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视角下企业“探索型学习-利用型学习”的研究回顾

林枫 美仁萨穆萨 魏雨馨 冯静

(1.三峡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 湖北 宜昌 443002; 2.三峡大学 实验室与资产管理处, 湖北 宜昌 443002)

在当前激烈、动荡的竞争环境下,企业一方面需要采取探索型学习(exploration)来开发新知识和发掘新的市场机会,以适应未来环境的变化;同时,企业还要通过利用型学习(exploitation)来应用现有知识并获取短期收益,以维持当前的发展(一些研究中常用双元或双元性-ambidexterity来表征这两类学习),因此,这两类学习活动均是各类企业持续经营的重要基础。自March于1991年首次提出成功的、卓越的企业要同时开展探索型学习和利用型学习以来[1],这两类学习的理念已普遍应用于组织学习、战略管理、企业文化、技术创新、组织变革以及人力资源管理等管理学的多个领域[2],并在过去的30年中一直是管理学研究中一个非常受重视的议题[3],也激发了众多学者在该主题下不断挖掘这一构念的相关内容,从多角度、多领域展开了一系列的深入研究[4-5]。这些研究成果丰富、深化并拓展了管理学的基本理论,已逐渐发展为组织研究的一种新范式[2]。

经过30年来国内外学者们的不断努力以及所取得的丰富研究成果,我们认为有必要对该理论进行一个较系统的梳理和总结。从理论研究来看,洞悉研究的进展和取得的成果,为该领域的研究者提供了一个较全面、系统的概览,这将有助于学术界对这一理论的发展、研究方向有一个全面的把握,洞悉未来可能存在的主要研究缺口,明确未来潜在研究的拓展和深化。一般而言,从理论视角来看,相关研究主要是提供所研究变量(或构念)相关性的理由和逻辑,说明解释变量(自变量)、被解释变量(因变量)、中介变量以及调节变量的关系[6]。基于理论研究视角的思想,随双元学习研究的不断深入,论文着重梳理出“探索型学习-利用型学习”的内涵与维度、影响因素、调节变量以及作用机制等研究成果,一方面有助于学术研究的发展和深化;同时,也有助于企业解决在应用这两种冲突性学习时所面临的困难和挑战,帮助各类企业有效开展这两类学习并进而构建出更适应未来环境变化的高效组织。

探索型学习主要表现为变革、实验、冒险、创新等学习活动,其重点在于开发新的知识和发掘新的市场机会,其主要目的在于寻求新的知识与市场机会来适应未来环境的变化;而利用型学习主要表现为选择、执行、实施、应用等学习活动,其重点在于应用、拓展现有知识并获取短期收益,其主要目的在于获取生存并维持当前的发展[1]。这两种不同类别的学习,所需要的绩效评价、运营流程、文化、战略、组织结构等往往是不同的,而且常常是在竞争组织稀缺资源的情况下产生目标冲突[7]。因而,这两类学习均是企业持续发展所需要的,但需要企业有效平衡和合理安排[1]。

按照前因(影响因素或驱动因素)、后果(对绩效的影响,或实现机制)、调节变量与中介变量的基本思路,来归纳理论研究视角的重要主题[8]。

(一)影响因素

鉴于探索型学习和利用型学习间存在内在的、固有的张力,驱动、引发这两类学习活动的因素,大致可以归为环境层面、组织层面以及个体层面这三类[8-9]。

1.环境层面的影响因素

主要包括环境的动态性、外部冲击、竞争强度、收益独占型制度(appropriability regime)等因素。

(1)环境动态性。环境动态性一般指的是环境变化不可预测的程度,这些变化可能源自于顾客偏好的转移、技术的革新或市场需求的变化[9]。在稳定的环境中,组织可以应用现有的知识、机会来保持竞争优势并获得发展,但在动态的环境中,现有的产品或服务往往不能更好地满足顾客的需求,从而需要组织开发新的机会以及探索新的知识来适应这些变化。因此,动荡的环境更有利于那些能够快速响应并及时利用新出现机会的组织。Sidhu等[10]的研究表明,环境动态性会扩大组织对信息的搜索以及新知识的探求,用来减少管理的不确定性。

