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牧文明：生存智慧的生态启示及当代价值

唐根杰，包庆德

（1.内蒙古大学a.马克思主义学院；
b.哲学学院，呼和浩特 010020；
2.内蒙古财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呼和浩特 010070）

美国学者R.H.约翰逊1910年最早使用“生态位”（ecological niche）一词，认为“同一地区不同物种可以占据环境中不同的生态位”［1］。1927年英国学者埃尔顿认为，一种动物的生态位是指它在生物环境中的地位，指它与食物和天敌的关系［2］。该定义被称为功能生态位。生态位是指一个种群在生态系统中，在时间空间上所占据位置及其与相关种群之间的功能关系。生态位现象对所有生命现象具有普遍性一般原理，不仅适用于生物界，同样适用于人类，具有普适性［3］。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两种文明对待“草”的态度截然相反。游牧经济与农耕经济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经济形态，经济形态决定着社会文明心态差异。在农耕文明视野中“草”具体很大的贬义性，如草稿、草案、草率、草莽……直至“斩草除根”。由此可见，传统农耕文明当中含有轻视甚至蔑视“草”及其与此相关的畜牧业的价值观念；
在游牧文明视野中对“草”及其相关形态的认知远非其他文明形态能及，因为“草”在其经济形态中占据独特地位，反映在其价值取向上甚至“视草为命”。“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4］2农耕文明为了“守望田园禾苗”，由此必须“斩草除根”；
游牧文明懂得“肉乳来自青草”，由此应该“视草为命”，可谓“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游牧文明在千百年历史发展进程中精致地发挥游牧草场生产力和生物多样性独特优势，符合生态位原理［5］，其生存发展智慧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和借鉴价值。

游牧文明的文化选择通过自然选择机理，反映在经济形态和价值取向上，表现为精致地发挥游牧草场生产力和生物多样性独特优势，其生存智慧具有鲜明的生态化特征，符合生态位原理。游牧文明的自然前提与生存家园的有序统一表现为关注人与自然及携手并进的双向性，凸显低碳循环与集约节约的双关性，彰显生态保护与发展能量的双效性等特征。

（一）关注人与自然及携手并进的双向性

历史塑造了各个时代的思想，每种思想的价值必须体现在其特殊的历史语境中。所处时代背景不同，主流的思想观念也有极大差异。生态思维是生态学所引起的思维方式的变革。美国学者唐纳德·沃斯特在20世纪90年代指出：“对于下个世纪的人来说，没有什么比人与自然的关系更为重要的事了，没有什么事比能改善这种关系更能影响人类福祉了。”［6］在英国学者霍布斯鲍姆看来，“21世纪最重要的任务是克服人对周围环境和生态造成的重大影响所造成的后果”［7］。面对全球性生态环境问题的严峻形势，人类开始反思自己对生态环境的行为，探索摆脱生态环境困境的路径。游牧文明的自然前提与生存家园的有序统一，在当下具有重要的时代借鉴价值。

人类以往征服自然的哲学，恰恰不懂得，这里所谓自然原来是人类生存与发展须臾不能离开的生存家园。恩瑞克认为，原住民把自己和自然都视为一个扩大的生态家庭中的一员。人和自然共同继承和延续着这个生态家庭。这种关系可以起到加强和保护生态系统的作用［8］。游牧民在生产生活中一以贯之的生态优先思维，体现了其对自然规律的遵循以及对生态系统的完整性、稳定性和多样性的尊重。自然是生存的密码和最终的皈依，一草一木皆为大自然所恩赐，绝不能践踏。游牧民族懂得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由此，游牧民族具有善待和珍惜自然的意识。在他们眼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就像是婴儿与父母之间的关系，父母照顾孩子，孩子也理应照顾父母。他们从不肆意破坏自然界的一草一木。游牧民族赖以生存的畜牧业以草原为生存基础，对自然有很强的依赖性，有着独特保护牧场的意识。在游牧生产管理中特别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关系，注重自然前提与生存家园有序统一。游牧业具有适应季节变化的特点，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确保自身生存，并根据季节气候、雨水和牧草生长差异进行季节性水草放牧，从而为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提供物质信息。同时保护和恢复自然资源的机会和权利，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最终得到生存与发展。这种生态优先的思维模式在当下具有重要借鉴价值。

