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商扶贫视角下志愿服务影响农村相对贫困的实证研究

鲁钊阳 廖杉杉 邱新国

随着“十三五”时期绝对贫困的消除，我国在迈向共同富裕的新阶段将重点开展相对贫困的治理。(1)陈宗胜、黄云：《中国相对贫困治理及其对策研究》，《当代经济科学》2021年第5期。与绝对贫困相类似的是，导致相对贫困产生的原因尤为复杂；
要治理相对贫困，有必要全面发挥国家和地方政府层面各项政策的功能。以电商扶贫政策为例，在消除绝对贫困的过程中，电商扶贫被当作是“十大精准扶贫工程”之一，其直接推动了农业小生产与大市场的衔接，成为贫困农户增收脱贫的重要方式；
在相对贫困阶段，电商扶贫也必将发挥更大作用。如何继续发挥电商扶贫的作用呢？虽然电商业务的开展门槛较低，但要发挥电商扶贫的实际成效，非常有必要全面调动留守基层的大学生村官、“三支一扶”工作人员、特岗教师以及大学生西部志愿者的作用，他们所提供的志愿服务可以为农产品电商的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可以为农产品电商的发展保驾护航。更为重要的是，“十四五”时期，我国志愿服务的发展必将进入新阶段，志愿服务与乡村振兴战略的结合也是时代发展的必然，志愿服务介入农村相对贫困治理、服务农民农村共同富裕亦是迫在眉睫。(2)谭建光：《“十四五”时期中国志愿服务发展的十大趋势》，《中国青年研究》2021年第1期。基于此，深入研究电商扶贫视角下志愿服务对农村相对贫困的影响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从既有文献资料来看，鲜有学者直接研究志愿服务对农村相对贫困的影响。从当前农村的实际情况来看，能够切实为农户提供志愿服务的主要是留守基层的大学生村官、“三支一扶”工作人员、特岗教师以及大学生西部志愿者；
虽然大学生村官、“三支一扶”工作人员和特岗教师的本质工作并非志愿服务，但作为离农户最近的高素质人才，他们在实际工作中与大学生西部志愿者一样扮演着重要的“土专家”角色；
在电商扶贫战略实施过程中，这些“土专家”通过提供志愿服务的方式有效促进农产品电商的发展。虽然学者们对“三支一扶”工作人员、特岗教师以及大学生西部志愿者的专门研究不多，但不少学者对大学生村官影响农村经济社会发展问题从不同的维度进行了研究。比如，Chen和Zhong(3)Chen J., Zhong Y, “Why Do People Vote in Semicompetitive Elections in China?”, The Journal of Politics,Vol.64,No.1,2002,pp.178-197.、Besley 等(4)Besley T., Montalvo J.G., Reynal-Querol M.,“Do Educated Leaders Matter?”, Economic Journal,Vol.121,No.554,2011,pp.205-227.、Bloom 等(5)Bloom N., Lemos R., Sadun R., “Does Management Matter in Schools?”,The Economic Journal,Vol.125,No.584,2015,pp.647-674.专门对以村官为代表基层管理主体进行研究，认为这些基层管理主体的个人特征对集体经济发展和政策实施具有重要的影响；
以此为基础，He和Wang(6)He G., Wang S., “Do College Graduates Serving as Village Officials Help Rural China?”,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Applied Economics,Vol.9,No.4,2017,pp.186-215．研究了大学生村官对政府实施支农惠农政策影响，认为大学生村官通过发挥自身的独特优势，有利于国家和地方政府支农惠农政策的实施，但大学生村官并不能够直接影响农户收入；
与之不同的是，宋全云等(7)宋全云、吴雨、何青：《大学生村官能否促进农户增收?》，《世界经济文汇》2019年第5期。的研究成果则表明，大学生村官不仅有利于农户收入的增长，还可以显著非农业收入在农户总收入中的比重；
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大学生村官可以促进农户非农就业，可以提高农户的金融素养。张洪振等(8)张洪振、任天驰、杨汭华：《大学生村官推动了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吗？——基于中国第三次农业普查数据》，《中国农村观察》2020年第6期。的研究成果表明，大学生村官对村级集体经济的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越是资源禀赋差的村庄，大学生村官的经济溢出作用越明显；
当然，这主要是通过农业特色产业发展、农产品渠道拓展和农村公共资金获取来实现的。很显然，虽然学者们并没有直接研究志愿服务对农村相对贫困的影响，但学者们对志愿服务的供给者大学生村官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进行了研究；
当然，针对大学生村官到底能否促进农户增收问题，或者是大学生村官到底能否缓解农村相对贫困问题，学者们也并未取得一致的意见。不可否认的是，作为离农户最近的高素质人才，大学生村官的正向外溢性作用不可忽视，毕竟村官素质对贫困具有重要影响。(9)高梦滔、毕岚岚：《村干部知识化与年轻化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基于微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管理世界》2009年第7期。(10)刘宏、毛明海：《村领导受教育程度对农村居民非农收入的影响》，《中国农村经济》2015年第9期。(11)赵仁杰、何爱平：《村干部素质、基层民主与农民收入：基于CHIPS 的实证研究》，《南开经济研究》2016年第2期。

与既有研究相比，本文的可能创新之处主要体现为：第一，随着“十四五”时期国家各项工作的稳步推进，志愿服务的发展也必将进入新时代。与过去相比，在广大农村地区，志愿服务不仅会突出传统的组织性和思想性的特点，还将进一步凸显公益性和无偿性的特点，缓解农村相对贫困、促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是志愿服务发展的重要方向，而主要载体之一就是电商扶贫。(12)魏娜、王焕：《国内外志愿服务研究主题演进与热点比较研究：基于2008-2018年的数据分析》，《中国行政管理》2019年第11期。(13)谭建光、李晓欣、苏敏：《中国农村青年志愿服务发展趋势：来自16758 份网络问卷调查数据的分析》，《中国青年研究》2021年第4期。因此，本文研究将电商扶贫、志愿服务和农村相对贫困纳入到一个统一的框架内来进行分析，不仅可以为未来政府协同推进电商扶贫政策、志愿服务政策和相对贫困治理政策提供理论支撑，还可以拓展电商扶贫、志愿服务以及相对贫困治理等方面理论的研究思路。第二，除大学生村官外，既有研究很少涉及“三支一扶”工作人员、特岗教师以及大学生西部志愿者；
而事实上，作为离农户最近的高素质人才，与大学生村官一样，“三支一扶”工作人员、特岗教师以及大学生西部志愿者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脱贫攻坚的实践已经证明这一点。与既有文献相比，本文研究重点关注为农户提供志愿服务的主体即大学生村官、“三支一扶”工作人员、特岗教师以及大学生西部志愿者，特别是首次从志愿服务的视角探究“三支一扶”工作人员和特岗教师的“额外工作量”，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引起理论界和实务界对该部分群体的关注，也有利于拓展后续相关研究的视角。