另外,组织可以通过从熟悉的和类似的合作伙伴以及战略联盟成员那里寻求外部资源来应对技术的变革以及市场的不确定型[11]。类似地,Lant等[12]的仿真研究表明,在不确定和动荡的环境中,组织通过探索型学习能配置更多的资源,这种环境的不确定性加速了企业为生存而开展创新的速率,从而增加了企业在探索型学习方面的投入。也有研究表明,持续的环境动荡削弱了企业开展探索型学习的努力,因为这样的情况不仅降低了现有知识的价值,也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通过探索型学习获得的新知识的价值[13]。当然,不管如何,组织必须应对环境的动荡或不同程度的变化,也就是,环境动荡的频率、影响大小决定了支持组织适应环境变化所需的探索型学习的投入和程度[14]。

(2)外部冲击。与环境的动态性侧重于不可预测不同,(环境)外部冲击强调的是突然的或意外的环境冲击造成组织难以控制或无法控制[15]。外部冲击往往是由不可预见的事件引发的,比如技术突破、政策变化、或管制变化等,这些具有革命性的变化往往使得组织现有的技术技能、知识等无法适应从而面临被淘汰的风险[16]。这样的情况曾经在多个行业出现,如航空业、服装业、医疗行业,外部冲击需要组织及时作出响应并提出应对之策。然而,面对这样的情况,一些组织可能会加快其知识的转化和现有收益的获取,来弥补其过去的投资;而有些组织可能会加强其探索型学习的投入和努力,以期能适应随后的渐进式环境变化来获得持久发展。不同组织的选择,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揭示出组织通过探索型学习与利用型学习来应对环境冲击的条件[8]。

(3)竞争强度。竞争强度一般指的是组织在竞争同一有限资源时,彼此之间可能保持零和关系的程度[17]。通常,竞争压力会随竞争对手数量的增加而加剧,这往往导致产品价格下降、收益减少,组织的冗余度也随之降低。在这种情形下,现有产品、服务、运营流程的持续改进不足以抵御竞争,因此,不断加剧的竞争压力要求组织必须进行探索型学习,以推进变革并培育出新竞争优势的来源[18]。因此,组织需要根据竞争强度的变化而随之调整学习的重点,这就强调了对内部资源的需求,以使组织能够承受竞争强度所带来的压力。因此,在竞争加剧且企业竞争压力较大的期间,作为强化组织在现有市场的立足点以及塑造在新市场存在的重要举措,探索型学习比利用型学习对企业的发展更重要;与之对照,当竞争态势减弱,组织可以通过利用现有产品、服务和技术而不产生探索型学习的风险,也可以产生合理的投资回报,则需要利用型学习来获取收益[8]。

(4)收益独占型制度。组织能从其创新活动中多大程度上获得合理、适当的回报与价值,这取决于收益独占型制度。当收益独占型机制比较薄弱时,例如政府对知识产权、创新创意保护不足的情况下,组织往往无法有效保护其专有资产,从而降低了企业从事探索型学习的动力[19]。在这样的情景下,探索型学习的价值和效果就会削弱,组织可能就会降低甚至停止对探索型学习的投入,而将重点放在利用型学习上。因此,从知识观来界定探索型学习与利用型学习时,探索型学习可能与收益独占型制度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18]。Todorova和Durisin[20]进一步指出,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不够,且创新、知识很容易复制、模仿时,则竞争对手的跟进模仿的可能性是很大的,那么创新企业就难以独占其创新所产生的收益,从而降低了这些企业对探索型学习的投入。

2.组织层面的影响因素

环境层面的影响因素解释了组织倾向于开展探索型学习或利用型学习的外部原因,但它们无法解释行业内不同企业开展探索型学习与利用型学习的异质型原因。这些组织层面的因素可能与组织的吸收能力、组织资源、企业认同与文化、公司经营年限、公司规模、组织结构等相关,而这些因素又往往根植于组织的发展历史与组织的地位、认同感等。

(1)组织的吸收能力。组织探索新知识的能力与组织的吸收能力密切相关,也就是,组织评估外部知识、并将之内化并应用的能力[21]。组织的吸收能力通过外部知识的搜索从而增强了其与外部环境的互动和联系,并推动、改善了组织内部或不同子单元之间的相互学习,从而,组织的吸收能力促进了本组织主动、先占型地开展业务,探索新兴技术、并挖掘可能存在的市场机会[22]。

开发并不断更新知识储备的组织更适应构建吸收能力,并从事探索型学习的相关活动。以往的研究也表明,内部的研发活动是学习和培育吸收能力的基础和先决条件,虽然吸收能力能够促进探索型学习,但组织也会限制探索过程中的知识搜索的规模和范围,因为组织也需要评估和理解新知识[23]。考虑到吸收能力和探索型学习之间从理论分析上是存在正相关关系的,但因为吸收能力和探索型学习两个构念的内涵比较宽泛,还需要从实证方面加以验证它们之间的这种因果关系[8]。

