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生成逻辑、现实表征及实践路径

罗理章 杨 宇

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相互促进与平衡发展，是一个社会健康文明的根本标志。真正为广大人民负责的国家和政府既需要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需求，也需要注重使人民精神生活富足和充盈。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围绕推动共同富裕提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说的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1)习近平：《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求是》2021年第20期。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2)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22页。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意味着生产力高度发达和物质生活资料极大丰富，更意味着人的精神世界的极大擢升，是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的现代化。本文从学理角度深入阐释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生成逻辑和现实表征，探索其实践路径，力图深化和丰富对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认识和研究，发展和充实共同富裕的内涵，助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

(一)马克思主义的内在价值诉求

实现共同富裕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价值诉求，这一诉求意味着在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基础上，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资料，也意味着“围绕着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987页。满足人的“精神食欲”，因而呈现出物质与精神双重维度。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构想的理想社会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使所有成员能够享有物质充足的生活，也要复原人与人之间田园诗般的关系、家庭成员之间的温情，归还人的尊严，实现精神富裕，达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指出在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生产力的极大发展将推动全社会进入按需分配阶段，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人们自由全面发展的实现不仅需要物质的充分涌流，更要促进人的精神生活的富裕和充盈。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恩格斯指出：“通过社会化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814页。在《论住宅问题》中，恩格斯再次强调：“生产的东西可以满足全体社会成员丰裕的消费和造成充足的储备，而且使每个人都有充分的闲暇时间去获得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文化——科学、艺术、社交方式等等——中一切真正有价值的东西。”(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99页。可见，马克思、恩格斯在实现共同富裕目标上不仅强调“解放生产力”，更强调“解放生产者”。生产力的发展、物质财富的丰富，能够为充盈人的精神生活提供坚实的现实基础，因此实现物质与精神双重维度的共同富裕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价值诉求。

(二)古今中外对美好生活的理想追求

美好生活是古今中外共同的理想追求。在孔子看来，美好生活强调“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促进农业生产，减少赋税，发展物质生活，也强调以“进于礼乐”，修养人的性情，实现“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达到精神愉悦。老子同样认为，美好生活不仅是“甘其食，美其服”的物质需要得到满足的社会，也是“安其居，乐其俗”的精神丰盈的社会。在古希腊，苏格拉底认为所谓美好生活是“活得好”“活得高尚、活得正当”(6)[古希腊]《柏拉图全集》第1卷，王晓朝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1页。，即“善”。这种“善”既强调身体善、外在善，更强调灵魂善。追求和享有灵魂善的生活就是道德生活，就是好生活。(7)江畅：《好生活的含义与意义》，《道德与文明》2022第1期。亚里士多德继承了苏格拉底对“善”的分析，以此形成了自己的目的论的幸福观。(8)李建华主编：《美好生活与幸福伦理》，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94页。在他看来，最高的幸福是沉思，因为沉思使人不受任何外在事物的束缚，获得超越物质的精神层面的快乐。进入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日益增长，不仅要求“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更要求“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9)本书编写组编：《党的二十大报告辅导读书》，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239-240页。。作为一个历史范畴，美好生活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的具体意涵存在差异。但总体来看，古今中外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基本包含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在人民基本物质生活需要得到满足后，精神生活的质量逐渐成为衡量美好生活的关键维度。

(三)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题中之义

“一个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1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7页。文化复兴是实现民族复兴的题中之义。一方面，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塑造构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心理基础。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发展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吸纳、融汇世界上各个民族创造的优秀文化成果，是实现文化复兴的先决条件和逻辑前提。而克服文化自卑和文化自负，构建成熟理性的社会心态和民族心理，则是实现文化复兴的社会心理基础。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要重塑和更新人们的心理思想，帮助人们理性看待中国传统文化，树立主体的文化自觉意识，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的更新与发展。在全球文化交往互动中，促使民众保持思想定力，克服“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以开放包容的健康心态积极参与全球文化的交流、融合过程，吸收和借鉴一切外来文化的优秀成果。另一方面，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出场生成更意味着要增强中国的文化软实力。当前，我国的文化软实力与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不相匹配。没有精神文化的支撑，文化产品便失去人文内核，文化软实力的提升更无从谈起。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旨在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深入发掘中华文化中的核心精神价值，以人文价值赋能文化产品，提高文化产品国际竞争力，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建设。

