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隔离对老年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

李嘉欣,田侃,喻小勇

(1.南京中医药大学卫生经济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2.南京中医药大学养老服务与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流动人口总量已达到3.76亿，与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相比增长69.73%。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是21世纪人类社会共同面临的重大课题,二者重叠下的老年流动人口这一特殊的群体备受关注。离开熟悉的居住环境融入新环境、接受新生活对老年流动人口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变动空间位置及适应新环境可能会使老年流动人口缩减社会网络而引发社会隔离[1]。

社会隔离是指个体社会关系处于相对缺失的状态,是个体在人际交往的不同层次,如个人、群体、社区或更大的社会环境中,与他人之间社会关系的质量和数量的不足,是社会网络关系的负性体现[2]。最早对社会隔离进行研究的是House、Landis 、Umberson,在1988年出版了关于社会隔离的流行病学文献回顾[3]。国外学者多从社会隔离与身心健康、死亡风险的关系进行研究。处于社会隔离状态下的老年人身心健康水平较低[4-5],更有可能患有焦虑或抑郁[6-7],死亡风险也会显著增加[8]。国内对社会隔离的研究起步较晚,在2010年后相关研究逐渐增多,研究多集中于老年人这一群体的社会隔离现状及影响因素[9-10]。关于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研究中,已有文献多从流动人口的个体特征、经济因素、社会因素等多方面进行分析。在社会因素层面上,学者们多从社会认同、社会融合、社会网络等层面对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进行研究[11-13],但鲜有从社会隔离层面探讨对老年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研究。老年人口多因家属随迁、务工、养老等原因而加入流动队伍,居留意愿的定夺不仅会考虑家庭整体利益,也会更多考虑主体自身感受[14]。老年流动人口因自身生活习惯及地域文化差异,难以融入流入地而陷入社会隔离状态,是否会对其居住意愿产生影响?本研究利用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探讨社会隔离对老年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城市归属感这一中介变量在社会隔离及居留意愿间的作用。

1.1 数据来源

本研究资料来自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组织实施的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该调查基于分层、多阶段、与规模成比例的PPS抽样方法,调查对象为在流入地居住一个月以上,非本区(县、市)户口的15周岁及以上流动人口,调查涵盖了全国31个省(自治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流动人口数据,样本总量为169 889个。该数据为全国性调查数据,具有覆盖范围广、代表性强等优点。本研究选取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流动人口作为研究对象,对问卷中各变量的缺失值进行处理后,最终共计纳入6 373名研究对象。

1.2 变量选取及说明

1.2.1 被解释变量

将老年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作为被解释变量,选取问卷相关题目“今后一段时间,您是否打算继续留在本地?”将选项“愿意”赋值为1,“不愿意”“没想好”赋值为0,由此构造二分类变量。

1.2.2 核心解释变量

将老年流动人口的社会隔离作为核心解释变量,测量社会隔离的指标采用Berkman在1979年提出的SNI(Social isolation-social network index,社会隔离-社会网络指标)[8]。在本文中研究的因变量采用了SNI,同时结合我国的国情、实际生活,以及调查问卷的具体问题,对SNI进行了微调,这种微调主要表现在宗教参与这个指标的衡量上。将宗教的内涵放大,看作是一种信仰,在我国对党派的参与可以视为一种广义的信仰,加入某一党派，会与党派内部成员进行互动并能参与到党派组织的各种活动中去,这也意味着社会网络的扩展,故将是否具有党派身份作为衡量社会网络的指标[9]。调整后的SNI衡量指标主要包括4个方面:婚姻状况、亲密关系、信仰活动、组织参与。其中各项目若参与记为1分,反之记为0分,总分为0～4分。得分为0～1分视为老年流动人口处于社会隔离状态,赋值为1；
2～4分为非社会隔离状态,赋值为0。

1.2.3 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分为三类:个人特征变量、经济特征变量及流动特征变量。个人特征变量包括年龄、性别、文化程度、户籍性质,经济特征变量包括家庭月收入、是否从事有收入的工作、是否拥有自购房,流动特征变量包括流动范围和流动时长。具体变量及赋值说明见表1。

1.2.4 中介变量

选择城市归属感作为中介变量,选择问题“我很愿意融入本地人当中,成为其中一员”,将完全不同意、不同意选项赋值为0,基本同意、完全同意选项赋值为1。

1.3 研究方法

利用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选用二元Logit回归模型分析核心解释变量(社会隔离)及控制变量对被解释变量(居留意愿)的作用方向,选用倾向得分匹配(PSM)方法进行反事实分析,进一步检验社会隔离对老年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最后分析中介变量(城市归属感)的作用机制。本研究的被解释变量为老年流动人口定居意愿(打算居留=1,不打算或者没想好=0),属于二分类变量,故选用二元Logit回归模型进行分析。具体回归模型表达为:

(1)

P为老年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发生的概率,Xi为解释变量,α为常数项,β为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ε为随机误差项。