(2)冗余资源。这种资源指的是超出组织正常运营所需的多余资源[24],主要包括未被吸收、利用的闲置资产(如多余的资金、土地)以及被吸收、利用的闲置资产(如对组织当前正常运营的过度投资)。这种资源对创新进而对探索型学习的影响,学者们的观点并不一致。

肯定的观点认为,多余资源虽以吸收利用和未吸收利用形式存在,但通过缓解组织面对环境波动和经济下行的压力,承担着风险并推动了创新,一定程度上强化了探索型学习的活动[25]。Cyert和March[26]认为,冗余资源是将资源分配给创新的一个必要但非充分的条件,这种资源促进了搜索、实验以及创新,同时也能避免失败时的一些不利后果,因此推进了组织的创新行为。另外一种观点认为,尽管存在竞争压力或市场变化,但拥有冗余资源的组织往往通过合理利用当前的冗余资源而非创新也能实现绩效目标,也能保持当前的运营与发展,这些组织的探索型学习的动机以及投入,往往比那些生存取决于创造新增长引擎的组织要弱[27]。

冗余资源可能推进也可能减缓探索型学习,这个看似不一致的观点可以用权变理论(contingency)来解释。比如,配置吸收利用或未被吸收利用冗余资源的倾向,可能取决于这些冗余资源的性质或规模、对组织竞争优势的贡献以及组织所感知的环境威胁。尤其是,在面临重大环境威胁时,未被吸收利用的冗余资源,可用来引导、推动组织进行探索型学习;而当竞争强度降低以及环境稳定没有较大威胁时,相同的资源就激发更多地进行利用型学习来获取收益[28]。另外一种协调这些对立观点的方法是主张冗余资源对学习类型是曲线而非线型关系。具体而言就是,没有充足的冗余资源,组织就难以进行高风险的实验和创新,从而不利于探索型学习;而充足的冗余资源,则可能造成组织懈怠、盲目甚至不合理的业务从而降低了创新型、风险型的学习活动,而对探索型学习产生不利的影响,即冗余资源和探索型学习之间是一种逆向的U形关系[29]。

(3)组织结构。组织通过界定不同职能和单元之间的权力、资源和责任分配的组织结构来开展其运营活动,一般而言,机械式结构维持组织的日常运作、保持职能的专业化以及正式的职责和权力,更多的是进行利用型学习活动;而有机式结构更加柔型灵活,更多的是开展探索型学习活动[2]。具体来说,探索型的学习需要非常规的问题解决方案以及搜索新的知识,但这可能会降低信息处理的效率;反过来,正式化的组织结构通过对流程和产品的渐进式改进从而推进组织更多地开展利用型学习活动。Jansen等[29]的研究也印证了这一观点,采用机械式结构的集权决策的金融服务部门,较少进行探索型的创新,这些采用正式结构的金融服务业者,更多的是进行利用型学习来获取当前的收益。

(4)组织认同与组织文化。组织认同赋予了组织的属性,而这种属性与组织的特性、持久性紧密相关[30]。组织认同为其员工提供了有关组织目标、使命的理解和看法,并通过塑造组织文化来影响探索型学习和利用型学习活动。组织文化规范、引导着组织成员的态度、信念和价值观,一些具有强大文化的组织,其成员在整个组织中共享一套强有力的行为规范以及价值观,这种强烈的组织认同与组织文化,对组织成员的行为进行了控制和约束[31]。

强大的文化往往将组织限制在已知的和已开发的领域,如Sorensen等[32]的研究表明,强大的组织文化推进、强化了现有能力的应用而以放弃探索新知识、培养新能力为代价,因为这种文化是需要时间沉淀积累的,而这与组织的应用能力来获取生存密切相关。但如果组织的使命是倡导持续创新,则这样的使命会鼓励更广泛地搜索新的信息、获取新的知识来开展创新实验,这样的文化就对探索型学习具有积极的作用[33]。

