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的铁器研究与先秦社会形态研究体系的建立与发展

王舒琳

(中国地质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083)

社会形态研究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重要命题。20世纪二十年代末，随着唯物史观的传播，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融入中国古史研究领域(1)杨艳秋：《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与中国史学》，《史学集刊》2021年第4期。。“以郭沫若为代表的一批学者自觉应用经济分析、社会结构分析来考察中国社会，尤其是运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的观点探究中国古史，形成以‘社会形态’研究对象的史学范式。”(2)冯天瑜：《唯物史观在中国早期的传播及其遭遇》，《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换言之，郭沫若在先秦社会形态研究范式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具有奠基作用。

当前，我国正处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学话语体系建立的关键时期，不少学者呼吁“让社会形态研究重新焕发生机”“开辟社会形态理论研究新境界”(3)陈峰：《让社会形态研究重新焕发生机》，《历史评论》2020年第1期，洪光东：《开辟社会形态理论研究新境界》,中国社会科学网2020年12月20日；
此外，围绕新时代社会形态研究，不少研讨会召开。比如，2020年11月，“第二届全国史学高层论坛暨第十四届历史学前沿论坛”在成都召开，主题为“中国社会形态理论的建构与创新”。，进而繁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无疑，先秦社会形态研究范式如何构建与发展成为需要重新审视的问题。唯物史观是先秦社会形态研究的重要理论基础。作为开创者之一的郭沫若，率先将唯物史观运用到中国古史的研究之中。由于深受摩尔根《古代社会》和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影响，他将铁制工具的发展水平当作衡量社会经济发展程度的标尺，甚至是社会鼎革的首要经济因素。可以说，郭沫若的铁器研究是其先秦社会形态研究的前沿阵地。然而，目前为止，学界专门从史学角度讨论郭沫若铁器研究的文字还比较少。(4)目前涉及此问题的学术成果主要有：林甘泉、田人隆、李祖德主编的《中国古史分期讨论五十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是20世纪古史分期大讨论的集大成者，多处述及铁器对郭沫若古史分期观的影响。林甘泉、黄烈主编的《郭沫若与中国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中《铁器与古史分期》一节专述了铁器与郭沫若古史分期观的关联；
陈峰的《唯物史观与二十世纪中国古代铁器研究》(《历史研究》2010年第6期)系统考察了20世纪中国铁器研究史的变迁，为客观评介郭沫若的铁器研究做了基础铺垫。本文试图以郭沫若的铁器研究为出发点，以期对探究郭沫若是如何构建先秦社会形态范式有所裨益。

基于对唯物史观内涵的释读，郭沫若将铁器与中国古代社会变迁的关系看得非常密切。于是，他以铁器研究为出发点，窥探先秦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从而划定先秦社会形态。最初，郭沫若从文献学的视角来探究铁器问题。他试图从传世文献《周易》《诗经》中寻找中国古代铁器使用的线索。翻阅《易经》后，他说道：“铁的发现一般在铜后，全经中并无铁字。”(5)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见《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8页。接着，郭沫若又考察了《诗经》，他发现“就譬如一个铁字，在一部《诗经》中都是找不出的”。经过一番整理，郭沫若并未从文献记载中找到古代是否用铁的直接证据。通过相关知识的了解，郭沫若得知“铁字本来出现得很迟，初期的五金除锡而外都称为金”。(6)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见《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第110页。他不再拘泥于找寻“铁”字，而是从“金”的相关词汇如铸造工艺等入手。由于具有深厚的古学功底(7)王舒琳：《近代今文经学与郭沫若的史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21年下半年卷。，郭沫若很快从古籍中找到了“周代用铁”的证据。依据《考工记》对攻金之法的记载，他认为“段氏为镈器”中采用“段”的工艺的“镈器”已经不再是青铜器，而是铁器。加之《大雅·公刘篇》中“取厉取锻，止基乃理”一语的辅证，郭沫若初步推定周代已经使用“锻造”这一冶铁工艺，其所反映的生产力水平表明此时的社会形态已是封建社会。

