参与社会发展和肩负社会责任的过程。高质量的高等教育要创新引领社会发展必须立德为先、育人为重，以“国之大者”的价值导向持续培养良善的“社会的人”。社会是人与人关系的总和，而人总是处于各种关系之中。所谓“社会的人”，一方面要融入社会主流价值取向，要在各种关系中找到对应的位置、特定的角色，遵循一定的交往原则与秩序。人的言行要符合社会普遍的伦理道德和公序良俗，具有社会公德。在中国国情下的“社会的人”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统领，融入主流价值观念。从融入这个维度来理解“社会的人”的现代化就是要在变化的社会结构中找到新的社会位置、适应新的秩序规范。譬如新时代国家面临治理秩序从“官治”走向“民治”、经济秩序从“增量”转向“提质”、文化秩序从“单一”趋向“多样”的现代化转变，现代人必须能够在这些转变的秩序中找到新的社会角色，否则就难以融入现代化社会。另一方面，“社会的人”要持续引领社会创新变革，这也是“社会的人”现代化最重要的方面。在融入新社会和新秩序之后，人一旦重复之前的社会交往过程则会停止“现代化”发展。因此，从创造的维度来理解“社会的人”的现代化，人只有继续在新的角色和秩序规则下持续创新和变革社会，致力于探索构建新的社会人际关系，才能称之为“现代人”。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5]，中国的高等教育就是要培养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人”，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社会人的现代化，因此必然要融入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构建社会主义新型人际关系。

鉴于此，高质量高等教育应以培养人的社会责任感和奉献担当精神为价值导向，始终坚持立德树人这个根本任务。一是要把培养人的社会品德放在首位。如果高等教育只考虑“具体的人”而忽略“社会的人”，那么极易培养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高等教育不能只考虑高级知识、高端技术附着在个人名义上的价值和声誉，更要注重在“利己”基础上使其具备“利他”的精神，具体包括家国情怀、社会公德、伦理道德、家庭美德、职业道德等充分体现人与人、人与集体之间相处关系的和谐良善品性。高质量的高等教育既要重视知识的传授，也要强化育人的任务，要做到“育人”重于“育才”，“育才”必以“育人”为先。只有培养出具备这些良善社会品性的“社会的人”，他们才能够顺利融入主流价值导向的现代化进程，现代化社会也才可能是和谐社会。因此，人的现代化也必须是具备这些良善社会品性的现代化。二是要把培养人的社会创造力作为重点。如果高等教育只关注“现实的人”而忽略“社会的人”，那么极易培养出“纯粹的技术主义者”。巨大的人口规模使得中国式现代化的复杂和艰巨程度前所未有，现代化进程中带来的问题也前所未有，如高新技术瓶颈、基层治理效能、社会风险处境、地缘格局演变和国际秩序重构等。这些问题的解决不能只依赖技术发明和科技创新，更重要的是要依靠制度层面的社会创新能力，而这种创新能力更加依赖人的创造思维、创新精神和创业能力，是现代化进程中高质量人才的重要特质，也是高质量高等教育理应重点关切的部分。

“集体的人”的现代化是人与人结伴合作共同承担现代化风险，提升发展韧性，实现命运共担，携手步入幸福美好生活的过程。前述“社会的人”的现代化重在强调人的“利他”品性和能力，而“集体的人”的现代化强调要把“利己”和“利他”相整合，以对抗超出个人努力和能力范围之外的风险，尤其是那些对社会和集体而言致命的系统性风险。人与人之间之所以构成各种交往关系，根本源于社会的分工结构。男女分工凝结成传统夫妻关系，脑体分工形成传统阶级关系，职业分工形成传统经济关系，最终构成了工业社会关系结构。以此为基础，“资本主义和工业革命的兴起，赋予了个人释放天分和才华的制度空间”[18],以个人能力和努力为评价标准的个人主义价值观迅速兴起，形成了由个人声誉、收入、学历等因素来决定成功与否的社会原则。工业社会具有强烈的“个体化”特质，但随着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过渡(现代化进程)，在这一时期社会既具备了工业社会的结构基础，又面临后工业社会的变革压力，以致人们不得不直面社会转型之下的诸多风险与挑战。要应对“个体化”带来的风险，我们必须要推动人在现代化进程中从追逐“个人智慧”转向实现“集体智慧”。“在后工业社会里，决定生活质量和经济竞争力的，正是家庭、团体、公司和整个社会的集体智力”[19]343，它可以应对超出个体能力的现代化风险。