(5)组织经营年限。新创型企业往往受新进入障碍、资源有限等诸多限制而更容易失败[34]。换言之,新创企业一般缺乏生存和发展所需的多种资源、加之有限的顾客基础、还需要和在位企业以及其他利益攸关者构建、维护必要的往来,因此,组织经营年限较短的企业,一般会更多注重探索型活动。反过来,经营年限较长的企业,在跟上技术进步方面会遇到困难,因为他们依赖于固有的惯例、技能和知识,这种组织惯性会更多追求利用型活动来获取收益[35]。因此,面对固有惯性压力的老龄化组织,则更多依赖于其现有的技能和知识,参照组织以往的学习经验,以一种习惯性的、一致的方式来应对环境威胁,因此经营年限较长的企业更倾向于进行利用型学习而较少探索型学习[8]。

此外,成熟的组织在运用积累的经验、并与供应商及顾客构建关系时更加高效。利益相关者可能更支持或接受表现出责任感、有良好绩效的组织,而这往往会进一步鼓励组织致力于遵从现有惯例与组织流程、并应用现有知识来维持其地位,这些压力强化了组织利用现有知识以及应用以往经验的趋势[35]。例如,Sorensen和Stuart[32]通过对半导体和生物技术公司的研究中发现,成熟的组织往往更积极地参与利用型学习,更多地进行专利的自我引用。同时,成熟的组织也更可能参与有利于提升生产率的开发、应用型战略联盟。

(6)组织规模。关于组织规模对探索型学习和利用型学习倾向的影响,目前学者们的研究结论还不一致。一方面,组织规模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组织惯型更加固化,管理机制、管理方式等方面往往更加僵化,呈现出“大企业病”倾向从而阻碍了探索型的学习活动、限制了对新机会的寻求和挖掘[34]。Rothaermel等[36]的研究表明,组织规模与企业参与应用性联盟的倾向是一种正向的关系。另一方面,Beckman等[11]认为,规模较大的组织一般更容易获得发展所需的资源,因此可以支持组织以及合作联盟的探索型学习活动。但其他的一些研究没有发现组织规模和探索型学习活动中的信息获取范围存在正向关系,因此,组织规模和探索型学习还是利用型学习之间的关系还值得进一步验证[8]。

3.个体层面的影响因素

这方面的因素主要考虑的是组织中高层人员及团队的影响等。

组织高层管理团队的行为倾向、认知能力、学习能力以及经验等都可能影响组织开展探索与利用的取舍。比如,管理者行事谨慎、具有较高的风险规避倾向,则往往会更注重应用能力而不愿冒险开展探索型活动,因为利用型活动带来的收益更确定、更直接、更明显,因此风险规避者通常更倾向于利用型学习[1]。反之,具有冒险精神和较高风险倾向的管理者,则更可能为企业的生存而不断寻找新的机会、不断尝试和培育新的知识和能力。换言之,企业生存所需的最佳探索和利用水平,可能不同于追求增长战略所需的探索和利用水平。如果管理者一直规避风险,那他们对利用学习的注重可能导致组织以牺牲探索学习为代价而持续运用现有知识和能力。

另外,重复运用利用型学习也会形成“成功陷阱”从而阻碍企业进一步开展探索型学习[18]。通常,这种重复利用行为会产生可靠的回报和反馈,使组织能进一步完善其现有知识体系和能力,并能更好地评估开展利用型学习活动所取得的成果。利用型学习所带来的成功提高了现有技术的效率,并限制了对新知识、新机会的探索。这种追求利用型学习所带来的短期目标可能导致组织陷入“成功陷阱”,牺牲了探索学习而强化了利用型学习。类似地,随着高层管理团队的成长和不断成熟,他们往往会更加聚焦于内部的知识能力的应用,也更加同质化地采用这样的学习行为。这种同质化的行为过程在高绩效组织中尤为突出,这进一步推进了利用型行为而不断去除了探索型活动[37]。

而且,从经验中学习也会形成自强化倾向以及路径依赖,从而强化利用型学习活动而阻碍接下来的探索型学习活动[2]。考虑到探索型学习和利用型学习需要不同的知识、技能、资源和规则,随着组织在探索或利用中的某个领域获得了更多的经验,他们发现投入到他们具有经验的学习活动中更有效,这就产生路径依赖问题,从而进一步强化其主导的活动。例如,基于软件行业联盟的研究,Lavie和Rosenkopf[38]就发现,以往探索学习的经验强化了组织在积累此类经验的特定领域的探索行为倾向,然而,他们往往就忽视了这种路径依赖背后的本质,管理风格可能也不会变化,就缺乏对其他学习活动的动力,从而造成对其他学习活动缺少足够的理解。

