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族史诗》英译的程式分析

来源:优秀文章 发布时间:2023-03-11 点击:

张兆芹

(中南民族大学,湖北 武汉 430074)

“苗族史诗”是以天地开辟、万物诞生、民族起源与迁徙为主题的韵文体口传诗歌,目前最有代表性的英译本是2012年由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的《苗族史诗》(苗汉英三语对照版),由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马克·本德尔(Mark Bender)教授、吴一文、吴一方和本德尔的学生葛融(Levi Gibbs)共同翻译完成。该版本是本土人士与海外学者合作翻译民族经典的典范,为其他口头传统的对外译介起到了重要的借鉴作用。

口头程式理论(Oral Formulaic Theory)的精髓是三个结构性单元的概念,其中之一就是程式(Formula)。所谓程式是指在相同的步格条件下,能够表达一个基本稳定含义的重复性的词组[1]。程式是口头史诗具有的最为突出的特征。口头诗人之所以能够流畅地进行现场创作,正是因为他们在讲述故事的每一个层次中,从简单的片语到大规模的情节设计,都借助传统的结构,这样,他们能在有限的时间里,毫不费力地创作出成千上万的诗行。由于其较强的普适性和阐释力,口头程式理论常常被用来分析动辄几千上万诗行的少数民族史诗。通过对《苗族史诗》英译的分析,笔者试图发现其语词、结构、吟唱和押调方式等方面的程式化特征,探索少数民族典籍英译的可行途径,为其他民族典籍的英译和对外传播提供借鉴。

语词是构造诗句最小的意义单位,它们通常是固定的、不可再切分的。语词程式就是相同或相类的词语在诗节中的相同或相近位置反复出现。对史诗中反复出现的数量词、方位词等采用直译加注释的方法,能最大限度地呈现苗族别具一格的民族特色。

(一)数量词的英译:直译加转译

数字程式的运用是少数民族史诗的一大特点。据笔者统计,《苗族史诗》“歌骨”部分6800余行诗句中,含有“数”的占比约为45%。其中,“一、九、三、五、七”等在苗族人民看来很神圣的数字出现得最多,二、六、十、十一、十二、十七、百、千等也有不同频次的使用率。比如,撑天的九昌昂公公力大无穷,“身有七个桶箍粗,能吃九槽子粑粑,能吃九笆篓生鱼”[2];
福方造新房,妞香拿盘糯米饭送给他,他用“三碗好米酒”和“佐酒三坨肉”来谢她。此类数词多用直译的方式,但加上量词后就被赋予了一定的文化意义,英译时须酌情处理。

《古枫歌》“寻找树种”篇中有“三十斤谷作报酬”,“斤”是中国人民常用的重量单位,但在英语中并无对等词汇,因此对其进行转换,三十斤等于15千克,故原句被译为“They would be rewarded with fifteen kilograms of rice”,这样中外读者都能接受。但是对含有特定文化内涵的词语进行改译并不总能尽如人意。比如《金银歌》“射日射月”篇中,人们感谢公鸡叫来了太阳,“给它一钱二分金,一两二银作鸡冠”。由于文化的差异和对应词汇的缺失,此处的“一钱二分金”和“一两二银”被译成了“pieces of gold”和“pieces of silver”。显然,“pieces of”只能呈现金银的片状形态,却无法准确体现中文词汇所表达的数量含义和文化内涵。

(二)专有名词的英译:苗语音译加注释

这里的专有名词特指苗族的人(神、鬼)名、地(山)名、动植物名等,它们构成了史诗中主要故事情节发生的主体和环境。

整部史诗围绕苗族先民开天辟地、铸日造月、历经磨难、建设美好家园的事迹展开,里面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祖先神、具有神性的人或具有人性的神、作恶多端的鬼怪等不下200个[3]。《金银歌·制天造地》里天地造好后,天和地因为争辩谁宽谁大而互相争斗,结果斗死了天上和地下各一个人:“天上斗死了黎包——哈勇公公的快婿。地下斗死了黎丘——勇翁婆婆的爱子。”[2]这里的四个人名都是根据苗语的发音而直译为 Lil Bod、Hab Liong、Li Qed、Liongx Ongd。还有苗族人民的始祖神“姜央”,其事迹贯穿整部史诗,在各个篇章中反复出现,也是直译为Jangx Vangb,其他人名也大抵如此。对于这些人鬼神名字的直译能充分体现苗族特色,也可避免生涩的意译造成理解的混乱。但是像雷公(Thunder God)、东王(Eastern King)、风郎(Brother Wind)、寒冬(Cold Winter)、土地菩萨(Earth God)等并非苗族独有,而是很多少数民族乃至汉族神话、史诗里都有提及的神,用英语直译简单明了、通俗易懂,如果用苗语音译,反而容易造成读者的疏离感或误解。

