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党史研究进路蠡测

提要：“中共党史党建”成为一级学科后，如何继往开来，党史研究者理应予以思考和回应。根据中共党史研究的学科特质，提升中共党史研究水平应当进一步明确中共党史研究的“所关”与“所指”，找好学科定位，完善学科话语体系建设；
准确把握中共党史研究的“立意”与“立题”，紧紧围绕党史研究的特有格调，积极拓展不同的研究主题；
提高研究成果的“文质”与“文气”，既言之有理，亦言之有物，为读者提供良好的阅读体验；
提升中共党史文论的“说礼”性与“说理”性，使其在自然流露对党的敬畏之心的同时，也能突出研究的科学理性；
处理好中共党史研究“材质”与“材料”的关系，提高史料辨别、解读、运用能力，从而使中共党史朝着“大党史”的目标进一步迈进。

经过长期发展，中共党史已成为一门集聚高水平学术成果、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重要学科，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历史学、法学以及其他相关学科的发展产生了显著的引领作用，对于中国共产党丰富并发展马克思主义学说、创新执政理论亦发挥了重要的学术支撑作用。在广大党史工作者的长期努力下，中共党史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共党史学科前景将更加广阔，学科地位将更加重要。如何继往开来，实现更大跨越，需要从学科特质、学术视角与学问路数等角度进行再思考。笔者不揣谫陋，略拟拙见，就教学界，尚祈指正。

中共党史具有特定的研究对象，决定了其“所关”“所指”与其他学科既有异中之同，也有同中之异。中共党史不仅与其他历史学科一样，关乎历史行为主体的发展过程及其与其他行为主体的相互作用与影响，更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的特殊历史地位与现实功能决定了中共党史具有独特的关注对象。毛泽东在1942年所写的《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中开篇即写道：“现在大家在研究党的历史，这个研究是必须的。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1)《如何研究中共党史》(1942年3月30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99页。这说明，中共党史首先是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史、政治史和建设史，是一个执政党的奋斗史、前行史与成功史。由此决定了中共党史研究者的关怀旨趣不同于一般的历史研究者，换言之，中共党史是一门“讲政治”的历史学科。但是，中共党史毕竟是一门历史学科，故而研究者的学术命意与研究理路又与其他学科有一定共性，即寻求历史本真，探索历史规律，提供历史借鉴。正因如此，历史研究的一般性的“所关”与“所指”也均适合于中共党史，只不过中共党史在一般历史研究基础之上，具有特有的学科属性与要求。

作为一门“讲政治”的历史学科，政治性是中共党史研究“所关”的核心所在。与此相关的则是中共党史的“所指”。瑞士语言学家、现代语言学的重要奠基者，也是结构主义开创者之一的费尔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1857—1913)提出了著名的“能指/所指”语言分析范式。他把意指作用中用以表示具体事物或抽象概念的语言符号的“音响效果”称为“能指”，而把语言符号所表示的具体事物或抽象概念称为“所指”，也就是意指作用所要表达的意义。(2)参见[瑞士]费尔迪南·德·索绪尔著，高名凯译：《普通语言学教程》，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05—107页。中共党史的“所关”直接决定了其“所指”，即不仅中共党史的语义分析要注意其特定的学科语境，中共党史研究过程中的语言建构也要注意其学科特色。换言之，中共党史研究要突出自身的学术特色、研究风格，进而强化自身的话语体系。

话语虽然不能完全决定研究意旨的表达，但对于研究风格，尤其是问题的追问与解答方式，以及学术风格具有相当大的影响。而且，中共党史研究的话语并非只对学科自身发展有贡献，亦可彰显中国的学术特色与学术风格，是中国学术进步及其屹立于世界学林的学术自信的表征。瞿林东曾指出：“学术话语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一个时代的学术面貌及其走向，而学术话语体系的建构既有内在的历史联系与新的创造，又有内在和外在的沟通与借鉴。”(3)瞿林东：《探索中国史学的理论研究话语体系》，《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年12月1日，第3版。此外，对于话语体系的建构本身而言，它也与研究者的立场定性与立论定位有相当密切的联系，从而起到引领学术进步和学科发展的作用。中共党史研究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已经形成了一套具有鲜明自身特色的话语体系：在理论建构层面，即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看待党的历史，坚持马克思主义党性原则，坚持马克思主义人民立场，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
在实证研究层面，即正确认识重大历史事件，公正评价党史人物，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完整过程，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旗帜鲜明地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解释模式和观点认识。(4)参见吴德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党史——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史工作的重要论述》，《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8年第1期，第20—26页。