(四)推动文明新形态创新创造的必然要求

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05页。，开拓了世界市场，推动世界历史的形成，极大地拓展了人的发展空间，为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然而，在资本主义文明下“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的”(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1页。。资本主义文明追求剩余价值的先天性、根源性弊病，使其不断压缩人的闲暇时间和发展空间，把人牢牢地束缚在机器上，陷入无止境的物欲旋涡，导致人的思想、观念时时受物质的统制，造成人的生命意义和价值观念的扭曲，引发意义世界迷失、精神情感错乱、理想信念堕落等精神贫乏危机，把人降维为一种单向度的人。超越资本主义文明，创造文明新形态，必须建构、完善人的意义世界和精神生活，使人摆脱各种物的力量的奴役和支配，“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1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89页。。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立足物质生活，重新观照人的精神生产领域和精神生活领域，促使人摆脱“作为一种工具、一种物而存在”的奴役状态，作为一种“漂亮的、干净的活物”自由地“挑选它的物质食粮和精神食粮”(14)[美]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年，第68页。，从而规避资本主义文明下精神生活的技术化、物质化困境，推进文明新形态的创造。

(一)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核心内涵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与“精神富裕”“精神生活富裕”概念既相互联系，也相互区别。联系在于这些概念都围绕着“精神”和“富裕”核心范围展开，其基本内涵范围相互重合。区别在于这些概念的具体价值指向存在差异。精神生活共同富裕首先应属共同富裕范畴下的亚概念。有学者认为，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对美好社会的理想信念、向上向善的价值理念、积极健康的道德观念和优秀传统文化的广泛认同并用以指导自身行为的精神状态”(15)辛世俊、王丹：《试论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内涵与实现路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2021年第7期。，或指“人们在精神活动后获得的满足感，如价值观、道德感得到社会认同后的幸福感”。(16)朱力：《正确认识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时代内涵》，《国家治理周刊》2021年第45期。这些观点阐明了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逻辑指向，即帮助主体在主观体验维度上实现高尚的思想觉悟、充盈的精神状态等。

然而，“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52页。。任何一种主观体验的孕生只能根源于客观因素基础，离开这个前提“支点”，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便无从谈起。因此，厘析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核心内涵，应首先以人的现实维度为基础。鉴于此，我们认为所谓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指在保障人民精神文化权益的基础上，全体人民或全社会公民共同拥有富足的精神文化资源，公平地消费精神文化产品，自由地享受精神文化生活。这实质上涵盖以下三方面的规定性：一是所有人能够共同接触到并拥有精神文化资源；
二是所有人能够公平地享有、消费精神文化产品；
三是社会上的每个人能够根据自己的活动能力和条件自由地享受自己的精神文化生活。当然，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及其实现程度总是相对的，随着生产力、社会交往的不断发展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断完善而得到不断提升。

如果上述对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界定和理解还比较合理，那么，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应具备以下五个基本特征：一是人民性。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享受主体不是西方个人主义下的人，因为人不可能脱离与他者直接或间接的精神交往而实现精神富裕；
也不是局限在任何特权阶层的人，因为脱离了劳动实践就无法创造精神财富，而是将社会成员个人和群体的集合体，即人民作为享受主体。二是公平正义性。公平正义是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应有的道义原则。公平正义性要求充分保证个人的精神生活权益，实现精神文化资源和产品领域实公平分配，解决因城乡差距、收入差距带来的精神生活差距，让所有社会成员平等地享受精神文化的发展成果。三是道德性。道德性的本质是尊重人。每个人对精神生活的需要和享受存在一定的差异，这就要求我们尊重每个人精神生活需要，保证每个人的价值、意义和尊严都能在精神生活中实现。四是相对性。这种相对性一方面是指在普遍富裕基础上的差别富裕，不是同时、同步、同等的；
另一方面是指建立在社会成员劳动禀赋差异和社会贡献基础上的相对富裕。五是超越性。物质层面如吃、喝、生殖等需要是人与动物共有的，而使人摆脱自身自然生存形式的有限性而具有无限性，超越动物性而具有人性的需要，则是精神层面的需要。“物质富裕带来的快乐是有限的，精神富裕创造的快乐是无穷的”(18)李海舰、杜爽：《推进共同富裕若干问题探析》，《改革》2021年第12期。，彰显人的生命价值。