马克思指出，“土地”是“一切生产和一切存在的源泉”［4］707，就是说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立足空间，是一切物质生产的首要条件，“人和自然，是携手并进的”［9］。因此游牧民族依赖于局限的生存空间、限定的草场承载力、有限的自然资源等决定了游牧民族不得不去保护自然生态环境，不得不进行迁徙四季轮牧。这是协调人、自然与牲畜三者关系。其“游而牧之”的生产方式、“逐水草而居”的生存方式和“肉乳来自青草”的生活方式，体现了游牧文明的生态智慧。“游而牧之”“逐水草而居”“肉乳来自青草”是为了减轻牧民给草原草场压力，它使得草场和水资源得到休养生息，是依据草原生态承载力作出的合理选择，也是协调好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内在深层关联，达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境界。

（二）凸显低碳循环与集约节约的双关性

游牧文明这种独特的生产方式之所以可以存续至今，主要是因为其自身所具有的节制性。清格尔泰指出：“游牧民族创造的游牧文化却在数千年发展历程中……把一个生机盎然的绿色草原留给了我们当代人……游牧文化到底有何奥秘，它是不是为人类可持续发展开创了一个先河。”［10］游牧民族自古就有低碳循环和物尽其用的优秀传统美德。“牲畜是游牧民族赖以生存与生活不可或缺的生命保障，食其肉、饮其乳，织其毛、衣其皮，住其帐、铺其毡，骑其身、放其牧，燃其粪、随其游。”［11］由于草原植被防范火灾，不宜作为燃料选择，牲畜粪便作为燃料，降低疾病传播可能，体现低碳循环利用价值。

游牧民族即使是拥有大量食物时，也不允许浪费食物，也注重低碳循环和物尽其用。正如在饮食中常常包括血肠、肉肠以及牛羊头蹄下水杂碎等等均没有被浪费。游牧社会法律规定不准浪费一切可以吃的东西，必须有效发挥各个部分功能，物尽其用。在日常消费生活中形成并自觉遵守这个规定，潜移默化地成为了自然习惯。在游牧民看来，羊浑身都是宝，他们会合理享用和充分利用。将细肠加工成血肠，肥肠加工成肉肠，碎肉和血混起来用胃制成食品。用结肠作为奶制品的肠衣。游牧民族还用沙子把羊脚踝骨上的肉筋磨光作为骰子供娱乐玩耍使用，将羊的肩胛骨保存下来用作占卜，羊头和胸叉骨用来祭火。游牧民健康节俭的饮食意识充分体现并彰显出物尽其用的生存智慧，蕴含着深刻的生态意识。

游牧民族对服饰、住所、出行方式会节约利用。游牧民服饰取材来源、服饰主色调以及轻装简从服饰用途等体现绿色低碳理念。“蒙古包”具有鲜明民族特点，既实用又美观，体现游牧民对于游牧生活和生存环境的适应，集环保性、科学性与实用性于一体，建筑材料采用少量可以循环使用的木材、毡子和皮条，不用砖瓦泥土等，其形状结构、颜色布置无不体现着游牧民族的生存智慧、生活情趣和生态理念，从富有特色的蒙古包中更可以感受到游牧民因势利导、顺应自然和顺势而为的生态哲学思想。

游牧民族在“逐水草”过程中，便捷的交通工具是必不可少的。游牧民用牛、马、骆驼以及勒勒车等便捷交通运输工具。这些交通工具既不需要专门铺设道路，也无必要占用专门草地场所，更不会给草原带来生态破坏。与现代交通工具带来“三废”污染以及不易降解比对，如美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4.7%，消耗石油占40%，天然气占36%，铝占46%等，排放废气占30%，生产固体废物占70%［12］。游牧文明体现出淳朴的热爱草原、亲近自然、回归本真的自然生态理念和讲求低碳循环重复利用的生态智慧，更能感受游牧文明崇尚自然、追求健康，量入为出、量力而行，物尽其用、变废为宝的绿色低碳理念［13］111。

（三）彰显生态保护与发展能量的双效性

各种自然资源之间是互相联系和制约、相互对立和统一的整体［14］。“被确定为与人分割开来的自然界，对人来说也是无。”［15］如小亚细亚一些地区由于森林被砍伐而变成了不毛之地，玛雅文明由于玛雅人破坏了周围环境的生态平衡而走向毁灭。“耕作的最初影响是有益的，但是，由于砍伐林木等等，最后会使土地荒芜。”［16］

