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院派网络文学批评发展历程描述

姜桂华

（沈阳师范大学 文学院，辽宁 沈阳 110034）

关于我国网络文学的起点，在学界有1991年、1996年及1998年等不同说法。其实，无论将起点定在哪里，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中国的网络文学由于作者、作品、读者数量之巨，影响之广泛，IP产业化成绩之显著等原因，而成为与好莱坞电影、日本动漫、韩国电视剧并称的“文化奇观”。这已经是共识度很高的事实。网络文学的兴盛确实昭示着文学创作权利的释放，昭示着文学创作领域的平等、民主，意味着新的文学格局、文学秩序趋于形成。然而，我国的网络文学在热闹非凡的景象之下，也存在着质与量之间、文学性与娱乐性、商业性之间等的不平衡情况，这就需要文学批评的积极介入。

网络文学一路走来，其实并不像有些人说的那样是绝对与文学批评无关的“野蛮生长”。一些人之所以忽视批评对网络文学发展的作用，是因为对网络文学批评的形态和作为等缺乏了解。事实上，我国的网络文学批评是与网络文学相伴相生的，网络文学创作、接受、传播等活动中出现的特点、现象、问题等都得到过批评者的关注。不只是各大文学网站的评论区，也不只是各种媒体社交平台，即便是在一些纸质报刊上，网络文学批评都呈现越来越活跃的姿态。

我国的网络文学批评大体可以分为网民批评、媒体批评与学院派批评三种类型。网民批评指的是广大网络文学爱好者的在线批评。网民批评群体构成庞杂多元，涉及多个年龄段、多种职业、多种身份，这些网络文学爱好者匿名地置身于网络文学的第一线，痴情地跟读、催更网络文学作品，自发地对具体的文学作品发表自己的意见，及时、迅捷地与作者及其他读者进行在线互动，率性自由、大胆跳脱，带有浓厚的民间色彩，有些评论甚至有情绪化、无逻辑、非理性等问题。媒体批评是指媒体从业者对网络文学所进行的介绍、报道等，以信息性、事件性、话题性为主。媒体批评队伍主要由传统媒体（电视、报纸、杂志等）和新媒体（门户网站、微信公众号、微博等）的编辑、记者等构成。媒体批评往往结合媒体热点，借助媒介平台的传播优势，在受众群体中引起较大的关注。各类网络文学年度盘点活动和评奖活动，以及近些年的“网络文学+”大会等，都是彰显媒体力量的标志性事件。学院派网络文学批评是由接受过系统严格的学术训练，供职于高校、科研院所或文联、作协等文化部门的从事文学研究的专业工作者，以及就读于高校或科研院所的硕士、博士研究生等，对网络文学创作及各种相关问题所做的研究。正如有学者所说，这种批评旨在“通过对创作实践的理论回应和对作品的深层解读，让人们认识和把握网络文学的特点和规律，矫正网络创作的某些流弊，引导网络文学健康发展。”[1]虽不能像网民批评那样迅速快捷地直接与网络文学作者在线交流，也不能像媒体批评那样制造一些吸引眼球的热点，但学理性强、系统化程度高、阐述翔实充分等特点，还是决定了学院派网络文学批评在网络文学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作用。因此，将学院派网络文学批评的面貌历时地描述出来，检视其二十多年间取得的成绩及存在的问题，正是为了使其进一步完善并在网络文学未来的发展进程中发挥更好的作用。

我国学院派网络文学批评的发端大概可以定位于1998年，因为这年6月，厦门大学黄鸣奋出版了专著《电脑艺术学》；
同年10月，上海南天骄创作室的吴冠军发表了对痞子蔡的网络小说《第一次的亲密接触》的评论文章《后现代文学的斑马线——从一部网络小说谈起》。这是我们查到的迄今为止国内学院派批评对网络文学的较早关注、研析。作为首批“触网”的学者，黄鸣奋较早意识到网络带给文艺的新变化，认为电脑和网络的出现催生了文艺创作和文艺鉴赏的变革。他指出，文艺创作上的变革表现在：由纸笔书写到键盘打字、由独立创作到人机合作、由依托生物人到依托智能电脑；
文艺鉴赏上的变革表现在：从纸质阅读到机器阅读、从凝神静观到即时交互[2]。尽管他的论述停留在网络和文艺的表层关系上，但在当时学界普遍对网络文学较感陌生的语境下显得尤为可贵，也为后人的研究打下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吴冠军则是从捍卫爱的尊严的角度肯定了《第一次的亲密接触》的价值，认为它“以‘适应数字化又超越数字化’的精神向目前的后现代文学作了一次漂亮的回应。”[3]他将网络文学置于后现代文学的范畴之内，在对比后现代社会及其文学的种种庸俗表征和痞子蔡与轻舞飞扬的纯真交往中，肯定了小说在思想内蕴层面的超拔，比浮光掠影的、感性随意的、只言片语的网民批评更具说服力。可以说，黄鸣奋与吴冠军分别开启了学院派网络文学批评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的先声。

