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一阁藏姚宗文《闲居诗》考论——兼论晚明阉党集部文献的价值

黄成蔚

天一阁藏姚宗文《闲居诗》考论——兼论晚明阉党集部文献的价值

黄成蔚

（中国计量大学 人文与外语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浙江宁波天一阁藏姚宗文《闲居诗》是目前已知唯一存世的姚宗文诗作集成，堪称孤本，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通过《闲居诗》文本内容分析其刻本的性质及刊刻后在宁波藏书界的流传轨迹，认为《闲居诗》刊刻时代为清顺治年间，而非天一阁著录的明万历年间。《闲居诗》中大量有关晚明党争和明清易代诗作反映了姚宗文厌恶党争、坚持原则、更关心国事民瘼，同时也表达了姚宗文亲近佛道的思想旨趣。以《闲居诗》为代表的晚明阉党成员集部文献，因负面的历史评价，阉党成员著作大多得不到后世妥善保存，甚至被有意毁弃，导致存世情况不甚乐观。而《闲居诗》作为晚明文史资料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让晚明文史研究更趋全面客观。阉党成员集部文献的价值不容忽视，亟待给予更多关注、保护和利用。

天一阁；
姚宗文；
《闲居诗》；
阉党；
集部文献

姚宗文，字褧之，浙江慈溪人，明神宗万历三十五年（1635）进士，由翰林院庶吉士官至湖广巡抚[1]7869。姚宗文是晚明党争的重要人物，其政治活动几乎贯穿了党争最为激烈的时代。晚明党争以东林党及其对立集团为中心，而在东林党的对立集团中，前期万历年间以“齐楚浙昆宣党”为主，后期天启年间则以依附于魏忠贤的“阉党”为主。姚宗文起先是“浙党”中人，史载：“彼浙江则姚宗文、刘廷元辈，湖广则官应震、吴亮嗣、黄彦士辈，山东则亓诗教、周永春辈，四川则田一甲辈，百人合为一心，以挤排善类。”[1]6159“台谏之势积重不返，有齐楚浙三方鼎峙之名。齐则给事中亓诗教、周永春，御史韩浚。楚则给事中官应震、吴亮嗣。浙则给事中姚宗文，御史刘廷元……与相倡和，务以攻东林排异己为事。”[1]6161后魏忠贤得势，姚宗文则被魏忠贤罗致麾下，“天启五年（1625）陈时政六事，诋叶向高、赵南星，而荐亓诗教、赵兴邦、邵辅忠、姚宗文等七人。魏忠贤喜，矫旨褒纳”[1]6543，成为阉党成员，并曾为魏忠贤建造生祠：“海内争望风献谄，诸督抚大吏阎鸣泰、刘诏、李精白、姚宗文等，争颂德立祠，汹汹若不及。”[1]7822崇祯帝即位后严惩魏忠贤及其一众阉党成员，姚宗文被列入《钦定逆案》之中，定罪为“交接近侍，又次等论”，被罢官并处以“徒三年，输赎为民”[1]7852之刑，从此退居林下，不涉政坛。《闲居诗》写成于姚宗文因逆案而落职之后。

（一）版本情况及价值

姚宗文现存著作，通过查阅《中国古籍总目》及《中国丛书综录》等大型文献目录学书籍可知，仅存两种：其一为天启四年（1624）刻十六卷本《慈溪县志》，中国台湾中央图书馆、中科院、上海市图书馆和天津市图书馆均藏有此书，然县志本为姚宗文受乡人邀请参与编撰，严格意义上来说，并不能算他的独撰著作；
而真正意义上姚宗文的著作，仅存这部万历十八（1590）年陆宝刻一卷本《闲居诗》，现藏于浙江省宁波市天一阁。因此，《闲居诗》可谓是仅存于世的孤本姚宗文著作文献，其学术价值不言而喻。且此书被天一阁定为二级残损，基本不对外开放，此次经多方争取，方得一窥真容，实属难能可贵，此文也是学界首次对姚宗文《闲居诗》进行披露与研究。

全本《闲居诗》仅一卷，由卷首陈朝辅撰《合刻姚中丞闲居诗小引》一篇及姚宗文撰30首诗组成，这30首诗全为七言律诗，是姚宗文罢官闲居后所作。关于创作并刊刻这30首闲居诗作的缘起，卷首《小引》已有说明：“吾友陆秘书敬身氏著有山居三十咏，年友杨次庄玺卿和章如故，合刻《霜镜别集》中。而慈水褧之姚大中丞序言为之冠，时称三绝。嗣中丞复著闲居三十咏步韵贻秘书，秘书梓以寿世，乃命予执玄晏之后。”

