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方式变化对老年人主观福利的影响∶兼论应对方式与社会支持的作用——来自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对778位老年人的调查

邓婷鹤 郑晓冬 毕洁颖 杨园争

在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的时代，如何满足中老年群体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是一个重要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总书记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要使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为13.26%(1)Nellgrove D.R., Elderly Housebound. A Report on Elderly People Who are Incapacitated,Luton : White Crescent Press Ltd,1963,p.71.；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为18.70%(2)Gilbert G.H., Branch L.G., Orav E.J., “An Operational Definition of the Homebound”, Health Services Research,Vol.26,No.6, 1992, pp.787-800.，增加5.44%，面对日益增加的老年群体，如何保障该群体的生活质量、提高其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成为老龄化社会必须面对的问题。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主要指突然发生，造成或可能造成社会公民健康严重损害的重大传染病疫情等严重影响公民健康事件。2019年底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以下简称疫情)，具有突发性、广泛性、威胁性等特征。为实现精准防控，我国多数地区即刻采取停工停产停学及居家隔离等管控措施，并通过划分封闭区、封控区、防控区实施管制，上述“超常规”管控措施使得人们的生活方式出现明显变化。上述背景下，老年群体作为脆弱人群，“被迫”生活方式的变化是否影响个体的主观福利，上述影响能否依靠社会支持以及自身应对方式来缓解？对上述问题的关注，不仅有助于丰富老年主观福利的研究内容，也助于未来老年关爱政策的制定。为此，本文基于生态系统理论构建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生活方式变化对主观福利影响的分析框架，尤其关注外界社会支持和内部应对方式在其中的作用，并采用对778名中老年人调查数据量化生活方式变化对主观福利的影响，最后提出对策建议。

学者Nellgrove(3)Locher J.L., Ritchie C.S., Roth D.L., Sen B., Vickers K.S., Vailas L.I., “Food Choice among Homebound Older Adults: Motivations and Perceived Barriers”, The Journal of Nutrition, Health & Aging, Vol.13, No.8, 2009, pp.659-64.最早提出居家不出(Homebound / Housebound)概念，即个体每周外出次数小于等于1。随后学者分别从外出范围、外出频率、在家时间等方面定义这种生活方式变化(4)Ganguli M., Fox A., Gilby J., Belle S., “Characteristics of Rural Homebound Older Adults: A Community-based Study”, Journal of Americain Geriatrics Society, Vol.44, No.4, 1996, pp.363-370.(5)Williams B.R., Lopez S., “Reaching the Homebound Elderly: The Prescription Intervention and Lifelong Learning (PILL) program”, Home Health Care Services Quarterly, Vol.24, No.1-2,2005, pp.61-72.(6)Major-Monfried H., DeCherrie L.V., Wajnberg A., Zhang M., Kelley A.S., Ornstein K.A., “Managing Pain in Chronically Ill Homebound Patients Through Home-Based Primary and Palliative Care”, Americain Journal of Hospital Palliat Care, 2019 Vol.36, No.4,2019, pp.333-338.，虽然当前居家不出尚未形成统一的概念，但多数研究认为如果无医学上的外出禁忌，几乎每天待在家里，过去一个月每周外出次数小于等于1的生活方式即为居家不出(7)Cárdenas-Valladolid J., Martín-Madrazo C., Salinero-Fort M.A., et al., “Prevalence of Adherence to Treatment in Homebound Elderly People in Primary Health Care: A Descriptive, Cross-sectional, Multicentre Study”, Drugs Aging, 2010; Vol.27, No.8,2010,pp.641-651.(8)Kono A., Kanagawa K., “Characteristics of Housebound Elderly by Mobility Level in Japan”, Nursing & Health Sciences, Vol.3, No.3,2001, pp.105-111.。对美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中老年群体这种生活方式的研究结果显示，居家不出是导致老年人卧床概率增加、认知能力下降、甚至痴呆的重要因素之一，严重损害个体身心健康和生活质量。(9)Musich S., Wang S.S., Hawkins K., et al., “Homebound Older Adults: Prevalence, Characteristics, Health Care Utilization and Quality of Care”, Geriatric Nursing, Vol.36,No.6,2015,pp.445-450.(10)Chen F., Short S.E., “Household Context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Among the Oldest Old in China”,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Vol.29,No.10,2008,pp.1379-1403.(11)Ozbay F., Johnson D.C., Dimoulas E., Morgan C.A., Charney D., Southwick S., “Social Support and Resilience to Stress: From Neurobiology to Clinical Practice”, Psychiatry (Edgmont),Vol.4,No.5,2007,pp.35-40.

