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W模式下中国古典诗歌的海外传播分析——以杜甫诗歌传播为例

李燕霞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 旅游商务学院，广东 广州 511483)

近年来,中国文化以开放自信、多姿多彩的新形态,吸引了全球的目光,奥运吉祥物“冰墩墩”“雪容融”一夜爆红是中国文化走向国际的又一次印证。憨态可掬的熊猫宝宝承载了中国底蕴深厚的文化内涵,给人们带来精神层面的满足与慰藉。它们带着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用海内外读者乐于接受的方式、易于理解的形象,向世界讲述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文化。纵观历史,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交流和互鉴由来已久,文学典籍作为连接情感、凝聚认同的文化载体,在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中担当重要角色,成为世界认识中国,推动中国与世界文化互相对话、相互理解的重要工具。

习近平强调:“要更好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以文载道、以文传声、以文化人,向世界阐释推介更多具有中国特色、体现中国精神、蕴藏中国智慧的优秀文化。”[1]在当今世界各种文化交流、交融、交锋频繁的背景下,如何响应习近平新时代文化建设的基本要求,深入挖掘中华文化的精神内核,以典籍英译的途径,推动中华文化中最本质、最优秀、最精华又能引起全人类文化共识的部分“走出去”,值得所有人思考。

中国古典诗词典籍以高度凝练的语言和意蕴深远的意象真实反映了当时社会人们的生活状况、经济水平和情感世界,是中华传统文化酝酿和发展的文化精髓,也是世界人民共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交流是人类心灵交流和情感沟通的过程,诗歌的文学特质和情感价值使得它成为搭建中西文化交流桥梁的重要文化载体。因而,越来越多的翻译者和学者通过古典诗词翻译和研究助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向世界。

1948年,美国学者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1902)在其论文《传播在社会中的结构与功能》中,提出5W线性传播过程:谁(Who)→说什么(Says what)→通过什么渠道(In which channel)→对谁(To whom)→取得什么效果(With what effects)。该模式清楚阐释了社会传播的基本过程和五大构成，传播者→信息→媒介→受传者→反馈,揭示了传播过程的结构和特点。他的理论奠定了传播学研究的五个基本维度，即控制研究、内容分析、媒介研究、受众研究和效果研究,对传播学做出巨大贡献[2]36。而后,理查德·布雷多克在5W基础上又新增了两个传播要素,即传播动机(for what purpose)和传播环境(under what circumstances)[3]。

信息传播的最根本目的是向受众传递最真实的信息和知识,让受众“获知”事情的来龙去脉。良好的环境对于活动的展开起着促进作用,新媒体的兴起,一方面,给信息传播带来新机遇,能够扩大传播覆盖面,提升传播影响力;另一方面,多元化信息也会带来大量错误信息,消解信息传播的效果。“在开启一次传播活动前,先明确传播目的,再制定有针对性的传播策略、传播受众策略、传播内容策略,并选择合适的传播渠道和方式,在传播活动结束后,评估传播效果是否实现了传播目的。”[4]布雷多克的7W模式弥补了拉斯韦尔只考虑受传者的反应即效果的缺陷,提供信息反馈渠道及由此构成的整个传播环境,因而,更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传播规律的双向和互动性。合理发挥传播学7个要素,在文化“走出去”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中,更新理念、合理规划及创新思路,在契合文化传播规律上下功夫,让海外受众对译介作品不仅“看得懂”还能“喜欢上”。

中国古典诗歌的集大成者莫属唐代李白和杜甫,被誉为“诗圣”的杜甫是唐代现实主义诗人。他的一生跌宕起伏,怀才不遇,但笔耕不辍,留下1500多首流芳百世的经典绝唱。杜甫的诗被称为诗史,不仅在国内家喻户晓,在国外也声名鹊起。早在1962年,杜甫被推荐为世界名人。13世纪起,他的诗在朝鲜、日本和越南等地广为流传。19世纪,他的诗歌流传到西方国家,对这些国家的文学创作,尤其诗歌创作产生深远影响。杜甫诗歌得以在海外传播,除了国内知名学者,如许渊冲、吴钧陶、洪业等系统研究他的诗歌并做了大量优秀外译工作外,还有诸多外国学者,如美国诗人肯尼斯·雷克斯罗斯,汉学家、唐诗研究专家宇文所安等潜心钻研杜甫诗作,留下很多专业的译作和专著。他们译介杜甫作品,模仿他的写作风格,对杜甫诗歌走向世界起到推动的作用。

