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旦诗歌90年代后研究综述

王艳春

随着穆旦诗歌研究的向前推进，特别是1990年以来，更多的学者参与到穆旦诗歌的研究中。评论文章的数量大大增加，但质量却良莠不齐。一方面出现了许多新的视点，在研究广度和研究深度上有新的拓展；
另一方面许多评论者还停留在前人的结论中，或是只作浮光掠影的解读，以致出现研究中的偏差和误读。研究上的从“冷”到“热”，体现了学界对穆旦诗歌价值的肯定，也体现了研究上的浮躁与跟风现象。

归纳这一阶段的研究，代表性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对穆旦诗歌的细读研究主要集中在《诗八首》等篇章，这主要是因为《诗八首》带给我们一种与以往完全不同的阅读经验，它不仅是穆旦诗歌最重要的作品之一，也是中国诗歌史上最杰出的爱情诗之一。对穆旦《诗八首》的接近，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就是对穆旦的接近。

王毅的《细读穆旦〈诗八首〉》（1998），是继郑敏、孙玉石之后较有分量的评论文章。作者认为作为新批评代表人物的燕卜荪影响了穆旦的诗歌创作，因而穆旦的诗歌必须经得起细读法则的挑战。王毅继承并发展了孙玉石认为《诗八首》是“秋兴八首”的思想，“自一本化为万殊，而万殊又复归一本”。王毅在对诗歌细节的推敲上未必十分精准，但认为《诗八首》是对全部文化文明、生命宇宙，从第一推动力到最终归宿的思考都是处处扣合着爱情，应是有见地的。

此外，其他的细读文章还有唐晓渡的《欲望的美丽花朵：穆旦的〈春〉》（1993），陈均、代琦的《在现实和梦的两端——解读穆旦〈玫瑰之歌〉》（2005）等。

文化阐释研究着力于诗人穆旦在20世纪40年代经历的中西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以及这种碰撞与融合对诗歌创作与诗歌张力形成的影响。王毅的《围困与突围：关于穆旦诗歌的文化阐释》（1998）是这方面的代表作。文章这样论述穆旦的诗歌创作：一是对现实习俗的洞识以及个人的孤独感；
二是超越现实的努力，即与众不同的信仰重构方式。文章认为穆旦采用西方诗人的突围方式时承受双倍的痛苦，一方面是对超越之路怀疑的痛苦，另一方面是对被现代文明围困的痛苦。

陈林的《穆旦研究综述》（2001）是第一篇较详细地总结穆旦研究历程的论文。文章对穆旦研究的历史、现状以及穆旦研究在各个历史阶段的重要成果做了认真的梳理。此外，刘继业的《新时期穆旦研究述评》（2002）在宏观上审视了新时期穆旦研究中所取得的成绩，同时也指出穆旦研究中出现的一些误区和偏差。吴思敬的《穆旦研究：几个值得深化的话题》（2008）总结了穆旦为中国新诗带来的新的诗性空间，并指出穆旦研究中需进一步开拓的领域。

关于非中国性、去中国性与中国性的研究与论争，是一段时间以来穆旦研究中的一个热点问题。穆旦诗歌对西方的模仿、借鉴甚或“抄袭”，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有诸多评论者提出自己的看法，早已不是新的发现。王佐良的“穆旦最好的品质却全然是非中国的”以及“对古代经典的彻底的无知”①王佐良：《一个中国新诗人》，载《文学杂志》第二卷1947年第2期，引自：王圣思《“九叶诗人”评论资料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第311页。也一直是一个颇有争议的话题。而对穆旦“非中国性”的论断，极有可能来自对这两句话的断章取义和误读。

对这一问题的争论肇始于江弱水的《伪奥登风与非中国性：重估穆旦》（2002）。文章通过细读的方式列举穆旦诗歌中的一些句子来证明穆旦对奥登等英美现代诗人的“过分倚重”，以及对中国古典文学传统的竭力规避，认为其“原创性”严重不足，未能做出创造性转化，穆旦的地位是被“大大地高估了”。显然江文中有明显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

王家新的《穆旦与“去中国化”诗学问题》（2008），阐述了对“模仿”与“原创”的理解。作者运用“去中国化”的概念来取代“非中国化”，“去中国化”更能指向具体历史语境下的诗学实践和写作策略，是一种“陌生化”的努力，作者认为在中国现代新诗的历史上，穆旦的这种诗学实践比别人走得更远、更彻底，也更引人注目。显然，王家新对穆旦做出的是截然相反的评价。

李章斌的《谈近年来关于穆旦研究与“非中国性”问题的争论》（2009），认为1980年以来的研究过于简单地强调西方文学的影响，或过于强调传统文化的资源与价值，而忽略了穆旦诗歌本身的主体性与独特性。因此，有必要回到穆旦诗歌本身来认识穆旦诗歌在世界诗歌体系中的独特性与丰富性。

刘燕的《穆旦诗歌中的“T.S.艾略特传统”》（2003）侧重于在中西方现代主义的历史语境中考察对以T.S.艾略特传统为主导的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的有意识的借鉴与吸收，同时又植根于自身的文化传统与自我的生命体验中，以此探索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发展之路。

孙玉石的《走近一个永远走不尽的世界——关于穆旦诗现代性的一些思考》（2006），是作者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和南开大学文学院联合举办的“穆旦诗歌创作学术研讨会”上的主题发言。文章指出穆旦诗歌与民族文学有着不可分割的精神联系，同时穆旦诗歌又是传统文学最深刻的叛逆者。