本文研究涉及的核心概念有三个，分别是电商扶贫、志愿服务和农村相对贫困。所谓电商扶贫，指的是在互联网信息技术发展背景下，扶贫开发主体将电子商务纳入扶贫开发体系的一种扶贫新模式。(14)昝梦莹、王征兵：《农产品电商直播：电商扶贫新模式》，《农业经济问题》2020年第11期。具体来说，就是扶贫开发主体以电子商务为手段，在畅通贫困地区“农产品进城”渠道和贫困人口增收渠道的同时，提升贫困人口利用电商的能力，进而实现互联网发展成果惠及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目标的扶贫模式。所谓志愿服务，泛指利用个人的时间、技能、资源等为服务大众生产经营活动和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而为单位、集体或个人所提供的非营利活动。因为本文研究的样本来自具有农产品地理标志的脐橙主产区，因此，本文研究中的志愿服务特指入选大学生村官计划、“三支一扶”计划、特岗教师计划和大学生西部志愿者计划的大学生在基层工作中为脐橙种植户所提供的非营利性活动。很显然，志愿服务具有非强制性、非营利性、公益性、服务性以及组织性的特征。所谓农村相对贫困，指在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胜利后，部分农村居民因个人或家庭方面的原因而在生活质量和资源获取能力方面处于当地平均水平下的生活状态。一般来说，农村相对贫困具有比较性(与区域范围内的平均水平相比)、主观性(个体和区域范围内的大众都认为处于平均水平下)、多元性(陷入相对贫困状态的原因多)和长期性(解决相对贫困是长期性的任务)的特点。(15)罗必良：《相对贫困治理：性质、策略与长效机制》，《求索》2020年第6期。从实地调研的情况来看，志愿服务主要是通过促进农产品电商的发展来缓解农村相对贫困。

第一，农产品电商发展前端的志愿服务与农村相对贫困。无论是绝对贫困，还是相对贫困，致贫的原因都极为复杂；
但是，“志智双扶”(即扶贫先扶志、扶贫必扶智，扶贫与扶志、扶智相结合)的理念在任何时候都成立。(16)郎亮明、张彤、陆迁：《农业科技扶贫的多维效应：增收、扶智与扶志——基于陕西省821 份农户调研数据》，《农业技术经济》2021年第9期。(17)尤婧、汪三贵、孙凯：《微观金融扶贫对“扶智”的政策效果、来源与作用机制：基于随机实地实验的因果推断》，《农业技术经济》2020年第12期。在消除绝对贫困的过程中，电商扶贫成效显著；
在相对贫困阶段，电商扶贫能否继续发挥作用呢？笔者2021年8月对西部地区某具有农产品地理标志的脐橙产地进行调研发现：虽然电商已经成为当地脐橙种植户销售脐橙的重要方式，但是，仍然有相当部分的种植户选择直接将脐橙销售给外来采购商；
实际上，外来采购商收购脐橙的价格远远低于市场上零售的脐橙价格，这说明脐橙种植户在依靠脐橙产业发展增收脱贫方面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脐橙种植户之所以更倾向于钱货两清的传统贸易方式，根源在于“志”和“智”方面存在问题。前者主要表现为部分脐橙种植户安于现状，对摆脱相对贫困陷阱的动力不足；
后者主要表现为虽然部分脐橙种植户有采用电商的想法，但囿于个体或家庭方面的知识储备不足，无法最终将发展电商的想法变为现实。总体上来说，电商扶贫理念的缺失导致贫困户无法有效摆脱相对贫困陷阱，这在客观上为志愿服务的发展创造了条件。近些年来，坚守农村的大学生村官、“三支一扶”工作人员、特岗教师以及大学生西部志愿者等除立足本职工作岗位外，还大量投身农村志愿服务，切实在一定程度上灌输了电商扶贫理念。当然，在此过程中，以电商扶贫政策为代表的支农惠农政策也得到了很好的宣传。不仅如此，为将电商扶贫的理念落到实处，脐橙种植户面临的增收脱贫选择并购买电脑和智能手机、下载并安装电商平台软件、绑定并验证平台账号和银行卡等具体工作也在志愿服务的支持下得到圆满解决。基于此，特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假说1：志愿者在志愿服务的过程中，通过灌输电商扶贫的理念、宣传电商扶贫的政策、提供农产品电商发展的前端技术服务，促进了脐橙种植户对农产品电商的使用，为脐橙种植户增加收入、摆脱陷入相对贫困的陷阱创造了条件。

