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思考

方竹兰

数字经济是第四次科技与产业革命及其发展趋势的典型经济表现。第一次科技与产业革命所开创的“蒸汽时代”(1760—1860年)标志着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过渡,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一个伟大转折;第二次科技与产业革命进入了“电气时代”(1860—1950年),标志着电力的发明和广泛应用,使得电力、石油、钢铁、铁路、化工、汽车等重工业兴起,新能源促使交通和通信技术迅速发展,世界各国打破地区分隔而频繁流动起来,并逐渐形成一个全球化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开始的第三次科技与产业革命,更是开创了“信息时代”(1950—2000年),原子能、电子计算机、微电子技术、航天技术、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工程等领域取得重大突破,作为现代信息技术核心的电子计算机的迅速发展和广泛应用使全球信息和资源交流变得更为便利高效,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被卷入到全球化进程之中,网络化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进一步确立,人类文明也达到空前发达的高度;21世纪初开始的第四次科技与产业革命则使人类进入智能化时代,以互联网产业化、工业智能化为代表,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绿色能源、无人控制技术、量子信息技术、增强虚拟现实技术以及生物技术为主线的全新技术革命以系统科学、计算机科学、量子科学与生命科学的理论为根基,系统构建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数字孪生时代。

从人类曾经历过的四次重大科技与产业革命演变中可以看出:前两次科技与产业革命的重点是人类认识自然、征服自然,最大限度地满足人类吃穿住用行的物质生活需要,同时以市场经济机制处理人们的分工、生产、交易、分配和消费的物质利益关系;第三次科技与产业革命则是用互联网解决人与人之间的跨区域、跨行业、跨民族、跨文化的交流与联系,满足人们自主组织社群网络表达意愿,实现个人尊严与个人价值的需求;第四次科技与产业革命的重点则不仅是全面提高物质和社会生活的质量,而且是进一步认识人类自身、优化自我,保障每一个人生活的幸福感和健康长寿,实现每一个体的全面而自由发展。全面而自由发展的个人将利用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等进一步重构人与自然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以及人与自我之间的可持续性和谐发展。四次科技与产业革命是人类从农业时代到工业时代、信息时代,再到智慧时代的发展过程;也是人类从分离的世界到流动的世界、互联的世界,再到合作的世界的发展过程。所以数字经济的发展是围绕着人的发展展开,几次科技革命的演化是人的演化的科学技术表达。数字经济是比前几次科技与产业革命更把民众的基本权利的实现和完善放在本位。它与民主法治、社会治理现代化、国家治理现代化相辅相成。科技革命的背后是人类的改变,是人类与自然、与社会、与自我之间关系的改变。人类眼界从区域到民族、到全球,再到宇宙的认知,塑造出新型的宇宙观、世界观、国家观、民族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因此,中国要发展数字经济本身就意味着对工业时代市场经济制度的升华,从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到相关利益者互惠互利、共同富裕。用负责任的创新保障每一个人的权利平等、每一个人的参与共享,实现每一个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用自由民主、公平竞争、公正法治、合作共赢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的制度标配。

从中国目前数字经济发展的实践看,数量规模已经达到世界第二。①徐佩玉:《数字经济成为高质量发展新引擎》,《人民日报海外版》2021年8月7日第三版。2020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近5.4万亿美元,居全球第二位;同比增长9.6%,增速为全球第一。数字经济对产业变革的推动,已从互联网应用、消费互联网阶段,过渡到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并向农业、工业、社会治理等社会各领域纵深发展的新阶段。但是细致观察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现状,我们发现在数量规模快速发展的同时,数字经济发展的质量格局却不够理想,存在比较明显的发展困境。从总体上看,中国数字经济的发展主要在非核心技术层面,尤其是在交易流通数字经济层面,数字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技术中国还没有掌握,数字经济在实体产业领域的应用比例还比较低。