在游牧民族的生态保护与发展能量，以及生态意识和生态思维当中，生态优先和适度发展是价值观的核心，而且游牧文明“游而牧之”的生产方式、“逐水草而居”的生存方式和“肉奶来自青草”的生活方式，以此辐射环境保护与发展能量的双效性。游牧民族在辽阔游牧区域生存发展，在宏阔北方草原世代繁衍，创造了独特的保护生态与发展经济的游牧文明形态。

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游牧民族对他们赖以生存的草原生态环境采取了切实有效的保护措施。仅以狩猎为例，历史文献中有很多关于狩猎适度伦理记载，这也体现出游牧民族保护生态的消费伦理观念。游牧民时常在冬季进行围猎，规定其他时间不得围猎，不允许在春夏季节围猎。游牧民狩猎的同时时常会放生，这源于游牧民族忌讳“断群”狩猎习惯，狩猎结束后，一是把不同雌雄动物双双放生；
二是“要对伤残的、幼小的雌性的猎物进行放生”［17］；
三是狩猎时不得射杀或惊吓受孕动物，使其继续繁殖发展，保持一定数量维护生态平衡。游牧民遵循适量狩猎以补充生活所需的习俗，也是维持动物物种数量平衡的可持续行为。“避免动物绝种”既是游牧民族形成良好传统狩猎规范，也是一种生态保护的生存智慧。“鞑人地饶水草，宜羊马。其为生涯，只是饮马乳以塞饥渴。凡一牝马之乳，可饱三人。出入只饮马乳或宰羊为粮，故彼国中有一马者必有六七羊，谓如有百马者，必有六七百羊群也。”［18］警示价值在于，野生动物保护既与游牧民生存发展有着内在关联，狩猎活动在其中体现其适度节俭可持续的生态意识，主要标志是草原承载力和游牧民健康生存两个层面，即彰显生态保护与发展能量的双效性的重要特征。

生物多样性包括基因、物种和生态系统多样性，其价值体现于生物物种和人类生存的意义。而文化多样性则集中表现为对于人及其文化的前提和保障作用［19］。两者的互动共存关系表明，游牧文化的消失加快草原生物多样性的流失，草原生物多样性为游牧文化多样性保护提供历史经验和见证，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齐木德道尔吉认为，“草原的价值……是一个巨大的生态屏障……生态的价值。”［20］

（一）游牧地理环境与“游而牧之”的文化形态

游牧地理环境的生物多样性，深刻影响与之对应的“游而牧之”的文化形态。以内蒙古草原为例，“内蒙古的地貌格局对气候环流和水、热的分配必然产生制约和影响，因而对生态多样性的分化和植物的分布以及对自然地带的形成都是十分重要的因素”［21］41。内蒙古自然地带有温寒湿润针叶林地带、温凉湿润夏绿阔叶林地带、温暖湿润夏绿阔叶林地带、温凉半湿润森林草原地带、温凉半干旱草原地带、温凉干旱荒漠草原地带、温暖半干旱草原地带、温暖干旱荒漠草原地带、温暖干旱半荒漠地带和温热极干旱荒漠地带［22］48－52。“蒙古高原上广阔的典型草原地带是北方民族长期从事放牧畜牧业的牧区，成为游牧文化的主要发祥地。”［22］421内蒙古草原属于生物多样性地区。

内蒙古高原由东向西绵延3000多公里，地势平缓开阔，波状起伏，东中部地势多为草甸草原、干旱草原，西部地势多为荒漠草原和荒漠戈壁，大部分是适于发展大小多种家畜的天然牧场。草甸及草原的形成虽大大缩小森林面积和林中动物活动范围，但却促进草原动物繁殖发展，草原也逐渐从一个单纯的植物群落世界变为栖居各种各样野生动物的比较完整的草原生态系统，孕育了丰富的物种资源。据统计，内蒙古约有高等植物2500种，无脊椎动物4～5万种，脊椎动物604种。在脊椎动物中有哺乳动物118种、鸟类376种、两栖爬行类29种、鱼类81种。内蒙古有11个自然区城被列入《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计划》中优先保护生态系统名录；
有25种濒危哺乳动物、74种濒危鸟类、2种濒危鱼类、10种濒危植物被列入《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计划》中优先保护物种名录；
阿拉善骆驼、伊克昭盟新庙镇的野大豆分别被列入《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计划》驯化动物优先保护种名录和急需保护的农作物野生亲缘种残存地点。截至2000年，内蒙古已建立自然保护区96处，总面积为765.4万公顷，占全区国土总面积的6.5%［21］8－10。而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则是维护区域生态系统平衡的基础。