进一步加强中共党史的话语体系建设，还要在已有的建设基础上进一步“开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注意加强话语体系建设，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并且这项工作要从学科建设做起，每个学科都要构建成体系的学科理论和概念。(5)《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346页。对于刚刚独立成为一级学科不久的中共党史党建学而言，尤其需要拓展相应的新理论、新思想等，彰显其旺盛的生命力。在已有的话语体系基础上，党史学者应当进一步将“学”“思”“言”三者相结合，将话语体系建立在扎实的学术研究基础之上，从党史中汲取真理；
建立在跨学科、多维度、宽视野的贯通性、深入式思考中，从思想层面深化认识；
建立在党性、政治性、学术性相结合的语言底色之上，从规范层面加以约束；
进而敢于运用或提出新概念、新理论、新模式，创新性地解释中共党史，既不“剑走偏锋”，又能“与时俱进”，在已有的学科话语体系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创新与提升。

“立意”是史学研究的理论视角与研究主旨，“立题”是具体的研究题目、研究对象。中共党史特有的“所关”与“所指”决定了其具体研究的“立意”，“立意”又会对“立题”有所影响。

“立意”就是研究的“命意”，中共党史的政治性、时代性，决定了相关研究的格调与主题。在很长一段时期之内，中共党史研究以“颂扬”“赞美”为主，或者说研究的只是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史、进取史、成功史，以及中共党员的优良素养与优秀品质，比较回避中国共产党的某些历史局限与历史问题。近些年来，逐渐有学者开始提倡“新革命史”，以还原中国共产党革命的实际过程为主，似乎给人以对中共党史进行“解构”之感。其实，这些被称为“新革命史”的著述大多数立意并没有变，只是视角与方法有所转换，较多地应用了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其主旨同样在于说明中共革命成功的过程及原因，只是较之于此前的“统而论之”或“论而统之”更加实证化罢了。(6)“新革命史”是由南开大学李金铮提出，具体而言就是回归朴素的实事求是精神，力图改进传统革命史观的简单思维模式，尝试使用新的理念和方法，对中共革命史进行重新审视，以揭示中共革命的艰难、曲折与复杂性，进而提出一套符合革命史实际的概念和理论。参见李金铮：《向“新革命史”转型：中共革命史研究方法的反思与突破》，《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1期；
李金铮：《再议“新革命史”的理念与方法》，《中共党史研究》2016年第11期；
李金铮：《关于“新革命史”概念的再辨析——对〈“新革命史”学术概念的省思〉一文的回应》，《中共党史研究》2019年第4期等。

在以“建构”为主的研究立意指导下，中共党史研究的“立题”角度与“立题”范围自然与一般的历史学研究有所差异。其具体内容可以有多端，但均以书写中共革命正统论、中共建政优越性为旨归，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思想指引，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指导，以中共大历史为坐标参照，找好定位，找好主题，找好路向。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回避党史中的挫折、困难，而是勇于直面问题，重在发掘中国共产党何以能，以及以何种方式解决问题、推动发展。多年前出现的“告别革命”学说曾对中共党史研究的“立题”产生了非常不良的影响，学界曾因此出现了不少淹没中共党史主体、忽略中共革命功绩的所谓党史论著，从而引发了中共党史学科的混乱。所以，掌握好中共党史研究的“立题”方向尤为必要。

当然，中共党史研究除“政治性”与“思想性”议题之外，也并非无其他题目可做。中共党史是中国大历史的特殊组成部分，就承载与传承历史而言，除政治方向、文化特质外，还有许多特质性、社会性元素。一些“非政治性”的题目，同样也是中共党史所能容纳的，这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成长过程中，并非将发展的维度局限在政治这一个方向上，而是一种汇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科技等多种面向的党的全方位的发展，党亦是一个开放性强、包容度高、基础扎实的执政党。诸如游海华等人对革命根据地科技史的研究(7)游海华、范惠芹：《中国共产党科技事业的系统初创：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科技事业》，《苏区研究》2018年第6期，第36—48页。，既拓展了中共党史的视域，又丰富了对中国共产党发展面向的认识，也拓展了中国近代科技史学科的内涵，对于开展“非政治性”中共党史研究有较好的借鉴意义。