数字经济划分成三个层面②闫德利:《我国数字经济并没有传说中的那么强——基于中美比较视角》,见: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80456644188725310&wfr=spider&for=pc.:第一层面是核心层数字部门(IT/ICT),包括硬件、软件、信息服务以及通信技术,对应着数字技术研发和制造的基础设施领域,例如半导体。第二层面是交易流通层数字经济,包括基于数据、信息网络和数字技术应用的新商业模式,最典型的是为大众熟知的平台经济、数字服务,以及介于生产领域数字经济和交易领域数字经济之间的共享经济、零工经济。第三层面是工业产业层数字经济,涉及与传统制造业、服务业的数字化相关的电子商业,还包含新出现的物联网(IoT)、工业4.0、精准农业、算法经济等,反映生产制造业的各个层面所参与的数字化转型。

这三层结构中,核心层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底层建筑,它决定了交易流通层数字经济和工业产业层数字经济发展的深度和广度,反过来,后两者的发展需求又会牵引核心层的发展方向。中国的资源禀赋更利于交易流通层数字经济发挥规模效应和网络效应,实现整体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飞速提升。尤其是在电商、本地生活服务及数字金融等领域,中国发展速度明显快于美国。2019年中国电子商务交易额5.1万亿美元,是美国的8.4倍。2011年至2019年,中国电商平台交易规模年复合增长率23.3%,远高于美国的14.7%。2018年中国移动支付规模为4140亿美元,而美国仅为640亿美元,不到中国的1/6。但是过去20年,美国凭借自身雄厚的科技基础与创新研发实力,在全球半导体、设备、软件等领域形成了垄断优势。2018年中国工业产业层数字经济占GDP的比重为34.8%,远低于美国的60.2%,这说明中国数字经济不仅在核心技术层比较落后,在实体工业经济中的比重也是比较低的,中国各传统行业在数字化转型和融合上,与美国有非常大的差距。核心技术层面的差距加上工业产业层面的差距,只能说明中国目前还不是一个数字经济强国。

从数字经济发展的生产主体看,原始型创新动力相对不足,基础研究和品牌建设的理性敌不过急功近利获得眼前收益的冲动。中国的工业化与市场化结合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前两次科技与产业革命的过程中,中国都是边缘者、落伍者。借助于改革开放,我们赶上了全球在上世纪50年代以来的信息化时代末班车。实事求是地说,我们是在本国工业化市场化发展还不够成熟的历史阶段,追赶世界信息化的步伐,是从信息化产业链价值链低端介入,起步于以初级劳动力贴牌生产外贸产品出口的“三来一补”。我们从全球原始型创新的上游国家引进先进技术、先进设备和先进工艺,然后通过廉价劳动力的加工,把高端产品、品牌产品输出到国外,中国赚取很低的加工费。当然在贴牌生产的过程中,中国企业逐步积累起了实用新型创新和功能集成创新能力,但是距离原始型创新能力形成的距离还相当遥远,尤其是在一些高端材料、高端芯片、高端传感器等核心技术领域,赶上先进国家水平还是一个百折不挠逆流而上的探索过程。工业化能力的弱势严重限制我们数字经济生产的质量。比如中国高档数控机床的国产化率不到10%,90%以上靠进口。①熊剑辉:《18家大国企几乎全军覆没,中国“国之重器”怎么惨到这一步?》,见“华商韬略”,见: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85337715533208170&wfr=spider&for=pc2020-12-08.20世纪末机床工业制造技术的相对落后,限制了自主研发数字技术的战略决策视野,面对国外企业对技术的长期封锁与压制,和汽车等行业一样,中国机床也曾试图走出一条市场换技术的研发之路,并且有过内外合作的甜蜜期,但最终都失败于国外的核心技术封锁。比如2005年,沈阳机床厂买下德国希斯,以为技术到手。没想到,德国法律规定:“本土知识不得外移”;五轴以上机床技术更对中国禁运。市场换技术走不通,只剩下自主研发华山一条路。但因为机床工业制造技术不行,导致机床工业数字技术也不行;而机床工业数字技术不行,导致机床工业制造技术更不行,非常明显的恶性循环。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规模以上机床企业15.1%亏损;2020年上半年,这个数字进一步扩大到24.1%。中国机床业曾经的“四大天王”,老大(沈机)、老二(大机)破产重整,老三(秦川机床)亏得披星戴帽。中国机床业掉入了“中低端陷阱”。从机床行业延伸看整个中国制造业,虽然改革开放几十年,我们已经有了一定的制造能力,但是工业化水平低下,工业品自主品牌缺乏的现实,在数字经济时代也低水平延续。工业化时代企业习惯引进模仿,在数字经济发展中还是如此,偏向于关注短期获利的行业和赛道,而不注重原始颠覆型创新。因此,飞速发展的中国数字经济与美国的数字经济还不在同一层次上。目前的中国数字经济更多地集中于出行、支付、零售、外卖、社交等。很多所谓数字经济头部企业都是想挣快钱,对中国的科技实力并不能带来本质上的提升。不少软件公司宁可花上亿的费用去开发游戏,也不去开发工业用软件。大把的钱砸向共享单车、社区外卖,不愿意研究高端芯片。当资本以赚快钱为目的,谁来完成中国自主研发高端芯片、高端软件、传感器等数字经济的核心技术,并应用于实体经济,真正建立起数字经济时代的中国工业产业化体系?

