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限及其规避：智能算法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运用

王华华 王永益

(南京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4)

党的十八大以来，培育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多个学科关注的重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基于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提出的新理论新要求，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和“纲”[1]。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科学技术对于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当前，伴随智能技术的升级迭代，智能算法依托智能系统优势，影响着用户的认知观念、价值判断、自我身份、人际交流和舆论感知等，微妙支配着用户的公众意识和民族情感，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新场域。智能算法一方面能够从用户本真需要促进信息与人的精准匹配，推动着传统信息传播逻辑的变革；
另一方面其倡导的工具理性和技术理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有悖主流价值认知的局限性。因此，我们应当辩证把握智能算法的二重性影响，充分认识这一技术给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扬长避短，使之成为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强大技术支撑。

作为计算机学科领域的重要概念，“算法是逻辑与控制的综合(algorithm as a sum of logic and control)，是为有效解决问题而输入机器的一系列指令，也是为完成一项任务而被精确控制的一系列步骤”[2]。随着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的跨越式发展，智能算法成为新媒体平台的标配应用和信息传播领域的新技术范式。作为一种编码程序，智能算法最初应用于计算机领域，之后在信息传播领域得到广泛应用，旨在通过对人脑思维、智慧的模拟，帮助人们应对信息超载的危机。在海量信息面前，智能算法推荐通过画像标识和导流推送，改变了传统的信息行为模式，实现了信息资源的社会性调配，它是大数据驱动下信息分发模式进化的集中体现。

当前，信息资讯分发主要有三种模式：一是编辑分发模式，即依托人工编辑对信息进行采集、制作、编排、判断和把关，其实质是一种人工筛选。这种分发模式可以解决社会共性的需要，但人工成本高、个性化不足。二是社交分发模式，即你的好友、你关注的人会帮你推荐、过滤信息，与他们形成的社会关系网络促进了自身对信息的收取和传播。这种分发模式提高了信息分发效率，但无法解决基于社交关系带来的“信息超载”和信息质量下降问题。三是算法分发模式，即运用算法技术，基于用户数据挖掘和行为分析，建构出用户的兴趣爱好图谱，通过用户画像，将“猜你感兴趣”的内容推荐给目标用户。这种智能推送机制，以“靶向推送”“精准投放”的方式实现了对海量信息的重新评估和有效适配，满足了千人千面的个性化信息推送愿景。基于以上优势，智能算法推荐成为了当下资讯分发的主流模式。

智能算法的科学技术逻辑是基于用户数据和一定的模型算法，“关联用户和用品的一种自动化工具，利用用户以往的选择过程或与其他用户的相似性关系，挖掘出该用户的潜在兴趣对象”[3]，建构出个性化用户标签。质言之，算法通过可读的指令程序，根据用户搜索记录、位置信息、分享转发等一系列行为数据，将这些数据输入到计算机算法中，在对用户潜在的兴趣对象进行标签化处理和画像的基础上分析预测用户偏好，进而向目标用户推荐“懂你”的个性化内容，实现信息供给与用户需求之间的有效对接。通常来讲，一个完整的算法推荐系统至少包括数据系统、分析系统、推荐系统三个子系统。数据系统主要是对用户行为数据的获取与存储。分析系统主要是对用户个性化兴趣和诉求的分析和推测。推荐系统主要着力于项目信息的筛选和推送。在三个子系统中，推荐系统居于核心地位，是实现个性化推荐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

在众多算法推荐系统中，基于内容、基于协同过滤以及基于热度的算法推荐是主要类型。基于内容的算法推荐主要通过用户画像，对用户历史项目内容进行标签细化，为用户推荐与其兴趣相似的标的物。譬如，当用户在今日头条APP关注或浏览了“十九届六中全会”“美国疫情”“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相关信息，在此后一段时间内算法会根据自定义设置的关注将最相似的内容推送给用户。基于协同过滤的算法推荐主要是对用户访问行为的相似性进行全景扫描，建立“相似度矩阵”，寻找出喜好相同的“同类人”，然后推荐相同兴趣用户偏好的信息。假如在今日头条上长时间浏览俄乌冲突的相关新闻，那么算法系统就会假设用户好友也可能对此话题感兴趣并向其推送。基于热度的算法推荐较为简单，一般是将用户对文本的点击率、分享率、收藏率、评论率等作为度量用户满意度、推荐用户信息的指标，其原理与头条新闻、微博热搜、热门话题相类似。

