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史与汉学研究

□任大援

当我开始提笔写编后记的时候，脑海中不禁又浮现出不久前过世的严绍璗先生的身影。我们与严先生的交往，与改革开放以来国内汉学研究的进程相始终。“治汉学研究，从文献学入手”，这是国内大家中李学勤、严绍璗先生代表的研究方向，相伴随的还有谢方先生代表的从中西交通史入手的方向，耿昇先生代表的专攻法国汉学兼及蒙藏的方向，朱政惠先生代表的专攻美国汉学中史学研究的方向，等等。上述几位，都在近几年作古，难免使人有“空惊故人少”之叹。近几年离世的还有海外的汉学大家狄百瑞（William Theodore de Bary，1919 —2017）、傅高义（Ezra F. Vogel，1930 —2020）、 史 景 迁（Jonathan D.Spence，1936 —2021）等人。这些中外学者，在汉学研究领域都术有专攻，泽被后人。鉴于此，本刊设“追思学人”的不定期栏目，表达对已故优秀学者和作者的一种特别怀念，以示我们的尊重。

2022 年是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 —1610）诞辰470 周年。利氏是大航海时代以来为中西文化交流奠基的代表人物，本期刊发两篇关于《葡汉辞典》的论文，不仅寄托对利氏之思，也意在强调语言学术交流是文化交流的基础。尽管在该辞典作者等细节上有不同见解，但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1543 —1607）、利玛窦是这部辞典编纂的组织者和推动者是无疑的。《葡汉辞典》手稿完成于近440 年前（约1583 —1588 年），这说明罗氏、利氏是要从语言文字入手来探究中华文化，这和中国学者所说“由小学入经学”的治学路径颇有异曲同工之妙。果不其然，此后经历了无数曲折，欧洲有了西班牙文、拉丁文的“四书”经典，直至《中国哲学家孔夫子》（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1687）随后在法国出版；
随之卫方济（François Noël，1651 —1729）的《中华帝国六经》（Sinensis imperii libri Classici sex，1711）问世。至此，在理论上可以说，儒家经典跨越中土，进入了“全球史”的视野。当然，就文化传播规律而言，有一个“浸润”的过程，犹如将一滴蓝色墨水滴入一杯清水里，我们可以观察蓝色墨水在清水里“流体力学”的舞蹈，直到渐渐融入到清水之中。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用近年流行的“全球史”视角来回望400 余年的“汉学”进程，似乎是一种“时空穿越”。但实际上，这恰恰印证了历史事实往往早于历史自觉这样一个道理。若细心观察，就会发现许多有趣的历史现象和有价值的研究课题。

“全球史观”作为一种“历史自觉”的理论命题，20 世纪中期发端于西方史学家，中国学者现在也有不少研究成果。这一理论强调社会发展的三大过程体现着全球发展的整体趋势，即人口增长、技术之进步与传播、不同社会之间日益增长的交流。a参见刘新成：《全球史观与近代早期世界史编纂》，载《世界历史》2006 年第1 期。其研究的主要着眼点侧重在经济史方面，而如果将这一思路运用在汉学研究方面，则会对全球史的研究有所开拓。

例如，全球史观有两个核心观点，即反对“欧洲中心论”和强调交流互动。从这种角度看利玛窦一派的耶稣会士之所为，在其“调适路线”背后，合儒、补儒、超儒的愿景中，是否含有某种对中国儒学“同情之理解”？利玛窦第一篇用中文写作的著作是《交友论》，他用中文将西方文献中论友谊的格言警句介绍给中国士人，说明他不仅看到了儒家五伦中的“友伦”（“朋友有信”）的重要性，而且着意阐发中西之“同”，以博得儒生之所好。在传教问题上，利氏一派认可信教儒生依俗敬天尊孔拜祖宗，这对于天主教“十诫”中的前三诫，是否有某种程度上的乖离？当然，耶稣会士绝不会对此有主观的故意，但从耶稣会内部的质疑声音和随后来华的托钵修会之激烈反对来看，利玛窦一派的做法与基督宗教的所谓“正统观念”是有所龃龉的。

由此可知，学术传播与交流在17 世纪的全球史中，是走着曲折道路的，这个历程可以从汉学史研究中找到证据。上文提到的儒家经典，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传播到欧洲，在传教士料想不到的情况下为尔后的欧洲启蒙运动提供了中国思想资源。用全球史的术语说，这也就是儒学的“去疆界化”和“再疆界化”。从传播学的角度看，儒学以西方语言的形式“去疆界化”之后，呈现的形式是一种中国经典的欧洲“镜像”，而中国人要回看这种“镜像”，则需要通过再次“回译”，实现“再疆界化”，从而达到对“镜像”的观察或检验，眼下有一个成语，曰“出口转内销”。近期的一个例子是，法国汉学家梅谦立（Thierry Meynard）和中国学者张西平组织学术团队，将《中国哲学家孔夫子》拉丁文本回译为中文，出版了双语对照本a见北京外国语大学世界汉学家研修基地与中山大学西学东渐文献馆合作项目，梅谦立、张西平主编，罗莹、汪聂才副主编：《中国哲学家孔夫子》，四卷，郑州：大象出版社，2021 年。，使中国读者可以对17世纪欧洲人对中国经典（《中庸》《大学》《论语》）的“镜像”再来一番审视。如果说儒家经典对中国人来说是一盏灯，那么传教士用欧洲的镜子去照了之后，我们再去观照欧洲人的那面镜子，这正是“互鉴”的一个实践，也是全球化过程中一个绕不过去的环节。这方面的工作，对汉学研究工作者来说，还大有可为。

本期刊载的几篇全球史论文，是作为一个专栏，希冀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这种专题栏目的做法，我们还希望能继续下去，期望得到作者和读者的支持和关注。

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给读者交待，从明年（2023 年）起，我们的刊物将从季刊改为双月刊。这个改动，主要是鉴于近年来汉学研究在国内和海外的热度增加，本刊来稿量增加，同时也采纳了本刊编委们的建议。我们去年和法国学者合作，在巴黎创办了《中国学刊》（Cahiers de la Chine，法文版）。今年还准备为翻译稿件开辟《国际汉学译丛》这一平台（不定期出版），专门刊登译稿。这些举措，如果没有诸位作者和广大读者的支持，恐怕一件也办不好，因此衷心希望继续得到大家的鼎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