显然，仅以字面意思做出推断并不严谨，郭沫若亦意识到这个弊端。于是，他试图从古器物学的视角深入铁器研究。视角的转换离不开他对中西古器物学的吸收与运用。一方面，郭沫若与米海里司的学术因缘，对其转向以古器物方式研究铁器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1929年，郭沫若将德国米海里司所著《美术考古学发现史》(1908年)日译本译介为中文，并更名为《美术考古一世纪》。从本质上来讲，米海里司的“美术考古学”就是一种古器物研究方式。关于文献学和古器物学二者之间的关系，米海里司这样论述：“我们日益知道文献学上我们第一必要的，是有训诂解释的学问去考释字句……美术作品自己会说话，会使我们了解它，把它有效地说明。又于以文字写出的传统(Tradition)之外，有以形象表示的传统，我们应该知道那是依据着它的特殊的法则的。”(8)米海里司：《美术考古一世纪》，郭沫若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第461页。可以说，米海里司的理论不仅大大丰富了郭沫若的知识结构，而且给予了方法论的启示。于是，他开始重视物品本身的形象系统对于认识古代社会风貌的功用。其中，最直接的应用就是根据器具的工艺来判定社会的发展阶段。

另一方面，中国传统的金石学著作为他提供了直接的材料和借鉴。此点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之《诗书时代的社会变革与其思想上之反映》有明显的体现。特别是《工商业的发达》一节，有关铁器沿革的认识基本直接取材于章鸿钊《石雅》附录《中国铜器铁器时代沿革考》(9)经笔者考证，《石雅》附录为《中国铜器铁器沿革考》，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所注《中国铜器时代考》疑有误。。章鸿钊是著名的地质学家，知晓一个常识即“铜与铁并生”。然而，他在考证“铜器时代”的过程中却并未发现铁的痕迹，这让他颇为疑惑。他询问金石学家罗振玉之后得知，“古时，铜为‘美金’，铁为‘贱金’，二者的地位和用途不同”。章氏对与罗振玉的接洽一事的记录正好解开了郭沫若无法从文献上寻觅铁的踪迹的谜题，同时打开了铁器研究的新视野。

虽然《石雅》还称不上是现代科学论著，但是相较传统的金石学研究已经有很大突破。不仅聚焦古物本身的文字、款识和形制，而且注目其制造和使用的历史演变，与古史研究的年代学问题进行衔接，勾画出了中国古代铁器沿革史，为郭沫若最初的古史分期提供了重要参考。

郭沫若采用文字学和古器物学视角探研铁器奥秘的同时，开辟了一条社会经济史取向方面的新路径。他视自著《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为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续篇”。他尝试运用唯物史观，依据马克思理论概括作为人类“社会发展之一般”，考察中国古代社会形态的演进。那么，古代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就是首要探求的问题。由于受到恩格斯和摩尔根的影响，郭沫若将铁器的发展水平作为衡量社会经济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尺，并将其与“五种社会形态”对应起来。首先，铁器的发明是原始社会进入奴隶社会的重要推力。他说道：“就这样在以石器铜器为工具，以渔猎牧畜为生产本位的氏族社会，是以母系为中心的原始公社社会。但这种社会可以说因为铁器的发明便完全破坏了。”(10)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见《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第16页。随之，“文明开始、奴隶制国家建立”。其次，铁制农具的使用促进奴隶社会走向封建社会。至此，郭沫若初步建立起一种经济史与社会形态相连接的研究模式。

在社会形态理论的引领之下，郭沫若的铁器研究集中于探讨社会的生产力水平。生产力是唯物史观的核心概念。生产工具则是衡量生产力的重要标准。正如郭沫若自己所说：“一部工艺史便是人类社会进化的轨迹。”(11)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见《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第251页。因此，对于铁的冶铸技术，郭沫若进行了专门且细致的考察。

铁器是一个大的集合概念，在不同的阶段有专门的名称。从散见于郭沫若史著的若干论述来看，他认为铁的发展史主要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铁矿。铁矿是尚未经过加工的天然物质。第二阶段，生铁和毛铁。铁矿并不能直接使用，需要一定的提炼工序。在冶铁技术发展初期，提炼出来的主要是生铁和毛铁，制作一些简单的耕具。第三阶段，钢铁。钢铁是冶铁技术较为发达的体现。相较于生铁、毛铁，钢铁具备不容易生锈的特质，适合铸造高级兵器。

由上可见，郭沫若对“铁”的冶炼工艺史形成了较为系统的认知，摸索出了中国古代冶铁技术发展历史的基本轮廓和线索，并试图以此点亮探照中国古代社会经济的明灯。科学的铁器研究为考订相应的年代提供了可能。郭沫若意识到单以铁器来划定先秦社会形态是不严谨的，而是要结合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做一个整体的、通盘的年代学研究。