1998年之后，直至2002年，学院派网络文学批评在批评队伍、成果数量、刊载文章的刊物类型和层次等方面都呈逐渐增加、提升的态势。当我们在《文学评论》等期刊上看到《女娲、维纳斯，抑或魔鬼终结者？——电脑、电脑文艺与电脑文艺学》（黄鸣奋《文学评论》2000年第5期）、《网络文学刍议》（杨新敏《文学评论》2000年第5期）、《解读网络文学》（王多《探索与争鸣》2000年第5期）、《网络文学：新世纪文学的裂变》（金振邦《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网络文学：挑战传统与更新观念》（欧阳友权《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1年第1期）等文章时，就可以清楚地作出判断：中国的学院派网络文学批评已经初现轮廓。

发轫期的学院派网络文学批评更多瞩目于网络带来的文学革新。其中，表达对网络文学前景或担忧或达观的思考、论说较多，对具体网络文学作品的解读、阐释稍显不足，涉及创作时往往流于文学形式的多媒体技术剖析，鞭辟入里的审美解读和文化分析较为少见。这说明学院派网络文学批评主体多数还在网络文学作品之外，未成为真正的阅读者，对网络文学的认知总体上还处于初始阶段。

对网络文学的前景，发轫期的学院派网络文学批评表达了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是对网络文学的忧思，认为它的总体质量欠佳，缺乏具有心灵冲击感和持久生命力的精品之作，无法取得长足的发展，偏向于否定性的质疑[4]；
另一种尽管同样认为网络文学存在较大的上升空间，但反对粗暴地贬低网络文学，较为乐观地相信其有光明前景，强调“用历史的、发展的眼光看待网络文学初期出现的问题，给予引导、纠正”[5]。不过从整体情况看，此时学院派批评对网络文学的质疑要多于对它的认可，还有不少批评家较为谨慎地对网络文学持观望态度。究其原因，一方面与起步阶段的网络文学确实存在量多质不精的问题有关；
另一方面，与作为草根文学的网络文学在审美趣味、价值取向等方面都和受过精英教育的学院派大相径庭有关。

在我国网络文学发展历史上，2003年是值得特别记忆的年份，因为这一年的11月，中文网正式开启了在线收费阅读模式。自此，我国网络文学踏上了商业化转型之路，长篇类型小说成为其主要表现形态。与此同时，学院派网络文学批评也发生了一系列变化。

首先，批评队伍在壮大。一方面，关注网络文学的学人逐渐增多，而且有些学人自觉地组织起来，以团队的形式开启对网络文学的较深入研究。例如，中南大学设立了全国第一个网络文学研究基地，集结了欧阳友权、聂庆璞、蓝爱国等一批学者集中精力专门致力于网络文学研究，形成了网络文学批评界的“湘军”。由这个团队编写的“网络文学教授论丛”也成为国内第一套网络文学研究丛书，代表了“学术界网络文学研究的一次阵容严整的集体亮相”[6]。这种团队作战、集束出成果的批评状态，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学界对网络文学的关注，也推动了网络文学批评自身的发展。另一方面，一批硕士、博士研究生走入网络文学批评队伍。2003—2007年，将网络文学作为选题方向的学位论文一百多篇，其数量大概是学院派网络文学批评发轫期的5～6倍。批评队伍的扩容，既意味着学院派对网络文学的重视程度的提升，也预示着学院派网络文学批评的推进。

其次，批评议题在丰富、深化。一方面，上一阶段的议题得以延续并深化。例如，对于网络带来的文学转型问题，欧阳友权作出了辩证分析。他认为，技术消解了传统诗性、弱化了作家的主体担当、消退了对文学的信仰，但同时，网络以技术的自由实现了平民化叙事，推动了文学的“新民间写作”转型和传统文学体制的革新，调整了“文以载道”的传统文学观念[7]。比起早期从写作方式的变化、作家身份的变化等表层联系阐述网络文学之“新”，这一时期的研究明显触及了媒介革命与文学的深层联系，从文学内部来审视文学转型的积极和消极作用，对网络文学的内涵等本体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从网络性、文学性等角度对网络文学含义展开了论争。另一方面，新的议题在形成。围绕网络文学出现的一些新现象，如写手类型、商业文学网站的运营策略、网络文学的商业化、新媒介文类等，学院派网络文学批评给予了较为及时和深入的关注。