由此可知，姚宗文作此《闲居诗》30首的目的，乃是与友人唱和交游，但从30首诗内容来看，绝非作于一时，综合各方面情况，可以推知30首闲居诗乃姚宗文罢官后经十数载陆续写成，而姚宗文罢官闲居后所作之诗，可能并不止这30首，更有可能是逮逢与友人集会唱和，乃从罢官闲居以来之诸多诗作中择取30首以“步韵”，恰此30首诗被刊刻出版而得以寿世，其余诸作则早已湮没散佚于历史长河之中。从《小引》之“社教弟苇庵陈朝辅”落款可知，姚宗文在闲居之处是与友人结有诗社并时常进行唱和活动的，晚明文人酷爱结社的风气，想必姚宗文亦不能免。而这部《闲居诗》，即是诗社唱和活动的产物。《小引》中与姚宗文同样作30咏的陆、杨二人之书，现已不复得见，仅姚著得以留存至今，亦可见此书之价值。

从《小引》尚可知，姚宗文《闲居诗》乃宁波地方文人士绅的家刻之书。明清之际，随着出版业与出版技术的蓬勃发展，已出现了如官刻、家刻与坊刻等诸多书籍刊刻种类，而在其中最重要的一种就是家刻，日本学者大木康先生曾说：“在思考中国书籍刊刻形态时，从明代至清末为止，起到重要作用的是家刻，即个人出资雇佣刻工来出版书籍。”[2]23姚著《闲居诗》无疑属于家刻本范畴，刊刻目的本是社友之间小范围传阅收藏，并不想在书坊出售牟利，更无心在社会上广泛传播。正因为如此，这类书籍虽然在明清出版物中占据主流地位，但由于家刻本数量有限，且流传范围局限，所以较难完好保存至今。此书虽是小范围流通的家刻本，刻印质量却并不低，这部《闲居诗》的《小引》部分每页六栏，每栏十四字，诗作部分每页八栏，每栏十八字，刻印整齐，字迹清晰，虽多有虫蛀痕迹，但可以看出当年刻印之精良，亦可从一个侧面说明晚明江浙地区出版业之发达，以及文人对出版事业的钟爱与投入。

在《闲居诗》中可考得与姚宗文存在交游唱和关系者共3人，分别是陆敬身、陈朝辅与杨次庄。陆敬身原名陆宝，字敬身，号中条，明贡生，宁波鄞县藏书家，所构之藏书楼“南轩”，在晚明一度与范钦之“天一阁”、陈朝辅之“四香居”并称鄞中三大藏书楼，明亡后投身抗清事业，失败后散尽家财与藏书遁入山林。陈朝辅号苇庵，宁波鄞县人，明末清初藏书家，即是上文提到之鄞中三大藏书楼之一“四香居”的主人。第三人杨次庄，《闲居诗》第一首前有小序曰：“陆敬身秘书有山居诗三十首，南仲符卿和之，阳春同调。”查《明人室名别称字号索引》可知此“南仲符卿”与《小引》中之“杨次庄”为同一人，原名杨德周，字南仲，号次庄，也是宁波鄞县人，万历四十年（1612）举人，官高唐知县，但从文中“玺卿”与“符卿”二词可以推知，杨德周在还乡前还做过尚宝司卿（或少卿），因为“玺卿”和“符卿”二词就是尚宝司卿（或少卿）的别称，可补史载之阙。从三人的基本情况亦可知，虽然姚宗文是宁波慈溪人，但他罢官闲居之地很可能就在鄞县，毕竟两地皆属宁波府辖区，民俗风气相通，正因为如此，姚宗文才得以与鄞县文人士绅们交游唱和。另外，也正因为姚宗文好友中有陆宝与陈朝辅这样的藏书大家，所以其著作得以被刊刻留存，而事实也证明，姚宗文《闲居诗》正是陆宝出资刊刻的，很可能刊印完成后流通并收藏于陆宝、陈朝辅两家藏书楼之中，后流散出来，其中一本被同为鄞县藏书大家的范氏天一阁收藏，其余诸本则下落不明。从这一信息中也可以看出一些有关明清之际宁波鄞县一地藏书家之间书籍刻印和流传的轨迹，尤其有助于理清姚宗文《闲居诗》的版本流传情况。