随着数字媒介的蓬勃发展,以杜甫诗歌为缩影的文学海外传播范式发生巨大变化,从单纯的翻译问题转向更为复杂的营销宣传体系建设。2020年,国际纪录片《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DuFu:China’sGreatestPoet),在海外引发一阵“杜甫”热,很多国外读者在社交媒体晒出他们读英文版杜甫诗的心情,感慨杜甫诗帮他度过新冠流行时期最艰难的时刻。新媒介推动杜甫成为对外输出的文化品牌,以更快的速度,更创新的方式为世界人民打开了解中华古典文化的窗口。

杜甫诗歌对外传播从原来的纸媒译介到现在的传媒译介,所经历的时间、产生的效果都不尽相同。传播学的7个要素与译介的关系十分密切,要素之间协调互动形成了译介的动态研究。运用布雷多克的7W模式,从译介目的、译介主体、译介受众、译介内容、译介途径、译介环境、译介效果各要素对杜甫诗歌海外传播现状展开系统分析,解析传播学7个要素如何构建协调互动的海外传播模式,以期寻找中国传统文化海外传播的有效路径,促进中国传统文化走出去。

下文从传播动机、传播主体、传播受众、传播内容、传播渠道、传播情景和传播效果这七大传播要素分析杜甫诗歌海外传播现状。

(一)7W模式“传播动机(For what purpose)”

7W模式中,“传播动机(for what purpose)”指的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通过有意义的符号进行信息传递、接受或反馈,让人们“获知”真实信息的始末。在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悠久历史中孕育的传统文化思想,蕴含了人们对宇宙人生的思想智慧和透彻感悟,具有跨越时空、超越国界的精神魅力和人文价值,是中国软实力的重要源泉、文化自信的历史底蕴和现实基础。中华传统文化“走出去”本质是在尊重相异文化的主体地位,尊重文化间性,增强彼此“互惠性理解”基础上,结合历史情境或时代语境,与相异文化开展文化互动,力求共享全人类文化经验。

中外文化交流由来已久,诸多汉学家不遗余力地通过翻译及研究助力中国古典诗词“走出去”,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与价值。如果说,中国译者译介杜甫诗歌源于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爱国情怀与责任担当,那么,国外译者译介杜甫诗歌更多缘于他们对古老东方文学的热爱,被杜甫诗歌自身的独特魅力深深吸引,使得他们对此怀有极高的研究兴趣,他们积极通过语言的译介,让更多海外大众体会中华古典文学的美与魅力。因此,不同译者向海外译介杜甫诗歌的目的和动机基本一致:拓宽人们的视野,增进彼此的了解,让世界联系得更紧密更美好。

(二)7W模式中的“传播主体(Who)”

7W模式中,“传播主体(Who)”即传播者,它在传播过程中担负着信息的收集、加工和传递的任务。此传播者既可以是单个的人,也可以是集体或专门的机构。杜甫诗歌海外传播过程中的传播者主要是中国当代最具代表性的译者、国外汉学研究者,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诗歌研究专刊、国际出版社以及国外的翻译学家。最早的英译杜诗可追溯到1741年,知名翻译家吴钧陶、许渊冲、杨宪益夫妇等选译多首杜甫代表作。吴钧陶的《杜甫诗英译一百五十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许渊冲的《许渊冲英译杜甫诗选(中华传统文化精粹汉英对照)》(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2014年),杨宪益夫妇散发于英文版《中国文学》期刊上的杜甫诗译作品等,都是杜甫作品海外译介的佳作,因“这些译者在文化外译时,不过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天马行空,亦不可拘泥于原文,导致译文可接受性较低”[5]。在这种翻译标准下,杜甫译文也逐渐为西方读者所接受。

除了国内译者,国际知名汉学家出于对中国文化传统和历史文化的热爱,也大量译介中国古典诗歌,尤其钟爱李白、杜甫的诗。最具代表性的学者是美国著名汉学家Witter Bynner、Burton Watson、Kenneth Rexroth和Stephen Owen。肯尼斯·雷克斯罗斯(Kenneth Rexroth)是翻译家、诗人,还是评论家、哲学家,他对杜甫的喜爱在他的文章《杜甫的诗》中不言而喻,“我已经翻译了他相当数量的诗,他陪伴了我四十个年头。他使我成为一个更好的人,一个理解力更敏锐的人,也促使我成了一个——我希望——更好的诗人”[6]。杜甫诗歌能走出国门,除了译者(诗人)本身的影响力外,负责对外推广的传播机构也有贡献,出版译本的出版社、国际学术期刊,如《杜甫研究学刊》《中国比较文学》《古典文学知识》等较多关注杜诗英译在英美国家的接受问题,发表了大量学术论文。