第二，农产品电商发展中端的志愿服务与农村相对贫困。从事电商的门槛较低，但要把电商业务做好则较为复杂。从实际来看，在配置了从事电商业务的硬件和软件后，要正式运营电商店铺，电商还需要掌握一定的技巧。比如，在优化电商店铺产品方面，电商首先要掌握图片处理技术，要能够科学合理地通过网站展示自己所售卖的农产品。正常情况下，面对琳琅满目的农产品，消费者往往会出现选择困境，而此时，图片往往尤为关键，因为相当部分消费者会率先点击图片进而直接进入电商店铺，甚至部分消费者会因为图片而产生“冲动性消费”；
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的消费者都是理性消费者，80%以上的消费者都是非理性消费者。(18)黄逸珺、张依纯：《消费者冲动性网购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再比如，在电商营销技巧方面，以常规营销(包括常见的满减、单品优惠券、满赠、买赠以及会员制等)、个性化营销、核心节点营销和商家整合营销为代表的基本营销技巧对电商发展尤为重要，特别是对于像脐橙这样的典型生鲜农产品而言则更为关键。与其他农产品不同的是，像脐橙这样的生鲜农产品具有易腐易损的特点，新鲜程度是衡量脐橙价值的核心指标；
现实中，绝大多数脐橙种植户并没有专门的冷库，若脐橙不能够在最好的季节销售出去的话，必然会面临经济损失。在最好的季节，以最快的速度和最高的价格将脐橙销售出去成为所有脐橙电商店铺不得不面临的难题；
很显然，在此过程中，营销技巧至关重要。对一些发展态势良好的脐橙电商店铺而言，他们都会在脐橙大规模上市前就使用营销技巧进行宣传造势，相当部分电商店铺也与时俱进地使用电商直播来进行营销(19)鲁钊阳：《网络直播与生鲜农产品电商发展：驱动机理与实证检验》，《中国软科学》2021年第3期。；
凡是营销技巧使用熟练的店铺，他们的实际成效也更为显著。在电商店铺运营的过程中，技术服务仍然非常重要。比如，使用电商直播进行营销的话，如何拍摄视频、如何剪辑视频以及如何上传并维护视频等都较为专业，需要有专门的技术支持。无论是优化电商店铺产品、培训电商营销技巧，还是提供农产品电商发展的中端技术服务，单纯依靠脐橙种植户并不现实，而留守基层并能够提供志愿服务的大学生村官、“三支一扶”工作人员、特岗教师以及大学生西部志愿者等能够发挥实实在在的作用；
从现实来看，也正是在志愿服务的支持下，上述诸多现实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有效解决。基于此，特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假说2：志愿者在志愿服务的过程中，通过优化电商店铺产品、培训电商营销技巧、提供农产品电商发展的中端技术服务，确保了脐橙种植户对电商店铺的有效运营，为脐橙种植户增加收入、摆脱陷入相对贫困的陷阱创造了条件。

第三，农产品电商发展后端的志愿服务与农村相对贫困。“把东西卖出去”和“把钱收回来”是电商交易中两个不可分割的阶段，前者更为侧重营销技巧，而后者则更为侧重配套工作。从现实来看，这种配套工作包括三个层面的内容。一是优化物流服务网络体系，这直接关系电商交易能否顺利完成；
考虑到诸如脐橙等生鲜农产品易腐易损特性，物流服务至关重要。二是妥善解决消费争端与假冒伪劣问题，这也直接关系到电商店铺的实际收益。与工业品不一样，农产品的品质难以控制。以脐橙为例，脐橙的大小、颜色、水分以及病虫害等都会对脐橙的品质产生影响，不可能所有的脐橙都一模一样，这就为消费争端埋下隐患。不仅如此，如果是具有地理标志的脐橙，其市场售价也往往会更高，销路往往也会更好，假冒伪劣问题也会随之而来。消费争端和假冒伪劣问题处理不好，必然会带来差评。对所有的电商店铺而言，差评尤其是客观的可视化差评极有可能会给电商店铺带来灾难性的冲击。(20)胡雅淇、林海：《在线评论特征对生鲜电商农产品销量的影响：来自淘宝羊肉大数据的证据》，《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21年第6期。三是后端的技术支持问题，这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电商店铺的发展。充满活力的电商店铺往往会定期更新网页，会第一时间将相关商品的信息展示出来，尽量通过引流的方式将潜在消费者转变为现实的消费者。现实中，绝大多数电商并不具备更新网页的能力，而寻求电商平台的帮助则意味着更高的成本支出。总体上来说，一般的电商无法通过自身的力量妥善解决好这三个层面的工作。为此，留守基层的大学生村官、“三支一扶”工作人员、特岗教师以及大学生西部志愿者等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实实在在地为农产品电商发展的后端服务贡献力量，有力地促进了农产品电商的发展，为脐橙种植户增加收入、摆脱陷入相对贫困的陷阱创造了条件。笔者2021年8月对西部地区某具有农产品地理标志的脐橙产地进行调研发现：为了解决物流网点布局不均问题，一些大学生村官专门组织返乡农民工组建农民专业合作社，专门从事县域乡镇层面物流运输服务，有效地缓解脐橙电商发展的“最后一公里”问题。不仅如此，为了解决脐橙电商遇到的各种现实问题，一些乡镇还专门将大学生村官、“三支一扶”工作人员、特岗教师以及大学生西部志愿者组织起来，一对一为脐橙电商提供志愿服务，引导脐橙电商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来脱贫致富。基于此，特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假说3：志愿者在志愿服务的过程中，通过优化物流服务网络体系、协助解决消费争端与打击假冒伪劣、提供农产品电商发展的后端技术服务，确保了脐橙种植户电商店铺的健康发展，为脐橙种植户增加收入、摆脱陷入相对贫困的陷阱创造了条件。