（二）版本及内容的时代考辨

姚宗文《闲居诗》著录于《中国古籍总目·集部》中的版本信息为“万历十八年陆宝刻本”，但其中刊刻年代殊为可疑。《中国古籍总目》之所以将《闲居诗》的刊刻年代定为明万历十八年，应该是根据此书《小引》落款“庚寅夏日社教弟苇庵陈朝辅拜书”一条而来。若按六十年一甲子推论，明末清初的庚寅年只有两个，即明万历十八年（1590）年与清初顺治七年（1650）。姚宗文生卒年现虽无法考清，但从姚宗文万历三十五年中进士这一确切时间可以推断，这两个庚寅年都可能出现在姚宗文的有生之年范围之内。然此处有一个问题，即《中国古籍总目》中著录的万历十八年，远在姚宗文中进士的万历三十五年之前，就算万历十八年时，姚宗文已经具备了创作诗文的能力，但在《小引》中可以明显看出，陈朝辅对姚宗文的称谓是“中丞”，中丞是明清时期对地方督抚大员官职的别称，如果此书刊刻时间是万历十八年，此时姚宗文连进士都尚未考中，如何得以官至“中丞”？而唯一的可能性，就是这个庚寅年不是“明万历庚寅”，而是“清顺治庚寅”，姚宗文在被列入崇祯《钦定逆案》罢官之前所获之最高官职乃“湖广巡抚”。而就现存史料来看，姚宗文被罢官后就再也没有复出过，所以《闲居诗》作于姚宗文因崇祯初年《钦定逆案》被罢官之后，亦刊刻于此后，陈朝辅对姚宗文之“中丞”称谓才说得通，且按常人寿命推算，姚宗文活到清初顺治七年也不是没有可能。综上考辨，姚宗文一卷本《闲居诗》的版本应定为“清顺治七年陆宝刻本”，而不是“万历十八年陆宝刻本”，《中国古籍总目》与天一阁藏书著录信息皆有误。

关于集内30首诗的编排顺序及其编排依据，原书内容和目录学书籍著录信息都没有给予任何线索，但通过对集内诗作的细致解读，一条从崇祯初年因《钦定逆案》罢官闲居开始，中经明清鼎革战乱，一直到清顺治初年的时间脉络依稀呈现了出来（表1）。

表1 《闲居诗》中与时代背景有关的诗句

表1中“次序”即为诗作在原书中的顺序，由于诗作都无题，姑且以此顺序标明之。30首诗中就有十一首可以看出时代背景的印迹。从第一首到第九首，内容大多是姚宗文罢官闲居后对日常生活状态与自然景观的吟咏，其中固然也有涉及时事政治者，如第九首中表现了对党争政局的不满以及个人无奈落职后的壮志未酬之情，但大致来看，时代是相对和平的。从第十首开始，就有关于战争的叙述，如第十首中即可看出战事的爆发，鼓角如雷，同时作者对往昔“开元旧话”里的和平岁月充满着怀念。第十三首则更点明了北方辽事之危局。崇祯十一年（1638）十月，清军从东北关外长驱直入，一路杀进山海关，攻陷直隶（今河北）高阳、涿州等多座城池，京师震动。次年崇祯十二年（1639）初，清军进一步挥师南下，深入明朝腹地，最终攻克山东济南府，使明朝官军百姓蒙受了极大创伤。这一切都深深地刺痛了闲居江南的姚宗文，所以他在听到来自“塞北”的悲讯后“魂欲断”，可见他虽罢官乡居，却未忘关心时事。在这首诗中还有一个时间线索，即“十年心事”一词，这“十年”，应该指的就是他罢官后的10年，姚宗文于崇祯二年（1629）被列入《钦定逆案》而罢官，十年后正好是崇祯十一年到十二年间，此诗中所谓令人“魂欲断”之事，亦正好与崇祯十一年到十二年间辽事之惨败在时间上相契合，故可以进一步确认创作时代。

既然第十三首诗已经写到了明朝灭亡的前夜，所以其后几首所反映的自然就是明清鼎革的动荡时代了。第十五首中“兵戈匝地”与“水咽宫墙去不还”等句，是否就暗示着明朝在战乱中一蹶不振，从而不可挽回地走向灭亡的悲剧史事呢？答案似乎可以在后面几首诗中马上得到证实。第十六首写到了军队进入城市的场景，第十八首则写到了战马在田野上奔跑，就是对清军攻占北京后一路南下，占领南方城市并驻军场景的描写，而在汉人农田上放马圈地、践踏禾苗，也是清初八旗军队刚进入汉地、夺取江南后行为的真实写照。南明弘光元年（1645）五月清军攻取南京，福王政权灭亡，随即清军占领了江南大片土地，第十八首诗中所反映的战马奔于青青田畴之上的一幕，正是这一年江南战祸的实况。南明灭亡后，清军在江南颁布“剃发令”，并对汉族军民进行了残酷镇压，以致发生了“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惨案。闲居林下的士大夫自然也未能幸免于战乱，就像第二十一首诗中所述，家破“书卷飘零尽”也无能为力，只能如第二十二首诗中所言，龟缩以免祸，但士大夫自然有士大夫的气节，虽然清朝胜利，自己却不愿意与满清朝廷合作，要像嵇康和祢衡一样守住气节，事实证明，姚宗文虽然没有像好友陆宝那样奋起抗清，但也确实未尝出仕清廷，从这一点上来说，他虽列籍“阉党”，却比许多最后投降清廷的明朝官员更有气节。

既然国破家亡，覆水难收，此后也只能继续在隐居生活中排遣亡国之痛，如咏叹刚刚经历过战乱的柳条，回忆鼎革之际的惊心动魄，令人惆怅又比猛虎更让人心有余悸。于是不忍谈故国往事，每思神州陆沉，亦只得隐于深林而漫自悲歌，其无奈之情溢于言表，句句隐痛，堪称诗史。通过对诗作时间顺序的梳理与解读，更可让我们深化对《闲居诗》文本结构的认识，以及对姚宗文生活背景与思想情感的理解。