从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消费主体看,其中很大一部分还未达到工业化成熟阶段的消费水平。城乡差别、贫富差别、地区差别、教育差别明显,吃穿住用行的基本物质需求还未满足的消费者众多,甚至还有一部分没有满足温饱。②《国家统计局: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7642元》,见: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05330738574285345&wfr=spider&for=pc.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21年上半年人均可支配收入数据中,上海以超过4万的人均收入领跑全国,北京3.8万,浙江3.1万,江苏、天津、广东、福建上半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在2万～2.5万之间。全国人均收入17642元,21个省份未超过国家平均收入水平。2020年5月28日,李克强总理在记者会上提到“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①吴为:《总理说的6亿人月收入仅1000元,他们都是谁?》,《新京报》2020年5月29日。。低收入群体主要集中在农村。人均GDP和人均可支配收入有非常强的相关性,收入低于1000元的基本集中在中西部地区。这样的收入分布现状导致数字经济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人们解决温饱问题、扶持弱势群体的帮助手段。中国的脱贫攻坚借助数字经济取得很大成功,但是也出现借助数字经济媒介,在商品交易中以次充好、以假乱真的现象。

另外,即便已经富裕起来的群体,在数字经济消费中的格局高低也不同,高者太少。按照马斯洛的需求理论,最低层次的需求是物质需求;第二层次的需求为安全需求;第三层次的需求为社会交往需求;第四层次的需求为成就实现需求;第五层次的需求是超越个人、为世界更真更善更美而努力的需求:

工业化发展充分的社会,在成功人士的富裕阶层中会产生一批推动社会美好、世界美好,探索宇宙的原始型创新者。他们的消费倾向超越现实个人物质与精神需求,追求真善美的未来趋势,这不仅会引导大众消费格局的提升,也会启迪生产者、孵化创新者。这样的消费者是数字经济发展格局的主导力量。但在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消费者群体中,引领型消费者的比例还比较低,中低层面的消费还大有市场,没有原始型创新能力的企业迎合中低层次消费的获利更快更多,而中低层次消费对企业急功近利经营的牵引更强烈,拉低了数字经济消费和生产的格局。②俞敏洪:《在动荡的时代做不动荡的自己》,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2018年夏季高峰会,2018年8月25日。见: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10050296074127750&wfr=spider&for=pc.中国数字经济科技应用水平不低,但多数利用中国人喜欢买卖东西、喜欢互相八卦这样的低级趣味来赚钱。