生态系统理论(Ecological Systems Theory)认为个体与环境交互作用影响个体发展，故在讨论生活方式变化对主观福利影响的同时尤其关注个体应对方式和外在社会支持的作用。社会情绪选择理论(Socioemotional Selectivity Theory)尤其关注外部的社会网络变化和自身应对方式在个体老化过程中的影响，认为当社交网络为代表的社会支持减小，老年人更容易倾向于化解生命中负面情感体验，表现出对积极信息的偏好。(12)魏强、苏寒云、吕静、姚健、靳崇胤：《家庭规模、社会支持、健康状况对农村老年女性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西北人口》2020年第5期。以往研究表明儒家文化熏陶下以血缘/亲缘为重要纽带的家庭网络是老年群体精神慰藉的重要来源，这种社会支持能够使人们免受某些压力的影响，增进健康，改善精神状态，提高生活满意度。(13)李建新：《老年人口生活质量与社会支持的关系研究》，《人口研究》2007年第3期。(14)Krause N., “Lifetime Trauma, Emotional Support, and Life Satisfaction Among Older Adults”, Gerontologist,Vol.44,No.5,2004,pp.615-623.(15)李建新：《老年人口生活质量与社会支持的关系研究》，《人口研究》2007年第3期。不仅如此，社会支持还可以缓冲或调节压力/负性事件对个体可能产生的消极影响，研究发现子女的情感性支持对75岁及以上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缓冲和调节作用尤为明显(16)Krause N., “Lifetime Trauma, Emotional Support, and Life Satisfaction Among Older Adults”, Gerontologist, Vol.44,No.5,2004,pp.615-623.，社会支持能够缓解负性生活事件对老年心理健康不利影响(17)孙鹃娟、蒋炜康：《负性生活事件与中国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状况——兼论社会网络、应对方式的调节作用》，《人口研究》2020年第2期。。

除了外部的社会支持，老年群体自身的应对方式也是影响个体主观福利的重要因素。应对方式分为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积极的应对方式与老年个体的主观幸福感正相关，消极的应对方式与老年个体的生活质量和主观幸福感负相关。(18)Greenglass E.L., Fiksenbaum, Eaton.J.,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ping, Social Support, Functional Disability and Depression in the Elderly”, Anxiety, Stress & Coping,Vol.19,No.1,2006,pp.15-31.(19)姚若松、韩红静、王卫东、蒋海鹰：《老年人应对方式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研究: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针对生活变为居家不出老年人的研究发现，变为居家不出老年人更容易采取回避、发泄等消极应对处理生活中遇到的困难(20)Gellis Z.D., “Assessment of a Brief CES-D Measure for Depression in Homebound Medically Ill Older Adults”, Journal of Gerontol Social Work,No.4,2010,pp.289-303.(21)Choi N.G., Sirey J.A., Bruce M.L., “Depression in Homebound Older Adults: Recent Advances in Screening and Psychosocial Interventions”, Curr Transl Geriatr Exp Gerontol Rep,Vol.2,No.1,2013,pp.16-23.(22)刘学明、陈长香、杨秀兰：《居家不出高龄老人的孤独情绪及其影响因素分析》，《护理研究》2018年第20期。，但社会支持水平高低会影响个体应对方式：当个体感受到高水平社会支持则会采取更积极的应对方式(如更多积极应对而更少自责)，减少抑郁情绪提高生活满意度(23)Kim J., Han J.Y., Shaw B., McTavish F., Gustafson D., “The roles of Social Support and Coping Strategies in Predicting Breast Cancer Patients’ Emotional Well-being: Testing Mediation and Moderation Models”, Journal of Health Psychol,Vol.15,No.4,2010,pp.543-552.(24)Zamanian H., Amini-Tehrani M., Jalali Z., et al.,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Coping Strategies, Anxiety and Depression Among Women with Breast Cancer: Evaluation of a Mediation Model”, European Journal of Oncology Nursing,Vol.50,2021,p.101892.。可见，应对方式不仅能够直接影响主观福利，也可以在社会支持的作用下间接影响主观福利。更多研究也发现，社会支持对满意度、生活质量的积极作用更容易在主动寻求帮助、试图改变等采取积极应对的个体中体现。(25)Kima E., Kwak D.H., Yun M., “Investigating the Effects of Peer Association and Parental Influence on Adolescent Substance Use: A Study of Adolescents in South Korea”, Journal of Criminal Justice,Vol.38,No.1,2010,pp.17-24.(26)Chwaszcz J., Palacz-Chrisidis A., Wiechetek M., et al., “The Quality of Life, Resources, and Coping During the First Weeks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in People Seeking Psychological Counselling Before the Pandemic”,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ccupational Medicine and Environmental Health,Vol.34,No.2,2021,pp.275-287.