(二)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现实表征

第一，社会文明程度提高。社会文明是指民众在思想觉悟、道德操行、文明素养等方面的进步。社会文明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明进步状态的重要标志。英国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在《利维坦》中使用“文明”一词来描绘“教化”“高雅”的社会状态，文明是人类社会从自然状态进入国家状态的标志。日本思想家福泽谕吉也指出，“所谓文明是指人的身体安乐、道德高尚；
或者指衣食富足，品质高贵”，但归根结底“文明可以说是人类智德的进步”。(19)[日]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北京编译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35页。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把“社会文明程度得到新提高”作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之一，深刻反映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的精神图景和文化向度，指明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文明水准和社会基础，是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重要表现。社会文明程度体现的是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精神调节能力，它的提高意味着要在个体层面上扭转思想信念缺失、道德失范、价值观扭曲等现象，也意味着在社会层面上形成积极健康的道德风尚、精神面貌，培育良好社会秩序，提升全社会的精神高度和文明素质。

第二，民族凝聚力提升。在当下的世界文化图景中，各国之间的文化、价值观念的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容易导致部分定力、凝聚力不强的国家和民族陷入思想奴役、价值依附等精神危机。比如在苏联解体过程中，各类西式思潮和价值观扰乱了苏联人民的精神生活和精神家园，导致凝聚起苏联各民族精神力量作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丧失了效力，最终造成“民族之间彼此敬重、信任和团结互助的精神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相互猜忌、相互歧视乃至相互厮杀”(20)沈云锁、潘强恩：《共产党通史》第2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407页。。网络时代，各类错误观念、思想主张都试图在互联网平台中扩大思想阵地，消解各族人民的幸福感、安全感和归属感，瓦解整个民族的思想团结与精神融合。民族的凝聚本质上是精神意识、思想观念的凝聚，体现了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凝神聚气的作用。因此，需要在满足各族人民在精神文化生活需要的基础上，增强各族民众的精神力量，强化其在精神思想上对民族整体的归属感、认同感，提升民族凝聚力，巩固精神富裕的人心基础。

第三，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维系国家和民族精神独立性的重要支柱。近代以来，中国先后在器物、制度、价值观念上发生重大变革。在变革过程中，中国无论是自愿抑或不自愿、自觉抑或不自觉，始终扮演着一位向西方学习、借鉴的“学生”角色。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的文化自信遭遇前所未有的冲击，部分中国人认为中国不仅器物不如人、制度不如人，文化亦不如人，存在强烈的文化自卑心态，“同化主义成为一个时期内中国知识人的普遍期待”(21)林钊：《现代性的超越——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的历史启示》，《教学与研究》2021第10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无论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如果不珍惜自己的思想文化，丢掉了思想文化这个灵魂，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是立不起来的。”(2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5页。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强盛的民族是靠否定自身而崛起的，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是靠虚无主义发展的。文化自信是中华民族实现“精神强起来”的重要支撑。文化自信的提升体现了精神生活富裕的内在动力，这一动力一方面推动民众在充分认知文化内在价值的基础上，自觉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涵养内在精神世界。另一方面，在保证思想和文化定力的基础上，在同外来文化的精神交锋和价值观碰撞中，以海纳百川的包容性吸收外界的优秀精神文化产品，从中汲取思想智慧和精神营养。

第四，文化获得感增强。文化获得感是经优秀文化熏陶后呈现出的积极的心理体验。“‘获得感’不是个别人的获得感，而是‘所有人’的获得感，它必须具有公平公正的特征。”(23)曹现强、李烁：《获得感的时代内涵与国外经验借鉴》，《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7年第2期。可见，文化获得感的精神属性、公平正义性决定其是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重要表征。文化获得感实质上反映了新时代以来民众对高质量精神文化产品的需要，体现了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文化含量和供给质量。经过改革开放四十余年的发展，我国人民的物质生活质量不断提升，审美水平和文化品位不断提升，对精神文化产品的品质、风格、创意、设计等方面的质量要求也更加严格。但各类“媚俗”“庸俗”“低俗”的低端无效的文化产品，降低了人们的文化获得感。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需要立足人民对高质量文化产品的需求，在供给端推动文化的高质量发展，增强民众的文化获得感。

(一)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人民精神生活

核心价值观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追求和精神纽带的重要载体，对人民精神生活具有重要的思想引领和价值导向作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避免成为抽象空洞的观念引领，发挥自身价值引领作用，必须深植于人民的精神生活。为此，首先要拓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知渠道。拓展认知渠道是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人民精神生活的前提条件。对此，既需要加强和巩固传统媒体的渠道作用，也要积极利用网络媒体、数字媒体等新媒体，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输送路径”的多向铺设和拓展。其次，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产业发展。文化产业具有意识形态和市场的双重属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产业便是其意识形态属性的内在要求。市场经济的消极方面导致一些人价值观缺失，致使文化产业领域中产生如“饭圈文化”、媚俗文化等不良现象，对人民的精神生活造成负面影响。对此，应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文化生产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并将其融入文化内容产品的生产过程，在消费端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人民精神生活。最后，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网络空间发展。“网络空间是亿万民众共同的精神家园。”(2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网络强国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第71页。当下，网络空间与物理空间和精神空间形成联动效应，共同构成人民生活发展空间。强化对网络空间的引领，需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网络媒体、网络文化相结合来扩大自身网络辐射力，强化网络监督、引导网络舆论，培育先进网络文化发展的土壤，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精神生活空间。