20世纪二三十年代，郭沫若提出“殷代是金石并用时代”和“周代是青铜器时代”的论断。鉴于存世的周代青铜器已有两三千件，郭沫若很快断定“有周一代正是青铜器的极盛期”。接着，又根据殷彝和周彝的工艺特色，判断殷、周代应是两个不同的时代。“殷彝与周彝，其器物的品类(如殷之爵，周之鬲)，形式(如鼎足殷为倒立圆锥形，周多兽蹄形)，花纹(如殷彝花繁，周彝花省)等，均判然有别。(如有人细作化学分析的比较研究，两时代的金属的成分恐亦有所不同。)”(12)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见《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第267页。这样一来，郭沫若对殷代和周代的社会性质有了初步的估计。

同时，作为一个考古学家，郭沫若深知考古发掘对史学研究极为关键。因此，他十分关注田野考古发掘的进展。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展开河南安阳殷墟的发掘，郭沫若为之振奋。通过容庚的帮助，他很快便读到了第一期的发掘报告。董作宾在《新获卜辞写本后记》中指出尚未整理的殷墟出土材料，“同时出土之副产物，有骨贝制器，玉器、石器、各种兽类之骨角爪牙，及铜、铁、瓦，瓷、炭，土之类，其时代及与甲骨之关系，皆待考订”(13)董作宾：《新获卜辞写本后记》，见李济编：《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一 安阳发掘报告 第1-4期》，(台湾)南天书局有限公司，1978年版，第213页。，其中提及的“铁”字尤其引起了郭沫若的注意。随即，他便撰写了《殷虚之发掘》，关切地问道：“董君所得之‘铁’，乃铁器耶？铁块耶？铁矿耶？抑为毛铁耶？炼铁耶？钢铁耶？‘铁’的出土处是在地表？是在浮土层？是与甲骨同在？”(14)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见《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第271-272页。由于铁器的样态和所处地层直接关涉生产力水平的高低和时代的远近，郭沫若认为董作宾、李济还应从地层学的角度一探究竟。1930年2月，郭沫若阅读最新的殷墟发掘报告之后，发现董、李二人已进行专业的地层分析。于是，他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第三版特意增补了《殷虚中仍无铁的发现》一文，将最新的研究进展公布出来。结合1929年董作宾《商代龟卜之推测》所说“殷商为铜器时代，其时是否有铁之发明，实为一重大问题。今所得与甲骨同出土之器物，铜器间有之，铁器犹绝无所见”(15)董作宾：《商代龟卜之推测》 见李济编：《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一安阳发掘报告1-4期》，第81页。，郭沫若断定：“惟有一事已明瞭者，则真实的殷虚中目前尚无铁的发现！”(16)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现代书局，1931年版，第19页。至此，郭沫若认为“殷代处在氏族社会末期的阶段”，“西周的社会性质是奴隶社会”。

进入40年代，郭沫若对殷代社会性质的看法发生了重大变化。他之所以更改自己的观点，一个原因是殷墟出土实物的证明。殷墟出土的实物说明殷代的冶铜已经发展到比较繁盛的阶段，是“殷代为青铜时代”的有力证明。另一个原因是，随着青铜器研究的深入，他发现以往出土的一些青铜器可以明确断定属于殷代。“由北宋以来所有业经著录的铜器已有七八千件，就有铭文记载的加以研究，百分之八十以上是周器，但亦有少数可以断定为殷器的。……故殷代毫无疑问已入青铜器时代。”(17)郭沫若：《青铜时代》，见《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第601页。1944年，郭沫若《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一文再次重申殷代无铁的结论，并补充说明，董作宾所写殷墟发掘报告中提到的“铁”已经被科学研究证明是后代的窜入物。据多方考证，郭沫若放弃旧说，肯定殷代是奴隶制社会。

