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演达瑰奇的一生（十一）

刘南燕

蒋介石逮捕邓演达后，不免心虚，生怕临委会报复，以至于他自己返回南京的时间、地点都是虚晃一枪。据1931 年8 月2 1 日《时事新报》载：“（本埠消息）国民政府蒋主席日前来沪，恭送岳母宋太夫人之丧，现以事毕，已于昨日上午9时50 分由沪西真茹车站乘京沪特快车晋京。……蒋主席原定9 时30 分乘京沪特快车晋京。迨至该车开行时刻，而蒋氏尚未到站。各欢送者守候良久，未见蒋氏驾临。当用电话询问，谓蒋主席已乘汽车离贾尔业爱路迳赴真茹车站上车。并经蒋氏随从卫队到站通知，嘱即开车，欢送人员始各散去。”

邓演达被关在羊皮巷军法司“优待室”。9 月15 日，被捕的其他同志也一齐被押解到南京，关在军法司的临时监狱。看守邓演达的吴营长系军校出身，素仰邓演达的为人，对他奉侍唯谨，曾请邓演达书联赐教。邓演达手书“人生当自忙不息 天地原来未瞬留”一联给他。在军法司囚禁期间，邓演达阅读书报，思考问题，并通过狱卒传递，给罗任一等写过5 封信，亲切关怀被捕同志的生活、健康，询问大家的饮食情况，将他对时局的看法和得到的外面的消息告诉大家，还把外面接济他的钱转给大家使用。同狱的难友伙食很差，天凉了缺少衣被，邓演达亲自与当局交涉，争取改善他们的待遇。邓演达还写信给宋庆龄及其他方面，请他们设法营救这些同志，更多的则是勉励大家多读书：“大家宜乘此时机，多读书，好好修养。我们出去时必有更大的使命给我们担负。我们的时候，或者快要到了，希望大家安心修养，读书，这是最要紧的事。”第五封信是11 月3 日用红色铅笔写在草纸上的：现移南京城外炮垒中，今后恐不能通一字矣。

“九一八”事变后，邓演达给郑太朴写过一张纸条，鼓励郑“不要悲观”。同时，也给南京的万灿等写了3 封信：一是谈他的狱中生活；
二是谈“九一八”以后，应与各党合作，共赴国难，发动群众，对日宣战；
三是谈他不知将迁往何处，今后无法通信。

邓演达被捕后，临委会立即开展营救，举行了有邓演达胞兄邓演存参加的紧急会议，推举朱蕴山主持营救工作，不少人建议劫狱。在南京，有黄埔生自发组织武装营救队，不幸事败，被蒋介石通缉。10 月，黄埔二期学生许沅圃（临委会成员）从南京潜往上海，向朱蕴山提出具体的营救计划。他说，邓演达被关押在三元巷军委会后面，他有一个排驻防三元巷，负责监护邓演达，他的亲信卫兵一个班，每星期日夜间值班，可以营救邓先生出狱，但要先筹好5 万元，把这全班10 个人的眷属转移到上海安排好后再行动。朱蕴山、季方等研究同意，找到黄琪翔，筹足了5 万元。为了实施营救计划，朱蕴山特由上海迁居南京，为避免引起特务注意，特地把自己的岳母和5岁小儿也接到南京同住，并派人在临河的水西门旅馆租好两套房，事先包好了船，作为邓演达出狱后的临时转移地。大家计划在三元巷后面的电影院夜间散场时动手，散场时人多，邓演达混杂在人群中，不易被人发现。劫出后，邓演达即可在水西门旅馆换装，乘船由水路逃离南京，经上海出走香港。换装的衣服也准备好了。正当一切准备就绪，要实施营救时，邓演达却被移解到紫金山麓的荒屋内，营救计划落空。

蒋介石对邓演达软硬兼施，先以高官厚禄引诱，许以中央党部秘书长或总参谋长的要职，要邓演达放弃自己的主张，解散组织。邓演达不为所动，说，革命是中国人民的要求，个人是代表人民要求而行动的，如能接纳人民要求，举行真正的国民会议解决中国革命问题，则有商量余地，除此之外，个人一无所求。早在1925 年，他说过：“人生总是要死一次的，不过为人民，为大家去死，才能够死得得当就是了。”1927 年，邓演达在文章中写道：“每个革命的人们，都应该把自己的生命与群众的生命与社会的生命打成一片，能够这样，才可以去拼命革命，去拼命同残酷的社会奋斗，每个革命者都应该把自己的生命交给群众，交给社会，交给党，才能够把生时的工作不当作是自己的工作，才能够把死后的生命寄托在整个的社会，寄托在后来繁荣发育的社会群众身上。”他在用行动实践着自己的信念。

