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形成的规律、条件及建设方向

黄瑞华

（河池学院 广西宜州 546300）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1]这一科学论断说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如同一本反映人类现代化进程的生动教材，体现了个性鲜明性与道路多样性，有助于发展中国家突破对现代化道路的认知局限与选择困境，同时也创造性回答了如何在社会主义国家开拓现代化道路的重大命题，有利于我们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当然，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形成并非一蹴而就，探索其形成规律就是要以中国之治的时空场景为舞台，分析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政策、制度、策略所具有的某种稳定的、可持续的固有关系或共同特征。虽然，在认识、探索世界本然的过程中人类不可能改变客观规律，但主动探寻、掌握并遵循这些基本规律，对于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进程、努力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现代化道路”是对民族国家面向现代性的发展所选择的方式、路径的哲学化表达。[2]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的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3]可见，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在人民幸福、民族复兴、国家富强等最高目标指引下，关于现代化发展所选择的行动方案、路线设计、制度安排的总概况。具体来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形成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基本规律。

（一）前提性规律：坚持中国共产党执政

坚持中国共产党执政，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形成的总前提。中国共产党是在中国革命与建设发展实践中证明的、真正获得人民拥护的、有能力实现国家最高目标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初的革命党到接受人民拥护的执政党，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新中国建设到社会主义市场化改革，始终保持执政为民、执政为公的政治本色，始终本着学习改造、自我调整、海纳百川的政治态度，具有思想、组织、制度、行动的先进性，领导中国人民抗击外敌入侵、捍卫民族尊严、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争取国家独立，得到最广泛的工人、农民群体的拥护。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不仅来源于历史选择，更来源于现实需求。中国共产党执政不仅充分发挥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优势，保证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而且在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实现脱贫摘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施乡村振兴、走向共同富裕等方面取得伟大成就。因此，坚持中国共产党执政，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形成中不容讨论、更不容置疑的总原则、总前提。

（二）方向性规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方向稳定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建基于社会主义方向的制度体系和运行机制，比如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政治民主实践、绿色协同共享的经济体制改革等，具有相对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优越性和道路创新性。建党百年来的实践证明，党领导人民在艰苦斗争与勇敢探索中成功走出了一条全新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不仅依靠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及依法治国的有机结合，其主要经验也正是归结为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方向，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唯一指导思想，反对意识形态多元化，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反对多党轮流执政，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反对西方议会倡导的“三权分立”制，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反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社会两极分化现象，反对新自由主义叫嚣的以市场化、自由化、私有化主宰一切的思想，等等。总而言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根本依靠，其制度设计、制度遵循、制度转型、制度创新等把握了社会基本矛盾、社会发展规律，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充分体现了政治坚定性和制度优越性。

（三）目标性规律：人民当家作主、实现共同富裕

人民当家作主、实现共同富裕，才能激励中国人民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化目标而不懈奋斗。1954年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就首次明确提出，要实现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国防的四个现代化建设任务。此后，党带领中国人民开始了对西方发达工业国家科技现代化的追赶，在“跟跑”“并跑”“领跑”的激烈竞争中，将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从科学技术现代化，全面扩展到政治民主现代化、经济建设现代化、社会治理现代化等多个领域，并在比较和借鉴世界各国现代化建设成果的基础上，成功开拓出一条不同于其他任何国家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其鲜明特征就在于以人民当家作主、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也重点突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核心理念。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要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以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任何时候都必须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等等。[4]可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建设中秉承的深刻内涵与根本宗旨。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形成既有中国革命与国家建设的历史实情，也得益于中华民族优秀儿女的战略智慧与民族精神，因而有必要从历史背景、领袖人物、民族文化等方面归纳分析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形成的几个主要条件。

（一）时空载体：中国革命与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厚重历史

中国革命事业、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厚重历史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形成的时空载体。以洋务运动、维新变法以及辛亥革命为代表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是嫁接西方国家现代化道路经验的失败尝试，反映了近代中国革命先驱对西方国家现代化道路的思考与探索。“五四运动”后工人阶级开始走上中国政治舞台，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上取得伟大胜利。新中国成立前夕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首次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体，迈出了新中国独立自主选择国家性质和国家道路的第一步。在完成社会转型与政权革命后，党领导中国人民选择了社会主义改造的国家发展与建设道路，明确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了完善的工业和国防科研体系，由此奠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整体架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改革开放的正确选择，允许多种经济形式作为公有制主体经济的补充，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建设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报告将中国革命与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经验总结为“十个坚持”，以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证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人民的选择、历史的选择，也是时代的选择。