(一)变量选择

第一，被解释变量。本文研究的被解释变量为农村相对贫困。从既有文献资料来看，学者们在如何测度农村相对贫困方面并未取得一致意见。比如，孙久文和夏添(21)孙久文、夏添：《中国扶贫战略与2020年后相对贫困线划定：基于理论、政策和数据的分析》，《中国农村经济》2019年第10期。、沈扬扬和李实(22)沈扬扬、李实：《如何确定相对贫困标准?——兼论“城乡统筹”相对贫困的可行方案》，《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倾向于采用国际上常见的“收入比例法”测度相对贫困，王小林和冯贺霞(23)王小林、冯贺霞：《2020年后中国多维相对贫困标准：国际经验与政策取向》，《中国农村经济》2020年第3期。、汪三贵和孙俊娜(24)汪三贵、孙俊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中国的相对贫困标准、测量与瞄准：基于2018 年中国住户调查数据的分析》，《中国农村经济》2021年第3期。、斯丽娟和郭海霞(25)斯丽娟、郭海霞：《面向共同富裕的中国城乡相对贫困指数的测度及变动分解》，《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2年第5期。、陈永伟等(26)陈永伟、侯升万、符大海：《我国农村相对贫困标准估计与贫困动态》，《统计研究》2022年第5期。倾向于构建指标体系从不同维度来测度相对贫困，魏后凯(27)魏后凯：《2020年后中国减贫的新战略》，《中州学刊》2018年第9期。建议通过提高绝对收入线基础上的收入标准来测度相对贫困。前文理论分析表明，农村相对贫困既包括收入层面的贫困，也包括资源获取能力层面的贫困；
因此，本文以周力和邵俊杰(28)周力、邵俊杰：《非农就业与缓解相对贫困：基于主客观标准的二维视角》，《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的研究成果为基础，拟从客观和主观两个维度来衡量农村相对贫困；
其中，前者主要指收入层面，后者主要指资源获取能力方面(29)Rojas M.,“Experienced Poverty and Income Poverty in Mexico: A Subjective Well - Being Approach”, World Development,Vol.36,No,6,2008,pp.1078-1093.。在研究过程中，首先测算出各样本内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中位数，并将其中位数的40%作为农村客观相对贫困线，凡是线下的农户一律视为处于相对贫困状态。(30)左孝凡、陆继霞：《互联网使用与农民相对贫困：微观证据与影响机制》，《电子政务》2020年第4期。对处于农村主观相对贫困状态的农户，则通过调查问卷中的问题来进行识别。调查问卷中的问题是“从资源获取能力来看，相比较而言，您觉得您家在当地处于什么样的水平？A.非常低，B.较低，C.一般，D.较高，E.非常高”；
若样本农户选择的是A或者B，则将其视为处于农村主观相对贫困状态。

第二，核心解释变量。本文研究的核心解释变量为志愿服务。从现实来看，能够长期为农村提供志愿服务的主要是大学生村官、“三支一扶”工作人员、特岗教师以及大学生西部志愿者。虽然大学生村官、“三支一扶”工作人员和特岗教师的本职工作不是志愿服务，但在实际工作中，他们是广大农户眼中可以依赖和信任的“电商专家”，他们在本职工作外为农村电商发展提供了实实在在的支持。虽然地方政府会将大学生西部志愿者分配到乡镇的不同部门工作，但他们的身份决定了他们最贴近基层的农户，他们在实际工作也会给农户灌输电商扶贫理念、宣传电商扶贫优惠政策并为农户从事电商创业提供实实在在的帮扶。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大学生西部志愿者不仅仅面对的是西部地区，而是面对中西部22个省级单位。在调查问卷中，与志愿服务相关的问题是“请问您家电商店铺是否接受过大学生村官、‘三支一扶’工作人员、特岗教师以及大学生西部志愿者等所提供的志愿服务？A.否，B.是”。在实际研究过程中，本文将此问题的答案作为核心解释变量。

第三，中介变量。本文研究的中介变量为电商扶贫政策。在调查问卷中，与中介变量密切相关的问题是“排除其他因素的干扰，请问您觉得志愿服务(指您所在地区的大学生村官、‘三支一扶’工作人员、特岗教师以及大学生西部志愿者所提供的志愿服务)对您了解并熟悉电商扶贫政策到底有什么样的评价？A. 非常不满意，B. 不满意，C.一般，D.满意，E.非常满意”。

第四，工具变量。本文研究的工具变量为样本农户户主保存大学生村官、“三支一扶”工作人员、特岗教师以及大学生西部志愿者联系方式(如微信、办公电话、手机号以及QQ号等)的情况。之所以选择这个工具变量，主要是因为：从现实来看，大学生村官、“三支一扶”工作人员、特岗教师以及大学生西部志愿者只可能是定期对脐橙电商进行培训，更多的是通过微信、办公电话、手机号以及QQ号等方式指导脐橙电商妥善解决电商店铺运营过程中的诸多难题；
也就是说，联系方式至关重要。当然，联系方式与脐橙电商店铺及时获取志愿服务密切相关，但联系方式自身并不能够取代志愿服务。为确保工具变量的科学合理性，本文研究先后采用“Cragg-Donald Wald F”统计量和“Kleibergen-Paap rk LM”统计量来进行验证；
前者用来判断工具变量是否是弱工具变量，后者用来判断工具变量是否可以识别；
实证结果显示，本文研究所选择的工具变量是合适的工具变量。(31)在对所选择的工具变量进行验证的过程中，本文研究首先判断工具变量是否是弱工具变量。实证结果显示，“Cragg-Donald Wald F”统计量为12.1546，大于15%显著水平的临界值(10% maximal IV size：15.1027，15% maximal IV size：10.1239)，这说明本文研究所选择的工具变量不存在明显的弱工具变量问题；
为进行进一步的验证，本文研究继续对所选择的工具变量与内生解释变量之间的相关性进行实证，结果发现：工具变量的系数在1%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且F统计量临界值为36.1225，远远大于10，这也进一步说明了不存在明显的弱工具变量问题。此外，“Kleibergen-Paap rk LM”统计量为11.1426，相应的p值为0.0038，这也拒绝了本文研究所选择的工具变量不可识别的原假设。概括地讲，本文研究所选择的工具变量是合适的。受篇幅限制，部分实证结果未在文中展示，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直接向作者索取。

表1 变量赋值情况及其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

第五，控制变量。本文研究的控制变量为影响农村相对贫困的其他因素。导致从事脐橙电商销售的农户家庭陷入相对贫困状态的原因较为复杂，既有户主自身层面的原因，也有家庭与店铺层面的原因，还有农户所在地区层面的原因。基于此，本文研究拟从户主个人特征、家庭与店铺特征、地区主要特征等三个维度来选择控制变量，具体变量的选择情况、赋值情况及其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