内蒙古草原广泛分布着大小湖泊，像达赉湖、索果诺尔以及乌梁素海、岱海等，水产资源也极为丰富。游牧民族所创造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生态文化也皆具备草原游牧烙印。畜群从青草、绿洲、大河、湖泊等资源中汲取身体所需营养和水分，牧草质量的优劣和牧草数量的多少直接关涉游牧民族的兴衰，拥有丰茂水草才可以养育出壮硕牛羊驼马等，猎牧人所需生产和生活资料“皮毛肉乳”通过牲畜生物机体加工所得，游牧文明观才得以延续。如果说生物多样性是维持自然界生态平衡基础的话，那么文化多样性则是维持人类社会和平与发展的基础［23］。“文化多样性的观念是人类文明观的新境界，也是人类社会种族观、民族观的新境界。”［24］对游牧文明生存智慧及其生态维度的研究使尊重、顺应、保护自然成为游牧文明所探寻的重要价值理念，以及生物多样和文化多样的有机统一。

（二）游牧人口因素与“逐水草而居”文化形态

游牧人口数量及分布，深层影响与之对应的“逐水草而居”的文化形态。人类生产活动包括物质资料的生产和人类自身的生产。而“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25］没有人类自身生产，物质生产将无法延续下去。人口作为社会存在的重要因素其作用是双重的。当人口增长与物质资料生产和社会生活需求相适应时，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
当人口增长过快或过慢从而与物质资料生产和社会生活需求不相适应时，延缓甚至阻碍经济社会发展。

游牧文明之所以在辽阔草原上形成得以大尺度“游而牧之”和“逐水草而居”、享受“肉乳来自青草”等传统，是由于游牧草原“地广人稀”这样一个基本状况。以蒙古族历史人口为例，根据学界研究，成吉思汗于13世纪初统一蒙古语族、突厥语族各部，建立汗国，形成新的民族共同体——蒙古族，当时人口约110余万，据说元朝蒙古族人口有四五百万之多，推算出14世纪蒙古族的实际人口为200万左右，从14世纪末至15世纪后期，在北元和明代，蒙古族人口降到160万，但1480年达延汗重新统一蒙古之后，明末蒙古族人口有190余万［26］；
蒙古族人口在清朝初期约217万，清末降至172万，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全国蒙古族人口为131.6万［27］。另据张植华的研究，1911年内蒙古各盟（缺少呼伦贝尔盟、察哈尔盟、伊克明安旗和布特哈旗）的人口统计材料，人口数在1 108 832，如果加上呼伦贝尔盟、察哈尔等盟旗的人口，其总数亦当在120万人左右［28］。即使是在当代，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表明，内蒙古常驻人口 在24 049 155人，其中蒙古族人口4 247 815人，占比为17.66%。这种相对稀少的人口数量规模，在辽阔广袤的游牧草原上分布，也就意味着，游牧人口因素与“逐水草而居”文化形态的历史渊源和现实的生存发展空间。

游牧民族人口只占世界人口1%，却占据世界陆地面积36%，其主要分布在中亚、近东、中东、非洲北部或中部以及撒哈拉地区30余个国家和地区［29］。农耕文明的史学家歧视游牧文明，认为游牧文明的生产力是落后的。问题在于，传统观念多是从经济生产力而言的，如果从生态生产力维度审视，“地广人稀”的游牧文明给辽阔草原更多休养生息机会，而非盲目追求所谓“单位面积的产量”的。可见，挖掘游牧文明的独特优势和生存智慧，就显得十分必要。更何况“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的冲击，为历史之发展为世界史带来了不少有积极意义的影响”［30］。法国学者格鲁塞指出：“蒙古人几乎将亚洲全部联合起来，开辟了洲际的通道，便利了中国和波斯的接触，以及基督教和远东的接触。……从蒙古人传播文化这一点说，差不多和罗马人传播文化一样有益。对于世界的贡献，只有好望角的发现和美洲的发现，才能够在这一点上与之比拟。”［31］