中国历史上铁器使用的确切时间一直是影响郭沫若判断奴隶制和封建制分野的关键问题。然而，由于没有出土实物的证据，郭沫若对中国铁器沿革时间的推断基本依靠文献史料。郭沫若本就景仰罗王治学，再加上章氏严谨的治学风格，使得他十分地倚重《石雅》所依据的文献史料。一是江淹《铜剑赞》的序。这是郭沫若在整个铁器史研究过程中使用频率最高的史料之一。他不仅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多次以此力证“铁兵的发生是在春秋末年”，而且在后续论著《青铜时代》《奴隶制时代》等涉及铁器研究的文章也多次提到这项史料。二是《管子·海王篇》。关于铁器的使用情况，章著的论述集中于铁兵问题，而较为忽视铁制农具和手工器具。不过，他曾提到农器用铁，始见于《管子》。按照这条线索，郭沫若欣喜地发现《海王篇》中记载着铁器应用于手工业的景象。另外《国语·齐语》也常见之于郭沫若的史著中。根据以上材料，20年代末，郭沫若推断奴隶制和封建制的界限应在西、东周之交；
40年代，他采取了不同的划分法，又定在了秦汉之交。1952年，郭沫若在《奴隶制时代》第三次正式做出了“奴隶制与封建制分期”问题的论断。经过慎重的考虑，他依据仅有的《秦风》中“驷驖孔阜，六辔在手”一语推测“铁的发现大约在西周末年”。据此，郭沫若将奴隶制和封建制的分野锁定在春秋战国。

郭沫若深知这些证据是匮乏的，不足以充分证明战国封建论。因此，他期冀未来能有更多的地下材料出土，解开这个令人困惑的学术谜团。1950年中国科学院在河南辉县固围村和1953年热河兴隆县寿王坟村发掘的大批战国时代的铁器以及长沙、郑州、山西、东北等地零星出土的各式铁器，使得郭沫若大为欣喜，不禁问道：“是不是在战国以前还没有铁器使用呢？从文献上的资料和上举辉县、兴隆两大批出土资料看来，是可以坚决地否定这种说法的！”(18)郭沫若：《奴隶制时代》，见《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3卷)，第198、197页。50年代中期，正值古史分期讨论的热潮，郭沫若发表《希望有更多的古代铁器出土——关于古代分期问题的一个关键》，热切盼望出土实物解决这场重大争论。“战国以前的铁器如果能够大量出土，那就可以使古代史分期问题的一种看法，即以春秋、战国之交为奴隶制和封建制的界限，获得更多的铁证了。”事实证明，郭沫若的预测方向是正确的。随着现代考古学的发展，“已经出土了一些春秋时代的铁器，例如，1964年和1972年，在江苏六合程桥两座春秋晚期的吴国墓葬中各发现了一件铁器。其中，一号墓出有铁弹丸，二号墓出有铁条。经过金相检查表明，铁丸是白口生铁铸成，铁条是由块炼铁锻成”(19)郭沫若：《奴隶制时代》，见《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3卷)，第197页。。不得不说，这些材料为郭沫若的古史分期观以及战国封建论的流行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生产工具是衡量生产力水平的一项重要指标。自人类制造生产工具以来，生产工具的材质大概经历了石器、青铜器和铁器三个由低到高的发展时期。石器是人类最初使用的简单工具，其引发社会经济大幅跃进的力量十分有限，因此，唯物史观的学者们往往看重铜器、铁器沿革情况的考察。但究竟是哪种金属器具能够起到社会变革的作用，或者金属工具是否可以起到引发社会更迭的作用，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内部意见不一。

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群体中，郭沫若率先将铁器发展与中国社会形态的更迭联系起来，并将铁器发展置于推动社会鼎革的高度，成为一种代表性意见。郭沫若如此重视铁器，根本原因在于他认为铁器比铜器的生产效用高。这个认识是郭沫若根据秦朝灭亡的历史现象得出的。“因为当时的兵器都是铜器，而当时的锄耰棘斤却是铁器！所以当秦世把天下的兵器都铸成金人的时候，而天下的农民陈涉、吴广为其代表，却能够以‘锄擾棘斤’‘因利乘便’了！这是人民力量的不可抗拒，也是铁器战胜了铜器的一个有趣味的史实，一直到秦以后，中国才完全转变成了铁器时代。”(20)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见《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第29、178页。“能了解这段历史事实，便能了解‘铁之重反于金’的重要意义。这是说铁的价值反在青铜之上。这在那处在铜器时代过渡到铁器时代的人自然是视为惊奇的事，也就和‘妇人为政’是同样地值得惊奇。”(21)郭沫若：《奴隶制时代》，见《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3卷)，第147页。可以说，郭沫若对铁器的价值能够胜于铜器始终深信不疑。