(二)数据来源

作为典型的生鲜农产品，脐橙在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均有种植，我国也是重要的脐橙产区。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虽然我国有12个省级单位可以种植脐橙，但具有农产品地理标志的脐橙则相对较少，这些脐橙主要集中在重庆、江西、湖北、湖南和四川等5个省市；
因此，这5个省市是本文研究的样本区。在初步确定了样本区后，本文研究继续以脐橙的农产品地理标志为依据，将奉节脐橙(主产区为重庆市奉节县)、赣南脐橙(主产区为江西省信丰县、寻乌县、安远县、会昌县以及瑞金市)、秭归脐橙(主产区为湖北省秭归县)、里耶脐橙(主产区为湖南省龙山县)、黔阳脐橙(主产区为湖南省洪江市)、邻水脐橙(主产区为四川省邻水县)、金堂脐橙(主产区为金堂县)、雷波脐橙(主产区为四川省雷波县)、西凤脐橙(主产区为四川省西充县)和红格脐橙(主产区为四川省盐边县)的产地作为调查问卷发放区域，总共14个县级单位。2021年5月到6月，课题组在每个县级单位随机发放调查问卷90份(调查问卷要求从事脐橙销售的电商店铺户主本人填写)，总共回收调查问卷1190份，剔除缺乏关键信息的问卷，最终有效调查问卷1042份，问卷有效率为82.70%。

(三)模型设定

在确定变量的前提下，本文研究将电商扶贫视角下志愿服务影响农村相对贫困的基准模型设定如下：

Yiz=α0+α1θi+α2XI+α3XII+α4XIII+ηi

(1)

在模型(1)中，Y表示从事脐橙电商销售的农户家庭贫困状况，i表示第i个从事脐橙电商销售的农户样本。z表示从事脐橙电商销售的农户家庭贫困的两个维度，z取0和1，分别表示农户家庭处于客观相对贫困状态和主观相对贫困状态。α表示待估参数。θi为虚拟变量，表示第i个从事脐橙电商销售的农户接受志愿服务的情况。XI、XII、XIII为影响从事脐橙电商销售的农户家庭贫困状况的三组控制变量，分别是户主个人因素、家庭和电商店铺因素以及地区主要因素。η为随机误差项。

本文借鉴Baron和 Kenny(32)Baron R. M., Kenny D. A., “The Moderator-mediator Variable Distinction in Social Psychological Research: Conceptual, Strategic, and Statistical Consideration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Vol.51,No.6,1986,pp.1173-1182.提出的中介效应检验方法，将逐步法与Bootstrap法相结合，将电商扶贫视角下志愿服务影响农村相对贫困的中介效应模型设定如下：

Yiz=α0+α1θi+α2XI+α3XII+α4XIII+ηi

(1)

Fi=γ0+γ1θi+γ2XI+γ3XII+γ4XIII+ηi

(2)

Yiz=β0+β1θi+β2Fi+β3XI+β4XII+β5XIII+ηi

(3)

结合模型(1)、模型(2)和模型(3)来看，Y为中介效应检验的被解释变量，θi为中介效应检验的解释变量，F为中介变量，模型(2)和模型(3)的其他变量定义与上文相同。模型(1)中的α1是志愿服务对农村相对贫困影响的总体效应，模型(2)中的γ1是志愿服务对中介变量的影响效应，模型(3)中的β1和β2分别是志愿服务、中介变量对第i个从事脐橙电商销售的农户相对贫困状态影响的直接效应，将模型(2)代入模型(3)中可以得出电商扶贫的中介效应γ1β2，即志愿服务通过电商扶贫对农村相对贫困的间接效应。在对模型(1)、模型(2)和模型(3)具体进行处理时，需要严格遵循如下步骤：第一步，若模型(1)中的α1显著，表明志愿服务有利于缓解农村相对贫困，则可以进行后续检验，若不显著的话，则停止中介效应分析；
第二步，在依次对模型(2)和模型(3)中的回归系数γ1和β2进行验证时，若两者都显著则可以下一步的检验，若至少有一个不显著则进行第四步的检验；
第三步，若模型(2)和模型(3)中的回归系数γ1和β2都显著，则对模型(3)的β1进行验证，若β1能够通过显著性检验且在系数绝对值上有β1<α1，则说明电商扶贫是部分中介变量，相应的中介效应强度为γ1β2，若回归系数β1不显著，则说明电商扶贫是完全中介变量；
第四步，在模型(2)和模型(3)所对应的回归系数γ1和β2至少有一个不显著的基础上可以进行Sobel检验，若系数显著这说明电商扶贫的中介效应存在，反之中介效应则不存在。

(一)基准模型回归

针对被解释变量为无序分类变量的实际情况，本文研究首先考虑采用Logit模型或者是Probit模型来对模型进行估计。通过Logistic分布检验和正态性检验发现，本文研究不适合采用Logit模型，而Probit模型更为合适。(33)通过Logistic分布检验(判断分布函数图的曲线是否是Logistic曲线)和正态性检验(判断偏度、峰度是否为0)发现，本文研究可能适合采用Probit模型。由于本文实际研究的样本量超过1000，且前文所设定的模型(1)并不是用来预测；
因此，理论上来说，只要模型(1)不存在明显的异方差问题，仍然可以使用最小二乘法(OLS)来对模型(1)进行估计。基于此，本文研究拟同时采用Ordered Probit 模型和最小二乘法(OLS)来实证电商扶贫视角下志愿服务对农村相对贫困的影响。(34)需要特别说明的是，采用Ordered Probit 模型和最小二乘法(OLS)实证电商扶贫视角下志愿服务对农村相对贫困的影响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因为两种实证策略下的核心解释变量系数及其显著性并没有明显的不同。文中未展示未纳入控制变量情形下的实证结果，因为从实证结果来看，纳入控制变量前后，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及其显著性并未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受篇幅限制，文中仅展示采用最小二乘法(OLS)与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且纳入所有控制变量后的实证结果；
未展示出来的结果，感兴趣的读者可以直接向作者索取。