（一）晚明党争在诗作中的反映

诗文创作往往凝结着作者许多的真情实感，解读姚宗文的个人诗作，可以更接近他的心灵世界，更客观深入地认识姚宗文及其所处的那个时代。

既然姚宗文以党争政治而闻名，那么党争问题一定会在他诗作中有所体现，并能够成为一面反映他思想情感的镜子。姚宗文宣泄对党争不满情绪的诗作，主要集中在罢官后的崇祯年间，亦即第十首诗之前。上文中已论及姚宗文在第九首诗中表露出了对党争政局的不满以及个人无奈落职后的壮志未酬之情。现再举三例以进一步说明。在第二首诗中他叹道：“枯槁形容偃蹇踪，颓唐谁复赁为佣。弹筝击筑心犹在，洗砚摊书事已慵。夜榻跳梁长病鼠，午衙参聚愧看蜂。延生何术愁何遣，无可商量对远峰。”虽然已经落职闲居，但姚宗文心中明显有着一股不平之气，至少在他自己看来，被政敌攻击而落职是令人懊丧的，他也颇为此意志消沉。其中“夜榻跳梁长病鼠，午衙参聚愧看蜂”一联更是直接指向了党争，其中“跳梁之鼠”当指政敌东林党人，而“午衙”原可指朝班，也可指代蜜蜂聚巢之状态，在此当指与自己志同道合的同僚，姚宗文对政敌攻击的愤懑和无力挽救“同党”继续与政敌展开斗争的无奈之情跃然纸上，最终也只好“望远峰”以遣愁了。在第三首中，他继续叹道：“已悟余生有断杠，空诸所有愿归庞。甑尘时设施僧供，屋矮犹悬绣佛幢。数数顾群须似鹿，唁唁争骨莫如龙。老人曾踏天台路，未必红尘滞此邦。”其中“断杠”一词，语出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孟子·离娄下》有曰：“岁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舆梁成，民未病涉也。（朱熹集注曰）杠，方桥也。徒杠，可通徒行者。”[3]289此处“杠”就是路桥的意思，姚宗文诗中之“断杠”，当指“仕途断绝”之意。而“归庞”中的“庞”，即唐代佛教居士庞蕴，又称“庞居士”，被誉为达摩东来开立禅宗之后的居士第一人，姚宗文在此表露出了希望皈依佛教，做一名远离尘嚣之居士的愿望。当然，这种对佛教的皈依，源于对党争现实的无奈，自己的仕途已经断绝无望，只能寻求宗教聊以自慰。这首诗后有作者小注曰：“《内典》云：鹿之出网必顾其群。”可见姚宗文虽然罢官闲居，依然无时无刻不在顾念着自己的“同党”，自己虽然得以全身退出党争漩涡，但还有不少志同道合之人因《钦定逆案》而被判重罪。这里且不争辩东林党和阉党孰正孰邪，但通过诗句足以看到党争在姚宗文思想感情上所留下的烙印，至少在他看来，政敌的攻击与己方的失势是令人愤懑的。

通过史料也可以看出，传统史观中一直处于正面地位的东林党，其实从本质上来说，与政敌一样都是现实党争的参与者，都曾利用一切机会与手段置政敌于死地。双方互相攻击导致朝局动荡：“先是，南北言官群击李三才、王元翰，连及里居顾宪成，谓之东林党。而祭酒汤宾尹、谕德顾天埈各收召朋徒，干预时政，谓之宣党、昆党；
以宾尹宣城人，天埈昆山人也。御史徐兆魁、乔应甲、刘国缙、郑继芳、刘光复、房壮丽，给事中王绍徽、朱一桂、姚宗文、徐绍吉、周永春辈，则力排东林，与宾尹、天埈声势相倚，大臣多畏避之。”[1]5903他们往往借一事发挥，争得不可开交，全然不顾大局得失。如万历年间为了争是否让东林党人李三才进入内阁，双方又展开了拉锯战。

已而南京兵部郎中钱策，南京给事中刘时俊，御史刘国缙、乔应甲，给事中王绍徽、徐绍吉、周永春、姚宗文、朱一桂、李瑾，南京御史张邦俊、王万祚，复连章劾三才。而给事中胡忻、曹于汴，南京给事中段然，御史史学迁、史记事、马孟桢、王基洪，又交章论救。朝端聚讼，迄数月未已。[1]6065

正如谢国桢先生在《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中所论：“平心而论，魏党的跋扈，祸国误国，固不足道；
但东林太存意气，在形如累卵的时局，他们还要闹家务，还存门户之见，置国事于不问，这也太不象话了。”[4]5

