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海类专业大学生心理活力和睡眠质量的关系：负面情绪的中介效应

马忠强，牟聪瑞

(大连海事大学 a.体育工作部 b.航海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6)

睡眠是人类不可或缺的生理行为，其质量与人体生理、心理健康均有密切联系。对于船员而言，睡眠质量长期处于较低水平不仅会导致疲劳等不良生理状态，而且会对船员心理产生不良影响，继而为整个船舶安全埋下隐患。低质量睡眠导致的疲劳及引发的船员心理问题会给船员安全和健康、船舶安全和海洋环境保护带来重大人为风险。一直以来，船员睡眠问题始终是业内高度关注和着力解决的热点问题，国际海事组织海上安全委员会第100届会议审议通过的经修订的最新海员疲劳指南中，也对船员的睡眠问题给予了相关指导。虽然外界为船员的睡眠提供了客观保障，但受各类因素对船员心理的复合影响，船员的睡眠问题并未得到彻底解决。因此作为未来船员，航海类专业大学生当前存在的睡眠问题可能在其后续的职业生涯中产生一定的不良影响。

关于睡眠问题的发生，Ong J C等研究发现，睡眠相关唤醒两级模型中的次级唤醒是导致睡眠问题发生的重要过程，其所包含的“对睡眠问题后果或不利于入睡的思想行为的过度关注和情绪偏向、睡眠相关行为信念的僵化、睡眠期望的融合、对解决睡眠问题的沉迷”四种现象[1]与Bond和Hayes提出的心理活力低下的表征相符合。

心理活力这一概念最先由美国著名心理学家Hayes提出，它是指个体感受和接受所有经历，自身的记忆、思想、情绪和感觉，并在此基础上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坚持或改变自身行为的能力,也称为心理灵活性[2]。Bond和Hayes提出心理僵化的概念，表示心理活力低下。心理僵化的主要表现是个体以语言或认知为基础，由此产生的经验性回避及认知融合，具体表现为个体由于过往的刺激经历或事件，从而对一些特定的人物、场景等产生了固化的或僵化的认知及反应，当个体再次经历与这些特定因素相类似的情境时，便会下意识地、自动地作出回避、排斥、拒绝等反应，由此产生不适应性的行为，情况更严重的个体则可能因为无法将自己与外在的情境、事件分离，从而导致对自己产生极度不满意或挫败的过低评价，进一步限制自己的行动[3]。

目前，心理活力影响睡眠质量的潜在心理机制暂无心理学定论，但已有研究证实心理活力可作为睡眠质量的重要预测因素[4]。航海类专业具有就业前景相对专一、日常管理严格等特点，因此与普通陆上专业的大学生在心理特点上具有一定的差异性，不同研究对象具有不同的特征和心理需求。目前，对航海类专业大学生的心理研究与教育大多停留在广义的心理引导上，针对某一类具体心理问题的探讨和解决仍需要进一步研究。本文假设负面情绪在航海类专业大学生心理活力影响睡眠质量的过程中发挥中介效应，在现有理论和研究的基础上，以某高校航海类专业大学生为研究对象，验证心理活力、睡眠质量和负面情绪的内在关系。若此假设成立，即中介效应存在，则可以通过对心理活力、睡眠质量和负面情绪三者间的作用途径施加干预，以解决航海类专业大学生的睡眠问题,同时也能够更加全面地了解航海类专业大学生的心理特征及部分内部作用机理，为航海教育的心理层面提供参考。

(一)对象

选取某高校航海技术专业的1200名学生为对象，组织调查对象现场填写问卷完成信息收集，筛选剔除无效问卷后，共计收回有效问卷1149份，其中大三年级571人，大二年级578人，有效回收率为95.75%。由于专业男女比例的限制，女生样本较少，不具备统计学意义，故本次研究对象均为男生，被试对象的平均年龄为21岁。为确保取得调查对象的知情同意，调查组织者于对象正式填写问卷前向对象说明其自愿参与和随时退出的权利，并对本研究基本内容和填写注意事项予以解读。所有对象知情并自愿参与调查，问卷前签署知情同意书。研究结束后，参与研究的指导员负责为有意了解调查结果的对象解释相关信息，解读个人的问卷评分。

(二)研究工具

1.睡眠状况自评量表(Self Rating Scale of Sleep,SRSS)[5]

采用李建明编制的睡眠状况自评量表[5]调查被试的睡眠问题。该量表共包含10个项目，均为5级评分(1～5)，总分为所有项目评分加和，最低分为10分，表示基本无睡眠问题；
最高分为50分，代表睡眠问题严重，即评分愈高,说明睡眠问题愈严重。该量表评定的有效时间范围限于过去的1个月内。该量表在本次研究中的Cronbach"s alpha=0.74，>0.70，即信度达到可接受标准。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显示该量表存在2个维度(卡方为115.86，自由度为26，P<0.01，比较拟合指数为0.93，Tucker-Lewis指数为0.92，近似误差均方根为0.06，标准化均方根残差为0.03)，各包含5个条目；
验证性因素分析显示问卷模型拟合良好(卡方为207.20，自由度为34，P<0.01，比较拟合指数为0.92，Tucker-Lewis指数为0.91，近似误差均方根为0.08，标准化均方根残差为0.05)。