另一种意见则是肯定“青铜是中国进入文明时代的主要推力”。其中，主要以吕振羽和翦伯赞为代表。众所周知，吕振羽是与郭沫若古史研究路数最为接近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亦深受摩尔根和恩格斯的影响。摩尔根在《古代社会》明确地说：“我们可以说，文明的基础就是建立在铁这种金属之上的。”(22)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古代社会》，杨东莼、马雍、马巨译,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39页。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也有表述：“从铁矿的冶炼开始，并由于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于文献记录而过渡到文明时代。”“铁已在为人类服务，它是在历史上起过革命作用的各种原料中最后的和最重要的一种原料。”(23)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共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第23、160页。1933年，吕振羽的《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脱稿。他在书中说道：“铁的功用，它无异是文明时代的接生婆。”(24)吕振羽：《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22页。此语正是摩尔根、恩格斯理论的复述。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吕振羽在这句话后又加了一句“青铜器在适当的条件下，也似乎有仅次于铁的这种功用的可能。”(25)吕振羽：《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第22页。这句话尤为关键，足以窥见吕振羽对青铜器推动社会生产发展的作用持肯定态度。

1935年，吕振羽的另一部史著《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出版。前言提到此书的目的之一就是“对郭沫若先生的著作提出一些较系统的意见”。(26)吕振羽：《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4页。他指出：“然而中国用铁的时代，究始于何时？此在目前，仍为一个不能肯定的问题。但欲按‘铁’字的出現时代去断定用铁的时代，則殊危险。”(27)吕振羽：《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研究》，第16页。这是对郭沫若早期铁器研究路径的质疑。他又说，“欲从地下求发现以决定中国开始用铁时代，此亦难于完全保证。”这说明他对于郭沫若根据殷墟发掘第一期报告所得“殷墟中无铁的发现”有所保留。

此后，吕振羽越来越认定“青铜器可以将中国社会推进到文明时代”。他阅读《安阳殷墟发掘报告》第四期刘屿霞《殷代冶铜术之研究》之后，发现殷代铜器发展高度繁荣。于是，他开始对以前的认知产生疑问。“以铁的发明为国家出现的前提之一这个问题，首先是莫尔根在其《古代社会》中所提出。恩格斯根据古代中亚细亚及地中海沿岸一些国家成立的事实而加以叙述。至于除铁以外的金属工具，如青铜器的普遍被使用，是否能产生出足令社会内一部分人脱离劳动的剩余劳动量这一问题，恩格斯虽不曾给予我们以具体的说明，但却给了我们一个暗示，他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说，最初的铁，其硬度还不及铜的硬度高。这是一个极重要的暗示，而且在这里，是恩格斯仅就某些古代国家在其当时已知的历史事实的一种叙述。”(28)吕振羽：《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研究》，第27-28页。随后，吕振羽举出一些中亚及北非古代国家说明摩尔根和恩格斯的理论并不具有普适性。他进一步追问，“然而在那些不具备上述那种可以促速自身发展条件的古代民族，像中国古代的殷族，在青铜器所代表的生产力的基础上是否能创造出国家呢？这问题的最辩证的解释，只在青铜器所代表的劳动生产率，是否能使社会内一部分人从生产领域中脱离出来而成为统治者？易言之，即其是否能创造出阶级来？因为阶级的存在是国家存在的前提和主要内容；
而人类历史上的最初的国家——奴隶所有者国家的产生，是适应于‘社会的阶级的最初的大分裂’的时代”(29)吕振羽：《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研究》，第28-29页。。经过一番探索，吕振羽确信“殷代的青铜器所代表的生产力，充任了国家出现的主要因素，把中国社会推进到文明时代”(30)吕振羽：《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研究》，第31页。。由此观之，吕振羽的思想前后发生了变化，从最初“铁器无疑是问题的中心”转换到“青铜器为殷代进入文明时代的主要因素”。