其实东林党中并不皆是君子，为了在党争中获胜，东林党人亦多用诡计，如利用汪文言离间齐楚浙三党。先是，三党诸魁交甚密，后齐与浙渐相贰。布衣汪文言者，素游黄正宾、于玉立之门，习知党人本末。后玉立遣之入都，益悉诸党人所为，策之曰：“浙人者，主兵也，齐、楚则应兵。成功之后，主欲逐客矣，然柄素在客，未已逐，此可构也。”遂多方设奇间之，诸人果相疑……于是齐、浙之党大离。[1]6163

此中阴谋自不待言。而东林党的政敌也并非皆是小人，姚宗文就曾屡次上疏劝谏万历帝不要纵容宗室肆意扩大王庄以侵害民利：“神宗赉予过多，求无不获。潞王、寿阳公主恩最渥。而福王分封，括河南、山东、湖广田为王庄，至四万顷。群臣力争，乃减其半。王府官及诸阉丈地征税，旁午于道，扈养厮役以万计，渔敛惨毒不忍闻。驾帖捕民，格杀庄佃，所在骚然。给事中官应震、姚宗文等屡疏谏，皆不报。”[1]1889其中直言敢谏之臣官应震和姚宗文，皆是后来被东林党目为政敌之人。另外，姚宗文对军队诸弊也曾直言不讳地上疏：

然隐射、占役、冒粮诸弊率如故。万历二年（1574）减坐营官二员。已，复定营官缺由兵部择用。其后，复为中官所挠，仍属御马监。廷臣多以为言，不能从。四十二年（1614），给事中姚宗文点阅本营，言：“官勇三千六百四十七，仅及其半。马一千四十三，则无至者。官旗七千二百四十，止四千六百余。马亦如之。乞下法司究治。”[1]2191

治军之严，调查之细，抗疏之直，或可从另一个侧面反观阉党成员的真实面目。

当明朝灭亡后，在第二十首诗中姚宗文回想自己仕宦生涯时不禁慨叹道：“盘桓曾拟硕人薖，岁月浸寻蔓草多。余力每删当径竹，行吟喜踏故园莎。”其中“硕人薖”乃是宽大之意，当是指己方之政见，但随着时光流逝，政治斗争的失败而无可奈何。不过即便自己只能沉沦于故园，仍然念念不忘“当径竹”，也就是得势了的政敌。姚宗文并不认为己方在政见上有什么罪过，相反对当径之政敌还耿耿于怀。究竟谁对谁错，早已湮没在历史的烟云之中，但作为一个曾处于党争漩涡中心的政治人物，足以从他的诗中看出，就算早已被定罪罢官，还是对自己的政见坚定不移，并不时地在吟咏间流露出愤懑之情。通过姚宗文的诗作可以进一步看清一个“阉党”政客对晚明党争这个时代的真实看法与情感。

（二）佛道思想对闲居生活的影响

党争落败和国事日非在姚宗文心中留下了烙印与创伤。一方面，他作为一个士大夫官员，依旧念念不忘，但另一方面，现实的覆水难收，又让他无奈绝望，只能借助佛道思想以求心灵暂时的宽慰，因此在诗文中，姚宗文加入了不少佛道元素。晚明的思想界，许多士大夫受阳明心学，甚至左派王学的影响，在思想中更多地掺入了佛禅因素，甚至流于狂禅。而这种思想的现实根源，在很大程度上乃是随着晚明党争日趋激烈与政局风雨飘摇而产生的，像姚宗文一样卷入其中并遭受打击的士大夫随着仕途与自我理想的渐趋幻灭，诗文创作的焦点也从国家社会向自我空间内收，更加关心内心世界。士大夫“过去曾经信仰、陶醉并努力追求的社会理想、人生理想、审美理想等，现在看来是那样的幼稚、荒谬、可笑……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纷纷把目光转向自我，觉得只有个人的精神自由、甚至个人的感官享受等，才是唯一实在的真正有价值的东西”[5]399。这种创作倾向使他们“大量咏赞佛道思想，高谈学佛学道的心得体会，以至形成一种时代风尚”[5]496，其实在这种创作风尚的背后，充满着党争环境下士大夫的无可奈何与自我排遣，如与姚宗文同为东林党政敌的“昆党”领袖顾天埈亦曾在写给袁宏道的《答袁六休》中直言：“已见世上了无可贪恋，每欲剃发入山，专精学道。”[6]卷七时代如此，诗文中的禅道之风自然大盛。