“九一八”事变后，宁粤议和，蒋介石被迫下野。蒋介石又派人劝邓演达，只要他公开声明解散临委会，即任命他为剿匪副总司令，与蒋（剿匪总司令）一同去江西剿共，或者派他出国考察。邓演达严词拒绝：“我要为中华民族维护正气！”正如宋庆龄所说：“这位超群出众、得天独厚的革命家，因其早置死生于度外，所以他才能那样坚定忠实，绝不妥协，未曾有片刻为物欲所动摇，地位、权势和财富，只要他要，全十分容易获得，但他却轻蔑地以之不屑一顾。”

蒋介石十分恼火，但邓演达是不可多得的人才，杀之可惜。最后，蒋介石在下野之前，又派人找邓演达，只要求邓演达在蒋介石下野期间不再写反蒋文章，即可获释，仍遭到邓演达的断然拒绝：“我写反蒋文章，不是我邓演达要写，是中国人民要我写。”“我要为中华民族维护正气。”当时，黄埔军校历届毕业生联名要求蒋校长释放邓教育长，这使蒋介石大为震惊。这时，戴季陶又进言：“今天可怕的敌人，不是汪精卫、陈济棠，真正能动摇政府根基、分散黄埔力量的，只有邓演达一人。”蒋介石在宁粤谈判中同意下野，他深信只要有黄埔系和军队的支持，他就会复出。但他担心下野后，两广方面会释放邓演达；
邓演达也许会与孙科、陈铭枢，甚至胡汉民合作，利用自身优势控制黄埔系，进而控制军队，自己再想重新上台，困难将会大得多，邓演达是他卷土重来的真正障碍，纵之可畏呀！何应钦、何键等也联名电蒋杀邓，称邓演达“在武汉时期为共产党张目，现又背叛党国。此人不除，不足以安天下，慰党国”云云。

邓演达对革命抱有坚定的信心，对未来充满着希望。在铁窗中，他读书、看报，如饥似渴地学习，准备迎接新的战斗。“九一八”事变后宁粤矛盾缓和，他估计在这种形势下，蒋介石不会向他举起屠刀，但他对蒋介石的阴险毒辣还是估计不足。

1931 年11 月29 日夜，蒋介石在下野前夕，派其卫队长王世和谎称移居汤山，带领卫士将邓演达秘密押送至麒麟门外沙子岗，诡称汽车抛锚，要邓演达下车。邓演达刚走出车门，枪声突起，一代英豪，惨遭杀害。

在邓演达被害前，邓演达的哥哥邓演存天天都去陈铭枢处打听消息，陈一再告诉他：“蒋介石到了这个时候，绝不敢对择生下毒手，放心吧！”陈铭枢认为，蒋介石已快被迫下台了，他还敢冒此大不韪吗？只要蒋介石离开南京，孙科确实掌权，释放邓演达还不容易吗？当时宁粤妥协的条件之一就是蒋介石释放囚禁在南京的所谓政治犯，胡汉民、李济深等都因此获释。邓演存满以为他的弟弟也会平安回来，特地准备好了一应衣物，谁知传来的消息竟是邓演达已被秘密杀害！

邓演达被害的消息于12 月初透露出来，临委会派人向京沪卫戍司令陈铭枢打听虚实，陈铭枢对此一无所知，茫然地说：“要是被杀，我是会知道的。”

12 月14 日，宋庆龄从何应钦的部下处得到有关邓演达的传闻后，当即从上海赶至南京见蒋介石，说：“国难当头，你与择生的矛盾，我来给你们调解。你把择生叫来，我们三人当面谈谈。”蒋介石默然不语。宋庆龄又追问：“如果你觉得在这里谈不方便，就派人陪我去见择生，我先同他谈，然后再三人一起谈。”蒋介石仍默然。最后，宋庆龄表示一定要见邓演达，蒋介石才不得不说：“你已经见不到他了。”宋庆龄当即勃然大怒，一手把茶几掀翻。蒋介石窘迫地躲上了楼，宋庆龄愤然离南京返沪。