2.接纳与行动问卷第二版(Acceptance and Action Questionnaire-2nd Edition，AAQ-Ⅱ)[6]

采用由曹静等编译的接纳与行动问卷第二版中文版，该量表共计7个项目，采用1(从未)～7(总是)点计分，得分与经验性回避水平成正比，得分越高，经验性回避水平越高，即心理活力越低。该量表在本次研究中的Cronbach"s alpha=0.85，>0.70，即信度达到可接受标准。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显示该量表存在2个维度(卡方为79.56，自由度为8，P<0.01，比较拟合指数为0.95，Tucker-Lewis指数为0.93，近似误差均方根为0.07，标准化均方根残差为0.03)，维度1包含4个条目，维度2包含3个条目；
验证性因素分析显示问卷模型拟合尚可(卡方为229.41，自由度为13，P<0.01，比较拟合指数为0.94，Tucker-Lewis指数为0.92，近似误差均方根为0.09，标准化均方根残差为0.04)。

3.抑郁—焦虑—应激自评量表简版(Depression Anxiety and Stress Scale-21，DASS-21)[7]

采用由龚栩等修订的抑郁—焦虑—应激自评量表简体中文版。该量表是由完整版DASS修订而来的精简版，DASS-21与完整版DASS具有同样稳定的因素结构和同等良好的信效度。该量表在各维度不变的前提下，分别保留了7个项目，共计21个项目，即抑郁(DASS-D)、焦虑(DASS-A)和压力(DASS-S)三个分量表，均采用从“0”(不符合)～“3”(总是符合)的4级计分，总分为各分量表得分乘以2，评分越高代表对应情绪的水平越高。该量表在本次研究中的三个Cronbach"s alpha系数分别为0.89，0.89，0.88，总量表Cronbach"s alpha系数为0.92，均大于0.70，即信度均达到可接受标准。验证性因素分析显示问卷模型拟合良好(卡方为563.83，自由度为19，P<0.01，比较拟合指数为0.94，Tucker-Lewis指数为0.92，近似误差均方根为0.07，标准化均方根残差为0.05)。

(三)数理统计法

采用SPSS21.0和Mplus7.4进行描述性统计、独立样本检验、相关分析、结构方程模型分析。进行数据分析前，首先通过Harman单因子检验法对本研究的共同方法偏差进行检验，结果显示，本研究的共同方法偏差符合统计学要求。

(一)不同年级航海类专业大学生睡眠质量负面情绪及心理灵活性得分比较

随着年级增加，大三年级航海类专业大学生在睡眠质量、负面情绪和心理活力方面得分均不同程度低于大二年级，即大三年级航海类专业大学生在睡眠质量、负面情绪和心理活力三个方面表现均优于大二年级的航海类专业大学生，突出表现在抑郁情绪方面，如表1所示。

表1 不同年级航海类专业大学生睡眠质量负面情绪及心理灵活性得分比较

(二)睡眠质量与负面情绪、心理活力的相关分析

在控制年级的前提下，通过偏相关分析法，利用pearson相关系数检验睡眠质量、负面情绪与经验性回避(心理活力)三者两两之间的关系。如表2所示，睡眠质量得分与负面情绪总分及其各维度得分、经验性回避得分均呈正相关(r=0.39～0.52)，负面情绪总分及其各维度得分与经验性回避得分也呈正相关(r=0.57～0.72)。即睡眠质量与负面情绪水平呈负相关，与心理活力呈正相关，心理活力与负面情绪水平呈负相关。

表2 航海类专业大学生睡眠质量与负面情绪及心理活力的相关分析(r，n=1149)

(三)航海类专业大学生负面情绪对于睡眠质量和经验性回避关系的中介效应分析

利用Mplus7.4进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验证负面情绪是否对睡眠质量和经验性回避存在中介效应。模型拟合结果如下：卡方为168.61，自由度为11，P<0.01，比较拟合指数为0.93，Tucker-Lewis指数为0.91，近似误差均方根为0.09，标准化均方根残差为0.04，各项指数表示模型拟合尚可接受。随后基于Bootstrap方法进行中介效应分析，并估算置信区间。将Bootstrap Samples设为3000，Bootstrap CI method选择“Bias Corected”。经中介效应和置信区间分析得出，Bootstrap 95% CI分别为(0.06～0.17)、(0.09～0.22)，中介效应大小为0.172(1.197×0.144)，占总效应的56.67%，即航海类专业大学生的心理活力对睡眠质量的中介效应是显著的，与本文假设一致，但为不完全中介。因此，负面情绪会对航海类专业大学生的心理活力产生消极影响，继而对睡眠质量造成影响。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航海类专业大学生中，大二年级的睡眠质量低于大三年级；
航海类专业大学生的心理活力水平与其睡眠质量呈正相关；
心理活力水平能够对航海类专业大学生的睡眠质量进行正向预测；
心理活力可以通过两种不同的途径干预睡眠质量，其一是直接作用，其二是以负面情绪为中介的间接作用，且为不完全中介。