另一位与郭沫若观点不同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是翦伯赞。1943年，翦伯赞在《中国史纲》中，根据殷墟发掘报告第1-4期断定“整个商代都是青铜器时代”。除了考量商代的社会性质，翦伯赞还围绕郭沫若铁器研究的相关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一是记载铁首次出现的文献。郭沫若最初认为是《诗经》的《大雅》，后改为《秦风》，翦伯赞则认为是《左传》。二是中国古代冶铁术的传入问题。郭沫若根据章鸿钊的《中国铜器铁器沿革考》，认为是吴、越等南方地带传给中原的；
翦伯赞根据西方马格立昂尼《海丰史前遗物发现记》所述，推测冶铁术有可能从南方传入，后又参考施密特《考古学所见之氏族社会》提出治铁术有可能是从西方传入。三是青铜器能否创造出现代国家。“青铜器是否能创造出古代国家来呢？这就看它所代表的劳动生产性是否能使社会内部的一部分人从生产领域中脱离出来，成为不劳而食的统治者；
换言之，即是否能完成社会之最初的大分裂，因为这是古代国家之出现及其存在的主要内容。”(31)翦伯赞：《中国史纲》(第1卷)，第190页。对于这个问题，翦伯赞的答案是肯定的。“所以我以为青铜器可以使社会内部分人脱离生产劳动，成为剥削阶级。换言之，即能创造出剩余价值，从而创造出国家。”(32)翦伯赞：《中国史纲》(第1卷)，第191页。因此，翦伯赞指出商代是否为奴隶社会，问题不在于商代有铁还是无铁，而是商代青铜器水平发展达到的高度。结合殷墟发掘报告，他概括到：“总上所述，如炼铜遗址之普遍，炼铜规模之宏大，铜器的种类之繁多，铜器的应用之广泛，铜器的生产量之庞大，铜器的制作技术(如选矿、冶炼、范铸、镂刻、锤击等)之精巧等，实足以确切地证明商代已经是青铜器文化时代。”(33)翦伯赞：《中国史纲》(第1卷)，第181页。可以说，翦伯赞非常看重青铜器发展水平对社会变迁的影响。

无论是以铁器或是铜器作为中国社会进步的动力，归根结底都是一种生产工具决定论。这种观念并不被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群体广泛接受。他们中的许多人另辟蹊径，依据生产工具以外的其他生产要素来研究社会经济构成。其中，范文澜和侯外庐的看法颇具代表性。

范文澜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得到启示，提出从生产关系的角度来审视社会经济发展情况。1940年，范文澜书写了抵达延安后第一篇有关古史分期问题的文章《关于上古历史阶段的商榷》。他在开篇就立即阐明了生产工具对于历史发展的作用。“因为人是制造工具的，而新工具之制造，又必须依靠前一辈人所已有的成就，逐渐改善，才有可能。旧石器工具，只能进步到新石器。新石器工具，只能进步到粗笨的简单效用不大的金属工具。金属工具——主要的是铁器——继续改善，才有蒸汽机的出现。蒸汽机进步到电气机，人类文明因而走上更高的阶段。”(34)范文澜：《关于上古历史阶段的商榷》，《中国文化》1942年第1卷第3期。他肯定了铁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鉴于上古文献释读分歧较大和殷墟发掘的科学性有待验证的现状，他认为铁器的问题难以得出准确结论。对铁器问题素有研究的郭沫若的论断就经不起推敲。从文献征引来说，郭沫若根据《诗经》中“取厉取锻”的“锻”字推测“西周已有铁器”。然而，范文澜发现两条“锻”字的相关记载，即《尚书·费誓》中“锻乃戈矛，砺乃锋刃”和《左传》中“磨厉以须，王出，吾刃将斩矣”。经过考证，他认为“锻”并不是专属于铁器制造。“锻只是把戈矛不直的击之使直——因为刑范有不正的——并没有制铁器的时候那样重要性，所以用‘锻’字来推测铁之用否，是不甚有力量的。”(35)范文澜：《关于上古历史阶段的商榷》，《中国文化》1942年第1卷第3期。从殷墟发掘来看，范文澜认为，当时的殷墟发掘尚处于初级阶段，作出定论为时尚早。“殷代的铁器，我们现在断其必无，未免早些吧。”(36)范文澜：《关于上古历史阶段的商榷》，《中国文化》1942年第1卷第3期。这与郭沫若、吕振羽、翦伯赞对殷墟发掘的重视判然有别。阅读《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之后，范文澜的中国社会史研究有了新的方向。他将视线转移到了生产方式的另一个要素——生产关系。“随着生产工具之变更和发展，人们的生产经验、劳动技术也变更和发展了，一定的工具和一定的劳动者结合起来，成为一定的社会生产力。”(37)范文澜：《关于上古历史阶段的商榷》，《中国文化》1942年第1卷第3期。围绕生产关系，范文澜的社会经济史研究自成一派。