(二)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当代精神生活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根”和“魂”，蕴藏丰富的价值理念、道德规范和人文精神，是涵养当代中国人精神世界、增强当代中国人精神力量的重要源泉。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必须把代表中华民族的独特精神标识提炼出来，例如“崇德向善，礼义廉耻”的道德理念、“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价值取向、“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思想观念等。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表达形式，使其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与当代中国人的文化需要、审美取向相契合，以人民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推广和传播，使其内化于民众的文化心理结构，成为人们的道德标准和价值规范，重塑民众的精神志趣和信仰追求。此外，应当注重开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哲学要素。哲学作为文化的精髓，是文化活的灵魂，总能以独特的方式塑造人的精神生活，抚慰人的心灵世界。冯友兰认为：“中国人不那么关切宗教，是因为他们太关切哲学了；
他们的宗教意识不浓，是因为他们的哲学意识太浓了。”(25)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赵复三译，长沙：岳麓书社出版社，2018年，第21页。中国人的生活浸透着哲学元素。中国传统哲学不同于西方哲学侧重于追求智慧和增长知识，而是侧重对内在精神世界的求索和反思，能够为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提供安身立命之本。“脱离了人民，哲学社会科学就不会有吸引力、感染力、影响力、生命力。”(2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78页。传统哲学不能“养在深闺人未识”，应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突破“学术圈层”，与当下中国人民的精神生活情境相互融合，为人民的精神生活提供哲学滋养和精神支撑。

(三)以文明交流互鉴丰富中华民族精神生活

在马克思看来，任何一种文明的发展不仅取决于自己的生产力发展，“也取决于自己的生产以及自己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2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47页。因此，实现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需要积极参与全球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以构建多元人文交流格局，架设精神文化交流桥梁，为人们的精神生活获得更为丰富多元的精神文化产品和精神文化资源。首先，要秉持文明多彩多元的态度，坚持平等、包容原则。文明因多彩而有交流的价值、因平等而有交流的前提、因包容而有交流的动力。坚持正确的态度和原则，在兼收并蓄中丰富和发展人们的精神生活。其次，打造互联网文化交流平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愿通过互联网架设国际交流桥梁，推动世界优秀文化交流互鉴，推动各国人民情感交流、心灵沟通。”(2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网络强国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第156页。互联网不仅有利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对外传播，也有利于中国吸收借鉴海外优秀精神文化成果。推动网络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促进数字“一带一路”建设，实现不同国家、地域的文化展现和交流共享，拓展人们精神交往的边界，为丰富精神生活提供途径。最后，开展多种文化交流活动，例如艺术节、电影节、民俗交流节等多种文化活动，在对外传播中国故事、中国精神、中国文化之余，推进民心相通，促使人们接触不同的历史与文化，开阔人们的眼界，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回应精神生活多维需求。

(四)以现代数字技术提供高质量精神生活服务

历史地看，技术进步不断为人们的精神生活提供丰富的文化享受产品和服务。如今，数字技术全面渗透至文化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全链条，为提升精神生活品质带来新机遇：首先，在文化生产环节上，数字技术帮助文化生产者即时、精准把握文化消费趋势和特征，为消费者带来定制化、体验化的文化产品和服务。数字技术打破文化生产的固有边界，激发民众的文化创造活力。其次，在精神文化分配环节上，数字技术突破财富对精神产品享受的阻碍，使人们可以低成本接触并享用各色各类的文化产品，解决因收入差距、城乡差距而产生的精神生活差距，推动精神文化发展成果普惠全体人民。再次，在精神交往环节上，社交平台的关系链推动个体突破精神生活的时空边界，促进人们之间情感交流、价值融通和观念分享，实现不同个体和群体之间精神生活和交往的超链接。最后，在文化消费环节上，数字技术突破以往偏重视觉、听觉的文化传播，以超高清的图像和视频为人们带来全新文化享受和审美体验。比如利用虚拟技术打造“数字电影”“数字文旅”，为人们提供“缺失性体验”，调动观众的想象力，带领人们跟随影像去探求、去感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背后的历史、价值，满足民众对高质量文化产品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