此外，如果多从“说事”的角度着眼，中共党史与其他学科的互融性也会大为增强。例如李金铮关于报刊阅读与边区建设关系的研究(8)李金铮：《读者与报纸、党政军的联动：<晋察冀日报>的阅读史》，《近代史研究》2018年第4期，第4—25、160页。、黎志辉等关于根据地社会动员与城乡经济关系的研究(9)黎志辉：《革命运动中的生计危机——以江西苏维埃革命为中心》，《党史研究与教学》2016年第5期，第27—40页。等。事实上，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年代都是一天一天度过的，将触角深入中国共产党的“日常”之中，恰能勾勒与还原出中共党史最真实的一面，深入中国共产党成长和发展的内部肌理，也能印证中国共产党的许多伟大能力并非臆造，乃是其日常修为所致，自有其成功之道，这也是历史研究最终要揭示的规律与经验所在。因此，研究中共党史，应当返诸历史语境当中审视党史的“日常”，将“立题”深入到党史发展的过程当中，并以更广阔的思维、方法阐释党史中的不同议题，避免简单地以后来者的眼光总结、归纳中共党史。

在古代语汇中，“文”与“质”是并列关系，孔子曾论述过“文”与“质”的关系，《论语·雍也》记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孔子提出的“文质彬彬”标准虽然指做人，但用以形容“为文”，亦有其参考价值。此处借用孔子的命意，将“文质”作为一个合成名词对待，意指学术研究成果(论文、著作)的内容与意旨、形式与思想的一体化程度。

对于中共党史而言，所谓“文质”，主要是指相关论著的思想性、政治性与学术性、艺术性的有机统一。中共党史给人的一般感觉是理论性较强，引经据典，所言多为“大道理”，甚至会出现标语化、概念化倾向，使内容显得空洞而缺乏学理性。有时，研究者又会将自己的情感过多地带入文中，大量使用赞美语句、褒扬词汇，从而使党史研究演化成政治评论；
等而下者，将党史研究文章写成领袖言论汇编、重要文件摘编体，几乎无思想可言，使学术研究的政治性完全掩盖了学术性，这显然偏离了中共党史研究的初衷，给人以“文胜质”之感。中共党史研究是以科学的方法、严谨的态度去考察中国共产党创立、发展、挫折、壮大的过程的一门学科，其讲究“政治性”，但不是只谈政治而不言其他，更不是对政治话语的简单编排。

如何提升中共党史研究成果的“文质”，首先在于转变“文风”。毛泽东对于党内“文风”建设非常重视，他也是党史研究“文质彬彬”的典范。读毛泽东的重要党史文章，给人最深的印象就是将理论寓之于实际，问题意识明确，逻辑明晰，文风朴实，既使人容易理解、掌握，又充满文采；
不仅“言之有理”，而且“言之有物”。1925年毛泽东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证。文章开篇即抛出问题：“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毛泽东提出这是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进而沿此问题对当时中国社会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游民无产者的思想、生活、行为及其对革命的态度等进行生动的分析，最后阐明对其应采取何种态度，进而为革命如何寻找力量以及如何取得同盟军支持指明路径。(10)《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5年12月1日)，《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9页。毛泽东还强调，“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11)《总政治部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1931年4月2日)，《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7—268页。，这与做学术研究的理路本质上也是一致的，中共党史研究尤其需要用实例讲道理。另外，毛泽东也曾提出，写文章或发表演说的时候，要“学会应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观察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12)《反对党八股》(1942年2月8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39页。。以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和理论指导研究，更是中共党史研究之必然。总之，写文章、做研究，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文采与文才相照应，方能“文质彬彬”。

所谓“文气”，是与“文质”相对应的衡量学术论文品质的另一个要素。曹丕在《典论·论文》中写道：“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就中共党史研究的要求而言，“文气”既指文章的气势，也包括文章的气韵，更少不了文章的气脉。中共党史研究过程中，不仅要讲究气势，更应使文章的韵味醇和，留给读者较好的阅读体验，使其能够从专业的学术语言中体会党史发展过程中所内含的道理与逻辑，即使是“说礼”性非常强的文章，也应“威而不猛”；
而且在表达方面，应文脉通达，使文章的政治性、学术性与艺术性浑然一体，做到“叙事”与“解事”的有机结合。“文气”有时不易说明具体的要求，但从读者视角加以审视，应当涵括：语言表达精准流畅，既能够融入中共党史独特严密的话语体系，又较易使一般读者接受，给人行云流水之感；
文章逻辑缜密，文题与内容、句与句、段与段、节与节之间自然联结；
主旨思想明确深刻，使文章凝聚于一个明确的主题，能够触人深思，同时尝试“瞻前顾后”和“左顾右盼”，在时空坐标中审视研究对象的历史意义，从而深化认识。