综上，已有研究为生活方式变化对主观福利的影响提供了基础，但已有研究更侧重于从医学视角探究长期变为居家不出对个体生活满意度、心理健康、生活质量等主观福利的影响，对突发公共事件导致变为居家不出的研究相对较少，考虑老年群体属于脆弱群体，生活方式的变化是否会影响主观福利，其中社会支持和应对方式将在多大程度发挥何种作用，影响机制是什么。为此，本文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以下假设和分析框架(见图1)：

假设1(H1)：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个体生活方式变为居家不出，这种变化不利于中老年人的主观福利

假设2(H2):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社会支持能够调节生活方式变化对主观福利的影响：获得更多社会支持时，变为居家不出对主观福利的负面影响将减弱

假设3(H3)：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生活方式变化与社会支持对主观福利的交互影响通过个体应对方式实现

图1 分析框架

(一)数据来源与变量说明

调研选择疫情的初步控制期和平稳恢复期，源于2020年2月中下旬以及2020年8月对北京市开展的老年生活质量调查，调查对象为55岁及以上个体，调查范围不仅涵盖了疫情爆发时的高风险地区，也包括老龄化程度相对较高的区县。调查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方法，具体步骤为：以确诊病例出现的小区为中心，确定周围相邻的街道，对街道编号后随机抽取，进一步对抽取到的街道中包含社区编号，计算机编码后抽取，确定社区后进入社区随机走访老年个体。合计发放问卷850份(27)2020年2月份的调研主要集中在北京市老龄化程度相对较高的朝阳区和西城区，分别获得有效样本191份和202份；
8月份的调研主要集中在疫情高风险地区大兴区，获得有效样本385份。，最终有效样本778份。问卷不仅涉及了个体近期和上一年度的外出情况和生活满意度，也包括了人口统计学特征、就业状况、社会保险保障等相关信息。表1显示调研样本集中在60—69岁和70—79岁，占样本的60%以上；
女性比例显著高于男性；
上一年度调研个体外出频率集中在每周外出4—5次，占比48.46%，几乎每天外出占比27.76%，这种生活方式下有44.86%个体生活满意、20.31%个体生活非常满意；
而疫情带来的生活管控迫使个体的外出频率变为每周一次及以下(占比81.23%)，这种生活方式的变化促使生活满意度明显下降，生活满意和非常满意的比例明显下降，分别下降为11.44%和3.6%。