鉴于此，高质量的高等教育要着力打造鼓励合作的制度空间，重视集体主义和整体意识，加强协同创新、协同发展，在集体行动中培养具有强大竞争力和生命力的集体智慧成果。一是要以集体评价提升合作的信任度。集体智慧之所以能够产生在于其依赖高信任度的组织文化。我国高等教育长期处于竞争大于合作的排他文化中，突出表现在评价环节，如学生评价以个人成绩为主，教师评价以个人名义的学术成果为主，学生和教师参与集体性活动的贡献只能作为辅助评价参考。突出个人的评价导向强化了竞争性，阻碍了合作的可能性，降低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度以及在集体性活动的贡献积极性。高等教育要重视“集体评价”，要在把握学科建设特性的基础上建立系统更加完善、符合中国国情的检验高校人才培养质量的指标与维度[20]，探索集体评价的机制和模式，以集体评价为导向生成“集体的人”。二是要以民主治理提升科研组织力。2022年教育部印发了《关于加强高校有组织科研 推动高水平自立自强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要通过有组织科研全面加强创新体系建设，着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显然，这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必然要求，也是应对国家战略性部属的重要手段。这也充分印证了高等教育培养“集体的人”，加速推进“集体智慧”成果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在约翰·杜威(John Dewey)看来，民主界定了人们在一起生活并将他们的智力集中在一起的方式[19]347。这说明高等教育要将学术治理落实到学者当中，尊重学者的意愿，以民主的方式组织学术共同体和基层学术组织，并以此建立科研组织制度，如此才能发挥学术机构的组织力和学术共同体的创造力。

人的现代化不仅仅是一种本性和特质的探索，也是现代化进程中人们要如何做的问题。所谓“现实的人”、“具体的人”、“社会的人”以及“集体的人”既是现代人的本质，也是现代化的方法。这些本质和方法必须同时满足才能真正让现代人乐于准备和接受未知与变化。作为以人的培养为主要职责的高等教育，在新的历史进程中，不能只关注知识现代化，更要关注人的现代化，把人的思想、精神、价值、行为融入教育现代化的核心任务之中，推动高等教育引领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

以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助推共同富裕

王智超

(东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博导)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做出了深刻解读，对实施科教兴国、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等时代命题提出了明确要求。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与共同富裕同频共振、紧密对接、深度耦合、互为促进。遵循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实践逻辑、价值逻辑、政策逻辑，推动高等教育为创新驱动、人的全面发展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赋能有助于共同富裕这一宏伟目标的实现。

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与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进程中需要共同推进的重要事业。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提出的共同目标，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特征，可以为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滋养。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有力支撑，可以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有力人才与智力支持。二者紧密联系，双向赋能。

(一) 价值取向上同频共振

理解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的价值取向应从理解中国式现代化和教育事业的价值指向着眼。“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与实现共同富裕同频共振的价值取向。

“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的根本价值遵循。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高等教育，办好人民满意的高等教育，满足人民对高质量高等教育的需要。《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明确指出我国教育事业发展要“以凝聚人心、完善人格、开发人力、培育人才、造福人民为工作目标”。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带来对更加公平、更有质量的高等教育的需求。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坚持高等教育为人民服务，具体体现为建设更加公平、更高质量的高等教育体系，以解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高质量高等教育的需要与高等教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实现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最终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以人民为中心”是推进共同富裕过程中必须坚持的核心价值与发展理念。我们应在推进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将满足人民群众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的获得感、满足感作为共同富裕是否得以实现的重要衡量标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说的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1)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42180881672473062&wfr=spider&for=pc.“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深刻表明，实现共同富裕一切工作的落脚点都建立在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基础之上，提升全体人民的幸福感，切实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体现了人民性这一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品格。

(二) 供需目标上紧密对接

高等教育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战略角色，发挥着举足轻重的战略作用。高质量发展的高等教育是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的关键推动力，是国家各类人才培养的主要场域。人才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基础，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定位被不断强化的同时，人才培养的重要性越来越得以凸显[21]。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可以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供给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人才，二者在供需目标上紧密吻合。