侯外庐直接否定了“生产工具决定论”，力证“生产方法决定论”的合理性。1939年，侯外庐在《中苏文化》杂志发表了《社会史论导言》一文，集中表达了他对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基本态度。其中关键的一条是，“社会性质不是从技术与生产诸力决定的而是从生产方法决定的”(38)侯外庐：《社会史论导言》，《中苏文化》1939年第4卷第2期。。并且，他解释道：“社会性质是由生产方法而决定。我们从上面的研究中，知道生产方法是当作生产手段与劳动力之特殊的结合关系，在生产内部而决定生产的全性质及全运动，或是在生产过程自体中而规定生产的编制。”(39)侯外庐：《社会史论导言》，《中苏文化》1939年第4卷第2期。“了解生产方法的意义，实在是一种经济学中的第一义。”(40)侯外庐：《社会史论导言》，《中苏文化》1939年第4卷第2期。“生产方法亦是生产诸力与生产诸关系的绍介者。”据编者按，侯外庐对自己的理论相当自信。“本文据作者言，是搜集了《资本论》与其他文献有关社会经济构成的决定论之史料之二百余条，撮要提领，综合编成，是值得研究中苏历史者一读的。”(41)侯外庐：《社会史论导言》，《中苏文化》1939年第4卷第2期。关于社会经济构成，侯外庐穷尽马克思主义经典论述的相关史料，特别是《资本论》，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

论证自己的观点之余，侯外庐也对郭沫若的铁器研究做出了评述。一方面，侯外庐对郭沫若的铁器研究有所批评。铁器工具属于劳动手段，郭沫若重视铁器而忽视生产方法，使得侯外庐指摘他并未触及社会经济构成的核心。另一方面，侯外庐定位了劳动手段(涵盖铁器工具)的作用，“劳动手段可以认为社会诸关系的指示器，然而不是决定作用的规定者”(42)侯外庐：《社会史论导言》，《中苏文化》1939年第4卷第2期。。接着，他从理论层面进一步阐释，“我们知道，不从社会关系方面，而仅从劳动过程方面，研究当作再生产尺度的劳动手段时，劳动手段是劳动者把它放在他自己和劳动对象之间，可以把他的活动传到其对象去的一物或多物的复合体”(43)侯外庐：《社会史论导言》，《中苏文化》1939年第4卷第2期。。

综上所述，郭沫若开辟出一条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古史、划分先秦社会形态的史学新路径，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提供了示范。此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不断丰富和拓展了中国古史研究。虽然他们都秉持唯物史观，但是由于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渠道和方式不同，对唯物史观的理解和运用也各不相同。对于郭沫若观点提出不同的看法就是典型的体现。吕振羽、翦伯赞倾向青铜器发展水平对社会生产的推动作用，范文澜偏向通过生产关系来考察社会生产水平，侯外庐侧重考察生产方法来衡量社会生产力发展程度。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之间的争论恰恰反映出郭沫若开创的社会形态研究模式是不可绕过的巨大存在。

历史学家杨宽曾说：“关于中国冶铁技术发展的历史，不仅是科学技术发展史重要部分，而且是中国古代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44)杨宽：《中国古代冶铁技术发展史》(外三种)，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1页。这样的认识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山郭沫若不无关系。回顾郭沫若的史学生涯，铁器研究一直是贯穿其先秦社会形态的重要线索。他之所以如此重视铁器，不只是出于唯物史观史学家的学术自觉，还有一名现代考古学家的学术素养。

诚然，先秦社会形态的划分不能以单一因素论定，还需综合包括社会发展规律、社会制度，社会阶层构成等多方面的因素加以研判。郭沫若致力于井田制研究就是明证。但不得不说，郭沫若以铁器研究为突破口，构筑起社会经济与社会形态相连接的研究模式更具有范式意义。后起的吕振羽、翦伯赞、范文澜、侯外庐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运用唯物史观条理中国古代社会时，无一不提及郭沫若以铁器为主要工具丈量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研究方法。换言之，尽管他们的社会形态研究学说各有千秋，但大多深受郭沫若社会研究模式的影响，延循郭沫若开辟的研究路径前行。(45)陈峰：《社会形态理论视阈下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历史研究》2022年第2期。可见，郭沫若对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深刻影响。

进入新时期，随着时代的不断进步，人们对唯物史观形成和发展时期的史学有了更为清醒和客观的反思和评价。相信在这样的趋势之下，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研究能够释放出更大的学术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