将中共党史研究的论著写好，更具体地说，就是要加强写作的“说礼”性与“说理”性。所谓“说礼”，就是评价中的人文理性，即依据一定的价值标准与理论导向，对事物表达一定的评判，指出其优劣良善，评述其正确与错误、先进与落后，通过研究表达一定的是非与对错判断，从而引领民众获得正确的思想政治认知。而“理”则为事物发生与发展的缘由及其逻辑关系，或者说，“理”就是减少附着人文或社会意义与个人情感色彩，从而揭示出的事物自然原则或科学本质。(13)李玉：《关于加强中国近代史研究“说理”性的几点思考》，《南京社会科学》2018年第6期，第145页。

“礼”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要义之一，中华民族是一个“讲礼”的民族。《左传》(昭公二十五年)有言：“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论语·为政》亦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
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作为中国礼学原典之一的《礼记·曲礼上》则言之更详：“道德仁义，非礼不成；
教训正俗，非礼不备；
分争辨讼，非礼不决……太上贵德，其次务施报……人有礼则安，无礼则危。故曰：礼者不可不学也。”可见，“礼”在中国传统文化和道德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总体而言，中国古代的“礼”有着极为丰富的内涵，从个体到群体，从齐家到治国，皆有规范与要求，甚至认为“治国不以礼，犹无耜而耕也”。那么，“礼”的核心要义是什么？《说文解字》曰：“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礼记》则曰：“夫礼者，自卑而尊人。虽负贩者，必有尊也，而况富贵乎？富贵而知好礼，则不骄不淫；
贫贱而知好礼，则志不慑。”撇除古代附着于“礼”之上的封建用途，“礼”能为今天所用的要义至少有二：其一为“敬”，其二为“尊”，合起来就是一种敬爱之情、尊敬之感与景仰之意。

从“礼”的这一意义维度来看，中共党史的研究与书写应当首先要确立“说礼”性，也就不难理解了。从严格意义上说，中共党史研究与历史研究具有诸多高度同质的地方，但其并非一门纯粹的历史学科。前文提及，中共党史研究是一门“讲政治”的学科，所以对党的叙述与解释就不能绝对“中性化”，而是应当以“党性化”为主，无论是研究立意还是书写过程，都要表达对于中国共产党先进性、正确性及历史功勋的充分尊重与敬意，并且将这种“情绪”或者“感情色彩”传递给读者，这也是中共党史研究学科的现实意义旨归。由此而言，中共党史研究者在叙事与解释的过程中，就要时刻体现“说礼”的色彩。当然，这与回避党史上的问题或者单纯为党“摇旗呐喊”的做法不同，是一种基于学术理性与恰当认知的科学的“说礼”，是使“说礼”脱离通篇说教、空洞说教的“套路”，遵循史学路径，在“说礼”的前提下，注重“说理”。后者是中共党史所拥有的历史学属性的基本要求。

所谓“说理”，就是历史案例的科学研究，突出研究中的科学理性。一方面是充分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以及在中共党史上已经成型的理论学说指导分析思辨。马克思主义学说本身就是一门科学，是一门不断发展、不断被实践检验的科学。胡绳、胡乔木等老一辈史学家皆能吃透、吃准，并在党史研究中娴熟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而非简单的引经据典，其研治中共党史的风格与理论值得后人学习。另一方面则是在历史学常规研究方法与理路的基础之上，增加对各种跨学科理论与分析方法的运用，力求提升议题论述的深度与广度。除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法之外，中共党史可言说的“理”还有多端，诸如“原理”“机理”“法理”等，针对不同的议题，可以采用多种视角与分析方法。在研究过程中，尽量做到“多证明，少说明”，一些历史学科常用的方法，也可以运用于中共党史研究，诸如“计量与度量”“文示与图示”“假说与验证”，再如心理分析、行为分析、制度考察等。近几年来，黄道炫等人在革命根据地研究方面开展的“心灵史”分析(14)参见黄道炫：《镜子里的影子：瞿秋白和他的世界》，《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4期；
《整风运动的心灵史》，《近代史研究》2020年第2期；
《“二八五团”下的心灵史——战时中共干部的婚恋管控》，《近代史研究》2019年第1期等。，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中共党史研究跨学科案例。王奇生亦曾谈道：“不必排斥任何学科的理论方法，只要对研究解析历史有帮助都可以借鉴。”(15)曹树基、王奇生、黄道炫：《理论运用的限度：中共党史研究方法反思对谈》，《苏区研究》2019年第6期，第8页。用多种学科的方法或理论说明道理，也是近几年来历史学乃至其他学科发展的大趋势。学科与学科之间虽相互区别，但又逐渐趋向于高度综合，这不仅有益于不同学科在知识层次的互动、借鉴、融合，而且有助于推动研究的进展与进度，突破固有思维，获得理路创新和知识协同效应。