姚宗文的《闲居诗》中有三分之一诗作涉及佛道元素的内容（表2）。从诗中可以看到，每当想到世事纷扰之时，就会利用佛道思想来自我宽慰劝解，程度虽有不同，但旨趣相似。在有些诗中，可以明显看出姚宗文的宗教倾向，第三首中流露出皈依佛教的想法，还会在闲居陋室中悬挂佛幢；
在第五首中喜欢听僧说法并为之入神；
在第二十首中表露出了晚明文人的“逃禅”风气；
在第十首和第二十九首中依稀可辨他平日与僧人的交游活动。不光是佛教，在道教方面，如第八首中姚宗文也试着利用道术来消磨闲居生活中的惆怅，只不过在佛道二教之间，姚宗文更亲近于佛教。当然，除了利用佛道二教聊以自慰外，作为一个进士出身的士大夫，必然会在理论层面对佛道多有研习，虽然相关线索在诗集中并不多，但依然可寻其踪。如第十首中言及“止观”，在佛教修习理论中，“止”为“禅定”，“观”为“智慧”，“止观”即在禅定中摒除妄念，归于智慧，而姚宗文在诗句“鼓角喧喧任若雷，止观何处起雾埃”中对止观这个佛学概念运用准确，可见他对此是有修习体会与理论功底的。另如第三首中“老人曾踏天台路”一句，止观学说乃天台宗核心理论，天台宗发源于浙江天台国清寺，乃隋朝智顗大师所立，在浙江一带流传颇盛，姚宗文作为浙江人，又谙熟“止观”，言及“天台”，可以从一个侧面推论他在佛教方面很可能就是修习天台宗的。道教方面，从第十九首中“蒙庄齐物真玄解，幻化谁分蝶与螬”一句可知，闲居中的姚宗文当喜读《庄子》，并对庄子《齐物论》中“庄周梦蝶”的玄理多有领悟。

表2 《闲居诗》中咏佛道诗句

除了政治环境和个人喜好，地域因素也颇有关系。明清时期浙江地区文化昌盛，宗教氛围亦比较浓厚，而其中宁波鄞县尤著。加拿大汉学家卜正民先生曾专门对明清之际鄞县士大夫的佛教信仰和活动进行研究。

明代鄞县士绅都把他们的生活与佛教紧密结合在一起……晚明鄞县士绅也参与更多习俗形式的宗教修持礼仪，诸如抄写经文、放生，以及在寺院僧人的指导下诵经……这种趋向随着明朝走向终结而加强。正如明清鼎革之际一位观察者指出的：“至三十年来，始有贤公卿名士埋迹沙门，竟有受其衣拂者。”鄞县不少士绅选择在明亡之际出家为僧——他们在1644年面对（农民）造反摧垮明朝大厦，接着又被满洲人接管了中国，于是为方便而皈依佛门……以避免丧失气节，有损他们人格的完整。[7]282-284

当然，不光是明朝灭亡后，在明朝尚未灭亡前，鄞县士大夫们就对佛教活动充满着热情：“他们进入寺院把它作为学习的场所，在寺院聚会吟诗作赋，与僧人建立个人友谊和分享文化追求。”[7]285虽然目前还没有直接证据证明姚宗文在明朝灭亡前，或在未出仕前的读书生活中，是否存在类似亲近佛教的行为，但从《闲居诗》中可以找寻到相关印迹，如与僧人相交游，有皈依佛教的想法，以及佛学方面的修习积累等。除了党争政治与落寞心境的影响外，浙江鄞县地区的宗教氛围也是值得关注的重要因素之一。

（一）文献存世情况及其原因

一个在传统史观中趋于刻板而负面的“阉党”成员形象，无论是他的生活世界还是思想感情，都渐渐鲜活清晰了起来。对晚明阉党文献的挖掘与研究，可以更加客观而深入地对那段历史以及历史中被忽视，甚至被鄙弃的人物进行充分审视。但总体上看，晚明阉党文献的存世情况依然不容乐观，特别是集部文献。若要更好地利用这部分文献，首先需要分析阉党成员著作长期以来被忽视，并得不到妥善保存的原因。他们的著作未能较好地保存至今，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总的来说，可以归结为两个主要方面，即政治斗争与道德评价。

政治斗争方面，东林党与阉党是晚明党争中最重要的两股势力，虽然在抗衡的过程中互有胜负，但最后以阉党的失败而告终。崇祯帝即位后，阉党遭到了近乎毁灭性的打击，依《钦定逆案》的定罪，阉党成员大多被废弃林下，很多人从此再无机会步入仕途。而东林党虽然在天启中后期遭到了阉党沉重的打击，许多成员或被杀、或被贬，但毕竟为时不长，待崇祯帝即位后，东林党人在政治上纷纷得到平反，幸存者大多回到朝廷继续任职，在整个崇祯朝，东林党人与其后继者复社成员基本是以一种政治斗争胜利者的姿态活跃于政坛的，崇祯帝虽然对他们多有防备，但客观上确实也给了他们较多的支持与补偿。到了南明弘光朝，虽然有阮大铖与马士英等阉党成员在短时期内控制朝局，但还未等他们实现为《钦定逆案》中阉党成员平反的图谋，弘光朝旋即覆灭。正因为从崇祯帝颁布《钦定逆案》开始，阉党就长期处于政治斗争的劣势地位，所以他们在政治与文化上的话语权就被大大压缩并边缘化；
而其政敌东林党由于掌控着政治和文化上的相对优势，导致他们有机会按自己的要求去塑造阉党成员形象，这亦使得他们按己方派系的利益需求去处置阉党成员的著作文献成为可能。东林党若要将对阉党的打击清算合理化并进而做成铁案，必然需要尽可能多地销毁有利于阉党的史料文献。