表1 变量选取及基本描述

2.1 基准回归

表2给出了社会隔离与居留意愿的具体回归结果。模型1只纳入核心解释变量,即只考虑社会隔离对老年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纳入个人特征变量,模型3在模型2的基础上纳入经济特征变量,模型4在模型3的基础上纳入流动特征变量。4个模型的P值均小于0.001,表明所建立的回归模型是有意义的。模型1到模型4伪决定系数 (PseudoR2) 逐渐增大,模型解释力是越来越强的。

本研究核心解释变量为社会隔离,在模型1的估计结果中,社会隔离的估计系数为-0.386,在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进一步计算其边际效应为-0.055,说明处于社会隔离的老年流动人口选择继续居留的概率比非社会隔离者要低5.5%。在模型4控制个体特征、经济特征和流动特征变量后,社会隔离的估计系数-0.232,回归结果依然在1%的置信水平下显著,这一结果与模型1回归结果一致,计算得出边际效应上升至-0.030,即处于社会隔离的老年流动人口选择继续居留的概率比非社会隔离者要低3.0%,说明社会隔离对老年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具有显著的负向效应,社会隔离抑制了老年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即越处于社会隔离状态的老年流动人口居留意愿越低沉。这可能是由于老年流动人口在现居住地社会网络狭小,缺乏与他人的互动,这种消极的状态使得他们在流入地的居留意愿不强烈。

以模型4对控制变量进行综合分析。个体特征变量中年龄和文化程度、户籍性质对老年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具有显著的影响,老年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随着年龄的增长、受教育程度的增加而提高。农业户籍的老年流动人口不如非农业户籍的老年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强烈。经济特征变量中,自购房对老年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影响显著为正。有自购房的老年流动人口的定居意愿为没有自购房组的1.809倍。高额的房价是流动人口在流入城市面临的重要迁移成本[15],有自购房的老年流动人口在住房方面投入了大量资金,定居流入地的意愿比没有自购房的流动人口要强烈。拥有工作的变量表现出显著抑制作用。相对于没有工作的人来说,有工作的老年人其流入地定居意愿反而更低。这可能表明,在没有工作的时候老年人对于融入当地有着更高的意愿和期待,而获得工作之后,工作过程可能使得老年流动人口感受到当地人的排斥或抵触,身份负外部性增加,因而降低了其流入地定居意愿。流动特征变量中,流动范围和流动时间对居留意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流动范围中,相较于跨省流动,市内跨县对老年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影响更大,这可能是因为跨省的流动人口在就业及社会保障等方面享受的待遇很难与本地居民相同,而在同市范围内各项政策能普及市内人口,老年流动人口能享受到相同待遇,因此市内流动人口的定居意愿比跨省的老年流动人口高[16]。流动时间中,流动2～5年的老年流动人口居留意愿最弱,流动时间6～9年、10年及以上的居留意愿更强,其中老年流动人口在外流动时间10年及以上的居留意愿几率比是对照组的1.883倍。可以理解为随着流动时间的不断累积,老年流动人口在流入地所累积的社会资本及社会支持越多,其居留意愿也就越强,希望能在流入地安居乐业[17]。

表2 社会隔离对老年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影响的回归分析

2.2 稳健性检验

社会隔离可能不是随机的结果,会受个人、家庭及社会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又可能与居留意愿相关,即存在样本自选择的问题。为了克服样本的自选择偏误,选用倾向得分匹配(PSM)方法进行反事实分析,检验社会隔离对老年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将处于社会隔离状态的老年流动人口作为处理组样本,不处于社会隔离状态的老年流动人口作为控制组样本,然后进行倾向得分匹配,并计算出处理组样本的平均处理效应(ATT)。

本文选择邻近匹配、半径匹配、核匹配及马氏匹配这4种倾向值匹配方法,而后进行共同支撑假设和平衡性检验。图1是匹配前与匹配后两组个体倾向得分值的核密度函数,匹配后的实验组和控制组的倾向得分匹配值的概率分布差异显著下降,样本重叠区域有所增大,满足共同支撑条件,表明匹配质量较好。

图1 匹配前后两组的密度函数结果

由表3可知,四种匹配方法的ATT数值略有差别,ATT数值在-0.039～-0.032之间,数值为负并且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匹配结果说明社会隔离对老年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负向影响依然是稳定存在的。即在考虑样本自选择偏误问题后,处于社会隔离状态的老年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会降低。

表3 倾向值匹配法(PSM)的处理效应

2.3 机制分析

目前学界检验中介效应最流行的方法是逐步检验回归系数的逐步法(causal steps approach),该方法由Baron和Kenny(1986)提出,以解释变量X对被解释变量Y具有统计上的显著作用为前提[18]。在这个前提下,分析中介效应可以解释“X如何影响Y”,中介过程提供了“X对Y的作用机制”[19]。处于非社会隔离状态的老年流动人口能够提升自我的城市归属感,促进其与流入地融合,进而有较强的居留意愿,反之处于社会隔离状态的老年流动人口难以融入,逐渐被边缘化,会降低其城市归属感,进而居留意愿降低。由此构建“社会隔离—城市归属感—居留意愿”这一路径进行检验。依据温忠麟和叶宝娟(2014)提出的中介效应检验程序来验证城市归属感是否对老年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产生中介效应[20],其操作步骤如下:

Y=cX+ε1

(1)

M=aX+ε2

(2)

Y=c′X+bM+ε3

(3)

其中Y是老年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M是老年流动人口的城市归属感,X是老年流动人口的社会隔离状态。具体的检验步骤为:第一步,将社会隔离对老年流动人口居留意愿进行回归(例如前文基准回归部分)。第二步,将城市归属感机制变量对老年流动人口社会隔离变量进行回归。当社会隔离的估计系数在统计上显著,则表明城市归属感这一机制变量会受到社会隔离变量的显著影响。第三步,将社会隔离、机制变量对老年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变量进行回归,将第三步得到的社会隔离变量估计系数与第一步得到的社会隔离变量系数进行比较,如果社会隔离的估计系数显著但绝对值下降或者系数不显著,则证明中介效应成立。

表4中第1列以社会隔离为自变量,以居留意愿为因变量的回归结果正如前面基准回归已验证的结果一样,社会隔离显著降低了老年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第2列验证社会隔离对城市归属感的影响,结果显示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第3列表明将社会隔离、城市归属感纳入自变量进行回归,两者都对居留意愿在1%水平上显著影响,社会隔离的估计系数绝对值下降了0.025,即城市归属感在社会隔离抑制居留意愿的关系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且中介效应占总效应比例为:ab/c=(-0.365)×0.157/(-0.230)=24.92%。

表4 城市归属感的中介效应检验

3.1 拓展老年流动人口的社会网络,减少社会隔离的发生

处于社会隔离状态的老年流动人口会抑制其居留意愿,具体而言,处于社会隔离的老年流动人口选择继续居留的概率比非社会隔离者要低3.0%。老年人口本身在身体素质、健康水平等方面就处于弱势,流动的特征使得他们在新环境下的社会关系处于相对缺失的状态,社会网络的缩小或缺失势必会导致老年流动人口人际互动、社会参与减少[21],处在社会隔离状态下会对其在流入地的居住意愿起到负向影响。国家和社会应重视老年流动人口这一特殊群体,丰富社会资本以拓展其社会网络,提供更多老年活动场所来促进老年流动人口的社会接触和参与。同时还需完善老年流动人口的优待政策,提高他们在异地他乡的存在感与公平感,从客观环境上提高他们融入的意愿。对于老年流动人口自身来说,要加强与家人朋友之间的联系,主动参与组织活动,避免让自身陷入孤独压抑的隔离状态。

3.2 关注老年流动人口户籍和住房需求,提供平等机会与保障

相较于非农业户籍的老年流动人口,农业户籍的老年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居留意愿整体较低。城乡二元户籍制度衍生出的居住、就业、养老、医疗等方面的限制让其享受不到同等的社会福利,进而降低居住意愿。要不断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打破户籍壁垒的存在,消除现行制度中的不合理成分,使得老年流动人口生活更便利。此外,受传统观念“有房就有家”的影响,有自购房的老年流动人口会更倾向于选择居留在流入地。然而,在流入地购房与流动人口及其家庭的经济实力和流入城市买房市场门槛的高低有关[22]，并非所有人都有能力买得起房。流入地需要综合考虑本地城市规划及住房保障实际,逐步扩大住房保障服务范围,结合老年流动人口家庭经济状况,积极推动保障房建设,在一定程度上做到老年流动人口在流入地有房可住,有家可归。通过户籍、住房、社会保障等各方面的改革,为老年流动人口提供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务,创造公平的制度环境,提高老年流动人口的长期居留意愿。

3.3 提升老年流动人口的城市归属感,实现主观的身份认同

城市归属感反映老年流动人口对流入地的认可、满意和依恋程度,是影响其在流入地生存与发展的重要变量,对其在流入地居留意愿和融入流入地具有重要意义[23]。根据中介效应的检验机制,城市归属感对社会隔离与居留意愿的关系存在中介效应。处于社会隔离状态的老年流动人口,难以产生对流入地的城市归属感,更不愿意融入当地社会,并最终影响其居留意愿。老年流动人口自身应增强与流入地居民的交往和互动,从主观层面上积极融入当地,消除心理隔阂,强化在流入地的融入深度,逐渐实现“本地人”的身份认同,进而促使居留意愿得到提升。同时加强社会倡导,消除本地人对外地人的排斥与歧视,以更加开放和包容的态度对待老年流动人口,帮助其提升城市认同与归属感,进而提升老年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

社会隔离问题在老年群体中日益加剧，而伴有流动特征的老年流动群体因生活习惯、地域文化等差异，难以融入居住地并与社会产生隔阂，从而更易陷入社会隔离。老年流动人口身处异地他乡，鲜有人际互动和社会参与而使自身处于社会隔离状态，会造成其居留意愿的降低。需要调动老年流动人口互动参与的积极性，打破社会隔离的封闭状态，优化老年流动人口的政策待遇，提升老年流动人口的城市归属感，进而让老年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居留意愿得到增强，与当地社会环境有效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