(三)7W模式中的“传播受众(To whom)”

7W模式中,“传播受众(To whom)”是信息传播媒介的接受者,也是读者、听众、观众的统称,传播者的作用对象。传统媒介时代,受众是被动的信息接收者。新媒介时代,受众拥有了新的权力,他们不再被动地接收信息,而是对传播内容能动地生产、分发和消费,比如,他们在虚拟空间自由发表意见、建构社会网络。任何文学译介传播活动中,传播信息只有被普通受众接受,并为其传播产生影响,才真正达到译介效果。文化如同知识,传播力量不仅取决于其自身的价值大小,更取决于被传播的深度和广度。

传统媒介时代,杜甫译作一般包含在研究杜甫诗歌英译评论的文章中,发表于《杜甫研究学刊》《外语教学》《外国文学研究》和《海外英语》等国际期刊中。国外诗人、译者对杜甫诗歌研究兴趣浓厚,比较知名的是弗劳伦斯·艾斯库,斯蒂芬欧文(中文名:宇文所安)、肯尼斯·雷克斯罗斯、路易·艾黎等。英国汉学家霍克斯于1967出版《杜诗初阶》(TheLittlePrimerofTuFu)，选取了《望岳》《兵车行》《丽人行》等 35 首杜甫诗歌，译文以诗歌创作时间为序排列，仿造中国典籍注本的编排方式安排译诗，以方便英语世界读者的理解和接受。类似研究还有史学家洪业于1952年在哈佛大学撰写并出版的英文专著Tufu:China’sGreatestPoet(曾祥波译),它是英语世界第一本研究杜甫的专著。尽管翻译去经典化,甚至部分翻译受到中国观众诟病,但故事化的呈现方式迎合了对文化感兴趣却并非专业研究的西方观众的需求。

尽管国外译者的一些书籍已成为美国学界研究中国文学的必读书目,甚至成为教材在美国大学使用,为西方读者打开了一扇通往中国传统文化的大门;但是,中国翻译文学作品销量不佳,受众仅是国外研究汉学的专家学者及部分大学生,多用于学术交流,普通西方读者对中国古典文学非常陌生,这种现象折射出英语世界对中国古典文学的冷漠。

新媒体时代,国际知名演员伊恩·麦克莱恩在杜甫专题纪录片中深情朗诵洪业著作中的诗歌,他的符号化标签——莎剧饰演者和浑厚深沉的英伦腔,一定程度上复原了杜甫诗歌忧国忧民、悲怆沧桑的情感,使其圈粉无数的同时,也间接增加了西方网民在社交媒体上讨论东方伟大诗人杜甫及其洪业英译专著的热情。杜甫对于国家动荡、阶级矛盾的书写,与新冠疫情下全球陷入恐慌情景有诸多相似之处,杜诗充满悲悯情怀及超越语言、国界的伟大力量能让人鼓起勇气,燃起生活的希望。由此可知,新媒体传播环境下,杜甫诗译的受众范围由小众的学者向普通大众扩展,这给当下主动寻求“走出去”的中国学者较好的启示。

(四)7W模式中的“传播内容(Says what)”

7W模式中,“传播内容(Says what)”指传播的信息内容,它是有意义的符号组成的信息组合,包括语言符号和非语言符号。杜甫海外传播过程中的传播内容主要是具有励志意义的诗歌。杜甫诗作中,有以战争为题材,批判朝政并揭露统治阶级的罪恶;也有史实为题材,在咏史怀古中感叹身世遭遇,表达理想壮志;还有以自然为题材,展现对山川河流的美好向往,独具生活情趣。译者会选择民族情感、生命情怀、多元文化和山水自然这类具有世界性主题,传递热爱国家、热爱人民、热爱自然和热爱生命这样的价值观的诗歌翻译。国内诸多译者,如吕淑湘、许渊冲、王佐良、吴钧陶等对杜甫诗歌名篇进行选译,例如《登高》《月夜》《春望》等,国内学者对诗歌单个译本进行分析评价,对多个译本进行对比分析研究[7]。示例如下:

Spring View-Translated by Xu Yuanchong

On war-torn land stream flow and mountains stand;

In towns unquiet grass and weeds run riot.

Grieved over the years, flowers are moved to tears;

Seeing us apart, birds cry with broken heart.

The beacon fire has gone higher and higher,

Words from household are worth their weight in gold.

I cannot bear to scratch my grizzled hair;

It grows too thin to hold a light hair pin[8].