（三）游牧生产方式与“肉乳来自青草”文化形态

游牧生产方式或生产活动，深度影响与之对应的“肉乳来自青草”文化形态。游牧民族通过游牧生产劳动，从游牧自然界中获取物质生活资料以保障自身生存与发展的活动，我们称之为游牧生产方式。首先，游牧民族需要从自然界中谋取自然资源，为其提供物质生产的资料来源，同时通过生产劳动发挥聪明才智合理利用和改造自然。这种人与自然的关系，我们称之为游牧生产力，它体现游牧民在生产活动中认识、利用和改造自然，解决人地矛盾的程度和能力。其次，游牧生产活动中，游牧民族为了获取利用、开发和改造自然的力量而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我们称之为游牧生产关系，它体现着游牧生产方式的社会形式。再次，游牧生产活动作为游牧民最基本的实践活动，在其游牧生产过程中产生游牧生产力和游牧生产关系有机统一，形成物质资料的游牧生产方式，在整个游牧社会发展进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游牧生产方式或生产活动，深刻影响并深度决定与之对应的“肉乳来自青草”文化形态，是适应草原地理环境、气候条件和季节变化，以及游牧民族生活习惯、生产方式和饮食情趣等。

游牧民族“肉乳来自青草”文化形态，显现简约实用、低碳环保等游牧文明的生活特色。游牧民有俗话叫“安逸为最大的幸福，半饱为最好的足食”［32］。游牧民族的“乌兰伊德”（肉食品），有全羊、羊背、手把肉、宝日其等；
“查干伊德”（奶食品），有奶豆腐、奶酪、奶油等；
米面制作各种食品称为“宝日伊德”，有炒米、馅饼、包子、面条、黄油卷、果条等；
自然生态青食，像野生蘑菇、沙葱、韭菜、沙芥以及红果等。这种饮食文化已然形成厉行节俭、废物利用的生态消费理念，这是游牧文明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优良传统。色香味美的“乌兰伊德”、神圣纯洁的“查干伊德”等，无不彰显着游牧民族“肉乳来自青草”饮食民俗的生态文明意蕴。

游牧文明生存约束与发展适度的有效统一，将人类生存活动约束在生态限度、环境容量和资源承载容量之内，将发展活动约束在生态修复、环境净化和资源承载能力之内，将发展极限控制在生态承载、环境容量和资源承载阈值之内。这对深入理解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借鉴价值。

（一）生存约束：生态限度、环境容量和资源承载

生产力，定义为人们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这种生产力只有征服和改造自然的维度，没有保护和改善自然的维度，且对开发、利用和改造自然，没有生态环境资源的相关限制和约束，缺乏生态化的引领和规范［33］。从生态哲学维度审视，“所谓历史，从生态学的观点看，就是人与土地之间发生的相互作用的结果。换言之，即主体环境系统的自我运动的结果。决定这种运动的形式的各种主要因素中，最重要的是自然的因素”［34］。实际上，“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35］26。

游牧文明讲求生存约束与发展适度的有效统一，是游牧民族以生存智慧来讲求自然生态系统平衡、人与自然协调平衡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发展理念。这种生态化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发展理念对现代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启示意义，是为今天内蒙古草原生态恢复服务的实践理念，是使内蒙古真正成为祖国北疆的生态屏障、保持草场和植被覆盖率、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推进可持续的生产方式。

这种经济形态和生活模式基础上产生的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已经具有了极为丰富的生态思维方式的文化思想，而这种生态思维方式的文化思想反过来保障了游牧民族经济生活的生态化趋势和人与自然双赢的发展路径。因此，游牧民族的生活本身是极其丰富且生态的。

工商文明的发展观缺乏生态价值理念，因而在处理经济增长与环境改善、社会发展与生态优化问题上无能为力；
在兼顾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问题上无所作为。而游牧文明注重生存约束，也就是注重生存的生态限度、环境容量和资源承载的生态文明意蕴，客观地要求工商文明的发展观和价值观，应由单纯追求经济数量增长价值目标，全面转向追求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目标和发展格局。

（二）发展约束：生态修复、环境净化和资源承载

传统现代化理论由于缺乏生态哲学有效规范，其要素集中在经济、政治、文化、思想领域，将现代化得以有效运作的生态系统前提和自然承载基础给遮蔽了。现代化进程遭遇来自自然资源体系和生态环境系统的严峻挑战。实际上，现代化不能没有自然要素，包括生态环境、资源能源等。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36］39。

