挣扎于城市边缘的蜉蝣——双雪涛《平原上的摩西》中李守廉人物形象分析

付 璐

历史与时代的每一次狭路相逢，最终要由一个个具体的人来承担。双雪涛小说中的下岗工人便是20世纪90年代东北经济破产和“下岗潮”苦难的直接承担者，他们要面对的不仅是身份转变带来的巨大心理落差、难以顺应的市场经济发展潮流，还有温饱问题等等。在谈及小说代表作《平原上的摩西》创作初衷时，双雪涛曾说到：“东北三省上百万人下岗，而且都是青壮劳力，是很可怕的。那时抢五块钱就把人弄死了。这些人找不到地方挣钱，出了很大问题。但这段历史被遮蔽掉了……我想为那些被侮辱被损害的我的故乡人留一点儿虚构的记录[1]25。”李守廉就是众多被侮辱被损害的人之一，作者通过这一工人形象的塑造，既要在众人面前揭示时代变迁给他们带来的无法弥合的创伤，也是努力拂去“李守廉们”从城市现代化奠基人变为社会发展边缘人“声名”上的尘埃。

在中国早期的工业化进程中，东北地区凭借国有企业的雄厚实力获得了“共和国长子”的头衔，由边缘地区的代名词一跃成为“宏大叙事”的主体。历史上动荡、松散、缺乏文化凝聚力的东北，享有了空前的地位与尊严。在文学创作领域也相应地衍生出了以草明小说为代表的工业文学，作品中呈现出许多富有英雄气概的工人形象。长期从事东北文学研究的刘岩教授曾谈到过这一现象：“在那三十年间，没有任何区域像东北一样成了如此众多、如此著名的当代英雄和英雄故事集中显影的舞台[2]。”然而，20世纪90年代东北地区产业结构的转型和国有企业改制带来的浪潮冲击，使昔日辉煌的东北工业区日渐式微。

《平原上的摩西》从1995年这个时间节点展开叙述，庄德增下海经商、李守廉无奈下岗、庄李两家被迫搬迁、社会命案接连发生、蒋不凡等警察在各界压力和奖金诱惑下钓鱼执法，都是在“下岗潮”背景下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在小说中，作者以平静的口吻叙述了工人下岗这一残酷的社会变革，“工厂的崩溃好像在一瞬之间，其实早有预兆……父亲依然按时上班，但是有时候回来没有换新的工作服，他没出汗，一天没活[3]19。”很快，李斐的父亲李守廉就被通知正式下岗。这场社会变革标志着东北地区的阶级分化，工人不再是创造价值的主要力量，成为了资本的流放对象。双雪涛本人和他的家庭因为这场变革从市中心搬到了艳粉街，也就是所谓的“三不管”地带。在小说中，李斐回忆了搬家时的场景，“第一天搬进去，炕是凉的。塌了一个洞，里面存了太久的沼气，被火一暖，拱了出来，把我从炕上掀了下来，脸摔破了。有时放学回家，我坐在陌生的炕沿，想的最多的是小树的家[3]37。”冰冷倒塌的炕也寓意着曾经的安稳生活分崩离析。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工厂强力的规训与整合特质帮助工人构建起以单位为中心的人际网和居住区，使他们能够在集体中获得高度的自尊与荣誉。然而，大多数工人习惯于日复一日的工厂生活定式，无法深入理解市场经济的逻辑，面对时代的转型通常是难以自洽的，这就导致昔日的工业城市缔造者在时代进程中逐渐被遗弃、被前进的列车拒载。当城市按资本进行居住分配时，下岗工人便自然沦落到了人口结构复杂、贫穷的地区，与农民工、流浪者等低收入人群混居在一起，工人阶级的光环逐渐消失。小说中无处不在体现下岗工人所承受的种种生活与心理上的落差——从前工厂里的李守廉是个先进，别人亲切地叫他“李师傅”，走在厂子里随时有人打招呼。“有人给父亲织过围脖、毛衣，红的、藏青的、深蓝的[3]12。”下岗后的李守廉，穿着有很多裂缝的皮夹克，看病要去贫民窟，甚至在警察对其与罪犯的关联想象下，被偶然因素催化成了凶手，间接导致了女儿的残疾，只能在城市的边缘无声无息地漂浮着。

东北作家贾行家把下岗的人称为“时代的失落者”，而笔者更倾向于将他们定义为“失语者”。从叙事角度看，《平原上的摩西》采用了多角度交叉叙事的手法，七个人物先后进行第一人称视角的回忆，每个人都局限于自己的视角内，形成了留白和悬疑，而在每个人的叙述话语中又都关联着另一个人的人生经历，形成整个故事逻辑的架构。然而，作为小说主要人物之一，也是跨越12年的“出租车司机劫杀案”和“枪击城管案”的直接当事人，李守廉却始终没有获得第一人称叙述的话语资格，他被作者噤声了。在谈及为何没有让这一人物发声时，双雪涛回答到：“简单来说就是写不下了，因为我已经写了那么多声音，在这些声音里，他已经被叙述出来了[2]28。”