在实证策略的选择方面，本文研究首先对前文设定的模型(1)进行验证。结果发现：模型(1)的方差膨胀因子值(VIF)为4.1217，显然小于10，这说明模型(1)并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
White检验的伴随概率为0.7016，显然大于5%，说明模型(1)不存在明显的异方差。随后，本文研究对核心解释变量志愿服务进行DWH检验。结果发现：DWH的统计量为3.0319，相对应的P值为0.0026，这说明核心解释变量志愿服务是内生变量，有必要采用工具变量法来进行进一步的研究，有关工具变量的选择及其检验前文已经说明。在具体实证方面，依据研究方法的不同，本文研究分两大步来进行；
第一步是直接采用Ordered Probit模型来进行实证；
第二步是先不考虑内生性问题直接按照不纳入控制变量和纳入控制变量的顺序采用最小二乘法(OLS)来进行实证，紧接着，引入工具变量并运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重新进行实证，实证结果如表2所示。从表2可以发现，无论被解释变量取农村客观相对贫困，还是取农村主观相对贫困，志愿服务对农村相对贫困的影响均显著，这也进一步说明前文研究假说是成立的。受长期以来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影响，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流入城市，留守农村更多的是老人、妇女和儿童；
即便近些年来开始出现农民工返乡潮，但这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村智力资源流失问题。随着大学生村官项目、“三支一扶”项目、特岗教师项目以及大学生西部志愿者项目等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的实施，大量年富力强且具备相应专业技能的大学生来到农村；
不仅这些大学生自身工作岗位能够为农村相对贫困问题的解决提供智力支持，而且他们所提供的志愿服务直接促进了农村电商的发展，这在很大程度上也为农村相对贫困问题的创造了条件。

表2 志愿服务影响农村相对贫困的基准回归结果

同时，从表2中还可以发现，户主的年龄越大，越不利于家庭摆脱相对贫困，这可能是由于在当前的就业市场中存在较为明显的“年龄歧视”。户主的教育程度越高，越有利于家庭摆脱相对贫困，因为教育是稳定脱贫的重要推手，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途径。基于婚姻存续期间的人脉资源积累，有利于家庭摆脱相对贫困。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象极为常见，户主自身强健的体魄是家庭摆脱相对贫困的重要前提。农户能否提供绿色、有机、生态农产品，这与户主自身对生态环保和食品安全的认识密切相关。(35)鲁钊阳、黄箫竹、廖杉杉：《乡村振兴背景下电商直播对农村相对贫困影响的实证研究》，《电子政务》2022年第8期。虽然非电商收入是绝大多数农户的主要收入来源，但电商收入则可以为农户摆脱相对贫困夯实基础，因为电商交易给农户带来的是直接的货币收入。对从事脐橙产销的农户而言，劳动密集型特征突出，在家庭劳动力人数、抚养与赡养人数方面具有优势的家庭更容易摆脱相对贫困。家中的村民代表往往能够更早地获取国家和地方政府层面的支农惠农政策，有利于家庭抢抓政策优势摆脱相对贫困。能够经受市场检验的电商店铺大多可以获利，这些店铺在家庭摆脱相对贫困方面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电商店铺的差评和可能遭遇的山寨侵权，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电商店铺的发展，制约依靠电商收入的农户摆脱相对贫困。品牌具有重要的商业价值，品牌投入从长期来看有利于电商店铺的发展；
不仅如此，数字化转型是电商发展的必然趋势，顺应趋势的电商店铺发展后劲更足，这两个因素对农户摆脱相对贫困都具有积极意义。数字鸿沟是农户陷入相对贫困的重要原因，提升乡镇信息化水平有利于弥合数字鸿沟，可以缓解农村相对贫困。(36)何宗樾、张勋、万广华：《数字金融、数字鸿沟与多维贫困》，《统计研究》2020年第10期。(37)王杰、蔡志坚、吉星：《数字素养、农民创业与相对贫困缓解》，《电子政务》2022年第8期。农业技术培训可以为农户生产高品质的脐橙提供保障，科学合理的物流服务网点有利于缩短脐橙“从田间到餐桌”的时间，这有利于脐橙电商的发展，可以为农户增加收入创造条件。高水平的农村基础教育可以为高素质职业农民的培育夯实基础，高质量的农村社会治安水平可以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氛围，这些对农村相对贫困的缓解都具有显著的积极意义。

(二)稳健性检验

前文的分析表明，志愿服务能够有效缓解农村相对贫困，这一研究结论是否稳健呢？本文研究拟采用替换核心解释变量和清洗样本两种方式来进行验证。具体来说，即是：(1)替换核心解释变量。从对调查问卷中问题的梳理来看，与样本农户是否接受志愿服务密切相关的另外一个问题是“请问是否有大学生村官、‘三支一扶’工作人员、特岗教师以及大学生西部志愿者等上门宣传过国家和地方政府的支农惠农政策？A.否，B.是”。在实证过程中，本文研究将此问题的答案作为样本农户是否接受志愿服务的替代变量，实证结果如表3所示。(2)清洗样本。《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方案》对规模农业经营户进行了明确界定，一年一熟制地区露地种植农作物的土地面积达到100亩及以上的可以视为是种植大户。以此为依据，本文研究以100亩为标准，粗略地将脐橙种植户分为脐橙种植大户和非脐橙种植大户。从对所收集的问卷调查数据来看，脐橙种植大户的数量相对较少，本文研究首先清洗掉脐橙种植大户样本，然后以剩余的绝大部分脐橙种植户样本来探究电商扶贫视角下志愿服务对农村相对贫困的影响，实证结果如表4所示。从表3和表4中的结果来看，无论是替换变量还是清洗样本，电商扶贫视角下志愿服务对农村相对贫困的影响并未出现本质上的区别，前文实证结果稳健。

