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关于社会治理重要论述的四维向度、主要意蕴和时代价值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五师党委党校 刘明俊

社会治理是社会建设的重要任务、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党中央立足“两个大局”，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和深化改革新任务，以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国情为基点，吸收有益思想，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治理”“怎样进行社会主义社会治理”这一重大核心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思考，作出了许多关于社会主义社会治理的重要论述。这些重要论述内涵丰富、博大精深，蕴含着辩证思维和突出的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社会治理理论的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新领域，丰富了我党的执政理念，为推进我国社会治理实践、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重大意义和时代价值。

新时代关于社会治理重要论述始终遵循唯物辩证法分析、解决问题，契合当前我国社会处于转型变革的时代背景，赓续和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理论，为解决我国社会治理问题提供了新方案。故而，我们可从四个维度来深刻理解这一重要论述。

（一）历史维度

一方面，这一重要论述是对中华传统文化历史的赓续和创新。五千年中华文明，培育了丰富的中华传统文化，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治国理政智慧和思想，比如：德治思想、民本思想、天下一家、改革精神等，其中很多思想对当前的社会治理仍然具有很强的借鉴作用。又如：在《荀子》等传统文化中就有治理的概念，传统文化中的“治理”一词也有维护社会稳定的意思，但是其含义与今不同了，今天我们讲的治理，在继承传统文化中治理的含义基础上，进行了丰富创新，例如：在社会治理领域中，在为谁治理、怎样治理等方面提出了许多新的理念，我们是为最广大人民治理，维护其根本利益，依靠最广大人民群众，激发大家的创造性，共同来进行社会治理，最终共享治理成果。

另一方面，这一重要论述是对我国长期社会治理实践的经验借鉴和升华。在不同历史时期，我们党对社会建设及社会治理进行了长期的实践探索，形成了一些符合中国国情的治理经验和模式。新时代，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局和百年变局，继承、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社会治理的理论，指引我国社会治理实践取得重大成效。比如：党中央及时提出创新社会治理要处理好秩序与活力的关系、维稳与维权的关系、“三治”之间的关系，要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等新论断，[1]指引我们在实践中实现了社会长期稳定奇迹。

（二）理论维度

马克思对国家学说有科学系统的论述，认为国家具有阶级性，也具有维护社会秩序处理公共事务的社会性，且指出了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治理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为国家统治奠定坚实基础。[2]但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使用的是广义的社会概念，是与自然界对应的社会，而对与经济、文化、政治、生态并列的狭义的社会概念的论述不多。进入新时代，形势和任务都发生变化，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党中央首次提出了社会治理的概念、内涵、目标等；
党的十九大、十九届四中、五中全会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提出了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3]、健全基本公共服务，完善社会治理制度等。由此可见，新时代社会治理重要论述继承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相关治理思想，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社会治理的理论。

（三）实践维度

从社会主义建设到改革开放再到全面深化改革，我们党的实践主题在发生转变，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变，发展阶段也发生了变化，国际形势也发生了变化等，在这些转变过程中出现的诸多重大现实问题，迫切需要我们深入开展调查研究，科学制定政策，聚焦贫困、污染等现实问题，不断探索保障和改善民生，致力谋划改革和发展，提高治理能力和水平，在实践中思考和求索，并及时总结经验教训，逐步形成了社会治理的新理念、新论断。

（四）价值维度

治理的价值观不同，选择的社会治理策略和体制亦不同。我们党来自人民，根基血脉在人民，心里始终记挂着人民的所需所盼，我们党是为中华民族、为中国人民谋利益的政党。进入新时代，党中央抓住历史发展机遇，聚焦重大问题，统筹推进改革发展稳定工作，系统协调发展与稳定，在改革中开拓进取，在开放中发展进步，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创造性、时代性的新思想、新理论，为我们创新社会治理提供了根本遵循。例如，党中央提出的要解决好人民群众“三最”的利益问题；
经过实践验证的“五治”相融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
要科学处理活力和秩序、维稳和维权的关系；
社会治理共同体等论述，充分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社会治理理念，激发了人民主体的创造性、主动性。

新时代社会治理重要论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社会治理理论，是对党的十八大以来历次全会精神的深化和升华，是对中国社会治理实践的深入思考、系统谋划，内涵十分丰富，深刻回答了新时代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及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指明了我国社会治理的方向、基本规律、体系、方法论、基础。

（一）方向：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

首先，价值取向。我们党将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着力解决最广大人民群众的“三最”问题，建设全民参与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
从社会治理层级视角，我们党及时提出了市域社会治理理念；
提出健全社会公平正义的保障制度等，这些都充分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公平正义的社会治理理念和价值取向。

其次，主要目标。我国社会治理的主要目标是在发展中保障民生、改善民生，使民生改善与经济发展相互促进，保障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社会秩序和活力，人民安居乐业，使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幸福感、获得感更加充实。

（二）基本规律：科学阐释新时代社会治理的基本规律

首先，“社会管理”变为“社会治理”。面临新形势新任务，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社会治理。社会管理变社会治理，体现的是我们党的执政理念的重大转变，是变“我”和“你”为“我们”，是多元主体的共建共治共享，是从源头上多措并举、依法治理。