表1 调查样本基本特征

因变量为中老年人生活满意度，调查问卷中对应的问题是“您对自己目前生活是否感到满意？”，受访者回答依次为“很不满意、不太满意、比较满意、满意和非常满意”，赋值分别1—5。关键自变量为公共卫生事件中生活方式变化，通过询问外出频率而获得，调查问卷询问了“最近(过去一个月)您每周外出频率(28)外出指有目的走出家门, 且与外界人员进行沟通的活动, 包括被帮助的外出，因倒垃圾的外出、到院子、门口包括楼道口张望的外出不包括在内。？”，受访者回答依次为“1次及以下、2—3次、4—5次和6次及以上”，将回答“1次及以下”定义为“居家不出”。社会支持变量对应的问题是“相比之前，疫情中您受到来自子女的支持变化”，设立了3个选项：减少赋值为1、没变赋值为2、增加赋值为3；
应对方式在问卷中对应的问题是“疫情中您是否试图主动改变生活状况”，设立了4个选项：不采取赋值为1、偶尔采取赋值为2、有时采取赋值为3、经常采取赋值为4。控制变量方面，借鉴已有文献，加入个体和家庭特征作为控制变量，个体特征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身体健康水平、是否退休和是否居住在城市；
家庭特征变量包括是否与子女同住、家庭收入是否稳定。

表2显示了各变量的描述统计结果。首先，调查期间中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为2.790，介于“不太满意和比较满意”之间，其中生活方式变为居家不出组的中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为2.780，略低于非居家不出组的生活满意度(2.808)。其次，居家不出组的中老年人平均外出频率为1.007次/周；
非居家不出组的外出频率为2.358次/周。第三，变为居家不出组的中老年人受到来自子女的经济和精神支持相对较高；
最后，控制变量显示，居家不出组的中老年人受教育水平较高、女性占比较大、自评健康水平更高、夫妻合住比例更大。

表2 变量含义及描述统计分析

(二)研究方法

考虑生活满意度是一个有序变量，将采用OLS和有序Probit模型进行估计，原因在于，大样本情况下，因变量为离散型两种方法所估计的结果没有差异，且OLS模型估计结果更加直观。估计形式如下：

LS=γ0+γ1HB++γ2X+ε

(1)

其中，被解释变量LS表示中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水平；
核心解释变量HB表示中老年人生活状态是否变为居家不出以及外出频率；
X为一系列控制变量，具体包括中老年人的个人特征、家庭特征以及初始健康状况等，ε是随机扰动项。进一步，通过有中介的调节模型分析中老年人应对方式的中介作用和获得的社会支持的调节作用：首先，做因变量生活满意度Y对自变量生活方式是否变为居家不出X、调节变量社会支持U以及交互项UX回归，UX系数显著说明U对Y与X的调节作用显著，UX的系数c3显著，即U对Y与X关系的调节效应显著。

Y=c0+c1X+c2U+c3UX+e1

(2)

其次，做中介变量应对方式W对自变量生活方式是否居家不出X、调节变量社会支持U以及交互项UX的回归考察a1a3的显著性。

W=a0+a1X+a2U+a3UX+e2

(3)

再次，做因变量Y对自变量X、调节变量U、中介变量W以及调节变量与自变量的交互项UX和调节变量与中介变量的交互项UW。

(4)

如果a3和b1显著, 或者a3和b2显著, 则UX对Y的影响至少有一部分通过中介变量W实现。如果a1和b2显著, 则U通过调节W对Y的效应, 间接调节了X对Y的效应。

(一)生活方式变化对老年人主观福利影响

上述统计描述分析表明，调查期内生活方式变为居家不出与非居家不出老年群体生活满意度存在差异，进一步将在控制其他影响因素的基础上量化上述影响。为此，本文分别使用“是否居家不出”和“外出频率”作为核心变量进行估计，表3展示了采用OLS和有序Probit两种方法对式(1)估计，第(1)可知，生活方式变为居家不出后显著降低了中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导致其降低0.114个单位且在5%水平上显著，第(3)进一步外出频率对其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后发现，当以几乎每天外出为参照组，随着外出频率的减少个体满意度下降：每周外出2—3次的个体生活满意度平均降低0.083个单位；
每周外出1次及以下的个体生活满意度平均降低0.076个单位，均在5%水平上显著。表3中有序Probit的估计结果与OLS一致。这意味着，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带来生活方式变化(外出频率降低甚至变为居家不出)确实降低了其生活满意度。