表3 志愿服务影响农村相对贫困的稳健性检验结果：替换变量后的实证结果

(三)电商扶贫中介效应的实证检验

前文分析表明，志愿服务通过发挥电商扶贫政策的效应来缓解农村相对贫困，为验证这种中介效应是否存在，本文研究拟按照前文介绍的中介效应检验步骤对模型(1)、(2)和(3)进行估计，并对关键变量进行直接效应、间接效应以及总效应的分解。从表5中可以看出，在第二步回归结果中，志愿服务对电商扶贫政策效应的回归系数为0.2829，且通过了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
在第三步的回归结果中，当被解释变量取农村客观相对贫困时，志愿服务和电商扶贫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3528和0.2916，且均通过了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
当被解释变量取农村主观相对贫困时，志愿服务和电商扶贫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2795和0.2021，且均通过了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
这充分说明志愿服务通过发挥电商扶贫政策的效应，有力地缓解了农村相对贫困。此外，从表5中还可以看出，当被解释变量取农村客观相对贫困时，有0.3528小于0.4112，表明电商扶贫在志愿服务缓解农村相对贫困的过程中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强度为0.2829×0.2916=0.0825，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重为(0.2829×0.2916)/0.3528=23.38%；
当被解释变量取农村主观相对贫困时，有0.2795小于0.3816，表明电商扶贫在志愿服务缓解农村相对贫困的过程中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强度为0.2829×0.2021=0.0572，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重为(0.2829×0.2021)/0.2795=20.46%。

表5 电商扶贫在志愿服务影响农村相对贫困中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四)电商扶贫中介效应的作用机制检验

前文分析表明，电商扶贫在志愿服务缓解农村相对贫困的过程中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
但是，电商扶贫中介效应的作用机制到底是什么呢？作为精准扶贫十大工程之一，脱贫攻坚战中的电商扶贫成效显著，全国各地也涌现了大量的电商扶贫典型案例。从现实来看，留守基层的大学生村官、“三支一扶”工作人员、特岗教师以及大学生西部志愿者，他们在缓解农村相对贫困过程中，主要通过转变农户从事电商创新创业意愿、影响农户从事电商创新创业行动和提升农户从事电商创新创业成效等三个方面来发挥作用，进而更好地缓解农村相对贫困。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农产品电商数智化的趋势日益凸显(38)陈国青、任明、卫强、郭迅华、易成：《数智赋能：信息系统研究的新跃迁》，《管理世界》2022年第1期。；
与传统农产品电商不同的是，新时代农产品电商对相关创新创业者的综合素质要求更高，这就使得相当部分农户在畏难情绪的影响下停滞不前，甚至是部分农户出现返贫现象(39)汪三贵、周园翔：《构建有效的防规模性返贫的机制和政策》，《农业经济问题》2022年第6期。。在电商扶贫政策宏观效应的引导下，志愿服务可以更好地帮助农户克难奋进，有助于再次激发农户从事电商的创新创业意愿；
不仅如此，在志愿服务的直接影响下，相当部分农户也会更便捷地将自身的电商创新创业意愿转化为电商实际行动并切实提高从事电商的实际成效。(40)鲁钊阳、廖杉杉：《农产品电商发展的区域创业效应研究》，《中国软科学》2016年第5期。国内“淘宝镇”和“淘宝村”的发展实践已经证明，农户的电商创新创业意愿、创新创业行动以及创新创业成效等三个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可以显著提升区域农业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41)吴一平、杨芳、周彩：《电子商务与财政能力：来自中国淘宝村的证据》，《世界经济》2022年第3期。；
激发农户从事电商的创新创业意愿，落实农户从事电商的创新创业行动，提升农户从事电商的创新创业成效，已经成为政府引导农户摆脱相对贫困的重要手段(42)刘玮琳、何光喜、刘冬梅：《贫困地区淘宝村的增收效应：基于2005-2018年四省份县域数据的实证研究》，《中国科技论坛》2021年第9期。。

在调查问卷中，与作用机制密切相关的问题分别是：①“如果不考虑其他因素，请问您觉得志愿服务对您在新时代从事电商创新创业意愿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A.几乎没有影响，B.影响很小，C.一般，D.影响很大，E.影响非常大”；
②“如果不考虑其他因素，请问您觉得志愿服务对您在新时代从事电商创新创业行动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A.几乎没有影响，B.影响很小，C.一般，D.影响很大，E.影响非常大”；
③“如果不考虑其他因素，请问您觉得志愿服务对您在新时代从事电商创新创业成效(如经济收入)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A.几乎没有影响，B.影响很小，C.一般，D.影响很大，E.影响非常大”。在实证过程中，本文将上述三个问题的答案分别作为模型(1)的被解释变量来实证电商扶贫中介效应的作用机制，实证结果如表6、表7和表8所示。很显然，志愿服务对激发农户从事电商的创新创业意愿、落实农户从事电商的创新创业行动以及提升农户从事电商的创新创业成效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随着电商数智化趋势的日益凸显，对广大农户而言，从事电商创新创业的门槛明显提高，传统的农产品电商产销经营模式难以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得优势；
要想在激烈的电商市场中赢得竞争的先机，必须借助外部智力支持。当然，不可否认的是，顺势而为的电商创新创业必然会给农户带来更高的收益回报，摆脱贫困自然也不是难事。在留守基层的大学生村官、“三支一扶”工作人员、特岗教师以及大学生西部志愿者所提供的志愿服务的作用下，相当部分农户从事电商创新创业的意愿被激发，行动也被落到实处，成效自然也会更突出；
在此背景下，农户自身摆脱相对贫困也会越来越容易，甚至不少农户还会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43)林万龙、纪晓凯：《从摆脱绝对贫困走向农民农村共同富裕》，《中国农村经济》2022年第8期。