中共党史内容相当广泛，题材可以分为多个部类，包括政治史、制度史、经济史、社会史、人物研究、思想史、事件研究、行为研究，近几年来又兴起了“情感史”“心灵史”等研究，还有人提出将历史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引入中共党史研究。(16)例如，在“苏区史研究的史料学与方法论”笔谈中，黄道炫认为苏区史研究比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城市史等领域的研究更需紧紧扎根于基层大地，此所谓“在地化”，在这方面，华南历史人类学的方法论值得借鉴。从方法论来看，研究者到田野中不仅是为了发掘、搜集史料，更重要的是将档案(史料)带到田野中阅读，将档案和与其关联的地方社会情境、社会结构、基层组织、民众日常生活等予以整体思考，在“历史现场”解读档案，在档案中理解历史现场。黄伟英等人亦提出，苏区史研究者可以借鉴历史人类学的方法，到原苏区乡村社会进行田野调查，不仅可以搜集到相关的民间文献加以分类整理，而且在历史的现场解读这些资料，可以获得历史的体验，进而怀着“同情之理解”拓宽和深化苏区史研究，达到对革命的总体性理解。参见黄道炫、戴利朝：《档案与苏区史研究》，《苏区研究》2018年第6期，第14页；
黄伟英、黄志繁：《历史人类学与苏区史研究》，《苏区研究》2018年第6期，第18页。不同的选题决定了研究成果的不同阅读观感与体验，这种观感与体验，在一定程度上不妨称之为“材质”。

不同类别的史学研究“材质”与史料的形式与内容有较大的关系。例如制度史研究一般对条文规定、章程规范引征较多；
政治史研究内容相对宽泛，一般注重政治决策与执行、政治仪式与符号、政治解读与传播、政治动员与推广，既涉及人更关乎事，既有过程又有案例；
军事史研究的书写对象是军队建制、军事装备、军兵作战、军力状况、战斗情形、后勤补给等问题；
而经济史所考察的主要内容则是经济现象、经济关系、经营效果等。这些不同“材质”的史料使中共党史研究成果呈现给读者的观感不尽相同。例如政治史、社会史的资料所反映的内容在形象性、动态化方面相对超越经济史的资料；
思想史的资料较为系统，反映思想体系较为全面；
社会史的资料一般较为零散，选题范围和解释空间都相对较小。但无论不同“材质”的史料如何有差异，史料作为“材料”的重要性都不容忽视。

不过，惟史料“马首是瞻”，却又容易走向另一种极端。当下不少史学研究者强调使用第一手资料，尤其重视对原始档案的利用，特别是那些“秘密”或“绝密”史料，以为可以藉此深窥内情、发掘隐情，从史料上找创新。这种想法不能说错，但也不能说全对。应当看到，历史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即使某个具体事件，除了内部结构与流程之外，也有相当的外部效应，从而内外联结为一个整体，共同呈现出其完整面貌。如果只谈内部结构与流程，也能获得一定的历史结论与体悟，但难免有偏颇或者“碎片化”之嫌。如果没有外部效应，这个事件本身即使再机密，也没有多大的史学研究价值，很难反映一般性的规律或道理；
相反，如果外部效应较大，即使没有“机密”材料，也可以根据公开的史料爬梳出事件的理路、情节与影响。老一辈史学家比较注重运用一般史料作出不一样的文章，大概就是这个道理。而这种能力，也正是当今学界或者说后起的学术研究者所不擅长甚至是缺失的。

对中共党史研究的史料持审慎态度，还有一个原因是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今仅百年有余，有很大一部分史料是事件亲历者的回忆、口述等，如果研究者过度依赖这些资料，每每持“猎奇”之心，不加辨别即直接利用，很容易出现错误。因为一般的历史事件亲历者或回忆者达不到纯粹“理性人”的程度，其回忆或口述就往往带有个人情感偏好，无法做到客观公正，加之有些历史人物的后人出版的相关资料等更有可能刻意美化先人，就不能不引起研究者的注意和警惕。