《苗族史诗》中有很多地(山)名,其中有些是旧时的称谓或已不可考。例如《金银歌》“制天造地”篇里说神人打造了十二根支天柱,“……一根安置在革东,一根安在清水江,一根安在香炉山,山在凯里城西边”。[2]其英译为:……One pillar was set at Ghab Dongb, one pillar was set on the Eb Hniangb River; One pillar was set on Bil Jel Mountain, which is in the west of Kad Linx.这一段中的地名、山名、河流名全都用苗语直译,哪怕是多数人都比较熟悉的凯里也不例外。但是在本篇的末尾,译者专门用中、英文为这些词作了注释(仅以“香炉山”为例): “香炉山:直译为‘砥柱山’,在今贵州省凯里市境内,海拔1233.8米,四面石崖险绝,叠垒三层,形似香炉而得名。”“Bil Jel, Xianglu (Censer) Mountain in Han, is located in Kaili City and is 1233.8 meters high above sea level. It has steep cliffs on each side and is layered in a shape suggesting an incense censer.”这种苗语直译加中英文注释的译法原汁原味地呈现了丰富的苗族地理文化知识,内容浅显,通俗易懂,即使不懂苗语的读者也能毫无障碍地了解史诗内容。

(三)天干地支的英译:替代

除了以上提到的各类名词,史诗中还有一种词翻译起来难度较大,那就是天干地支,需要特别说明。众所周知,文学作品翻译的难点之一在于,如何既能准确表达源语的文化内涵和民族特性,又能符合目的语读者的说话习惯和理解能力。天干地支的概念涉及中国古老的纪年方式,对中国文化没有充分了解的外国读者很难理解其内涵。如何做到恰如其分的翻译确需审慎的思考。《金银歌》“运金运银”篇里唱道:何日金银落下来,金银落到平地上?寅日卯日烧山崖,庚辛酉日山爆开,金银落到平地上。[2]“寅日卯日,庚辛酉日”的所指对于外国读者来说是模糊的,但是当他们看了译文及篇后详尽的英文注释后,他们定能了解十二地支的内涵:

In the traditional Hmong system for reckoning time, every year,month, day and two-hour division of day (called hxib in Hmong)have their own names. All of these divisions correspond to a cycle of animal names……For example, a time could be reckoned as the year, day and time of the rat; or as the horse month in the rat year,etc..[2]

另一个十分典型的例证更能说明问题。“铸日造月”篇中说造好了十二个太阳,给它们分别命名为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先用苗语音译为said、hxud、……、hxenk、hat,再在地支“Earthly Branch”之前加上十二种生肖动物的名称作为补充:The first was called said,the “rat” Earthly Branch, ……,They were called hxenk and hat, the “dog” and “pig”Earthly Branch.[2]这种苗文音译再辅以生肖解释的做法,使得“理解直观,通俗易懂,方便记忆,形象生动又具有趣味性”[4]。

天干地支和十二生肖都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概念,是智慧勤劳的中国古代人民用来记录年月日甚至时辰的计时单位。随着中国文化的世界性传播,外国读者对十二生肖已经不再陌生,但对天干地支的了解还不够深入,而且在英语中并没有一套相对应的词汇,因此用十二生肖来代替十二地支,既照顾了目的语读者的理解力和接受度,又准确地传达了源语的文化内涵,是一种较为成功的文化翻译策略。

美国翻译理论家阿匹亚提出了“深度翻译”(Thick Translation)的概念,主张通过注释去保留源语文化的特征[5]。葛厚伟先生认为,译者要根据特定情境,运用各种翻译策略去仔细阐释源语和目标语文化的相似及差异。他提出四条建议去实践深度翻译:(1)建构翻译语境;
(2)使用民族语言;
(3)跨学科合作翻译;
(4)灵活翻译策略。[6]从以上对《苗族史诗》语词程式的英译分析可见,正视中国文化(特别是异彩纷呈的少数民族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差异,是做好少数民族典籍英译工作的基础;
践行深度翻译的理念则是少数民族典籍英译实践的一条可行之路。