不可否认，作为一种对用户信息数据进行聚合分类的技术手段，算法推荐技术合理性的充分彰显对于实现海量信息与人的需求之间的有效适配具有重要意义。算法推荐技术不仅推动了“人找信息”向“信息找人”的转变，使信息能够精准分发到目标用户，为用户筛选信息节省了时间成本，而且增加了用户对信息接收的自主性，使个性化信息推荐正在成为现实。然而，正如媒介理论家马歇尔·麦克卢汉所言：“起初，我们塑造了工具，最后工具又反过来塑造我们。”[4]从实质上看，算法与人类的网络传播活动紧密编织在一起，正在行使着一种社会权力，即对个性化信息定制的软控制。英国文化研究专家斯科特·拉什强调：“在一个媒体和代码无处不在的社会，权力越来越存在于算法之中。”[5]算法的权力范式通过对信息内容的整合、利用，逐渐渗透到国家治理、社会文化的运行系统中，塑造并操纵着人们的观念、意识、决断、价值取向、认同信仰、思维逻辑及行为模式，久而久之使人们完全陷入到这个“技术的牢笼”中，引发着人们对其宰制信息、操控舆论的隐形权力的质疑。从价值逻辑来看，资本逻辑是算法推荐的重要驱动力。在互联网“眼球经济”的推动下，算法崇尚以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工具理性、以迎合用户喜好的传播模式，从而陷入过度娱乐化、公共性价值缺失的泥潭，在某种程度上纵容了不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隐性”内容的蔓延。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关乎认同意识和归属感的建构。对于个体而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可以借助个体心理空间生产将其植入个体语义空间，结合心理感受建构成为个体心理空间(感知空间、情景空间、语义空间)中的语义表征，成为其心理精神世界的一部分[6]。如此，就能在实践层面将命运与共、情感共通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智能算法通过用户画像可以较为准确地分析出用户的价值需求和行为偏好，并且有针对性地加以引导，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提供了有效的技术手段。

(一)推进教育全民化：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面向全国各族人民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不仅仅是学校和某一民族的事情，而是一项面向全国各族人民的系统性工程，不应局限于特定群体和空间范围，目的就是使全国各族人民牢固树立守望相助、文化共融、共同繁荣的共同体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产生之初就具有全民性，也正因如此，中华民族才能在近代反抗西方列强侵略的斗争中凝聚起巨大力量。当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多是通过相关人员借助思政课教学、培训班授课、在各类活动宣传栏或户外标语墙上悬挂相关标语等形式进行。这些方式所覆盖的范围和群体较为有限，一定程度上窄化了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教育过程和教育对象。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牢牢把握舆论主动权和主导权，让互联网成为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大增量。”[6]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虽然为共同体意识培育提供了新的场域，拓展了共同体意识培育的范围，但官方网站及主流媒体的受众数量依然有较大提升空间。相比之下，百科网站、大型论坛、社交网络平台、影音软件、线上直播、购物网站、搜索引擎等平台的受众多，覆盖面广，在全国各族人民乃至海外侨胞等群体中的影响力与日俱增。算法推荐技术适用于各类互联网应用平台，能够打破界面壁垒，使共同体意识培育突破地域、身份、情景等限制，真正做到面向全国各族人民。基于对用户数据的个性化分析，算法可以摆脱去中心化的常规，使信息内容本身转向用户偏好的信息，向所有用户有针对性地推送相关内容，在网络空间形成互动教育、团结和谐的良好态势，引导全国各族人民增强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知、理解和认同，牢固树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二)推进教育生活化：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融入各族民众日常生活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是内含于生活之中的过程。当前，网络已成为各族民众获取信息的重要途径，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各族民众日常生活的重要载体。传统形式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主要针对特定群体，选择专门地点，以线下授课、培训、专题讲座的方式对教育对象进行理论熏陶，强调思想的集体意识和整体统一，缺乏对各族民众精神生活的现实关照，对其日常生活影响有限，不利于共同体意识培育质量和效果的提升。算法推荐技术以各族群众日常使用的网络平台为依托，可以不知不觉渗入到他们的日常消费、衣食住行和交往活动中，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广泛融入人们日常生活提供了技术支持。一方面，算法推荐技术可以借助传播力度广泛、影响力强大的网络平台，通过对民众日常浏览习惯及偏好的行为轨迹收集和数据分析，利用短视频、直播、网络文学、网络游戏、有声读物、纪录片、微电影、动漫作品等推送有关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容，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故事无缝嵌入到民众日常工作和休闲娱乐过程中，润物无声地增进五个认同和共同体意识。另一方面，可以引导各族民众的日常生活行为，促进各民族交流互动，增进团结互助意识。譬如，以电商平台为入口，算法推荐技术依据用户的购买需求和旅游意向向其推送民族特色产品和旅游景点，使更多的人了解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推动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传承和创新；
针对民族地区特定群体的学习和就业状况向其推送中东部地区相关的高校招生和岗位招聘的信息，加深各民族之间的交融互通；
通过向城市民族聚居区居民推送市内生活资讯和政务信息，为构建“互嵌式”社区平台、促进社区各民族情感互依互融营造良好氛围。算法推荐技术在生活互助、文化交流、资源整合等方面的功能作用，可以引导各族民众在日常生活行为中自觉树立命运与共的意识和合作共赢的理念。