笔者认为，在巧妙的叙事策略背后，有着更为深层次的引申意义——作者意在引导读者关注没能成为叙述者的主人公参与对话的方式，通过特定叙述者与受述者的身份安排，呈现出与社会地位相匹配的话语权利关系。李守廉所代表的工人阶级群体在时代的更迭中逐步陷入失语的生存状态，社会已然不需要他们的声音。

1995年的平安夜，李守廉带着肚子疼的李斐打车去看病时，恰好搭乘了乔装成司机办案的民警蒋不凡的车，他是这样形容父女俩的：“男的皮夹克是黑的，有很多裂缝，软得像一块破布。女孩儿书包的背带已经发黑了[3]8-9。”而在听说父亲要带女儿去艳粉街看病时，他下意识反应出“那是我常去抓人的地方[3]9。”“满大街都是下岗工人[3]7”，造成了治安问题。正是由于对下岗工人群体的戒备，生成了对艳粉街的刻板印象，导致他判断失误。李守廉到偏远的艳粉街求的医恰恰是自己曾经的工友，这里面有着下岗工人看病难的无奈，也同样凝聚着他们彼此扶助的底层经验，然而对于蒋不凡来说，同一目的地意味着贫穷和犯罪，这也直接导致了他后来自酿自述了自己作为受害人之一的悬案。

凶手最终指向了李守廉，因为李守廉面对的困窘的现实致使他有了犯案的动机，孩子升学需要9000元学费、朋友借钱开诊所等等，这些问题是下岗之后的李守廉解决不了的。因此，警察为其设置了最容易的通道：对出租车司机实施抢劫。可以看出，下岗不仅意味着物质生活水平的降低和社会地位的陨落，当国家赋予的权利失效，曾经骄傲的共和国工人，如今是有害的社会不安分子，除了任人揣测别无他法。这种无形的歧视与侮辱给“李守廉们”带来了极大的伤害，甚至对“工二代”李斐的命运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恰如负责城管枪击案的警察赵小东所怀疑的，李守廉的女儿李斐当年也可能参与了抢劫，因为在他眼中，李守廉这样的犯罪分子是没有人性的。这种不由分说的质疑与定性也恰恰反映了那个年代背负着历史苦难的下岗工人们暗哑、失声的现实处境，作者在用“噤声”的方式来替这群下岗工人发声。

“摩西”这一意象虽然出现次数不多，但却与小说的主题有很大的关联，评论家们曾就“谁是摩西”的问题展开过细致的分析。在莫衷一是的讨论中，黄平教授将“摩西”具体指认在下岗工人李守廉身上，并认为这一形象的塑造，“以不屈不挠的承担，肩住闸门，赋予‘子一代’以力量[4 ]。”尽管李守廉身上有可以类比于摩西的显性特征，但笔者依然认为“李守廉们”在复杂而又残酷的现实面前是力不从心的。

《出埃及记》中，摩西奉上帝之命，带领希伯来人逃出埃及，分开红海，来到上帝的许诺之地，把希伯来人从长期的奴役中解救出来。用“摩西”来对应李守廉的一生，确能找到许多相似之处。摩西曾为了保护受辱的族人而打死埃及人，流亡出走；
李守廉也曾因抵抗城管对下岗工人的暴力执法而犯罪出逃。当傅东心向李守廉说起庄德增曾经在“文革”时期打死过她父亲朋友时，李守廉明确地说道：“过去的事儿和现在没关系……人得向前看，老扭头向后看，太累了，犯不上[3]36。”李守廉的人生哲学与处事准则，实际上与傅东心跟李斐阐释的《出埃及记》是能够对应的——“耶和华指示摩西，哀号何用？告诉子民，只管前进[3]15。”

然而，一个平凡的个体何以完成伟大救世主“摩西”形象的凝聚？这是我们要考虑的问题。李守廉是小说中唯一彻底的工人阶级，他的“阶级自觉”远胜于其他人，但却无力担起共同体的责任。他为社会上的弱势群体——卖茶叶蛋的女人打抱不平，却搞得自己“下巴歪了，一只眼睛青了一圈，嘴也肿了[3]19。”他的反抗并非为了要带领共同体走出“埃及”，而是在共同体遭受屈辱与伤害时的强烈爆发，是一种本能地反击。尽管小说的结尾蒙有一层温暖慈悲的纱，但依旧不能改变李守廉的结局，他无力凭借信念与坚守“分开红海”拯救他的共同体，只能与其一起沉默，从这种意义上李守廉没有完成“摩西”形象的凝聚。