除经验外,高层管理团队还可能依赖绩效反馈结果来决定探索与利用的投入水平。当利用型活动所取得的绩效结果下降到预期值以下时,不满意这种结果的情况可能驱使管理层寻求另外类型的学习行为[1]。类似地,当组织搜索新知识培育新能力的过程中,他们可能面临着过度探索的风险,从而陷入“不断失败-不断探索-不断失败-再探索”的无回报变革的循环中[18]。因此,当管理者从以往经验和绩效结果的反馈中开展学习时,他们很可以只关注某一种类型的学习。

综上所述,组织进行探索学习和利用学习的驱动因素主要包括环境层面因素、组织层面因素和个体(和团队)层面因素,这些研究表明,影响组织开展双元学习的因素较多,而且可能还会随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增多。当然,在实证研究中,这些不同层面因素的检验,可能会受到理论框架的复杂性、数据获取的难度等方面的约束,而难以完全从一个全面、系统的框架内加以检验。但不管如何,在动荡、复杂的环境中要加强探索型的学习和创新,而在稳定环境中开展利用型学习会更加有效,而且,当组织面临要同时开展探索学习和利用学习时,需要组织来协调、平衡这两种类别的学习,使组织能更加适应环境的变化,以获得持久的发展。

(二)探索型学习与利用型学习对绩效的作用

从前述可知,这两类学习需要不同的结构、流程、管理思维和文化,因此可能对组织绩效会产生不同的影响。我们按照组织只追求某一类学习以及同时开展两类学习的作用展开。

1.双元学习对绩效的作用

(1)只开展某一类学习的作用。只聚焦探索型学习可能会陷入失败陷阱:即陷入无止境的试验、失败、再试验、再失败的循环往复的过程中。Volberda和Lewin[39]指出,主要从事探索型学习的公司存在固有的风险,因为这类学习的回报很难事先估计,而且可能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实现(如果有的话),因此这些公司将稀缺资源用于开展探索型学习却没有从利用型学习中获益。Levinthal和March[18]也指出,一个专门从事探索型学习的组织通常会面临这样一个事实,即它很难获得知识的回报(如果不进行利用型学习来获取短期收益的话)。那么,企业可能就会陷入一个无休止的探索、失败和无回报的循环之中。林枫等[2]指出,如果一个组织只聚焦于探求新知识、新事物的探索型学习,则很可能陷入失败的陷阱。当组织陷入失败的陷阱中,可能会继续开展狂热的试验、探索、变革以及创新的情形,即失败会激发组织重新开展新的研究与探索,但这种新的试验、探索、变革与创新可能又面临着失败。如此往复,那么组织极可能陷入一种无止境的探索、失败和无回报变革创新的循环之路。

只聚焦利用型学习则可能会陷入成功陷阱:即拒绝变革失去了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从而影响企业的未来发展。相比之下,主要追求利用型学习的企业通常会获得可预测但不一定可持续的回报[9]。Levinthal和March[18]认为,一个专门从事利用型学习的组织通常会面临知识过时从而被淘汰的风险。而且,这种狭隘性的应用现有知识的学习,会导致越来越僵化的认知定式甚至成为高度僵化的专业能力,从而拒绝变革与适应。换言之,利用型学习的优势可能会提高短期绩效,但可能导致能力陷阱或成功陷阱,企业也无法充分应对环境变化从而面临着竞争的失败。朱朝晖等[40]、林枫等[2]指出,注重对现有知识、能力的应用,往往导致了学习锁定以及路径依赖,一方面限制了对新知识的探索和新机会的发掘,同时组织也会抵制变革、拒绝改变,形成僵化的组织惯性,从而会丧失对环境的敏感性与相应的适应力,从而导致被市场淘汰的风险。

因此,为更好地生存以及适应变化的环境,企业需要确保同时开展探索型学习和利用型学习,并达成平衡或实现最佳组合,以保持企业短期的生存和长远的发展。

(2)同时开展两类学习的作用。同时追求探索和利用型学习也会面临着挑战。March[1]认为,保持这两种学习活动之间的平衡是存在内在的、固有的挑战,会导致组织内部的不一致,进而产生冲突性压力。由于探索型学习和利用型学习的竞争关系并争夺相同的资源,因此,确保探索型学习和利用型学习的合理平衡具有很大的挑战性,并可能要进行取舍,因此,要让双元学习产生更多的效益,则需要将探索和利用都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