(三)推进教育精准化：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内容实现靶向传播

针对不同的民族群体对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呈现出渐变层次模式，具有不同的培育要求。因此，必须“打破传统的思维定势，改变单一的‘大水漫灌式’宣传教育，针对不同对象和受众特点，多做‘滴灌式’的宣传教育”[7]。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全国各族人民都有其特定的思维模式、生活方式、风俗习惯、行为方式，这种模式构成了文化的差异性。基于各个民族群体思想状况的不同和文化的差异，传统的教育方式很难做到因人而异、精准施策，只能通过“满堂灌”无差别的教育方式进行宣传教育，无法针对个体的思想特征、现实诉求进行内容的个性化定制，所以有可能产生“雷声大雨点小”的情况，导致教育效果不佳。算法推荐技术可以通过对信息内容、用户特征(个性标签、兴趣偏好、浏览行为、生活方式等)、环境特征(时间、地点、情景等)三个维度变量的数据化分析和运算，准确把握用户的个体特征、认知特点和思想动向，勾勒出精准、立体的用户画像，并以喜闻乐见的方式将不同民族群体可能需要的、个性化的阅读内容进行推送，为有针对性地进行舆论引导、开展共同体意识培育提供了技术可能。质言之，算法推荐技术依据不同民族群体的观点、喜好筛选出对其思想有益的信息，有针对性地推送传递有关民族团结、中国社会发展国情、中国共产党党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等内容，从而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内容的精准传播、靶向传播，为准确引导全国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五观”、促进各民族交流互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高效的技术支持。

智能算法具有增加用户黏性、联结起信息与用户之间的价值链条等优势，但“一切技术都是有缺陷的，在带给人类利益的同时，也带来损害，这是任何技术自身存在的一种二律背反”[8]。算法在赋予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传播契机之时，其伴生的“用户本位”“信息茧房”“过滤气泡”和“技术黑箱”等问题，也会给将这种算法引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带来一些挑战。

(一)智能算法崇尚的“用户本位”消减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容供给

网络空间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关乎多民族文化价值观的整合和民族归属感的建构，蕴含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黏合剂”功能。统一多民族国家国情，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五个认同”，正确的祖国观、民族观、文化观、历史观，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是展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主要叙事议题。在传统中心化的信息权力结构中，主流媒体掌握着信息流向、信息内容的把关权，这种统一性的叙事内容得到有效传播。随着智能化的日趋普及，算法推荐依托个性化定制的裂变传播和千人千面的信息推送使多元的个体化用户掌握了信息生产、遴选、传播的主动权，用户偏好和需求成为算法推荐的主要价值要素。这意味着，算法推荐让信息传播更多从用户个人角度而非公共传播角度出发，有可能造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内容被“冷落”。

智能算法背后隐藏着迎合用户趣味、提升用户黏性的商业逻辑，在这套逻辑下算法将用户喜好作为评判推送内容价值的主要标准。然而，用户越来越注重个人的主观感觉而不是社会的公共价值，所喜欢的一般是感官刺激较强、猎奇心重、伴有娱乐化甚至是低俗化倾向的信息，对于不符合自己价值偏好的异质性信息经常会忽视和否决，这易使自身陷入到价值迷惘的困境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内容多偏重宏大叙事和理论建构且话语风格较为严肃，这在以“热度”为导向的信息选择中存在感不足、点击率较低，导致富有思想性、高质量、有价值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内容得不到有效推送和关注。在用户至上的理念下，拥有算法优势的市场化媒体平台争相制作趣味性较强、较为吸引眼球的内容以博取用户流量，其中部分内容含有错误的思想倾向，诸如民族歧视、歪曲民族历史、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等。算法推荐作为一种人工智能，无法辨别这些内容背后的价值倾向，可能会进一步迎合这些错误信息并向用户大量推送，从而大大缩减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容供给，降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质量。