其次，加强社会治理，重在创新体制，核心在人。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完善的制度就象一把标尺，量人量己，用制度管事、管人，才能做到公平公正。因此，要实现社会和谐稳定，必须靠完善的制度，必须靠全体人民。马克思指出，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唯有人与人相处和谐，社会才能安定有序。社会治理是一门科学，我们要认识并掌握社会运行规律，深入掌握社会治理规律，协调处理好各种社会关系，比如：维稳与维权，法治、德治、自治之间，社会秩序和活力等的关系，解决社会治理的法治保障、德治基础、自治目标问题，树立法治的、动态的、持续的社会稳定观，发挥协商民主作用，激发全民参与治理，实现法安天下，德润人心，充分体现人民民主，最终实现社会兼具秩序和活力。

（三）体系：形成了新时代社会治理体系

经过长期的社会治理实践，逐步形成了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系，并被写入党的十九大报告，在此基础上，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特别新增了“民主协商”和“科技支撑”，体现了我们更加重视人民民主和信息技术，体现了二者在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体现了我国社会治理体系的与时俱进、一脉相承。这个社会治理体系是在我们党的坚强领导下，各个治理主体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凝心聚力，共同奋斗而形成的，有力推动了我国社会治理实践的发展。

（四）方法论：提出了 “共建共治共享”

党中央提出要坚持辩证思维、系统观念，发挥多元主体的创造力，采用共建共治共享这一社会治理基本方法论，统筹做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共建是基础，要求多元主体积极参与治理；
共治是关键，要求尽可能发挥多元主体的各自优势，激发其参与热情；
共享是目标，全体人民共享社会治理的成效。[4]

（五）基础：突出基层是社会治理的基础

基层是社会矛盾的聚集点和多发点，又是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的重难点，而基层的基础设施、治理力量、治理能力相对较弱，因此，必须加强基层社会治理，将人力物力财力向基层倾斜，落到城乡社区，提高社区治理能力，鼓励城乡社区因地制宜，发挥党组织的引领力，完善“五治”融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探索社区治理新模式，及时总结治理经验，不断完善并推广。例如：武汉青和居社区的‘天天敲门法’；
新疆库尔勒市的建立街道“大工委”、社区“大党委”、党支部、党小组四级“吹哨报到”机制；
浙江海宁硖石街道开展多维议事协商的居民自治新模式等经验做法，都得到了老百姓的认可和欢迎。

新时代社会治理重要论述充分体现了我们党的初心和使命，生动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品质，为深入推进我国社会治理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

（一）理论价值

第一，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社会治理相关理论。一个国家的文化、性质、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这个国家的国家制度，也决定了这个国家的国家治理体系。[5]我国的社会治理体系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经过我国长期实践反复证明、符合我国国情、人民意愿、深受人民认可的治理体系。进入新时代，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加剧演进，国内外形势复杂严峻，党中央审时度势，及时提出了符合我国国情的社会治理体系、构建了“三共”的社会治理格局、建设全民参与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等新举措、新论断，指引我们创造了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社会治理相关理论。

第二，丰富完善了我国的社会建设理论。新发展阶段，新的历史方位，决定了新时代社会建设具有新的特点，也呼唤新的社会建设体制与之匹配。为此，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社会建设，将社会治理和民生建设作为社会建设的两大重要任务，在党的十八大报告和十九大报告中都作出了重要阐述，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把社会治理和民生建设分别论述、部署，体现了对二者的强化，体现了我们对社会建设的新认识。党中央提出将我国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完善全民参与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等新思想、新理念等是在继承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社会建设的实践、理论及经验基础上，为解决国内社会治理的重大现实问题，并被社会实践证明而形成的，进一步丰富完善了我国社会建设理论。

（二）实践价值

第一，为创新社会治理指明了方向，提供了理论基础。党中央提出要深刻认识理解社会运行规律，掌握社会治理规律，要健全“五治”相结合的基层治理体系，建设全民参与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等新论断，从顶层设计到基层治理，形成了一整套完备、高效的社会治理体系，指明了我国社会治理的方向，为创新社会治理打下了坚实理论基础。

第二，将社会治理与平安建设结合起来。进入新时代，我国人民生活水平全方位改善，人民群众对各方面的需求更高更多，其中，平安是温饱解决之后的第一位需求，顺应人民群众的新期盼，党中央提出要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开展全民安全教育，构建了人民安全、社会安全等组成的国家安全体系，坚持底线思维，坚持人民至上，建设更高水平的健康中国、平安中国。

第三，开创了基层社会治理的新形势。20世纪60年代在浙江形成的“枫桥经验”，其核心内涵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创新，它已经成为基层治理的典范，成为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方式。进入新时代，高风险、个体化、网络化等特征给社会治理带来了更大难题，要解决这些重大难题，实践证明必须依靠群众，多措预防、化解矛盾，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6]紧贴民生，补短板，着力解决人民群众“三最”问题，使老百姓的安全感更加充实。

第四，从社会的根基层面贡献了维护社会稳定的新智慧。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元，家庭关系和睦，社会才能稳定和谐。2022年1月1日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就是要弘扬家庭教育在社会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优良传统，倡导全社会重视家庭建设。社区治理是社会治理的基础，要将财力人力等资源向社区下移，坚持党对社区治理的引领。新时代关于家庭建设、社区治理等方面的重要论述，为维护社会稳定提供了新智慧。

总之，认真学习新时代关于社会治理的重要论述，为我们完善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提供了方向指引、理论基础，进一步助力社会治理实践、建设平安中国迈上新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