同时开展两类学习可能存在负面作用。Wernerfelt和Montgomery[41]认为,同时从事这两项活动的公司是以放弃内部一致型为代价的,因此与更聚焦于某一类学习的公司相比,这可能导致较差的绩效。但更多的研究支持组织同时开展双元学习有助于企业的发展。

同时开展两类学习可能存在积极作用。从理论来看,同时开展探索和利用型学习过程对于组织的生存和长期发展是至关重要的。Tushman和O"Reilly[42]认为,能够同时进行探索和利用型学习的公司比强调一类而放弃另一类的公司更有可能实现更高的绩效。而且,企业长期成功的竞争能力可能是因为根植于同时开展探索型学习和利用型学习的结果。一直以来,学者们也认为,组织的双元型是企业获取长远发展的关键驱动力。Floyd和Lane[43]就认为,一个组织必须应用现有的知识来获取收益,同时也要进行新知识、新能力的探索来谋求未来的发展,因此组织学习的这两个方面是不可分割的。

实证方面的结果也基本支持同时开展两类学习有助于提升组织的绩效。Adler等(1999)[44]的研究发现,日本丰田的产品开发以及生产流程中的一线员工,往往具备探索型学习和利用型学习的双元思维能力。Tushman等[42]的研究进一步证实,有能力同时开展这两类学习的组织,比那些只专注一类学习的组织,其获取的绩效是更高的。He和Wong[45]基于206家制造企业样本的数据,从公司层面的研究发现,(a)探索型创新和利用型收益之间的共同作用(平衡)和企业的销售增长率之间是一种正向的关系;(b)探索型创新和利用型应用的失衡(专注于某一类学习)与企业的销售增长率之间是一种负向关系。Gibson和Birkinshaw[46]从业务部门及个体层面,基于41个业务单位的4195名员工的数据研究结果表明,一个业务单位同时实现一致型(利用型学习方面)和适应型(探索型学习方面)的能力与其绩效显著正相关。Lubatkin等[47]利用139家中小企业的调查数据,检验了组织双元型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共同追求探索和利用型学习会对绩效产生积极影响。

同时开展两类学习可能不存在明显作用。Venkatraman等[48]使用1005家软件公司的样本,检验了双元型对公司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却没有支持双元学习促进企业绩效的提升。相反,他们发现,利用和探索之间的时间循环法对公司绩效有积极影响。

总之,有关双元型与企业绩效之间关系的实证检验有限且结果还存在不一致。这种不一致的结果,很大程度上受到情景因素的调节作用,以及方法选择的影响;而且,在非制造业和更高层次的分析中,组织的双元型对绩效的作用就尤为重要,因此,需要考虑权变因素的作用。

2.双元学习与绩效之间的权变分析

鉴于两者之间存在不一致的结果,为更好地揭示出双元学习对绩效的作用,需要将权变因素纳入进来。我们参考Junni等[49]的建议,从方法论和情景因素两个视角来归纳双元学习与绩效之间的调节效应。

(1)方法论方面的调节因素及其影响

1)组织双元的测量。双元学习的测量在不同的研究中差异很大,其测量方式主要是基于研究者对双元学习概念的理解,主要是从平衡的视角或结合的视角来进行操作[49]。“平衡”视角的测量,双元型是以探索和利用的绝对差异来度量的;而“结合”视角的测量,则是将探索和利用作为总量或产出来度量的,这两种不同类别的测量方法,会导致对双元学习测量结果的差异[49],这种差异也使得很难去比较不同研究的结果),而大多数研究双元的学者,倾向于采用一种特定的方式,但不同测量方法可能会产生不一致的结果,从而影响研究结论。

2)绩效的测量。绩效是一个多维的构念,且绩效的内容随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侧重点是有差异的[50]。在组织双元的研究中,学者们一般采用客观的或感知的方式来测量组织绩效:绩效的客观测量更关注增长和利润,而绩效的感知测量,通常是与竞争对手相比的绩效状况[49]。另外,探索型学习主要与增长相关,而利用型学习与利润相关,这也意味着双元学习的不同测量可能会产生不同的研究结论,具体取决于研究中所选取的财务绩效的哪个维度。因此,研究中不同学者采用不同方式来测量绩效,这也可能产生不一致的结果。

3)分析层面的差异。Raisch和Birkinshaw[8]认为,在组织双元研究中也需要关注研究的分析层面,因为组织双元可以在不同的层面上进行检验(如个体层面、业务单元层面、企业层面等),这样就造成其结果可能会有所不同。在研究组织双元与绩效的关系中,大多数学者基于企业层面进行的、企业间层面,包括学习联盟与合作、业务单元层面、个体层面等。值得注意的是,不同层面的测量与分析,组织双元测量的结果及其作用可能都会有变化或不同。