(二)智能算法催生的“信息茧房”加大凝聚中华民族共识的潜在阻力

美国学者桑斯坦把“信息茧房”定义为：在信息领域，公众对信息的选择具有明显的倾向性，只会注意到那些自己感兴趣、使自己愉悦的东西。久而久之，就会将自身束缚于像蚕茧一般的“茧房”之中[9]。智能算法的出现，进一步在技术层面改变了人们接受信息的议程设置，算法会自动屏蔽和过滤掉与受众趣味相矛盾的“异己信息”，固化受众原有的喜好和偏见，使受众意识被困于自己所建立的拟态环境中。“信息茧房”催化了“单向度的人”的出现，强化了人们的极化观念，致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所需要的共识性知识难以进入个体的认知和认同领域。

凝聚民族共识就是在社会交往中基于共同的民族身份、价值观念、历史记忆、利益诉求而形塑民族成员对本民族形成整体性认同的过程。就中华民族而言，强化民族认同能够有效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传播和认同，可以说凝聚民族共识的过程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寻求最大程度认同的过程。然而，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体系的严肃性和抽象性相比，网络中诸多非主流的思想观点因其内容上的通俗性和鼓动性受到大多数公众的追捧。所以，算法在向个体推送其感兴趣的信息过程中，个体会比较容易沉浸在那些可能与共同体意识相悖的信息中，这种沉浸式的信息轰炸容易增强“茧房效应”，而这种效应又会强化用户的极化观念，使其拒斥与之不符的异质化信息，进而缩窄个体对于共同体意识内容的关注视野和认知范围，不利于形成中华民族共识和国家认同。

(三)智能算法造就的“过滤气泡”降低不同民族群体之间的交融互动

智能算法造就的“过滤气泡”加剧了不同圈层用户之间的相斥，降低了不同民族群体之间的交融互动。“过滤气泡”一词最早由互联网活动家帕里泽提出，在他看来，“过滤气泡”意在描述以智能算法为代表的互联网技术借助个性化推荐优势将人们与多样化观点或内容高效隔离，最终使只有和用户意识形态一致的信息才会被呈现[10]。从某种意义上讲，由算法构成的过滤器所催生的“过滤气泡”可以通过“热搜榜”“热度榜”“朋友在看”等方式使原本隐藏的看法观点公开化，增进不同群体之间的联结，为人们有针对性地选择社交对象提供参考。但算法通过协同过滤机制，操纵着信息的偏向传播，与用户需求倾向、偏好信仰相同的信息被积聚和推送，与其相反的信息被“过滤”或“隔离”，使用户在网络舆论中只接收与自己思想意志和行为习惯相同或相似的内容，处在自己的兴趣“气泡”中。在这个“气泡”中，每个圈层之间具有趋同的风格，圈内的同质化和极化使圈层区隔不断加厚，不同圈层用户之间的互动逐渐减少。

可以说，算法推荐产生的“过滤气泡”阻隔了信息的自由流动，引导着各民族成员的社交活动，使个体偏向选择与自己思想观念一致、生活环境相似、行为习惯相近的对象用户进行交流。一般情况下，在相同民族文化的影响下，同属一个民族的人们之间有相同或相似的心理特征、发展需求、思想认知和价值倾向，他们之间易建立密切的互动关系。在“过滤气泡”的浸染下，某一民族内部成员的思想观点和行为喜好愈加接近，他们更愿意接收与自身文化传统相似的信息，更愿意待在与本民族相近的活动区域，也更倾向于与本民族成员进行交流和沟通。这样一来，不同民族之间难以进行互学互鉴，进而影响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共建和命运共同体意识的生成，导致共同体意识培育效果不理想。

(四)智能算法内隐的“技术黑箱”悬置民众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感

智能算法在数据搜集和信息传播过程中存在一些灰色地带，呈现出隐蔽性的“黑箱”特征。算法“黑箱”营造出一个“超真实”空间，容易滋生“后真相”，使社会真相与主观认知出现脱节。“后真相”是指诉诸情感诉求和个人信仰的内容的影响力凌驾于客观事实的真实性。在新媒体平台上，算法以符合自我指涉的方式对用户兴趣图谱进行标签化处理，优先推送满足用户情感诉求和兴趣习惯的信息内容。在这种投其所好的传播机制影响下，用户对意义的追求转向对信息的迷恋。“后真相”的出场，使信息内容的真相被虚无化，用户与信息内容之间的本真关系出现异化。在这种氛围中，资本逻辑侵蚀着价值逻辑，一些内含憎恨和偏激情绪的网络“后真相”话语以主观化和戏谑式的形式充斥在网络空间中。其中，某些失真甚至政治导向严重错误的信息试图解构人们对党的执政地位、国家历史、中华民族文化、中华民族精神的认同，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要求背道而驰。