在史料方面，由于东林党在政治上的胜利，几乎控制了晚明史料书写权的绝对优势，他们以及继承者复社，主导着史书观点的倾向、史料的选择与运用，从而将东林党的形象塑造得越来越正面，而政敌则被彻底打入了阴暗的深渊之中，以至于今天所能看到的有关晚明党争史料，基本都是褒东林而贬阉党。虽然东林党与复社可以控制史料的书写倾向，但同样作为文人士大夫的阉党成员，必定留有不少个人的诗文集，在这些诗文集中，往往记述了他们亲历的史实真相，并蕴藏着他们真实的思想情感，其中当有不少与东林党和复社所宣扬的理论相抵牾者。作为政治斗争的胜利者，东林、复社成员不能容忍这些不利于自己的文献继续存在下去，于是对他们进行毁弃当不可避免，至少不会让政敌的诗文集继续畅行于世，久而久之，由于得不到较好保存与传播，这些文献便纷纷散失。

除了政治斗争因素，阉党成员的著作文献未能较好地保存至今，还存在道德评价因素。东林党人政治上获得了胜利，拥有了书写历史的主导权，随着他们对党争人物正邪形象的塑造，一种富有道德意义的评价体系日渐定型。在东林党与阉党的斗争尚未分出胜负时，双方就以“君子小人”的道德评价标准来区分敌我。天启年间东林党人弹劾阉党成员魏广微，“广微益愤，遂决意倾善类，与秉谦谋尽逐诸正人，点《缙绅便览》一册，若叶向高、韩爌、何如宠、成基命、缪昌期、姚希孟、陈子壮、侯恪、赵南星、高攀龙、乔允升、李邦华、郑三俊、杨涟、左光斗、魏大中、黄尊素、周宗建、李应升等百余人，目为邪党，而以黄克缵、王永光、徐大化、贾继春、霍维华等六十余人为正人”[1]7844。这里的“邪党”“正人”等用词，无不带有道德评价因素，阉党如此评价东林党，反之，东林党亦然，“阉党”这个称谓，即是被东林党所加。崇祯朝颁布《钦定逆案》之后，东林党便用这套道德评价体系将政敌牢牢地钉在了历史的负面。自此以后，阉党多为邪党小人这种认识自朝廷向民间不断蔓延，并且这种道德评价体系从明朝被带入了清朝，为一代代史家所接受并传承。久之，无论是朝廷还是民间，随着史料在这种道德评价标准基础之上的不断增删与渲染，人们对阉党在道德层面的否定也日渐固化，不光是对人物的厌恶，对他们的著作文献也多采取鄙夷的态度，甚至有意毁弃。研究者亦大多自觉或不自觉地忽视了它们的存在价值，导致这部分文献越来越得不到世人的重视与研究，悄无声息地散佚流失着。正如姚宗文的《闲居诗》，今天只能以孤本的形式留存于世，但姚宗文还算是幸运的，其他更多阉党成员的著作只能在历史长河中烟消云散。

（二）晚明阉党集部文献的学术价值

文献的不足与传统史学观念的影响，导致学界审视晚明历史，尤其是晚明党争这个历史事件时，更多地将目光投射在了东林党身上。固然，他们有着大量传世文献可供研究，并且作为晚明重要的正面人物群体，本身是极具研究价值的。但是，晚明党争并不是只有东林党一家在唱独角戏，从某种程度上讲，如果没有阉党的存在，也就不会有东林党今天的历史地位与学术价值。双方作为晚明政坛相对立的党派势力，无论是政治立场、思想倾向还是生活轨迹都呈现出异化倾向，这并非偶然。如果仅对东林党进行研究而忽视阉党，势必如大鹏缺少一只翅膀，难以翱翔在晚明文史研究这片广阔而又深邃的天空上。只有将另一只翅膀补齐，才能在党争双方互现的前提下，更加客观而全面地展现出晚明时代的全景。而集部文献中的诗文创作，又是著作中最接近作者真情实感的部分，所以尽可能充分地挖掘与研究阉党成员的集部文献颇有必要。

首先是通过对阉党集部文献的研究，可以更加深入到他们的思想领域，而不是仅停留在一种传统的历史是非评价层面上，即他们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倾向，是受到了晚明时代背景下何种事物的影响；
其次是他们如何参与了晚明时代的进程，以往研究大多基于他们的负面历史评价，着重讨论了他们的历史破坏性，但通过对阉党集部文献的解读，除了不可否认的破坏性之外，依然存在其他历史贡献，可以帮助学界更加客观全面地去认识这个群体，以及群体中各个有着自己生活经历与真情个性的活生生的人物，这样才算真正揭开了历史面纱。也只有明白了这两点，才能真正在学术研究中将阉党与东林党等量齐观，作出更接近历史事实的科学判断。