从整体来看，随着批评队伍的不断发展壮大，2003—2007年，学院派网络文学批评在网络文学各种问题和现象的探索中逐渐拓进。主要表现在理论探讨方面，而针对网络文学作品的具体批评仍显不足，且批评对象多集中在《第一次的亲密接触》《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等早期经典作品。

2008年，以“网络文学十年盘点”等活动为契机，网络文学走上了生产、消费、宣传的快车道，迎来了空前的发展态势。网络文学影响力的扩大吸引了更多的学院派批评家重视网络文学、重新认识网络文学，网络文学批评正式成为一门“显学”。贺绍俊、张颐武、张永清等传统文学研究界著名学者陆续参与网络文学话题研讨，邵燕君、夏烈、单小曦等如今在网络文学批评领域有所建树的研究者也是那时相继进入网络文学场的。从数据上看，与网络文学相关的批评文章不仅出现了“量”的激增，而且出现了“质”的飞跃，学院派网络文学批评展现了不同于以往的强劲态势。

首先，对网络文学的评价总体趋于正向肯定和深入理解。像“网络文学对当代中国文学的撞击是令人欣喜的，在未来的岁月里，它将有可能重组中国文学的格局，使中国文学产生新的造血功能，并创造出新的文学空间”[8]之类的言论确实越来越多。邵燕君从新的文学机制和文学样式、与社会文化心理的深刻关系等角度，阐释对网络文学的理解，其研究富有启发性。她认为，“网络文学中自然有很多是赤裸裸地满足读者低级庸俗甚至畸形变态的欲望的，但不是全部。事实上，一种类型发展得越成熟，越受资深粉丝追捧的作品，越具有较高的精神和文学品质。”“在网络文学中新生的也是最具‘王道主流’的文类，如玄幻、穿越、耽美等，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满足的正是当今社会特别缺失的主流价值观。”[9]

其次，对网络文学问题的反思有所深入。在“网络文学十年”的重要节点上，总结网络文学的发展历程、反思网络文学的局限成为学院派网络文学批评的重要话题。像艺术价值与市场效益失衡的问题，创作主体心态浮躁的问题，部分创作主体放弃了应有的价值担当和社会责任导致欲望横流的问题，作品平面化、程式化、模板化的问题，文化积淀和历史意识不足的问题，等等，都被尖锐指出并深入分析了原因。

另外，与前两个阶段较集中关注网络文学早期经典作家作品不同，这个时期的学院派网络文学批评自觉地将一些新兴的文类和作家作品纳入了视域。例如，周志雄选择蔡骏的悬疑小说作为批评对象，揭示了小说获得商业性成功背后的社会文化心理原因，认为小说“融合了悬疑、侦探、心理、知识等多重元素，追求一种‘综合’性的阅读效果”[10]，契合了“80后”读者对悬疑小说的审美期待，实现了可读性和思想性的统一。苏晓芳聚焦于玄幻、穿越、盗墓三类网络小说，认为它们均具有超越时空的浪漫想象，但想象力的过分张扬也导致作品背对现实[11]。这样聚焦具体的网络文学作家、作品的解读、阐释、评价，力图在个案解读中抽取类型小说的叙事模式、叙事特征等具有一定普适性的要素，有利于网络类型小说谱系的建立，比起早期大而化之的印象式扫描更扎实、更具启发性。

2008—2013年，学院派网络文学批评总体上表现出对网络文学的正视和接纳，对网络文学的评价由以前的简单质疑转变为深入研析、大体肯定，并积极地转换观念，探索批评方法与批评标准等转型的可能。这些都为学院派网络文学批评进一步加强与网络文学作者、读者的积极对话，进一步强化批评的深度及批评的具体性，进一步摆脱居高临下的姿态，进一步摆脱坐而论道的悬浮状态，理解式地评价网络文学做出了努力。

2014年，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两位网络作家周小平和花千芳受邀出席了这次会议。习近平在讲话中专门谈及网络文艺，强调要适应形势发展，抓好网络文艺创作生产，加强正面引导力度，“引导他们成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有生力量”[12]。2015年，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出台的《关于推动网络文艺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规范了网络文学生产和消费中的行为，有利于网络文学创作者权益的保护和网络文学网站的良性竞争。2016年，中国作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出的全委会委员中有唐家三少、蒋胜男等八位网络作家。种种事实表明，网络文学迎来了政府各级相关部门的空前关注和支持，迎来了“更上一层楼”的发展机遇。网络文学的大发展，激发了网络文学批评的活力。这个阶段的学院派网络文学批评大概体现出如下特点。