培养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人才是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的重要使命。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我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就决定了我们的教育必须把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根本任务，培养一代又一代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有用人才。”这就要求高等教育在高质量发展进程中必须聚焦人才培养，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不断增强人的发展能力。在人才培养过程中，高等教育必须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引领新生劳动者的主流意识形态建设，为实现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提供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高素质专门人才。

大量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人才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支撑。只有大批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人才参与其中，共同劳动和奋斗，才能使得人才需求与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的使命完美契合，人才培养与需求紧密对接。

(三) 实践进路上深度耦合

从实践进路看，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又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和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方向一致、互为补充、交互作用、深度耦合。

高等教育在实现共同富裕的进路上具有基础性、先导性、战略性地位。从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看，高等教育建设水平与一个国家发展水平密切相关，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在推进共同富裕方面发挥战略性支撑作用。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可以提升全社会人力资本质量和专业技能，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促进“后富”群体更好实现跨阶层流动，阻断贫穷的代际传承，防止阶层固化，为实现共同富裕奠定能力基础。同时，人力资本具有外溢性，高等教育可以通过思想引领和价值观塑造筑牢共同富裕的社会共识，引导高收入群体承担社会责任，助推社会分配特别是第三次分配的顺利实现[22]。

共同富裕为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的顺利推进提供良好的环境保障。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目标，在共同富裕逐步实现的过程中，经济高度发达、物质极大丰富、区域差距逐步缩小、人民素质普遍提升，这些都可以为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提供更为良好的外部环境，可以有力促进高等教育更高质量发展。同时，共同富裕作为时代要求，也为高等教育优化资源配置、扩大教育规模，向大多数人提供更高质量的高等教育提出了现实要求，为推动高等教育现代化提供了路径指引。

(一) 遵循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实践逻辑，持续提升创新人才培养能力与劳动力素质

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富裕，应该人人参与、人人可及，提升每一个个体的素质成为共同富裕需要面对的现实问题，也是高等教育助力共同富裕实现的重要目标。高等教育在推进现代化的实践进路中应不断提升教育质量，在创新人才培养方面持续发力，广泛提升劳动力素质，筑牢共同富裕的人力基础。

一是要提升高层次创新人才培养能力，驱动高等教育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推动共同富裕的基础是“做大蛋糕”，创新驱动是“做大蛋糕”的动力源泉。创新驱动发展必须依靠科学技术进步，而科学技术进步必须靠创新人才，创新人才培养必须靠高质量的高等教育。党的十八大以来，高等教育服务国家创新发展能力显著提升，服务国家重大战略能力持续增强，聚焦共同富裕，高等教育仍有巨大潜力。高等教育必须进一步聚焦如何提升人才培养能力，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以“双一流”建设高校为龙头，推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特色化发展，打造科技创新高地和人才高地；
进一步加大高校基础研究投入力度，从战略高度优化关键资源布局，支持更多国家实验室等高端科研平台在高校落地；
加快推动高校科研组织形式变革，破解原有体制机制阻滞，加大综合改革的指导力度，促进跨学科平台发展，促进融合学科教育、研究，为人才成长拓宽赛道；
优化人才培养方式，推动高校教学改革，将激发学生批判反思的意识、能力作为教育教学的重要落脚点，激发学生创造活力。

二是要持续提高劳动力能力素质，积累高素质人力资本。在“做大蛋糕”的基础上，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是“分好蛋糕”。个人和家庭的物质富裕是共同富裕的基础，人力资本是创造财富、实现富裕的核心能力，教育则是个体获取收入的关键人力资本来源和国家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动力源泉。当前，我国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达到2.4亿(2)http://www.gov.cn/xinwen/2022-05/21/content_5691565.htm.，国民文化素质、科技素质、文明素养极大提升，人力资源开发水平居世界第一。但与此同时，我国低收入群体人口基数较大，大部分人口处于能力发展相对空白的阶段，具有巨大发展潜能。高校毕业生是有望成为中等收入群体的重要力量，持续推动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不断提升高等教育普及率和高等教育培养质量可以促进更多低收入家庭学生的能力提升，帮助其进入中等收入群体，完成阶层流动，改善低收入人口结构，促进共同富裕。

(二) 遵循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的价值逻辑，着力推进全体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

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的根本目的在于不断提升人的现代性，培养智性与行动相互统一的自由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双重富裕，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高度统一。高等教育对人的影响首先体现在精神层面，应遵循以人为本的价值指向，在促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层面发挥重要作用。