游牧民族在长期的游牧生产和生活实践中，在遵循自然生态规律饲养牲畜的过程中，发生牲畜数量增减、效益升降和质量高低等情况，而这些都是遵循生物自然选择原理进行的。所有动植物都是大自然长期自然选择当中，自发形成适应于生存环境的某种本领技能，并根据适者生存原理在优胜劣汰过程中生成的。从生态哲学维度审视，在全社会全面推进适度发展原则，就是有序发展、有机发展和有度发展原则。所谓有序发展就是“遵循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低碳发展，所谓有机发展就是“因势利导、顺势而为、乘势而上”的循环发展，所谓有度发展就是“取之有时、取之有节、用之有度”的绿色发展。就是说，游牧文明生存约束与发展适度的有效统一启示我们，崇尚并回归自然，遵循并顺应自然，改善并善待自然。与此对应，在全社会全面倡导绿色消费、适度消费和深度消费。所谓绿色消费就是“崇尚自然、追求健康”的消费，所谓适度消费也就是“量入为出、量力而行”的消费，所谓深度消费也就是“物尽其用、变废为宝”的消费［13］111。可以这样说，正是游牧文明寻求一种人与自然的高度协调性，合理而有效地利用和驾驭自然资源和自然力，遵循适度发展，即有序发展、有机发展和有度发展，才使得赖以生存发展的草原生态能够留存至今。

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最为基础的条件，发展生产是人类生存最为必要的手段。工商文明的发展观缺乏生态价值理念，因而在协调生产发展与生态改善、社会进步与环境优化问题上无能为力；
在兼顾金山银山与绿水青山、美好生活与优美生态问题上无所作为。“经济发展不应是对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竭泽而渔，生态环境保护也不应是舍弃经济发展的缘木求鱼”［35］27。而游牧文明注重发展约束，也就是注重发展的生态系统修复能力、环境系统净化能力和资源系统承载能力的生态文明意蕴，客观地要求工商文明的发展观和价值观，对生态系统的物质变换、能量转换、信息交换进行宏观有序的疏导和卓有成效的引领。人类物质生活资料和人口自身的再生产过程与自然生态环境亦即人类生存发展的生态环境再生产过程将保持输出与输入的必要张力与动态平衡。

（三）发展极限：生态承载、环境容量和资源承载

以往文明形态基本集中在社会领域，与技术因素密切关联主要用来指谓社会生产力水平。与此对应，以往对文明成果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考量标准和评判逻辑，对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于其中，并由此须臾不能离开的生态环境状况如何，不在文明和生产力评价系统之内。“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这实际上已超越以往对文明演化的传统理解，已经明确涉及文明兴衰评价的生态标准了。由此应该而且必须全面规避挑战发展极限，不顾生态承载限度、超越环境容量和突破资源承载的极限发展原则，就是全面规避高度发展、极度发展和超度发展。所谓高度发展实质是“征服自然、统治自然、控制自然”的恶性发展，所谓极度发展就是“竭泽而渔、雁过拔毛、杀鸡取卵”的畸形发展，所谓超度发展也就是“无序开发、粗暴掠夺、任意妄为”的致残发展。对自然界如此急功近利、拔苗助长、颐指气使，其发展肯定是不可持续的。

建设优美生态环境，等于建设人的生存发展的自然基础，也就等于建构经济发展的物质前提；
破坏井然有序的生态环境，等于破坏人的生存发展的自然条件，也就等于解构经济社会发展的前提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传统工业化迅猛发展……打破了地球生态系统原有的循环和平衡”［37］。而游牧文明注重规避发展极限，也就是注重有效规避发展极限的生态承载、环境容量和资源承载的生态文明意蕴，客观地要求工商文明的发展观和价值观，处理好自然的“工具价值”与“生态价值”的矛盾冲突；
协调好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双重联系；
调控好人和自然之间“适应性”与“不适应性”的辩证关系；
把握好“以人为尺度”和“以自然为尺度”之间的必要张力；
驾驭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复杂格局［38］。辩证地扬弃人类经历的采集文明、狩猎文明、农耕文明、游牧文明和工商文明等诸文明形态的合理性及其局限性，双重观照并批判超越传统文明诸形态，特别是近代以来工业文明带来的生态危机，引发对作为表征工业文明时代精神精华的西方近代主体形而上学主客体僵化分离状态的深刻反思，而生态哲学正是表征生态文明时代精神精华的哲学新形态。“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36］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