首先，对网络文学的研究大规模全面展开。高校师生与网络文学作者的交流会、网络作家作品研讨会、网络文学发展及网络文学批评的学术研讨会等举办频率明显增多；
网络文学研究基地建设、网络文学学科建设、网络文学相关课程建设等相继在一些高校及科研院所落实；
与网络文学相关的各种国家级、省级、市级科研项目越来越多；
加入传播网络文学研究成果行列之中的报刊增加明显；
网络文学研究成果更是呈显著增加趋势。从2014年至今，仅在中国知网上能查到的有关网络文学研究的论文在6 000篇左右。这方方面面的表现都说明，学院派批评几乎全方位地高调介入网络文学研究之中。

其次，网络文学研究新方向不断凝练。随着网络文学的多元化发展，学院派网络文学批评也越来越表现出专题化、体系化发展趋势。网络文学IP的开发、网络文学的海外传播及网络文学史的编撰等，成为这个时期研究者们重点讨论的新议题。网络文学IP是以网络文学为内容源头、以粉丝经济为土壤，根据不同的市场需求，向影视、游戏、动漫、有声读物等多个文化领域转化，最终形成多领域互动的文化产品。学院派文学批评主要关注的是“IP热”带给网络文学的影响。虽然“IP热”也有给网络文学带来新局面、激励网络作家为提升作品质量潜心写作的可能，但研究者还是以警醒“IP热”带来负面影响为主要用力点。一是指出“IP热”导致部分网络作家为IP而写作，使文学作品影视化、动漫化，画面和动作成为主导，心理描写、性格塑造、精神世界的探索等被弱化的问题。二是指出IP过程中牺牲产品质量，只顾经济效益的问题。当下的IP开发基本以网络文学作品的热度为条件。但是，优质的网络文学作品并不代表优质的IP，如果不加筛选就大量囤积，最终只会沦为粉丝经济下的套现，“IP的套现近乎是对优质知识产权的扼杀”[13]。这样的警醒极有意义，它促使网络文学作者及网络文学的IP开发者去思考与网络文学相关的经济效益，一旦与艺术追求、社会价值追求相脱离，肯定不会持续长久。

随着网络文学翻译网站Wuxiaworld和Gravity Tales的建立，我国网络文学“出海”即海外传播问题，以及我国网络文学的世界影响力等问题，成为学院派网络文学批评的又一新课题。如何更好地译介我国的网络文学？如何持续地输出优质的我国网络文学？如何避免输出作品题材的同质化？在输出的过程中如何凸显中国文化价值？如何通过网络文学出海更好展示中国形象、提升中国国际影响力？等等，都是学者关注的话题。正如邵燕君所说：“中国网络文学能够反哺给世界的，不仅是更大生产规模、更专业的类型小说，也不仅是负载着悠久文化历史传统的中国故事，更是那套携带着先进媒介能量的原创性生产机制。”[14]要让饱含中国特色的网络文学在海外得到正向传播、收到良好效果，一定蕴含着多方面值得探讨的规律性内容。随着学院派网络文学批评在这个角度研究的深入，这些规律定会得到越来越清晰的揭示。

最后，网络文学史的编撰收获成果。网络文学生产、传播方式的特殊性，网络文学发展演变的迅捷性等，都给网络文学史的编撰、建构带来了难度。虽然在学院派网络文学批评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就有一些学者开启了编史的第一步，但是，直到规模化、体系化时期，各方面条件的具备才使中国网络文学史的建构收获更多成果。2015年，欧阳友权和袁星洁出版《中国网络文学编年史》一书（中国文联出版社2015年10月版），将1991—2013年的汉语网络文学发展历程作了较为完整的梳理。该编年史不是简单地罗列、堆砌史料，而是去芜存菁、详略得当，且在每章末尾都有编撰者的系统总结和简练评辨，使得网络文学发展的脉络和走势全面清晰地浮出了历史地表。同年，邵燕君在《网络时代的文学引渡》（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12月版）一书的附录中刊布了她选录的1987—2015年网络文学大事件，删繁就简地勾勒出我国网络文学的发展轮廓。将我国网络文学发展历史勾勒出来、建构起来，既有利于网络文学创作、传播的进一步发展，也有利于网络文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可谓意义重大。

总之，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我国的学院派网络文学批评围绕网络文学进行了一系列的研讨、论争与探索，越来越清晰地显露了自己的形态、特点与意义。尽管有些批评还存在诸如“技术分析多于学理阐释”“用传统理论模式套用网络写作”“学理式批评稀薄”[15]等局限，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我国乃至世界网络文学的未来发展中，我国学院派网络文学批评定会发挥越来越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