当然，对一手档案或新史料的“祛魅”，并不等同于中共党史研究可以不注重史料发掘。同其他历史学科一样，中共党史研究中史料的基础作用不可低估，只是不能“唯史料是赖”，一味地“等史料”，尤其是不能一味地等待所谓的“原始材料”“机密档案”。在史料运用方面，研究者应当摒弃“据奇”“猎奇”的想法，回归基础，扎实地研读已公开史料，也可从中发现“新大陆”。换言之，研究者应主动提高自身史料解读能力，培养问题意识，提高思辨能力和逻辑建构能力，更益于推动学术研究进步。同时，研究者亦不能借口所谓“机密史料”缺乏，影响学术研究的热情与信心。近几年历史研究提倡新视角、新方法、新观点，同样可以将重要历史事件、人物、情节、现象诠释得很透彻，这启发学界同人应当多学习、多交流、多探索、多尝试，从而掌握更多跨学科的方法，形成更广阔的视野和眼光，拓展中共党史研究的面向与理路。

事实上，中共党史研究的基础史料，无论是已出版的各革命根据地的大型专题史料、各省革命历史资料、中共党史资料，还是近几年来各地影印出版的中共党史报刊资料，都比较丰富。例如湘潭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红藏》系统整理、影印了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共中央及其各级机构、组织、团体主办或在其领导下创办的进步期刊151种，其中多数刊物是1949年以来首次公开出版，全书共428册、3亿余字。而在其他大型数据库中，也有大量与中共党史相关的资源。例如作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抗日战争研究专项工程项目之一的“抗日战争与近代中日关系文献数据平台”，其中的“红色文献专题数据库”，就是该项目的特色之一。因此，中共党史研究并非无题可做，史料也并非“供不应求”，在笔者看来，恰恰是由于史料“供过于求”，反令研究者“眼花缭乱”，产生了过度依赖史料的惯性。此外，学界研究的“碎片化”趋势也影响着研究者的视听，使其研究议题更加微观，与之相应，微观问题的史料往往比较匮乏，给人以史料不足之感。

由此，中共党史研究一方面要正确认识“材料”的功用，另一方面则要注意不能偏离宏大叙事，“大历史”与“小历史”齐头并进而不可偏废，并培养把史料价值最大化的能力，通过多种视野和方法的解读，重审那些看似已无研究价值实则并未得到充分发掘的议题。譬如党的宣传动员问题，以往的研究多侧重于考察宣传的体系、建制、渠道、策略、出版物等，对宣传话语本身的“解剖麻雀式”解读则并不常见，话语表达的立意、立言、立论技术，修辞、逻辑、文风、情态等所能体现语言作为一种革命动员利刃之“元功能”的元素，更是较少被纳入研究者的考虑和研究范围之内。基于已经公开的宣传史料，换个角度却能解读出不一样的道理，也有益于提升宣传史研究的深度，融传播学、语言学、历史学于一体，研究价值不言而喻。

此外，除了已经出版与尚未公开出版的文字、图片等文本史料，中共党史还有许许多多的非文本史料，这就是各地众多的革命遗址、遗迹，大量的革命博物馆、纪念馆等，走进这些历史现场，有助于感知中共党史上若干重要事件的发生环境，增加对于中共党史相关情节的理性认知。习近平总书记号召科研工作者要将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对于中共党史学者而言，尤其应该积极响应，率先行动。

“中共党史党建”被设置为独立的一级学科后，有学者提出应推动中共党史研究朝着“大党史”的目标进一步发展，将党史研究推向一个新高度。(17)根据李金铮的研究，近几年学界已有学者提及“大党史”，但未形成明确的概念，依其理解，“大党史”的基本特征是：在一级学科基础之上，研究与中共党史有关的所有方面，运用一切有效的研究方法，追求宏大的理论阐释，形成一个相互支撑的学术共同体。参见李金铮：《什么是“大党史”》，《中共党史研究》2022年第3期，第41页。笔者所述与建设“大党史”理路有诸多异曲同工之处，是一种更微观的路径与看法。在新的历史时期加强中共党史研究，只有进一步明确中共党史的“所关”与“所指”，掌握准确的“立意”与“立题”，在此基础上提高中共党史研究叙述的“文质”与“文气”，提升研究成果的“说礼”与“说理”性，正确处理“材质”与“材料”的关系，方益于形成更加开放、科学、创新、严谨、完善的学术研究体系，使中共党史研究朝着“大党史”的方向进一步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