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商业经济发展探析

吴润寰

（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重庆 401331）

鲜卑原为北方一个少数民族，经济以游牧经济为主，后统一北方，建立魏政权，开始筑城定居，农业经济开始发展起来，农业经济的发展又为商业经济的发展打下基础。本文试图梳理北魏商业经济发展脉络，对认识鲜卑民族汉化和北魏王朝发展兴衰具有重要作用。

鲜卑民族自公元386年定都平城后，一直处于较和平时期，战争较少，统治阶级重视发展农业上产，息众课农，把劝课农桑作为基本国策，大力发展农业、畜牧业。同时，北方经过连年征战，民生凋敝，人民百姓也渴望恢复生产，为北魏经济发展营造了一个有利的社会环境。

（一）统治阶级的重视

拓跋鲜卑作为少数民族建立政权后，极力发展经济以巩固政权，稳定人心，同时为其开疆拓土提供保障，因而北魏统治阶级十分重视经济恢复与发展。作为传统游牧民族，首先对畜牧业极为重视，通过一系列兼并战争，夺取大量牲畜和牧场，畜牧业发展较快。定都平城后接受汉化思想，重视农业发展。如拓跋珪“各给耕牛，计口授田”，[1]冯太后“太和九年，下诏均给天下民田”，[1]太和十年（486年）采纳李冲的建议，实行三长制，厘定赋役税收。

鲜卑民族受中国传统重农抑商思想的影响较小，因而对商业抑制较小，如拓跋珪“但不设科禁，买卖任情，贩贵易贱，错居混杂”，[1]即表明北魏并未抑制商业发展。平城当时专门设市，以供商业交易。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下诏“罢尚方锦绣绫罗之工，四民欲造，任之无禁”，太[1]和十九年（495年）统一度量衡，促进了北魏商业发展。

（二）畜牧业和农业的发展

畜牧业是鲜卑民族的传统支柱产业，自拓跋珪定都平城后，并未忽视畜牧业的发展，通过对高车等其他游牧民族的战争，掳掠了大量牲畜。如天兴二年（399年）拓跋珪大破高车等部，获“马三十余万匹，牛羊百四十余万”。[1]至拓跋焘“遣军袭击东部高车，其获马、牛、羊百万多匹（头）”。[1]建立漠南、河西、河阳牧场，规模盛大，并设置专门机构管理，可见北魏畜牧经济之盛。

自建都平城后，从畜牧经济向农业经济转变，计口授田，并于太和九年（484年）颁行均田制，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人口增长迅速，“正光以前，时惟全盛，户口之数，比夫晋之太康，倍而已焉”，[1]据此则北魏实际人口已达三千万以上，可见人口之盛，市场广阔，为商业经济发展提供了经济、市场基础。

（三）水陆交通的发展

最值得注意的是由平城通往冀州的恒山直道的开通。道武帝天兴元年(398 年)正月，发卒万人凿山通道，打通了穿越恒山山脉和联系中山与平城的道路。拓跋焘时，又于太延二年(436年)修通了莎泉道。文成帝于和平二年（461年）“发并肆、五千人，治河西猎道”。[1]与之相对的水上交通也发展起来，修治了利用黄河从河西至沃野镇的水道。这些水陆交通要道的开通，把北方重要城镇连接起来，极大的促进北魏商业贸易发展。

北魏还同西域诸国保持贸易关系，汉代的“丝绸之路”仍然相当繁华，是一条重要的国际商道，许多中外商人通过此路发展贸易交流，是北魏对外商业发展的重要通道。

（一）从事商业人口的增加

商业经济发展最直接的表现就是从事商业的人口大量增加。河东太守元淑说“俗多商贾，罕事桑农，入至有年三十，不识耒耜”。[2](可见从事商业人数之多，出现了像刘宝等富商巨贾，分号几乎遍及全国，颇有现今连锁经营之方式。据《洛阳伽蓝记》记载，这些大工商业者“千金比屋，层楼对出，金银锦绣，仆隶毕口”，[3]足见其财力雄厚。在这个时期，除了官商以外，经商的还有上至贵族、官僚，下至平民白姓各个阶层的人物。由于当时贸易发展的刺激，一些“高贵”的人们也与民争利，经起商来，一时间贵族、官僚经商成风。李崇“性好财货，贩肆聚敛，家资巨万，营求不息”；
[1]拓跋浚时“牧守之官，颇为货利”。[1]

（二）城市的发展及市的出现

因战争被破坏的城市，在北魏时期也正在兴起，并逐渐恢复繁荣。例如洛阳、长安、平城、邺等城市都具有相当的规模。“商业依赖于城市的发展，商品经济的发展也受到了一而城市的发展也要以商业为条件，这是不言而喻的”。[4]北魏数次移民充实京师人口，天兴元年（398年）“徙山东六州民吏及徙河、高丽杂夷三十六万、百工技巧十余万口，以充京师”；
[1]后又继续移民，到献文帝时较大规模移民八次，前后移民达百万口之多，对于平城城市的发展和商业繁荣有重要作用。