（二）方向动力：领袖人物的高瞻远瞩与行动引领

领袖人物的高瞻远瞩与行动引领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形成的方向动力。在中国革命的低潮时期，毛泽东同志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对革命斗争形势作出了精准分析，在革命悲观时期不仅鼓舞斗志、激励信心，指明了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毛泽东同志针对“速胜论”和“亡国论”谬误，分析抗日战争的持久性，提出国共合作、联合抗日的救国道路。邓小平同志在国家发展转折的关键时期，坚决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作出“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判断和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重要部署，还作出社会主义现代化“三步走”战略、先富与共富的“波浪式”发展战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等关于引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科学研判。习近平同志提出的精准扶贫战略、乡村振兴战略、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等，实践了和平发展、和谐共存、自立自强的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可见，领袖人物的高瞻远瞩与行动引领，充分发挥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形成起到方向引领作用。

（三）思想源泉：民族传统文化与共产主义理想

民族传统文化与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形成的思想源泉。中国民族文化经典中有关于处理国家冲突的方法，比如“避实击虚”“敌退我进”“围魏救赵”等制胜谋略不仅应用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也应用于斡旋外交争端、突破科学技术封锁、解决知识产权纠纷等重大国家发展问题；
有关于国家治理的历史总结，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兼爱、非攻”等诸子百家的思想，体现了中华民族历代圣贤寻求良法善治、励精图治的文化底蕴。近代有关于国家革命的理想信念，吸引无数仁人志士投入到救国图存的革命洪流中，比如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思想体系中，以“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5]，较早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理想社会目标。共产主义理想信仰也激励一批又一批中国共产党人为“国家之利”“人民之利”勇于牺牲、甘于奉献，在践行初心、担当使命等伟大建党精神指引下艰难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可以说，民族文化精神与共产主义理想共同造就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也孕育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形成的思想源泉。

坚持独立自主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较长时间内保证了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稳定繁荣、发展壮大，体现出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7]。在此背景下，进一步探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建设方向，显得尤为必要。

（一）全面协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包括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政治现代化、共建共享的经济现代化、民族复兴的文化现代化、和谐文明的社会现代化、绿色创新的生态现代化等，需要社会有机体内的各种组织、各个层级通过多个部分、多种要素进行跨域联结、协同合作，比如，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与西部落后地区间长期开展区域协同与结对帮扶政策，包括产业转移、技术合作、资金支持、教育资源共享等。故而，邓小平同志从系统组织理论视角指出：“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6]习近平同志也多次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理论高度指出，要促进现代化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协调发展。全面协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思想，还体现在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等一系列重要文件和制度执行中。可见，坚持全面协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在应对人口规模巨大、经济发展愿望迫切、境外敌对势力打压的经验总结中作出的道路选择，也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从道路自信转向行动自觉的方式方法。

（二）保持反思总结与革命创新的精神动力

反思总结与革命创新是优化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精神动力。中国共产党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党的重要文献形式从正反两个方面对党的历史经验作出了系统总结，为中国式革命道路提供坚强的政治思想保证。《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一项对党内指导思想问题进行反思与拓新的重大历史决议，完成了拨乱反正与自我革新的重要历史使命，通过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改革开放，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增强社会活力，以“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研究与道路实践，为创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建设方式提供了宝贵经验。《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也是一项具有承上启下与总结创新意义的历史决议，其坚持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全面、系统、辩证、发展地看待和总结建党百年的奋斗成就与历史经验，为坚定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作出了重要肯定。可见，党内必须保持反思总结与革命创新精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才具有生命力、感染力、说服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才具有可行性、可及性、可塑性。

（三）重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高级人才的“培、引、留”

坚持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需要一代又一代的现代化建设者和接棒人。具体可以从三个方面思考：第一，精心培育大科学时代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设计者。前瞻性思考和培养能解决综合复杂问题的科学家、战略家、军事家、金融家、外交家等高级人才，不仅需要全面学科的知识与视野，还需要超越传统路径依赖的创新思维，在创造现代化建设的战略先机、战略优势等方面开展前沿研究。第二，全面培养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者。各阶段、各层次教育主体都要狠抓教学质量和教育实践技能，全面提升大中小学生综合素质以及成人职业素质，从科技、金融、外交、民族、农业发展等多方面综合思考高级人才储备与战略竞争问题，提前预防、应对西方发达国家以现代化道路优劣之争、是非之争等为借口的挑衅与威胁。第三，激发各类高级人才参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通过建立适宜的“引流”“回流”政策，激励国内外高级人才参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建设；
选拔具有优秀政治品格和战略定力的高级干部，稳扎稳打落实好党领导下的现代化建设任务。

（四）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式法治现代化

中国式法治现代化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维护公平正义、促进共同富裕、保障法治文明的道路。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更要从尊重人民主体地位、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推进社会法治文明等方面着重推进。面向第二个百年，要支持依法治国方略与依法行政思想的协同推进，通过全面加强法制建设，不断提升党和政府为人民群众服务的法治能力，切实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要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参与中国式法治建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全面构建人民群众参政议政的民主渠道，保证人民群众通过多种途径、方式为中国式法治建设和法治改革事业贡献力量；
要有效满足人民群众的法治新需要、新期待，重点从法治建设角度解决人民群众关切的焦点问题、关键问题；
要继续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支持人民群众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
要充分发挥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作用，使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更加紧密，最终实现国家法治体系和法治能力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