一是筑牢实现共同富裕的思想基础。奋斗精神和勤劳品格是实现共同富裕必不可少的精神要素，推动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应在筑牢这一思想基础上下功夫。高等教育应进一步构建科学合理的教育体系，健全学生日常行为评价体系，适当增加自强精神在学生学业评定、综合测评、思想鉴定中的比重。高等教育应做好对理想信念教育的体系化管理，明确党政各方职能机构、组织、个人的权利和职责，做到各施其责、各尽所能，合力推进制度化目标的实现。高等教育还应发挥所有课程育人功能，着力培育大学生的精神状态、信心勇气、意志品格和责任担当；
加强校园文化建设，针对社会上、校园中一些“丧文化”“不劳而获”“躺平”等消极思想进行有效引导，为青年一代筑牢勇于奋斗的精神品质，增强实现共同富裕的精神内驱力。

二是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高等教育不仅承担着立德树人和科学研究的职能，还承担着服务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职能。通过文化服务功能，高等教育可以在实现自身现代化的同时不断引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方向，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文化需求，推动实现全体人民精神层面的共同富裕。高等教育必须坚持教育公益性原则，摆脱功利化倾向，不断提升公共服务的能力与水平，更加积极地参与公共文化供给，丰富社会主义文化体系内容，加强与地方文化产业结合，推动文化产品进入千家万户；
为社会文化服务体系培养大量专业人才，夯实文化服务体系的基础，特别要注意发挥“双一流”建设高校对社会文化产生的辐射效应，积极引导社会有序发展。

(三) 遵循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的政策逻辑，有效促进社会资源的合理分配

党和国家高度重视高等教育发展，在我国不同发展阶段出台了各项高等教育政策，为高等教育与国家建设、社会发展有序协同奠定了基础。当前，我国处在国家发展动力转型和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高等教育必须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积极回应“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这一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在优化社会资源分配方面贡献力量。

一是引导推动第三次分配。第三次分配主要由高收入人群在自愿的基础上，以慈善公益的方式对社会资源和社会财富进行重新分配，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有效路径。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明确了将第三次分配作为我国收入分配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二十大报告中进一步强调要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明确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迈向共同富裕的政策取向。高等教育在开展政策研究方面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必须面向国家需要，针对第三次分配开展前瞻性、针对性和储备性的政策研究，着力构建适应共同富裕要求的分配制度。同时，高等教育可以通过人才培养提升共同富裕的社会认同，引导高收入群体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在第三次分配中发挥先导作用。

二是助力实现区域协调平衡。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是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就区域间协调发展而言，高等教育要把社会责任与国家使命内化为自身的价值追求，提升公共服务能力与水平，助力欠发达地区高等教育综合水平和增长潜力稳步提升，为促进其经济发展作出应有贡献。就区域内协调发展而言，助推乡村振兴是高等教育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一环。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是推动乡村科技成果转化，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力量。然而近年来，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评价逐渐呈现功利化倾向，并常常受到来自其他反规范的有效社会化和奖励的影响[23]。因此高等教育应注重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机制的变革，激发创新人才在精准脱贫中的主动性，充分发挥其创造性。此外，高等教育还应继续强化高校，特别是师范院校对农村基础教育师资培养和基础教育资源的支持，提升农村人口的文化素质水平，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水平。

当前，我国高等教育进入了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发展既是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也是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历史进程，更是实现共同富裕时代命题的必然路径。在这一过程中，坚持高等教育发展的中国范式是核心要义。无论是人才培养、社会服务还是科学研究、文化传承，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都必须科学总结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经验，生成我国高等教育的话语体系，构建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范式，其根本在于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现实困境，契合共同富裕的实践诉求，不断调整中国式高等教育发展的前进路径，聚焦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着力培养拔尖创新人才。从时代发展看，推进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核心在人，关键在坚持党的领导，根本在治理体系优化。这三方面又是密不可分的统一体，共同作用于高等教育发展的全过程，涉及高等教育发展的全要素。党的二十大已经为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擘画了蓝图，高等教育要增强加快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历史主动性，既要“守土有责”，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聚焦青年一代有序发展，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提高人才供给自主可控能力，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为培养可靠接班人贡献力量；
也要“守土尽责”，不断提升服务国家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和水平，加快建设形成与国家发展战略、生产力布局和城镇化要求相适应的多层次、多样化教育发展新高地，高质量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更好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加快推进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