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洛阳不仅是全国政治中心，又是商贸中心，成为当时全国乃至东亚最大的商业中心。洛阳的市位于御道南，“有洛阳大市，周回八里”。[3]而且市规模较大，“市东有通商、达货二里。里内之人，尽皆工巧、屠贩为生，资财巨万”；
[3]“市西有延酤、治觞二里。里内之人多酝酒为业”；
[3]“市北有慈孝、孝终二里。里内之人以卖棺椁为业，赁輀车为事”；
[3]“别有阜财、金肆二里，富人在焉”；
[3]“凡此十里，多诸工商货殖之民”。[3]将市分门别类，已经可见商业的集中化，足见洛阳商业繁荣。又“别立市于城南，号曰四通市，民间谓永桥市”，[3]设于洛水和伊水交汇之处，临四馆等降附者及少数民族，以方便西域胡商交易，又“伊洛之鱼，多于此卖”，[3]是洛阳水产交易市场，“天下难得之货，咸悉在焉”。[3]城东“孝义里东，即是洛阳小市”，[3]面积较小，城北不设市，但“京师瓦器出焉”也表明是一出砖瓦买卖集中地。洛阳大市、四通市、小市等专业市场齐全，规模庞大，商品繁多，南朝、西域 ，甚至大秦等国外商品也流通较多，洛阳已经是名副其实的国际大都市。长安自古即是著名的商业都市，“厩库未实，则通好于西戎，商胡贩客，填委于旗亭”，[5]可见长安胡商云集，商业繁荣。洛阳市设市令管理市场，并征收市税，“又税市，入者人一钱，其店舍又为五等，收税有差”，表明洛阳商业发展已有完整系统。

（三）货币的出现

北魏初期货币使用很少，沿用以物易物的交换方式，但随着商业经济的发展，货币出现了，货币的出现表明北魏商业经济发展达到一定高度。太和十九年（495年）“冶铸粗备，文曰太和五铢，诏京师及诸州镇皆通行之”；
[1]“世宗永平三年冬，又铸五铢钱”。[1]通过两次铸钱，解决了一部分钱荒问题，但是新铸钱币数量有限，部分地区仍用旧币和丝织品，不能有效解决货物交易问题。熙平二年（517年），北魏采取崔亮的建议，广开铜矿铸币，但私铸钱币粗制滥造，质量低劣，以致出现“商货不通，贸迁颇隔”。[1]不论货币质量和数量如何，政府发行货币是肯定的，虽对商业造成多少混乱，但北魏商业的发展却未受较大影响，任然是商业发荣的体现。

（四）对外贸易的发展

北魏时期的对外贸易，虽然没有以后隋唐那样繁荣，但也取得不小的成绩。同日本以及朝鲜半岛上的高丽、百济、新罗等东方诸国常有来往，日本“自魏主于齐梁，代与中国相通”。[6]高丽在拓跋赚时，也和北魏开始了往来。北魏同西域各国也有贸易关系，当时西域商人往来者甚多，例如，吐谷浑“体牛蜀马及西南之珍，无岁不至”。[2]北魏河西各郡大量使用西域出产的金银器物，如河间王元深宴请诸王的瘤器、都是西域所产，极其精美。北魏还同西方中亚等国有来往，“自葱岭以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欢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所谓尽天地之区已。乐中国土风因而宅者，不可胜数。是以附化之民，万有余家。门巷修整，阎阖填列，青槐阴陌，绿树垂庭，天下难得之货，咸季在焉”。[3]充分表明北魏对外贸易的繁荣，西域胡商往来不绝，所居洛阳者不可胜数，甚至有专门为胡商所建的房屋供其居住。

总之，随着北魏政权的稳定，畜牧业、农业经济的发展，鲜卑民族的观念发生转变，商业经济开始迅速发展起来。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北魏的商业发展经营模式灵活，管理较松，这对北魏经济繁荣及同周边地区的经济交流和友好关系的起到积极作用。

自迁都洛阳后，随着鲜卑民族汉化的不断深入，思想观念的普遍转变，商业经济又有了很大发展，为隋唐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隋唐商业的繁荣也与北魏商业发展不无关系。但随着商业迅速发展，当时北魏出现一种极坏的风气，贵族官僚热衷于经商，获利后开始安于享乐，致使朝政腐败，奢侈攀比成分，极大损害了北魏政权的统治。

北魏作为第一个统一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一直积极学习汉文化，在统治阶级的努力下，实现了从草原游牧经济到封建农耕经济的转变，为商业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这一切促使北方经济发展超过南方，为隋唐统一中国打下雄厚经济基础。统治阶级作为鲜卑民族，受重农抑商思想影响较少，积极重视商业发展，大力兴修水陆交通，同周边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联系加强，极大的丰富了人民生活。从此，鲜卑民族汉化不断加深，变成中华民族的一份子，为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做出了巨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