4)研究设计方面。有关组织双元的研究,在研究设计上存在较大的差异[49]。一些研究采用的是横截面的问卷调查来收集数据,而有些研究采用的是档案(archival)数据或多方法设计获取数据,研究设计的差异也可以很好地解释不同研究结果所产生的不一致。

(2)情景因素的调节作用及其影响

1)环境的调节作用。Levinthal和March[18]从理论分析上认为,环境因素(如环境的动态性与竞争强度)可能会调节双元学习与绩效之间的关系。Jansen等[29]运用企业数据分析发现,在动荡环境下,追求探索型学习活动的组织更能适应环境而生存与发展;而在更加竞争的环境中,追求利用型学习活动的组织,其业务单元的财务绩效更好。这些学者的研究结果表明,在竞争激烈的时期,同时开展探索型和利用型创新对绩效会产生积极的效应。同时,这些学者还认为,企业需要进行某种程度的探索型创新,以避免竞争加剧造成绩效的螺旋式下降。换言之,在环境包容性较高的情况下,探索型学习活动对绩效有促进作用;而当环境包容性比较低时,双元学习的平衡并未显著影响绩效。这些研究意味着,在环境比较动荡、竞争不断加剧的情形下,组织更有必要同时开展双元学习,而且还需要加大投入,而不仅仅是追求或注重获取短期的收益。

2)行业的调节作用。行业可能也是影响研究结论产生差异的一个要素。双元学习对处于快速变化的高科技行业或主要依赖无形资产和知识来提供卓越客户体验的服务型企业来说,就尤为重要。换言之,组织双元学习的效应可能具有特定行业型,在某些行业才能体现出双元学习的价值[49]。因此,根据不同行业背景下的稳健性状况,界定组织双元研究中的边界条件非常重要。

3)企业特定的调节因素及其作用。主要包括:市场导向、资源禀赋和企业经营范围。

第一,市场导向的调节作用。市场导向反映的是企业产生、传播和响应当前和未来顾客有关信息(intelligence)的能力。基于荷兰包装食品行业的纵向数据及分析,Kyriakopoulos等[51]研究发现,市场导向正向调节了高程度利用型营销战略、高程度探索型营销战略对新产品绩效的影响;而与之对照,追求双元学习导向而没有高水平市场导向的企业,其新产品的财务绩效是显著下降的。另外,Atuahene-Gima[52]也发现,顾客导向与竞争对手导向两个维度所反映的市场导向,能够有效地引导管理者在分配探索和利用资源方面的决策行为,一方面用来促进企业开发利用现有产品的创新能力,同时探索学习来形成新产品创新的能力。

第二,资源禀赋的调节作用。部分学者认为,资源丰富的企业具有同时开展探索和利用学习活动的实力,而资源贫乏的企业可能不能同时开展两类学习活动,因此,企业资源的差异可能会调节组织双元型与绩效之间的关系。类似地,Lubatkin等[47]认为,小型企业往往缺乏大量的闲置资源,也缺乏具有大型企业管理双元学习张力的层级管理系统,从而会影响双元学习的实现。Ebben和Johnson[53]的实证研究表明,聚焦于某一类学习而不是混合策略的小型企业,其收益往往更高。Jansen等[29]分析发现,同时开展利用型创新和探索型创新的部门,其闲置资源减少了。这些研究表明了,组织的双元对绩效的影响,可能是以组织可获取的资源为条件的。

第三,企业经营范围的调节作用。Lubatkin等[47]认为,结构双元可能更适合于大型或多元化的企业,而较小或更聚焦的公司可能会受益于领导者的双元(情景双元)。即规模较小、更聚焦的公司一般层级较少,因此其高层管理人员更有可能发挥战略领导力的作用和取得更好的运营效果;相反,大型公司有许多组织障碍以及多方面的外部影响,进而会稀释高层管理团队的行为整合效果。Gibson和Birkinshaw[46]的情景双元理论也隐含着,情景双元更适合于小型企业,或局限于大型企业的业务部门。