1931 年12 月，邓演达之兄邓演存（右一）携亲属在邓演达入棺后默哀。

噩耗传来，陈铭枢极为震惊，立即派员，经多方查找，才在沙子岗荒野上找到被特务草草掩埋的邓演达遗体，烈士面容模糊已不能辨认，幸以其身材魁伟、所穿为其兄送来的手制棉衣可证。陈铭枢为之料理后事，葬于南京通往汤山的荒山坡上，陈铭枢在碑上亲书“故友邓择生先生之墓”，下款直书“陈铭枢题”。

宋庆龄回到上海，发表了《宋庆龄宣言》（《国民党已不再是一个政治力量》），痛斥蒋介石“借反共之名，行反动之实”，“艰苦卓绝、忠勇奋发之邓演达，终遭惨杀，即其一例。”

12 月16 日，临委会发出《中央通告》，号召全党“要在悲愤、惨痛中接受邓同志的遗教，坚实我们的团结，巩固我们的组织，整齐我们的步伐，一致携手踏着先烈光荣血迹前进，剿灭我们的敌人，完成我们神圣的事业。”至此，蒋介石已不能掩盖其罪行，急令伪造军政部军法司特别会审邓演达的“判决书”，妄加罪名，宣布邓演达死刑，在报上登载。

邓演达殉难的消息传来，临委会和黄埔革命同学会成员无不涕泣。他们不畏白色恐怖，不顾个人安危，义愤填膺地走上街头，散发《宋庆龄宣言》，刷写“打倒蒋介石”“邓演达先生精神不死”“坚决为邓演达先生报仇”等标语。北平的党员把“打倒蒋介石，还我邓演达”的标语贴到北平卫戍司令部。连蒋介石营垒的一些人也深表同情，一个姓吴的看守营长，辗转送出邓演达的遗物。

蒋介石下野后，南京政权由孙科出面组阁。经宋庆龄联合冯玉祥等作保，同邓演达一道被捕的郑太朴等12 人，均于1932 年1 月6 日获释出狱。他们在被关押期间，都表现得十分坚贞，没有辜负组织和邓演达对他们的期望。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判陈敬斋死刑。

1955 年，中共中央统战部牵头，组成由朱德为团长、黄琪翔为副团长的谒陵代表团赴南京参谒中山陵。谒陵后，黄琪翔陪同朱德到沙子岗参谒邓演达墓。在邓演达墓前，朱德感慨地说，邓先生的确是一个真正的民主主义者。1957 年，烈士遗骸迁葬于中山陵左侧，与廖仲恺墓左右并立；
重修陵墓，树立何香凝题写的“邓演达烈士之墓”石碑，并在碑后镌刻烈士生平。

位于南京中山陵东侧的邓演达烈士之墓。

邓演达是中国民主革命杰出的政治家。他在大革命失败后第一个明确地提出了激进的民主主义的政治主张。他不受传统思想的束缚，不拘泥于现成结论，追求真理，独立思考，思想深邃，勇于探索，表现了超人的大智大勇。在大革命失败，革命处于低潮时，邓演达坚持斗争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激励着遭受挫折而分散的同志们继续奋斗。“当时所有忠实的革命同志，为黑暗所笼罩而陷于低沉，独有他的精神依然坚强勇毅，不为任何外力所屈，始终过着最朴素可为楷模的生活，无时或息地激励着、集合着被挫折所分散了的同志，以共同致力于国事。”（宋庆龄《纪念邓演达》）

邓演达在武汉时期的革命活动是他一生中最光辉的一页。他的政治主张，与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有一致之处，他的革命活动与中国共产党的斗争相互呼应。邓演达高风亮节，用鲜血为自己革命的一生写下了绚烂的最后一页，以浩气感召着他的同志们在艰苦曲折的革命道路上不屈不挠地前进。他的英勇献身精神，永远值得人们尊敬和称颂，他的伟大功绩永远是中国革命史册上光辉的一页。正如许德珩在他殉难50 周年时题写的对联所说：“坚贞不屈，献身民主。碧血丹心，照耀千古！”

毛泽东赞邓演达烈士“以身殉志，不亦伟乎！”他在1961 年与周谷城的谈话中说：“邓演达这个人很好，我很喜欢这个人。”

1944 年，周恩来说：“在武汉时，若以邓演达为中心，会更好些，而当时我们不重视他。”“这人的人格很高尚，对蒋介石始终不低头。”

在纪念邓演达先生诞辰90 周年座谈会上，中共中央称邓演达先生“为国家民族的独立、平等、自由，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建立了丰功伟绩，不愧为中华民族的一名优秀战士。”

邓演达的爱国主义精神，气贯长虹，与日月同光。（连载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