以《苗族史诗》为代表的各少数民族口头传统篇章结构上的一大特点就是,诗行和段落之间呈现出非常典型的平行程式。在诗行、诗节甚至篇章的相同位置,用相似的语词表达同等重要的观念。本史诗中的平行程式主要表现为排比平行和递进平行两种。

(一)排比平行程式

排比原是指把结构相同或相似、意思密切相关、语气一致的词语或句子成串排列的一种修辞手法。但在《苗族史诗》中,排比的句法程式随处可见,且不限于词语或句子层面:相邻诗句之间、两行或者四行诗句之间、诗节与诗节之间甚至一个单元与另一个相似的单元之间都可以构成平行结构。

如下面“运金运银”篇中的一段,每三句诗行构成一个平行单元(除最后的对“锡”的描写是两句),用排比句式和比喻的修辞手法把各种金属的颜色和形态描述得生动有趣,英译部分也是完全忠实原文的结构,只改动了几个关键词:

银子生来像什么? What did silver resemble when it was born?

银子生来像匹马, When silver was born it looked like a horse.

银子脊背白生生。

And its back was white as could be.

......

锡生出来像只猫, When tin was born, it seemed like a cat,

锡的眼睛蓝蓝的。

Tin’s eyes were so very blue.[2]

由于整部史诗是以问答式对唱(盘歌)为主要演唱形式,一节诗歌由几组问答构成,一个篇章中也往往包含多组问答句式,因此句与句、节与节甚至不同篇章之间,都形成了这种排比平行的关系。《蝴蝶歌》“追寻牯牛”篇中第7、10、11、14、15、16节[2]都以“水牛顺河去东方”一句开头,描述了水牯牛顺河而下去东方的足迹,分别到达了“竹园”、“日出的水乡”、“富饶的水乡”、“繁华古水乡”等地,最终来到“南皆俄”。除了第7句译为“The buffalo went downstream to the east”稍有不同外,其他五句都译为“The buffalo followed the river east”,完全平铺直叙地直译,没有对结构作任何改变。这样的编排整齐划一,风格一致,也符合史诗演唱者利用程式进行记忆和临场创作的需要。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排比平行程式不仅出现在多数诗行和诗节中,还贯穿于史诗的各篇章之间,也正因此形成了其一以贯之、完整统一的特点。整部史诗除了“序歌”、“砍伐古枫”、“打杀蜈蚣”、“寻找木鼓”、“寻找祭服”和“打猎祭祖”等6篇外,其他的14篇大都以“来看……”句式开头,引出本章的内容。如“制天造地”篇第一句说“来看看造地的事”,“种子之屋”开篇就唱“来看看枫树种吧”,“十二个蛋”以“来看十二个蛋吧”开头,“溯河西迁”首句为“来看看五对爹娘,六对西迁的先祖。”也有的篇章,像“铸日造月”篇里,“Come see……”结构并不是出现在第一行,而是在第二和第三节的首行,但也位于整篇较前的位置,依然起到提纲挈领的作用。

(二)递进平行程式

除了上文提到的排比平行外,诗节内部后句与前句相比,句式和用词基本相同,人名、地名可能发生了变化,数词呈现出明显的递进关系,这就是递进平行的程式。此类程式在整部史诗中也不少见,非常典型的一例是前文提到过的给太阳取名的诗节:

老大名字叫做子,The first was called said, the “rat” Earthly Branch,

......

老十名字叫做酉, The tenth was called yul, the “rooster”Earthly Branch,

还有两个小弟弟, But there were still two little brothers,

他俩原是戌和亥。

They were called hxenk and hat, the “dog”and “pig” Earthly Branch.[2]

平行程式是少数民族史诗结构上的显著特色。正是通过句式、段落和篇章的排比和递进,诗歌的内容才得以推进,史诗的表演者和创作者才能够在有限的时间和一定的框架内,构建出多种内容,在传唱诗行众多的史诗过程中,毫不费力地自由发挥。也正是因为这些程式性的结构,让史诗的听众或观众们能够更好地记住史诗的内容,并在这循环往复中融入自己的思考,形成自身对史诗内容的独到见解,对史诗的保存和流传也能起到积极的作用。