李怡的《反传统与中国新诗的新传统》（2008）（该文最初发表于《文学评论》1997年第5期，题为《论穆旦与中国新诗的现代特征》，后略有改动），主要从语言的角度论证了穆旦的“反传统”正是中国诗歌传统的新的内涵。

吴向廷的《论穆旦诗歌的历史修辞》（2013），认为穆旦诗歌借鉴“奥登一代”，并实践“第三条道路”，他的诗歌始终保持与历史的同步关系；
穆旦选择了以艾略特、奥登等英美现代诗人所发展和丰富的诗歌语言，也是一种现代诗人的独特世界观，借助这种现代诗歌语言，使历史得以全面、复杂和深刻的展开。

在这一类别的论述中，评论者不仅关注穆旦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借鉴与移植，同时也不约而同地指出这种借鉴与移植依然是扎根于中国自身的文化传统中。

李荣明的《穆旦诗歌中的价值语言分析》（2003）是一篇逻辑严密、论证周详的评论文章。作者认为穆旦诗歌的核心观念是“异化”。由于整个社会贯穿的是统治者的意志，因而“我们”所能够追寻到的经验世界是不真实的。体现在穆旦的诗歌里，是两种并存的语言：一是现实的“不真实”的语言，因为现实语言中的价值词汇被统治者占用和歪曲，因而它反映的是“不真实”的价值状况；
二是“真实”的语言，它反映价值应有的状况。作者认为穆旦诗歌中的“主”并非一个宗教圣词，而是体现全部价值的总称，因而主的语言是真实的语言。由于穆旦本人处在“不真实”的表达关系的现实中，真实的“原意”只能是超验的存在。于是在现实与真实之间形成穆旦诗歌的复杂性，而我们也只能“相对切实地理解这一真相”。

由于穆旦生前极少写作诗歌评论文章，因此其写于1940年的两篇佚文《他死在第二次》和《〈慰劳信集〉——从〈鱼目集〉说起》被发现，就很自然地引起评论界的关注。评论者对穆旦所提出的“新的抒情”展开研究，代表性成果有：

子张的《“新的抒情”与穆旦抗战时期的诗学主张》（2003）阐述了对“新的抒情”的理解，既具有现代主义诗学品格又扎根于中国社会现实的具有前瞻性、创新性的诗学主张。陈彦的《“新的抒情”实践及其诗学意义》（2005）指出穆旦的诗歌通过引入叙事性文类的叙事技巧，创造了新的抒情道路，拓展了现代诗的视域。

张桃洲的《论穆旦“新的抒情”与“中国性”》（2008）主要针对之前“非中国性”的论争，探讨穆旦诗歌“新的抒情”中所蕴含的现实性和“中国性”，提出新诗中并不存在先验的本质化的“中国性”，新诗的“中国性”并非与“西方”“现代”相对，它也在不断丰富、拓展和变化，充满异质性因素。穆旦将这些因素纳入他的现代性构想中，从而丰富了中国新诗的建构方式。

王光明的《“新的抒情”：让情感渗透智力——论穆旦和他的诗》（2009）认为，与其说“穆旦最好的品质却全然是非中国的”，不如说是“非古典中国”的。穆旦既背靠传统又自觉面对现代经验，他一生都在实践“新的抒情”，追寻感情与知性平衡的诗歌理想。

一行的《穆旦的“根”》（2004）有着一个独特的视角，相对于“传统之树”，作者将穆旦的出现喻为“一棵新树的到来”。对于诗人穆旦来说，他在诗歌中使用“根”这个词的方式就已经暗示出他“这棵新树”自身的根的位置。从智慧之树上，穆旦发现他生命的真相。这棵树扎根于痛苦，它是纯然个体性的痛苦而不被整合到民族的饥饿与屈辱的总体性中，它只属于穆旦本人。而凭着这一根系，现代汉语诗歌才真正获得源泉去开垦一望无垠的大地。

北塔的《穆旦：从“野兽”开始》（2007）以穆旦诗歌中出现的“野兽”这一意象为切入点，指出“野兽”是诗人本我反叛的隐喻，同时也是民族复仇的象征、文明反思的载体、反抗现实的武器。

近年来，穆旦研究在广度与深度上全面展开之后，出现新的研究动向，即在此回望过去的时间，继续挖掘新的史料，或在旧的史料中发现新价值，丰富穆旦研究的整体材料。较重要的研究有：邹汉明的《王佐良与穆旦》（2022）；
易彬的《集外文章、作家形象与现代文学文献整理的若干问题——以新见穆旦集外文为中心的讨论》（2017）；
易彬的《“最大胆的，往往就是最真实的”——从新见穆旦1950年代中期的两封信说起》（2020）；
冯跃华的《“穆旦纪念文集”中的史料问题》（2020）；
杨新宇的《〈穆旦诗编年汇校〉的意义——兼谈新发现的穆旦笔名》（2021）；
陈琳、杨新宇的《穆旦的集外文〈怀念昆明〉》（ 2018）；
司真真的《穆旦佚文七篇辑校》（2018） 等。

以上是对穆旦诗歌研究在过去取得的成果及研究现状的一个基本的梳理和总结。在确认穆旦诗歌价值及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研究者可进一步挖掘穆旦诗歌的精神内质。在对穆旦诗歌所提供的精神价值等方面，还有许多有待深入探寻的空间。穆旦诗歌中现代的生命意识和形而上的哲学思考，以及“我”与世界关系中的现代性特征，是其诗歌独特性的醒目标志，也应是学界的研究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