阉党成员的思想在晚明各种思潮的启发与生活环境的影响下逐渐构建并定型，从而在他们著作及相关文献里集中表现出来。同时，由于阉党成员的创作与党争政治有着不容忽视的天然联系，伴随晚明党争的日趋白热化，他们在思想上与东林党的分歧和纠葛也日趋复杂，他们所关注的已经不是那个以“修齐治平”为主流价值观的现实世界，不管他们曾经是否有过这样的理想，但在经历了王朝风雨飘摇困境并遭受过党争的无情打击之后，他们对现实政治的热情明显消退，反而加强了对自己内心世界的体认。他们中的许多人在思想上推崇中晚明以来的阳明心学，甚至流于狂禅的左派王学，其创作也开始慢慢脱离关注现实政治、宣扬程朱理学的正统模式，转而与隐遁世外的佛道思想越来越亲近。针对阉党成员现存著述中所流露出来的思想倾向，李小贝女士在《明代“性灵”诗情观研究》中将其诠释为“政治夹缝中正统身份意识的消解”[8]154，原因即在于“在这种非正常的政治环境中，明代文人从曾经引以为豪的政治舞台上跌落下来，不再乐于仕进，‘行义以达其道’已经不可能实现，很多文人便选择了‘隐居以求其志’或‘求乐以度余生’”[8]157，这是晚明党争在许多亲历者心中留下的深刻烙印。

同时，通过对阉党集部文献的解读，那些被传统史观贴上了“小人”标签的人物，其真实历史形象渐渐得以澄清并丰满。姚宗文虽然从未放弃对东林党的敌对立场，但也并非如传统史料评价的那样，与东林为仇雠者即一无是处。从他诗句中所流露出的情感可以看出他一直关切朝政，为国破家亡而悲愤不已。在民族大义上，他宁愿学习嵇康与祢衡的气节而穷居乡野，也不愿与清廷合作。另外，通过其他一些史料文献也佐证了姚宗文曾是直言敢谏、治军严整之人，对晚明这个政局污浊的时代起到过正面作用，而不是，至少不全是如东林党所抨击的“刘廷元、刘光复、姚宗文辈，珠玉金钱充满其室。言官结舌，莫敢谁何”[1]6349那样不堪，对他们的客观历史作为，应当给予适当的认可与重视。历史文献不断发现，相关历史问题才能得到澄清，甚至扭转对某些问题的固有认知。阉党集部文献应当加以妥善保护与充分利用，同时尽可能去发掘此前鲜为人知的阉党集部文献，并进行深度解读，以获取更多有价值的学术信息。随着更多阉党集部文献被关注，更多史实被证明，更多历史成见中的漏洞和偏差将会得到一定程度的弥补与纠正。

［1］ 张廷玉. 明史[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2］ 大木康. 明末江南的出版文化[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20.

［3］ 朱熹. 四书章句集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4］ 谢国桢. 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M].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4.

［5］ 廖可斌. 明代文学思潮史[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6.

［6］ 顾天埈. 顾太史文集[M]. 明崇祯九年顾循、顾舒刻本. 上海: 上海图书馆藏.

［7］ 卜正民. 为权力祈祷——佛教与晚明中国士绅社会的形成[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5.

［8］ 李小贝. 明代“性灵”诗情观研究[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The Examination of Yao Zongwen’sCollected in Tianyi Pavilion with Reference to the Value of the Collection of the Eunuch Party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HUANG Cheng-wei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Foreign languages, China Jil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China）

Theof Yao Zongwen, collected in Tianyi Pavilion, Ningbo, Zhejiang Province, is the only known collection of Yao Zongwen and has high literature valu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ontent of, the nature of its printed version, and its circulation in Ningbo after printed. It is confirmed that it was print in Shunzhi period of the Qing Dynasty, not the Wanli period of the Ming Dynasty, which was recorded in Tianyi Pavilion. Through reading a large number of poems about the party struggle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and the changes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we found Yao Zongwen quite different from traditional historical records. He hated party struggle, insisted on principles, and cared more about national affairs and people’s hardships. In addition, he was also interested in Buddhism and Taoism. Finally, the collections of the eunuch Party members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represented bycould hardly be properly preserved in later generations due to negative historical evaluations. Some were even deliberately destroyed, resulting in only rare collections known to exist. However,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records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can make relevant studies more comprehensive and objective. Thus the value of the collections of eunuch party members cannot be ignored, and more attention,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are urgently needed.

Tianyi Pavilion, Yao Zongwen,, the eunuch party, collection

I207.2

A

1001 - 5124（2023）01 - 0016 - 10

2022-03-28

国家社科重大项目“东林学派文献整理与文献研究”（19ZDA258）

黄成蔚（1988-），男，浙江杭州人，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明清文学与文献。E-mail: blackwater410@126.com

（责任编辑 夏登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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