表3 生活方式变化对中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影响估计结果

从控制变量上看，一是受教育程度越高，中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更高，与以往研究结论一致。(29)曾毅、顾大男：《老年人生活质量研究的国际动态》，《中国人口科学》2002年第5期。需要说明的是，调研中发现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个体更容易通过信息手段获得的有效信息，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个体的焦虑情绪。这也启示老年数字鸿沟客观存在的背景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后让老年群体实时掌握客观、有效的信息有助于提高其生活满意度。二是婚姻状况为已婚降低了生活方式变化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负面影响，这也侧面证实了Joung的结论，与其说婚姻决定了老年人的晚年生活，不如说婚姻所带来的生活照料、相互支持和精神慰藉才是决定老年人晚年生活的关键要素。(30)Joung I.M., van de Mheen H., Stronks K., van Poppel F.W., Mackenbach J.P., “Differences in Self-Reported Morbidity by Marital Status and by Living Arrangemen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pidemiology,Vol.23,No.1,1994,pp.91-97.三是与子女同住显著提升了老年群体的满意度，这源于两方面：一方面是子代在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带来居家不出这种生活方式变化时，可以通过互联网满足基本日常生活(如日常买菜、购药)，很大程度降低了老年个体在生活物资获取上障碍；
另一方面，子代向亲代进行数字反哺，增加了代际互动，提高老年个体满意度。最后，随着个体年龄增加，生活方式的变化对其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减少。这也间接印证了社会情绪选择理论提出的当老年个体意识到未来时间“终点”的临近更容易最大化积极情绪体验，避免或回避消极情绪。

(二)社会支持和应对方式对个体主观福利变化的影响

上述研究发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老年人生活方式“被迫”变为居家不出会显著降低其生活满意度，既然如此，更为有意义的是：疫情中变为居家不出带来的不利影响能否通过调整个体应对方式和增加社会支持力度而缓解？为回答上述问题，拟通过中介的调节模型来分析社会支持和应对方式的作用机理。借鉴了现有文献做法(31)温忠麟、张雷、侯杰泰：《有中介的调节变量和有调节的中介变量》，《心理学报》2006年第3期。(32)叶宝娟、温忠麟：《有中介的调节模型检验方法:甄别和整合》，《心理学报》2013年第9期。，将除因变量外的所有变量，包括居家不出(X)、社会支持(U)、应对方式(W)都标准化处理(标准化为Z分数)，然后将相应的变量相乘产生交互作用项XU和UW(XU和UW不是标准化变量)。

首先，检验社会支持的调节作用。建立生活方式居家与否、社会支持以及两者的交互项对生活满意度影响的模型(见表4)。表4中第(1)列显示了社会支持对生活满意度的调节作用，可知居家不出的生活方式显著降低了生活满意度(c1=-0.052，p<0.05)，社会支持能够显著改善生活满意度的下降(c2=-0.034，p<0.1)，且居家不出与社会支持的交互项也显著(c3=0.012，p<0.1)，即社会支持调节了生活方式为居家不出后对个体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假设2得到验证。图2显示的斜率变化更直观表明，虽然社会支持不能完全抵消生活方式变为居家不出带来的不利影响，但不同程度的社会支持均能够起到缓解作用：与较低社会支持相比，中老年人在获得较高社会支持水平下的生活满意度对居家与否的斜率较小，说明生活方式同样是从非居家不出变为居家不出，中老年人如果获得更高的社会支持，可以明显减缓居家不出这种生活方式的不利影响，相反，当中老年人获得较低社会支持时，其生活满意度对居家与否的状态变化相对更敏感(斜率较大)，上述缓解作用较小。该结果也为后文进一步检验社会支持在居家不出通过应对方式间接影响生活满意度的过程中发挥中介的调节效应奠定基础。

图2 社会支持对居家不出与生活满意度关系的调节效应 图3 社会支持对居家不出与应对方式关系的调节效应

表4 社会支持、应对方式对主观福利影响的路径检验(标准化估计)

图4 社会支持、应对方式影响生活满意度的有中介的调节模型

(三)内生性与稳健性检验

考虑一些未能观测到的因素可能同时影响生活方式变化与生活满意度，结合问卷中询问个体上一年度的生活满意度和外出频率，拟通过倍差法和滞后因变量( Lagged Dependent Variable Regression，LDV) 回归克服内生性影响后考察结论的稳健性。