“我并不是一个信徒，在小说里需要精神力量时，就找到了宗教[1]32。”事实上，有关“摩西”背后的宗教意蕴并不是作者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现实才是。在对“摩西”的意象进行隐喻分析时不能忽略，“平原”本身就是一个香烟品牌的商标，是傅东心为自己在烟盒上画的关于李斐玩“嘎拉哈”的照片取的名字。“平原上的摩西”也不过是“烟盒上的摩西”。摩西的凡俗化实际上代表着一种解构：平原上充满神力的摩西在当时市场经济体制下是不存在的，有的只是平凡庸常的芸芸众生。而李守廉自己命运抗争的私愤与近乎偏执地践行着自己心中正义的行为，更多是在宣示一种无可奈何的焦虑。作者要实现一种反讽：小说中没有一个能够使海水分开、带领族人摆脱奴役的英雄，人人都是“无力的摩西”。

王德威用汪晖的“向下超越”概念来评论《平原上的摩西》，认为“工人与农民一样有敬畏、慈悲、忏悔、谦卑，以及爱的能量。这些能量必须落实在生命的艰难实践里……”[5]尤为重要的是，“向下”意味着站在受压迫者的角度，去质疑底层所有不平等、不合理的关系，从而催发出一种扎根底层的革命性。笔者认为这种“向下超越”具体表现在“李守廉们”身上所体现出的传统文化中的侠义精神、对自我内心信念的坚守以及与社会底层的情感共鸣。

“我觉得那代人是有力量的，即使是沉默的，比我们要有生命力，比我们要笃定，甚至比我们要豁得出去[6]。”李守廉始终在以一股不屈而刚烈的力量维护自己心中的正义，这种力不是“咱们工人有力量”的力，一定程度上是“侠以武犯禁”的力。小说在讲述李守廉往事的时候，首先强调的是他很讲义气和爱打抱不平这些在传统的侠义文化中受到推崇的特质。他为朋友报仇，挑断伤人者的脚筋，还在傅东心父亲遭到红卫兵殴打的时候保护过他。当想开诊所的孙育新被妻子卷走家财时，他亦会全力相助，甚至不惜卖掉自己珍藏的邮票。下岗后，即便他自己也是社会中的弱者，还依旧用生命去保卫那些沦落到底层的下岗工人。在不同的年代，他都秉持自己所信守的正义观，维护心中的道德秩序。

李守廉对工人阶级有着浓厚的情感。小说里写他一直在费力地修理着家里的老挂钟，“跷着脚，伸着脖子，好像透过钟盘，眺望着什么[3]18。”在历史变革的时代，执着地拨动旧时针的人，心中还保留着曾经工业时代的某种坚持。下岗工人在时代进程中形成的阶级认同是难以撼动的，甚至产生了一种身份上的信仰，逐渐演变成了对社会底层的情感认同。在小说中有一个意味深长的情节，红旗广场上的毛主席像要被太阳鸟雕塑所取代，老工人们群起抗议，此时庄德增阴差阳错地坐上了李守廉的出租车，他开始感怀往昔，将毛主席像比作“我故乡的一棵大树”，却被李守廉突然打断：“你知道那底下有多少个[3]23？”在庄德增下车时，李守廉解释到“二十个男的，六个女的，戴袖箍的五个，戴军帽的九个……”[3]24小说结尾处，十二年后，当广场上的太阳鸟雕塑又要拆掉重新换回毛主席像时，李守廉关注的依然是“底下那些战士，当年碎了，现在要重塑。不知道个数还是不是和过去一样[3]49。”这位下岗工人向基座的群塑移情，他关注的始终都是基层群体和个体。李守廉无法挣脱他的工人身份限制，也不可能对社会与时代转向的本质有超越性的认识，但双雪涛却通过这一形象呈现出底层人物对共同体命运的关注。

与此同时，“工二代”双雪涛也在这些平凡的父辈身上开掘出了新的闪光点：李守廉将自己的全部本领教给徒弟，纵使徒弟把他顶了，他也不当回事；
傅东心答应收李斐为徒后，李守廉没有急着送孩子过去，而是等到礼拜天备好“半扇排骨，两袋子国光苹果，一盒秋林公司的点心”[3]14去拜师。李守廉身上没有伦理道德的教条，为人处事的法则都化作了人情自然，这也是双雪涛对老一辈人的重新认识——下岗工人并不只是留下了历史的创伤，潦倒落魄的表象下面还有“带有特定群体属性的荣誉、自尊、质朴以及朴素的道德意识”[7]。

可以说，双雪涛在昔日承载着共和国工业梦想的东北大地上，以久远的历史与当代伤痛共同酝酿出一种新的救赎的艺术形式。他用文学的声音，揭开工业转型期下岗工人的时代伤痛，为这群历史的中间物追索正义，而他塑造的以李守廉为代表的下岗工人形象也在某种意义上为当代文学创造了新的阳刚凛冽的审美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