从载体功能层面看，算法“黑箱”成为国内外敌对势力进行渗透和分裂活动的隐身衣和伪装伞。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目的是要引导各民族群众正确处理个人利益与社会价值的关系，强化对“中华民族”这一共有身份的认可，并自觉投身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实践中。然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依托技术优势，借助智能算法的技术“黑箱”，将自身的思想观念、意识形态、价值观念以更直观的文化产品方式呈现，如网剧、广告宣传、短视频等。这些文化产品在互联网上的传播会影响到网民的政治倾向、文化素质、价值判断。可以说，这种文化渗透不仅会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面临被边缘化的危机，还可能威胁民族和谐发展、悬置对中华民族身份的认同。另外，一些极端分裂分子利用微博、QQ群、微信群、BBS论坛、直播平台、网站、短视频等渠道，故意将与民族有关的事件渲染为民族问题，通过发表不实言论误导民众对民族问题实质的认识，从而引发非理性民族主义情绪，弱化对国家、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和归属。

智能算法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提供了技术可能，但自身内隐的技术逻辑和资本力量使其在共同体意识培育中存在一些局限性。借助智能算法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应致力从技术、舆论、权利三个维度上使算法“为我所用”，并突出人的主体性回归以对抗算法技术支配，使之真正成为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技术支撑。

1.以技术优化规制算法。应对智能算法给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带来的挑战，首先要从技术之维规制算法，这是技术治理的基本逻辑。以技术优化规制算法就是通过算法这一技术本身的进一步纠偏和完善对其进行牵制，防止算法失控引发公民价值理性崩塌。规制算法的要旨在于优化算法技术设计，建构完整的算法制衡机制，以主流社会价值植入算法运行的全过程，约束算法的工具理性扩展。为此，一要探究个性化推荐的反向路径。在算法运行的初始阶段，从技术源头上优化算法模型。尝试运用“反偏好”的策略，在个性化推荐和精准画像的基础上为用户推送与其习惯和喜好相“左”的信息内容，引导用户不断扩展自身的关注视野和活动空间，避免沉浸在同质化循环的信息中。二要增强算法对信息筛选的鉴别能力。在准确评估用户认知误区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推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相关内容，使各民族群体更加了解中国历史、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并且依据用户地域、身份等信息将民族团结要素融入共同体意识培育过程中，引导用户拓展对不同民族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等的了解和认知，加强不同民族间的交流和互动，在相互了解中形成团结互助的共同体意识。三要完善人机协同的信息分发模式。从人机关系角度看，算法的信息筛选能力还远达不到价值判断的程度，其技术升级必须以人的价值理性规约算法的工具理性。在算法数据喂食过程中，要增强算法推荐中的人为因素，可以鼓励熟谙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内容的人文社科专家参与算法的编织过程，同时加强人工审核的内容判断和把关，积极净化网络中关于煽动民族分裂、颠覆国家政权、破坏国家统一的垃圾信息，为负载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良性信息营造良好的拟态环境。

2.以媒体融合制衡算法舆论。在传统的信息权力格局中，主流媒体把控着信息资源的传播权力，在舆论引导、共识凝聚方面处于绝对主导地位。而智能算法技术赋权带来的信息传播个性化和用户本位导向改变了传统的传播格局，使主流媒体的舆论引导面临严峻挑战。从舆论视角看，算法建构的舆论带有资本权力意志的偏见色彩，具有伪公共性的倾向。智能化时代，以商业利益为导向的市场化媒体凭借算法技术优势，通过议程设置向用户推送低俗甚至虚假信息，操纵着社会舆论，致使信息内容在生产和传播过程中发生“变异”，可能引发舆论危机甚至舆论暴力。媒体融合是指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将现有媒体进行整合和升级，媒体之间相互勾连和叠加，衍生出不同形式的信息产品。媒体间的融合与联动可以有效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传播力和影响力，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在算法的推荐下弥漫在用户的使用界面中，渗透到用户的日常生活中。以媒体融合制衡算法舆论，一要借助算法技术实现主流媒体自身的智能转型。不断探索“将人工智能运用在新闻采集、生产、分发、接收、反馈中”[11]，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相关内容与用户兴趣偏好有机契合，积极建构党媒算法平台和民族理论政策宣传的公众号，争取以优质内容和平台占据舆论制高点。同时，主流媒体可以利用算法推荐机制下的短视频、直播、快闪、表情包等形式将抽象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与鲜活的现实生活相对接，增强用户转发、点赞、评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内容的意愿，提升主流媒体的用户黏性。二要促进主流媒体与市场化媒体的协同。主流媒体可以将自身的优质内容生产能力与市场化媒体的技术和平台优势相嫁接，二者在内容把关、形式呈现上交叉互补，共同揭露国内外反华势力在民族、宗教问题上造谣蛊惑的分裂行为，打造互联互通的“双舆论场”，扩大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权值在算法优先级中的比重，提高共同体意识培育内容在用户浏览页面和日常生活的点击率和到达率。