(一)不同年级航海类专业大学生睡眠问题分析

根据本研究结果，不同年级航海类专业大学生均存在轻度睡眠问题，且大二年级睡眠问题得分率高于大三年级。睡眠问题往往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大学生正处于心理变化、发展快速的人生阶段，难免要面对集体生活、学业负担、就业竞争、个人情感等多方面的压力[8]，这些因素都会对包括航海类专业在内的大学生的睡眠问题、心理健康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不同年级间睡眠问题的差异同样受多种因素的影响。航海类专业大学生大三年级较大二年级对于校园生活适应性更强，而由于专业培养计划的安排，大三年级的学业压力也开始逐步下降，与此同时，对就业信息的了解更加全面和详细，因此对就业前景更加清晰、自信。综合各种因素，大三年级航海类专业大学生睡眠质量高于大二年级。

(二)心理活力对航海类专业大学生睡眠问题和负面情绪的影响

根据本研究结果，航海类专业大学生的经验性回避水平与其睡眠问题成正相关，即被试经验性回避水平越高，其睡眠问题也更严重。经验性回避作为心理活力低下的表现形式之一，也说明了心理活力越低，对睡眠问题产生的影响越大。通过分析各量表指标可知航海类专业大学生的低心理活力对其睡眠问题产生的影响主要表现为：纠结于睡眠问题带来的不适及可能引发的各种后果；
投入大量精力克制、回避或忽略自身所有影响睡眠的动作、心情、想法等，从而忽视了自身正确的目的以及对当时环境、情境的感知和对自身的有效调整，不但没有减轻睡眠问题，反而使问题加剧。

本研究结果也验证了负面情绪会在航海类专业大学生心理活力影响其睡眠的过程中发挥不完全中介效应。过往研究指出，经验性回避水平较高的个体容易采取压抑、回避的方式来应对消极体验，这种做法会加剧甚至引发长期的负面情绪[9]。Paraskevi研究发现，负面情绪与睡眠质量密切相关[10]，负面情绪越严重，睡眠也越差。因此心理活力不仅会直接对航海类专业大学生的睡眠问题产生影响，还会通过改变被试的负面情绪，继而对其睡眠问题产生进一步的影响。

(三)心理活力对航海类专业大学生睡眠质量的预测作用

通过航海类专业大学生负面情绪对睡眠质量和经验性回避关系的中介效应分析可以得出，经验性回避对睡眠问题有预测作用。卢海珍等研究证实，心理活力可直接影响被试的睡眠质量[11]。陈盈等[12]研究也发现，个体心理活力越低，睡眠质量越差，这与本研究结论一致。以上证据都充分说明，心理活力作为改善睡眠质量的保护性因素，是个体不可或缺的心理素质，高水平的心理活力能够减少个体的睡眠问题。因此可以通过研究了解航海类专业大学生的心理活力水平，以及其中经验性回避的维度，对航海类专业大学生的睡眠质量进行预测，并对其中存在心理僵化及倾向的学生进行及时有效的干预。

(四)对于航海类专业大学生心理活力的干预办法

过往研究指出，可以通过提高被试心理活力，进而提高自我管理水平，最终改善睡眠质量[13]。Lundh和Ong在解读两级睡眠唤醒模型时提出，可以通过培养心理活力改变认知过程，进而改善睡眠质量[14]。所以，可以结合航海类专业大学生及船员的特点，针对其中存在睡眠问题的对象，采取提高心理活力的干预办法，以提高睡眠质量，并达到保障学习效率和工作安全的目的。目前，培养提高个体心理活力的主要方法是接纳与实现疗法。这种疗法由Hayes开创，以接纳与正念为核心和基础，将个体心理活力的提高作为干预的最终目标，也是美国兴起的第三代心理疗法。接纳与实现疗法的主要流程是“接受—认知解离—认知融合—以己为景—澄清价值—承诺行动”，通过6个联系密切的过程来实现最终目标[15]。

然而由于船员工作性质的局限，目前无法随船配备具有专业手段和从业资格的心理工作者。相比之下，作为未来船员的航海类专业大学生有更多机会，也更方便接受心理干预。对于航海类专业大学生而言，可以采取集中和个体干预两种形式。集中干预主要传授航海类专业大学生接纳与实现疗法的思维模式，并引导学生养成接纳与实现的思维，同时在此过程中发现心理活力低下、存在睡眠问题的学生；
个体干预主要解决在集中干预过程中发现的问题个体的心理和睡眠问题，在接纳与实现疗法干预并解决这类学生的问题的同时，使其更加深入地了解、适应以及应用这种思维模式。

综上所述，可以将心理活力作为一项职业心理素养在求学过程中予以培养，不仅注重提高航海类专业大学生的心理活力，改善其当下的问题，也使其掌握接纳与实现疗法的干预方法，帮助航海类专业大学生在后续的船员职业生涯中更好地应对睡眠、心理方面的相关问题，从而减少疲劳、负面情绪等人为因素造成的不良影响，提高对船舶航行安全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