倍差法的主要思路是利用一个外生的公共政策所带来的横向单位(cross-sectional)和时间序列(time-series)的双重差异来识别公共政策的“处理效应”(treatment effect)。(33)周黎安、陈烨：《中国农村税费改革的政策效果:基于双重差分模型的估计》，《经济研究》2005年第8期。2019年底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可将其视为一次准实验，期间生活管控带来个体生活方式变化：疫情期间按照是否变为居家不出分为居家不出组(处理组)和非居家不出(对照组)，进而分析生活满意度的差异。具体选取调查时间虚拟变量T(T =1为当期情况)、居家不出与否虚拟变量DHH(DHH=1为居家不出)及其交互项(T*DHH)作为解释变量。其中，时间虚拟变量度量了调查期前后处理组和对照组的生活满意度变化；
居家不出与否的虚拟变量度量了居家不出与非居家不出生活满意度变动的差异；
而交互项度量了居家不出对处理组和对照组影响差异即关键解释变量，影响如下：

LS"=∂0+β0T+∂1DHH+∂2T*DHH+μ

(5)

对于对照组(DHH=0)而言，模型可以表示为：LS,=∂0+β0T+μ，故对照组的在调查前后变化为：

调查前后对照组平均变化为D1=(∂0+β0)-∂0=β0。

对于处理组(DHH=1)而言，模型可以表示为：LS,=∂0+β0T+∂1+∂2T+μ，故处理组的在调查前后变化为：

调查前后处理组平均变化为D2=(∂0+β0+∂1+∂2)-(∂0+∂1)=β0+∂2。从而居家不出的净影响为D2-D1=β0+∂2-β0=∂2。

调研样本显示外生的“2019-nCoV”导致多数个体生活方式变为居家不出，778份有效样本中632个样本在调查期间生活方式变为居家不出，146个为非居家不出。同时剔除上一年度生活方式即为居家不出的老年个体以及变量不完整的个体，最终获得样本1090个。表5显示了上述对式(5)的估计结果，交叉项T*DHH系数-0.191在5%水平显著，对比前文OLS和有序Probit的估计结果来看，DID估计系数值相较于前两种方法估计系数值偏大，但符号方向和基本结论没有变化，表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带来中老年人生活方式变为居家不出对生活满意度带来了显著负面影响，与前文研究结论一致，结论是可信的。需要说明的是，由于问卷中没有询问调查样本在上一年度的各种控制变量特征，故在DID在估计时没有控制其他控制变量，这也是DID估计系数偏大的原因。

表5 考虑内生性的DID稳健性检验

考虑DID分析未能控制其他影响因素结论可能带来偏差，进一步采用滞后因变量( Lagged Dependent Variable Regression，LDV) 回归检验结论的稳健性。(34)Johnson D., “Two-Wave Panel Analysis: Comparing Statistical Methods for Studying the Effects of Transition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Vol.67,No.4,2005,pp.1061-75.(35)Williams K., Debra U., “Marital Status, Marital Transitions, and Health: A Gendered Life Course Perspective”, Journal of Health and Social Behavior,Vol.45,No.1,2004,pp.81-98.基本思路是选择两期生活状态没有发生变化的样本，控制其他影响因素后考察基期生活方式对当下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具体做法如下：

表6 生活方式变化对生活满意度影响的LDV估计

假设 t 期为基期，基期个体居家与否的生活方式是随机的，然后通过控制个体基期生活满意度前提下考察基期的居家状态对下一期(t + 1)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即检验第 t 到 t + 1期间个体t期居家与否的生活方式对第t + 1期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即

LS""t+1=γ0+γ0LS""t+γ1DHHt+∂2Xt+1+ϑt+1

其中因变量LS""t+1为当期个体生活满意度；
LS""t为上期个体生活满意度；
DHHt为上期个体居家与否生活方式；
Xt+1为当期影响个体生活满意度的控制变量；
ϑt+1为误差扰动项。将样本限定为两期生活方式没有发生变化的个体，获得样本179个。回归结果见表6，生活方式变为居家不出降低了个体的生活满意度，在10%水平上显著，与上述结论一致。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显著水平下降更多是由于控制变量增加且样本总量降低进而损失了自由度导致。