从数字经济发展中的政府职能看,政府转型不到位致使数字经济在有些地区要么成为政府行政管控的手段,要么成为政府政绩的装饰。前者如数字经济的企业都热衷于挣政府管理部门的钱,凡是有利于政府管控的智慧城市项目,往往比较积极推进,比如信息屏、人脸感知、摄像头、门禁、考勤、视频、报警、人证、数据收集平台等,政府网格化管理已经具备强大的集成能力和用户可视化数据智能分析功能。但凡是民众基本权利实现的项目,往往比较消极,做表面文章,并不落到实处,典型就是河南郑州的智慧城市建设。2018年1月公示的《郑州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0年)》显示,到2020年郑州将投入534.8亿元建设海绵城市项目,包括在主城区规划191条涝水行泄通道,建设和改造海绵公园,在河流两岸打造生态滨河缓冲带,如果实实在在做真是利国利民。但2021年7月20日河南特大洪涝灾害共造成302人死亡,50人失踪。其中郑州市遇难292人,失踪47人,非常讽刺的是多数死难者出事地点正是曾经大肆宣传的智慧隧道——京广隧道。2021年6月1日的河南新闻媒体权威报道《郑州智慧隧道一期建设即将收尾郑州市隧道都将“会说话会思考”》:称如果有突发事故发生,能通过后台记录的人员最后所在位置,实现人员的精准快速搜救等功能。①河南新闻广播记者夏凊:《郑州智慧隧道一期建设即将收尾 郑州市隧道都将“会说话 会思考”》,见:https://www.hntv.tv/rhh-5426573312/article/1/1413143431465070599henan.sina.com.cn.为避免隧道内信号不畅影响定位,京广隧道侧墙每隔200米布设有一部紧急电话,可以同指挥中心进行双向实时通话。可惜才过了一个月,7月20日郑州雨灾就证明这一切只是验收时的摆设②王晓洁:《郑州特大暴雨“智慧隧道”启示录》,见:https://zhuanlan.zhihu.com/p/394302142.,所有功能失效,巨额的财政资金投入却没有避免民众的严重伤亡。沉痛的现实使我们认清,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规模虽然很大,但是巨大的投入与产出的效果不成比例,甚至是负面效果叠加。从一定程度上说,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偏离了民众基本权利实现的主基调,忽视了民众的参与权,数字经济成了政府政绩的表现场域。我国数字经济在一些地方政府官员眼里,正是出政绩升官的机会,甚至是以权谋私的贪腐机会。设想一下,若河南的智慧城市建设项目如智慧隧道每一个建设项目验收现场,需要民众可直接现场操作才通过验收,并且保证民众现场操作的可持续性,没有可持续操作的项目不能通过验收,智慧隧道项目弄虚作假必须追究投资者和施工方的责任,智慧隧道的虚假工程就不可能通过验收。民众缺失数字经济的参与权,会产生多少虚假的数字经济政绩,很多干部凭借虚假的数字经济政绩升迁,而又可能埋藏多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事故隐患呢?数字经济发展一定要与监督公权力相辅相成,与民管官的能力提升相辅相成。否则如河南郑州那样的灾难可能还会发生。