简言之,理论表明,从事探索型学习可以增强组织未来的适应性,但同时也会面临更大的风险以及机会成本,而从事利用型学习则有助于短期目标的实现。尽管如此,支持探索和利用绩效意义的一些实证研究并不完全一致,双元学习对绩效的结果可能不仅取决于管理者的水平与效率,还取决于外部的环境因素。也就是说,探索和利用都能提高绩效,但这种收益需要结合组织和环境因素的影响,还需要更多的实证研究来揭示不同环境下探索和利用的多方面的绩效意义。

开展探索型学习与利用型学习并保持平衡对组织的发展愈来愈重要,相关主题也得到了广泛的研究。基于理论研究视角,论文着重剖析了“探索型学习-利用型学习”的前因(影响因素或驱动因素)、后果(对绩效的影响,或实现机制)、调节变量与中介变量的作用等,期望为该领域的研究者提供了一个较全面、系统的概览,这将有助于学术界对这一理论的发展、研究方向有一个全面的把握,洞悉未来可能存在的主要研究缺口,明确未来潜在研究的拓展和深化;也为处于激烈竞争环境中的各类企业谋求生存与保持持久竞争优势提供理论指导。

同时,从现有研究成果来看,未来还有待深入探究的内容主要有:

(1)探究相关领域中的主要问题。随着双元学习从组织内拓展到组织间(如合作、学习联盟、并购等)甚至跨越国界,可能需要研究跨领域、跨组织边界的学习整合、吸收的问题,甚至跨文化差异的研究等;也需要进一步了解组织如何在当前开放式创新趋势下如何平衡探索型学习和利用型学习、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知识整合吸收问题,以及双元学习的跨组织、跨文化管理等主要问题。

(2)探究跨层学习中的核心问题。双元型的研究中,学者们通常从公司层面、业务部门层面、或个体层面来开展双元学习的研究。因此,需要区分双元学习的矛盾与张力是在哪一个层面产生的(问题在哪里)、哪一个层面做出决策并加以解决的(问题在哪里得到解决),双元学习中所产生的矛盾(张力)可能需要进行跨层的分析研究。如上所述,未来的研究应明确其涉及的分析层面以及这些层面之间相互作用的方式等,这就需要采用多层甚至跨层的理解及解决措施来充分挖掘出企业是如何开展以及如何平衡双元学习的以及如何解决双元学习所产生的冲突。

(3)挖掘更多的驱动因素及其相互作用。在研究组织开展探索型学习和利用型学习的前因时,未来的研究可能需要挖掘更多其他额外的驱动因素,以及收集数据来实证检验论文中所确定的因素,在不同的领域、联盟网络甚至跨企业、跨文化中的影响及其有待解决的问题,明晰企业是如何开展双元学习的,如何解决其中的问题的。另外,组织双元型的前因,包括结构的、情景的和领导力的因素,这些因素之间如何相互作用,是否具有互补型功能等,未来的研究可以正式开发出命题或假设来加以检验,这样可以了解不同层面的前因要素如何在企业追求双元型过程中的相互关联和影响。

(4)挖掘双元学习的绩效意义。组织双元型与绩效的关系还存在不一致的结论,在检验两者关联的过程中,未来可能有两点需要明确,即:第一,需要考虑绩效的多维型。一般而言,探索型学习活动对公司的销售增长、获利型、市场份额有积极作用,而利用型学习活动与企业绩效的有效型(如投资回报率、销售回报率、资产回报率等)具备很大的关联性,而一些研究往往采用了单一的绩效维度(如销售增长率)来衡量企业绩效,这样就可能会得出组织双元型对公司整体成功贡献的偏误性估计,从而影响研究结论的有效性。第二,需要考虑组织双元型短期和长期的绩效意义。来自战略管理领域的相关研究表明,这两者之间存在重要的差异。组织双元型的主要价值是产生长期的收益而不是短期的利润最大化,因而,探索和利用的结合与企业更长的生存期密切关联。因此,现有聚焦于短期型绩效的1年到3年的实证研究,这种绩效测量可能低估了组织双元型对组织长远发展的重要贡献。这也符合March[1]的观点,即探索活动的收益只有长期才能显现出来,这与利用型学习产生的短期收益相反。因此,未来的研究应深入探究组织的双元型如何促进企业的生存以及长远发展这一问题。

整体来看,当前双元学习的研究在不断发展和深化,应用的领域也在不断拓展,在过去的三十年里,相关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本文基于理论研究视角的主题回顾,为相关研究提供了一个全面的概览,揭示了这些研究成果中潜藏的基本规律,加深了对该新兴领域的理解和洞见,它不是双元学习研究的终点,而是推进未来双元学习理论发展和深化、实践应用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