有学者从及物性角度分析《春望》的译文,对比路易·艾黎、许渊冲和杨宪益的译文,指出许渊冲的译文使用了行为过程,还原了诗人悲痛难抑、老泪纵横的愁苦,译文与原句对应,隐去了心理过程“grieved”,较好地译出原句的意境,认为路易·艾黎和杨宪益一定程度上漏译或者误译了某个点[9]。

雷克斯罗斯,钟情于杜甫寄情自然山水的写实诗、与李白相处的友情诗。他的英译《汉诗一百首》(OnehundredPoemsfromtheChinese)中,有35首杜甫诗歌。他将杜甫诗歌自然与现实结合的写作手法融于自身诗歌创作中,写出了很多颇具东方色彩的诗歌作品。在雷氏的努力下,杜甫诗歌平和悠远的意境,对人民的同情和人性的关怀对美国“垮掉的一代”产生了深远影响,使得他们的诗作有意无意呈现出杜甫诗歌所传递的和谐自然观和社会责任感[10]。

国外广为流传的英译杜甫诗,均出自史学家洪业的英文专著Tufu:China’sGreatestPoet。“中国诗经过海外汉学翻译家的翻译,以一种全新的形式进入海外读者的视域,呈现世界文学性和传统的价值观。”[11]

江村

杜甫

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幽。

自去自来堂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

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钩钩。

多病所须唯药物,微躯此外更何求?

River Village

DU Fu

On a long summer day, everything has a secret beauty.

The swallows on the roof come and go as they please.

A pair of ducks dive and swim together.

My wife makes a chessboard by painting paper.

My boys make fish-hooks by bending needles.

A man who is often sick needs medicine,

what else should an ordinary person seek?

上述洪业译本中的杜甫诗用简单的语言描绘杜甫诗《江村》中人们简单的生活乐趣,语言朴实自然,道出杜甫诗蕴涵的人物共生、自然和谐和仁爱友善的价值观。与疫情肆虐下的世界人民渴望平静生活的价值理念吻合,激起了西方人的情感共鸣,这使得围绕杜甫诗的讨论频繁出现在社交媒体上。这种现象印证了雷克斯罗斯的论述,他读过很多杜甫的诗,认为杜甫的价值非常大,杜甫所关心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爱、人与人之间的宽容和同情,他认为只有这种品格才能最终拯救世界[12]。

(五)7W模式中的“传播途径(In which channel)”

7W模式中,“传播途径(In which channel)”,指信息传递所必须经过的中介或借助的物质载体。它可以是信件、电话等人际媒介,也可以是报纸、广播、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介。杜甫诗歌传播渠道为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国际期刊、学术研讨会,以及电视传媒和社交传媒。杜诗及其汉诗英译在域外的传播接受得益于政府部门、国内外学术界、文化界和翻译界学者专家的共同努力。他们在知名国际期刊、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探讨杜诗及汉诗英译,专门成立海外汉学研究中心,介绍与评析英美译家译作、研究杜诗在英美国家传播与接受现状。每年,国际期刊《杜甫研究学刊》《名家欣赏》和《中国比较文学》等大量刊发国内学者研究杜甫和其译作的专业文章。每年,中国杜甫研究会召开杜甫研究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越南、韩国、日本及欧美等高等院校及学术机构的专家学者围绕杜甫相关主题展开广泛而深入的探讨。中国英汉比较研究会在全国举办典籍英译研讨会,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优秀传统文化的海外译介与传播。纸质传统媒介尽管权威性强、深度挖掘性强,但与新型互联网传媒相比,在传播速度和传播效率上,对受众的吸引力较弱。

中央电视台的纪录片(配英文字幕)一直是向海外传递中国文化的有效尝试。当下,互联网年轻用户占比越来越多,文化传播方式也要多样化、数字化和多渠道化。杜甫诗歌传播应在电视传媒、传统媒体和社交媒体联合推动下进行,依托不同媒介传播渠道,向全球超20亿用户讲述恢宏磅礴的中国故事。2021年11月,以杜甫为蓝本拍摄制作的短片《天地之中是吾乡》在国内外社交媒体刷屏,国内以“杜甫为郑州代言”话题登上微博、抖音郑州同城热搜榜,视频在抖音实现了2天播放量“破亿”的传播速度;国外则以“你知道中国郑州”以及“你知道杜甫吗”两个热门话题在Facebook、Twitter等海外社交平台引爆,斩获众多海外粉丝,掀起了了解黄河文明、学习中华文化的热潮[13]。

(六)7W模式中的“传播情境(With what effects)”