从数字经济发展的运行机制看,中国的社会协商、对话合作机制缺乏。数字经济的运行机制必然在工业经济的运行机制上进一步演化,工业化市场化不仅生产大量的物质财富,也内生出自主发展、协商谈判、契约规则、互惠互利、监督制衡、自主治理等很多追求民主法治的市场机制。民主法治、公平公正、公民参与社会自治与国家治理,是工业化市场化的宏观制度生态,自然而然成为数字经济发展的内在文化基因。而因为缺乏工业化市场化的充分发展,中国的数字经济因先天缺乏工业化、市场化孕育的制度机制文化,契约合同意识相对淡薄,诚信守正自觉性相对欠缺,有很大一部分数字经济企业在产业发展时,过度关注自己的短期利益,缺乏可持续发展共同富裕的责任感。比如在处理劳资关系方面,用大数据测算外卖小哥送餐时限,2016年,3公里送餐距离的最长时限是1小时,2017年,变成了45分钟,2018年,又缩短了7分钟,定格在38分钟——据相关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全行业外卖订单单均配送时长比3年前减少了10分钟。③《压缩外卖时间压迫快递小哥,算法没人性美团管理应该有人性》,见:腾讯网https://new.qq.com/rain/a/20200910A0N2SD00.企业开发出的算法使外卖快递小哥承受非常大的压力。表面看是在帮消费者节省时间,但实际是让快递小哥的风险无限放大。快递小哥被平台、外卖商家和消费者挤在中间,无论是在哪一方出了问题,责任都会推到外卖小哥身上。中国的数字经济虽然有了大数据云计算的高科技应用,劳资之间的互惠互利还没有有效的制衡机制。

经济主体现代化的契约规则意识相对缺失,不仅阻碍数字经济在国内的健康发展,也降低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国际竞争力。比如深圳坂田是国内跨境电商的聚集地,2021年5月,亚马逊官方又对全球卖家发出了预警,明确要求卖家不可以滥用评论,关于滥用评论从一开始就作为违规行为写进了卖家和亚马逊签订的合同里。但是,很多中国卖家都没有当回事。习惯了在国内“刷单”、随商品寄送好评卡、发短信给客户催促消费者打五星好评等,所以,他们通常也会把这套玩法带到亚马逊上来。①网易新闻:《太惨烈!几乎所有中国跨境电商卖家都要关店!》,《电商报》2021年8月19日。亚马逊一封号,就像亚马孙河流的一只蝴蝶扇动翅膀,坂田的跨境电商行业肯定是首当其冲。从2021年6月以来,亚马逊已封掉了5万多家店铺,最终有多少中国的店铺被关?没有人知道,保守估计的话,可能会突破30万家!

综上所述,中国目前数字经济的发展偏重于政府行政管理的便利,偏重于社会维稳的需要,偏重于数量规模扩大,质量不佳。数字经济的生产主体、消费主体、交易主体和政府管理主体不同程度上存在着主体格局不高、主体行为失范、主体责任缺失、发展效果不实等问题,没有达到数字经济原本可以达到的与公平竞争、公正法治、合作共赢的制度发展相辅相成,与社会治理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同步,与实现民众权利,使每一个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相辅相成。巨大的投入与产出的效果不成比例,已经产生了一些明显的问题,需要我们警醒。

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在于我们从事数字经济时,只看到了技术发展的可能性,没有看到技术发展被制度机制约束的现实性,发展的同时缺乏对深化改革的认知。笔者认为,从改革深化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的视角出发,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在发展目标上从注重数字经济的发展规模到注重数字经济发展的质量,将数字经济核心技术的研究开发作为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全面规划与实行;从放任粗放型的商业模式创业到孵化实体经济的原始型创新,在工业、农业等实体经济产业的数字化转型上下功夫,在高新技术产业的核心竞争力培育上下功夫。组织生产者建立新兴研发机构,构建产学研联盟。织就劳资关系之间、生产者与消费者等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互惠互利机制;提升数字经济消费者的消费格局,培育消费者真善美的高品质消费境界,发掘消费者的未来性消费潜能,发挥消费者未来性消费对生产者创新的引领作用;深化政府管理体制改革,转化政府职能,切实保障地区民众、社会组织对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的参与权、监督权与决策权,对数字经济的投入产出进行全社会公开透明的审批与监控。发展中国数字经济,需要深刻认识到其内在的文化基因,就是自由平等,民主开放,公正法治,和谐共赢。意识到其内在的本质含义,用数字经济实现民众基本权利,以利于每一个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