苗语属于汉藏语系苗瑶语族苗语支,苗语的诗歌以五言为主,也有七言、长短句等其他多种形式,都讲究押调。严格的押调是指每句对应的每词均需相押,但在长篇诗歌通常体现为每句诗最末的一个词相押,即声调相同或相近。有的一调押到底,有的中间可以换调。苗语有8个声调,在文字中用 -b、-x、-d、-l、-t、-s、-k、-f 等 8 个字母置于音节之尾表示[2]。这种押调规律构成了苗语诗歌的韵律美。《苗族史诗》以五言为基本句式,每句歌词含五个音节,句末一个音节调值相同或相近。英译者们没有严格限定诗句的字数,而是采取了较为灵活的方式,有的一行诗句只有2个词,而有的长达13个词。虽然英文的句式看起来不那么齐整,但是仍结合苗语的押调规律和自身语言的特点,译出了韵律特色。

(一)尾韵(end rhyme)

尾韵是英文诗歌中最常见的一种韵律形式,是指行尾押韵,单词最后的重读元音和元音后面的辅音押韵,但元音前面的辅音不押韵。例如:

(苗):Nix hlieb nongt hsad jid, (汉):银子长大要养儿 ,

Yis vangt bit gheix xid? 生的儿女叫什么?

Yis vangt bit hlinb ghongd. 生的儿女叫项圈。

(英):Silver grew up and wanted offspring,

What was the child’s name?

The child was called neck ring.[2]

这段苗语原文前两句押的是-i韵,三句都从-d调,汉译文没有与之相应的韵律,英译文押-ing韵。又如下段:

(苗):Maib diel xid ait hvut? (汉):用什么来做箱腔?

Maib diel xid ait bongt? 用什么来做气流?

Maib diel xid ait ghait? 用什么来做铁锤?

Maib diel xid ait tait? 用什么来做木炭?

Dex deis ait bil dad? 拿什么来做把手?

Dex deis ait det tongd? 拿什么来做拉杆?

(英):What was used as the air chamber?

What was used as the wind?

What was used as the hammer?

What was used as the charcoal?

What was used as the handle?

What was used as the plunger?[2]

这一段典型的排比平行句式,前四句原文押-t调,后两句换成-d调。英译文由于英语单词的限制,只在第1、3、6句押-er韵,保持了音韵的和谐。

(二)头韵(alliteration)

除了尾韵外,英语诗歌中另一种较为常见的押韵方式就是头韵,它是指一行诗中几个词开头的辅音相同,形成押韵。现摘录两例以作说明。

前文提到的九昌昂公公,“能吃九槽子粑粑,能吃九笆篓生鱼,所以身子脊梁硬邦邦”。“硬邦邦”译为“strong and stout”,押“s”头韵。还有金子银子出生后,问是哪个妈妈来生养的:“五坝六山来生它,五坡六岭来抱它”[2],“生”和“抱”分别被译为“bore”和“brooded”,虽然它们不是出现在同一行诗句中,但运用在平行的上下句仍然有种押韵之美,让人读起来朗朗上口,记忆深刻。

不论是尾韵还是头韵,都是为了尽可能地弥补不能像苗语诗歌一样押调的缺憾,达到诗歌音律上的和谐。囿于篇幅所限,不能将整部史诗中押韵的诗行一一列举,只能以“管中窥豹”的方式抛砖引玉,对史诗中英译押韵的情况作以上简单的说明。

口头文本的一个重要属性就是其程式化的表达[7]。史诗的创作、表演、翻译和传承都离不开程式。只有按照一定的程式,歌手才能在聆听、学习和记忆的过程中,通过模仿和反复的创造性使用将庞杂繁复的内容储存在他们的脑海中,构成他们无限的大脑文本,在吟唱时即兴创作出成千上万环环相扣、衔接流畅的诗行,并世代相传。因此,口头程式理论对《苗族史诗》的阐释力毋庸置疑。《苗族史诗》的英译在语词、句式和韵律等方面所体现的程式化特征为其他兄弟民族的典籍翻译提供了有效的借鉴。正如马克·本德尔所言,“本书的出版,将会在苗族史诗的演唱传统、相关表演及传统文化等方面引起更多的关注”。[2]但是,民族典籍的英译并非易事。除了兼顾原文体现的各种程式特征外,词语的准确性、感情色彩和节奏韵律,少数民族文学作品中体现的民族特色、行为习惯、宗教信仰、文化内涵等都需要斟酌。由于语言、文化、思维等方面的差异,原文所表达的内容、思想、情感很难在译文中分毫不差地得以保留,即使是最理想的译文,也会与原文有或多或少的差异。如何避免翻译过程中出现的意义损失以及如何进行有效的文化补偿,仍值得广大史诗研究者和翻译工作者们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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