7W模式中的“传播情境(With what effects)”,指的是对特定的传播行为直接或间接产生影响的外部事物、条件或者因素的总称[14]。纸质传媒时代,年轻人对杜甫的熟识是从教科书里一首首经典诗作开始。2012年3月,“杜甫很忙”网友系列恶搞涂鸦火遍全网,被人乱改造、涂鸦、恶搞的杜甫画像出现在语文课本上,这种病毒营销的传播方法创设了独特的杜甫传播情景,增加了年轻人与杜甫的积极互动;2020年4月,我国对外捐赠抗疫物资时,将寓意深刻的诗歌印刷于物资出口的箱子上,以明心志,聊表慰藉。

电视传媒下,杜甫纪录片中选择把旅行、生活文化、风景和遇见与讲故事的人融合在一起讲述杜甫,引导国外受众跟随杜甫成长生活的足迹,感受古老中国的历史特色,探寻杜甫诗作的文化价值。新媒体时代,这种互动情景向着更宽广的领域、更多元的形式发展,比如将历史人物IP化,拉近历史人物与现代人之间的距离,将历史人物与文旅、文创结合,让他成为地方的名牌。“首先要设计一套具有鲜明特色、有辨识度的符号系统,要持续进行爆款操作,提升IP的互动性,做好内容产业,讲好故事,同时建立不同承载场域的IP谱系。”[15]这种创设情景让传播受众置身其中,帮助他们更好地了解杜甫诗作的文化精髓与内在价值。

(七)7W模式中的“传播效果(With what effects)”

7W模式中的“传播效果(With what effects)”是指信息到达受众后在其认知、情感、行为各层面所引起的反应,它是检验传播活动是否成功的重要尺度。国内学者和英美世界杜诗研究者和汉学家的成果不胜枚举。美国著名汉学家、哈佛大学教授宇文所安潜心8年,翻译1400首杜甫诗,于2017年出版首部杜甫诗英文全译本《杜甫诗集》(ThePoetryofDuFu),共6卷3000页,重达4公斤,这是杜甫诗歌在西方世界传播和接受的力证[16]。

民间的诗歌国际研讨会,杜甫专题学术研讨会拓宽了杜诗歌对外传播的深度和广度;世界各地的孔子学院围绕中国传统文化和诗歌文学,组织一系列讲座、朗诵会和研讨会。无论从创作角度,还是阅读角度看,杜甫诗歌海外传播效果,主要特征是受益面窄,且多为研究所需。国外观众对中国诗圣杜甫的陌生,可从《卫报》中窥见,“尽管自称拥有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诗歌传统,中国的文学历史却常常被忽视”。

新媒体背景下,随着社交平台成为主要信息传播平台,普通受众被赋予了选择、延续的传播权利,他们的聚集力量成为文化信息向海外传播的重要推手。作为信息源的传统媒体为国内微博、微信,国外Facebook、Instagram等社交媒体设置新议题,政府在上述社交平台发布新闻议程,直接在国际范围内引起网友对杜甫纪录片的关注、转发和评论,推动杜甫诗歌代表的中国古诗词文化在海外的传播与接受。杜甫之所以伟大,在于他的诗作中有超越时空和语言的能在不用文化中流转的“共通性”内容——感受面对生命受困时的坚韧豁达,面对天地自然时的欣赏敬畏,能够引起全世界人民的情感共鸣,也获得最佳的传播效果。

文化交流是追求人类心灵和情感的认同,世界各国普遍重视通过文化交流来展示本国文化,提升和扩大国家软实力。中国文化走出去,就是通过各种渠道拓宽优秀传统文化对外传播途径,向世界最大限度地展现中华文化的亲和力,展现博大精深的文化积淀,让其他国家的人们理解和接纳中国的价值观念,理解中华文化的世界意义与时代魅力。近年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增强和互联网经济快速发展,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迎来新的发展契机。那么,以古典诗词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如何搭乘文化产业发展的快车,带着中华文化独特内涵和审美价值走出国门,让世界真正认识中国、了解中国呢?

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需要将对外传播内容的丰富性、传播途径的多样性、文化影响的持久性有机整合。基于此,以杜甫诗歌为代表的中国古典文学海外传播需要传播学7W模式为指导,杜甫诗歌的海外推广除遵循一般的传播规律,继续选取适合国外受众需求,引发心灵交流、情感沟通的传播内容,重视诗歌翻译的质量外,还要借力多种传播渠道,创新传播方式,展现真实、全面和立体的中国文化,并在传播受众面和效果方面提质,让世界真正认识中国、了解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