表6 意愿维度电商扶贫在志愿服务影响农村相对贫困中的作用机制检验

表7 行动维度电商扶贫在志愿服务影响农村相对贫困中的作用机制检验

表8 成效维度电商扶贫在志愿服务影响农村相对贫困中的作用机制检验

(五)区域异质性分析

通过对本文研究的样本区县进行梳理，不难发现：在14个样本区县中，有6个样本区县(奉节县、寻乌县、安远县、会昌县、瑞金市以及秭归县)曾经长期是国家级贫困县，均是2018年以来才逐步摘帽；
而其他的8个样本区县，虽然经济发展状况存在差异，但总体发展态势良好。因此，以是否是国家级贫困县为依据，可以对样本进行重新划分；
进一步地讲，电商扶贫视角下志愿服务对农村相对贫困的影响是否存在区域异质性呢？下文将依据中介效应的检验步骤来对模型进行重新估计，并测算国家级贫困县和非国家级贫困县关键变量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实证结果如表9所示。从表9中可以看出：对国家级贫困县而言，无论被解释变量取农村客观相对贫困，还是取农村主观相对贫困，电商扶贫在志愿服务缓解农村相对贫困的过程中均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强度分别为0.2198×0.2321=0.051和0.2198×0.2019=0.0444，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分别是(0.2198×0.2321)/0.2215=23.03%和(0.2198×0.2019)/0.3117=14.24%。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对非国家级贫困县而言，志愿服务对农村客观相对贫困和主观相对贫困的系数分别为0.4016、0.3763，且均通过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说明志愿服务能够有效缓解农村相对贫困。在随后的第二步检验中，志愿服务对电商扶贫的回归系数虽然为正但却并不显著，在Sobel检验下也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说明电商扶贫并不会在志愿服务影响农村相对贫困的过程中产生中介效应。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对国家级贫困县而言，在脱贫攻坚的过程中，电商扶贫成效显著，志愿服务能够以电商扶贫为载体，有效地推动了脐橙种植户的农业小生产与大市场的衔接，有利于农村相对贫困的缓解；
而对于非国家级贫困县而言，这些县级单位的县域经济整体实力较强，电商扶贫虽然有助于促进其农村经济的发展，但电商扶贫并非有效缓解农村相对贫困的唯一载体。

表9 电商扶贫视角下志愿服务影响农村相对贫困区域异质性检验结果

(续表)

在剖析志愿服务缓解农村相对贫困内在机理基础上，以重庆、江西、湖北、湖南和四川等5省市的1042份从事脐橙销售的电商有效调查问卷为例，同时采用Ordered Probit 模型和最小二乘法(OLS)实证志愿服务对农村相对贫困的影响，并引入电商扶贫作为中介变量，进一步探究两者之间的内在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无论被解释变量取农村客观相对贫困，还是取农村主观相对贫困，志愿服务都能够缓解农村相对贫困；
消除内生性问题后，志愿服务对缓解农村相对贫困的影响更为显著。电商扶贫在志愿服务缓解农村客观相对贫困和农村主观相对贫困的过程中均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重分别是23.38%和20.46%；
不仅如此，对国家级贫困县和非国家级贫困县而言，中介效应还存在明显的异质性。对国家级贫困县而言，无论被解释变量取农村客观相对贫困，还是取农村主观相对贫困，电商扶贫在志愿服务缓解农村相对贫困的过程中均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分别是23.03%和14.24%；
而对非国家级贫困县而言，电商扶贫在志愿服务缓解农村相对贫困过程中则不存在中介效应。不仅如此，电商扶贫在志愿服务缓解农村相对贫困过程中的作用机制，主要体现在转变农户创新创业意愿、影响农户创新创业行动和提升农户创新创业成效等三个方面，且这种作用机制不存在明显的异质性。

本文研究蕴含的政策含义如下：第一，要缓解农村相对贫困，需要科学引导志愿服务的发展。大学生村官、“三支一扶”工作人员、特岗教师以及大学生西部志愿者在基层均有自身的明确工作职责，从事志愿服务更多的是他们在正常工作时间外的“额外工作”；
因此，要科学引导他们从事志愿服务，需要从制度层面着手，将其从事志愿服务的情况纳入对其进行考核的范畴，支持、鼓励和引导他们发挥聪明才智，更好地投身农村相对贫困治理实践。在此基础上，基层政府要对大学生村官、“三支一扶”工作人员、特岗教师以及大学生西部志愿者的专业背景进行统计分析，要根据专业背景的不同来合理调配资源，进而有效实现志愿服务与农户需求之间的精准匹配。此外，基层政府要搭建平台，为志愿服务骨干与乡村党团组织骨干、乡村振兴能人、热心新乡贤等之间的衔接创造条件，科学引导志愿服务的发展。第二，要缓解农村相对贫困，需要高度重视电商扶贫的作用。一方面，地方政府需要高度重视对电商扶贫的认识，作为“十大精准扶贫工程”之一的电商扶贫在解决绝对贫困过程中成效显著，在缓解相对贫困阶段，电商扶贫的独特优势也应该被发挥，各种新型电商扶贫模式也应该得到规范发展。比如，作为电商扶贫新模式的电商直播就具有显著的高传播性、高信赖性和高保真性等特征，电商直播能够有效促进农产品电商的发展，因此，政府应该在引导电商直播合法合规发展的同时，有意识地培育能够带动地方特色农业产业发展的网络主播。另一方面，考虑到电商扶贫实际成效的发挥，还会在很大程度上受电商主体自身禀赋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44)鲁钊阳、孙艳倪：《消费者差评对农产品电商发展影响的实证研究》，《农村经济》2020年第11期。；
因此，地方政府可以通过支持、鼓励和引导大学生村官、“三支一扶”工作人员、特岗教师以及大学生西部志愿者等提供志愿服务助力电商扶贫。从实践来看，电商店铺从设立到繁荣壮大的每一个环节都需要多方面的技术支持，这些都可以通过志愿服务来予以解决。第三，要缓解农村相对贫困，需要做好相关的配套服务工作。比如，从户主层面来看，户主需要利用各种教育机会来提升个人综合素质，需要端正正确的婚恋观和家庭观，需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以确保自身的身体健康，需要高度重视对生态环保和食品安全的认识，切实为缓解家庭的相对贫困夯实基础。从家庭与店铺层面来看，需要妥善处理家庭专业经营和兼业经营之间的关系，需要采取措施及时转移家庭富余劳动力，需要通过购买保险等方式转移抚养儿童和赡养老人的经济负担，需要积极参与村民代表等的竞选，需要在维护电商店铺正常运转的同时，高度重视对店铺差评、假冒伪劣侵权等问题的处理，需要重视店铺自身的品牌培育与店铺的数字化转型建设，切实为缓解家庭的相对贫困创造条件。从地区层面来看，地方政府还需要在乡镇信息化建设、乡镇农业技术培训、乡村物流服务网点布局优化、乡村基础教育发展和乡村社会治安等方面做出应有的努力，切实为缓解家庭相对贫困的提供优良的外部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