本文通过对北京市778位老年人主观福利的调查数据，基于生态系统理论构建了生活方式变化对老年个体主观福利影响的分析框架，侧重分析社会支持和应对方式对个体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并通过有中介的调节模型进行实证验证。研究发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生活管控引发老年个体生活方式发生变为居家不出，随着外出次数的减少，个体生活满意度显著下降，但上述消极影响可以通过社会支持和个体积极应对而减弱：如果能够获得更多来自子女或者社区的外部支持，即使生活方式被迫变为居家不出，通过积极的应对则能更大程度降低上述不利影响。上述研究提示要重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生活方式变化对老年人主观福利的影响，对老年人的关爱政策制定具有如下启示。

首先，重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生活方式变化对老年群体的影响。相较于年轻群体，老年群体对于生活方式变化的应对能力较弱，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基本生活需求保障能力较弱。当下数字技术与各项生活场景的迅速融合，老年数字鸿沟存在背景下个体的基本生活物资以及日常就医需求能力较弱。二是心理应对能力较弱。一方面源于在数字技术飞速发展背景下，就其他群体而言，老年群体信息甄别能力较弱，影响个体心理健康；
另一方面源于生活方式的转变导致部分老年个体，尤其是独居个体与外界互动减少容易引发心理问题。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管理中政府部门需在保障老年人日常基本生活需求的同时重视对其心理健康的疏导。首先，需要给予老年人基本关爱，让老年个体知道管控中有相关人员对其生活提供帮助；
其次，社区或者志愿者为代表的相关组织与老年人主动沟通，即使了解个体的生活需要，如基本生活物品以及购药需求；
最后，也要兼顾老年个体心理问题，相关工作者可借助电话、视频等沟通的方式，运用专业社会工作技能为老年个体尤其是独居老年人提供及时的精神慰藉和心理疏导。

其次，充分利用社会支持对老年个体主观福利的促进作用，鼓励更多社会组织参与并提供各种社会支持。本研究发现社会支持是生活方式变化影响主观福利的重要边界条件，表现为不仅可以直接调节居家不出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还可以通过调节个体自身应对方式间接影响生活满意度。以往有关老年群体社会支持的研究认为来自家庭、朋友的支持有助于提高老年个体的心理健康和满意度(36)Li D., Wu T.C.Z., “An Exploration of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the Chinese Oldest-Old”, Healthy Longevity in China,Vol.20,2008,pp.347-356.(37)Lang F.R., Carstensen L.L., “Time Counts: Future Time Perspective, Goals, and Social Relationships”, Psychol Aging,Vol.17,No.1,2002,pp.125-139.，其中家庭网络支持帮助老年人渡过难关的不竭动力(38)Chunkai L., Shan J., Zhang X.W.,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hip, Family Social Support, and Depression Among Chinese Elderly: A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Analysis”, Journal of Affective Disorders,Vol.248,2019,pp.73-80.。然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生会一定程度上影响原有社会支持系统，导致个体家庭和朋友这些原始社会支持发挥作用受限，这就需要通过社会组织(尤其是社会公益组织)来提供各种专项支持。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可以考虑以政府购买的方式为老年群体提供相应服务。

最后，在积极老龄化的理念下考虑突发公共事件中老年关爱措施。有调节的中介模型表明个体应对方式在生活方式变化对主观福利的影响中发挥完全中介作用，即社会支持的调节作用是通过个体应对方式这一中介实现的。这就需要“赋权增能”进而提升老年个体的能动性，面对突发事件鼓励个体采取积极方式应对，比如积极的自我调适以及主动寻求帮助与支持都有助于缓解生活方式变化的消极影响。

本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一方面，调查数据限于北京，考虑其经济发展程度以及各项社会应急保障能力较好，识别的生活方式变化对老年群体的影响可能被低估，此外，当前结论更多识别的是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带来生活方式变化的短期影响，其中长期影响有待进一步关注；
另一方面，研究中对于社会支持和应对方式的测量问卷题目较少，均采用老年个体的自我报告，未来将考虑结合相关测量量表，进而关注研究结论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