3.以社会权利约束算法权力。算法作为一种技术权力，主张从工具主义角度看待个人，认为效率应优先于个人权利。为了获得决策的便利，算法会克减用户的一些知情权和隐私权，在数据处理、用户画像、技术干预过程中以一种隐蔽的方式进行技术干预，使主体身处算法构建的“暴露——监视”的场域中，致使社会公民权利丧失、隐私暴露。算法运用应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价值追求，在维护公民社会权利的基础上进行设计、运行和治理。实现以社会权利约束算法权力，在算法运用过程中确保绝大多数人在数据资源使用和分配上的平等参与。以算法正义实现社会权利约束算法权力，一要进一步提升算法的透明度。积极打开算法的“黑匣子”，开发透明的编程系统，使算法的运行原理、决策过程、设计目的、数据处理更加透明化，让用户了解自己的数据隐私和身份隐私，减少用户与算法之间的权力不对等和信息不对称。二要完善智能算法领域的法律法规建设。进一步探索以风险防范为主的前置立法，注重不同法律形式的完善和协同。增强算法监管的法治意识，严惩利用算法黑箱散播丑化主流意识形态、诋毁党的领导、侮辱歧视少数民族、宣扬民族分裂等言论的行为。加强对算法在研发、信息推送、数据分析、推广应用等过程中的监督，以法律形式明确这一技术对于其在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的责任作出硬性约束。三要加强算法信息平台和设计机构的伦理自律。信息传播平台要严格遵循责任共担的原则构筑责任伦理体系，形成包括尊重集体利益、维护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等在内的道德共识。发挥技术伦理教育和互联网自律公约的导向作用，引导技术人员自觉将伦理考量纳入到算法技术开发及运用的全过程。以伦理规约算法技术的发展，为提升共同体意识传播效能提供技术助力。

4.以人的主体性回归对抗算法支配。随着智能算法的广泛应用，各主体对算法的依赖性呈递增态势，这在某种意义上消解了人的主体性。主体性是人作为活动主体的质的规定性，是在与客体相互作用中得到发展的人的自觉、自主、能动和创造的特性[12]。智能算法在提高信息传播效率、增强用户体验度的同时，也在不断强化对信息生产主体和消费主体的技术支配，侵蚀着人作为主体的自我意识和自我能动性。因此，必须从人的主体性出发，重构人在算法应用中的主体地位。一要确保党在人工智能领域的主导地位。坚持党的领导是运用算法推荐技术深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关键所在。算法技术研究要在党的领导下主动摒弃资本的逐利本性，明确其所应发挥的社会效益，更要防范一些不法势力对技术研发的介入和掌控。有关部门要组织力量建立大数据系统以及算法设计和研发机构，积极探索有助于深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算法，不断扩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各民族群体中的渗透和内化效率。同时，确保对各平台数据提取和利用情况的监控，使数据的社会价值得到充分发挥，抑制算法霸权。二要提高广大网民的算法素养。要提高这一群体对算法的理性认知和批判，使他们科学把握算法的深层结构、权力范式和运作逻辑，明晰算法对自己人生价值、思想意识和网络行为的影响，并引导其主动搜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相关信息，从不同领域、不同类型的信息中了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意义和核心内容等，实现算法附庸向算法主人的转变。同时，还要引导他们增强自我防范意识和信息甄别能力，学会考量算法背后可能隐藏的错误思想倾向，认真评判信息真伪，主动增加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相关内容的浏览、阅读、关注、转发、收藏和分享，进而提高交融共生、团结互助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