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离星星有多远

裴 非

一

下班后，我赶到医院，惠珍姨妈正躺在病床上打点滴。她疲弱地闭着眼睛，一只脚露在被子外面，小腿上打着石膏夹板。我脚步很轻，但她还是感觉到了，先是动了动嘴角，然后缓缓睁开了深陷在皱褶里的双眼。我示意她别动，目光落在她那条小腿上。我说，还痛不痛？她说，痛倒没啥事，就是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下床。我说，医生怎么说？她说，照了片子，说是骨折，麻烦得很。

惠珍姨妈惴惴不安地望着我，像是做错了什么事。我说，跟您说了多少遍了，别没事老往外头跑。她说，我得去菜市场买皮牙子。皮牙子就是洋葱，自她从新疆回到考棚街，一直习惯称洋葱为皮牙子，并且餐餐离不开它。不仅口味发生了变化，说话也南腔北调。我说，让美玲给您买不行吗？她咧了咧嘴说，我还动得，不想麻烦你们啊。

我一时有些走神，问道，您在哪里摔的？她说，早上从院子里出来，迈过门坎就摔倒了，不知咋的，这一向我老是头晕。我不敢接腔了，事实上我早就注意到她家院子外门坎后面，这些天少了一块石板，不知道让谁给撬走了。那天我去看她，出院子时也一脚踩空，差点摔了跟头。我沿着考棚街，在昏暗的路灯下找了一圈，也没有找到合适的石板或砖块，于是骂骂咧咧地离开了。院子里还住着那么多人家，我以为一定会有人发现这一隐患，可惜没有。我忽然有些为自己的粗心而自责，如果我及时提醒她，或者那次去看她时，顺便搬来一块石头垫上，也许她是不会摔倒的。

但我不能跟她说这些，随着年纪越来越大，惠珍姨妈比以前更加敏感了。但愿她真是因为头晕才摔倒的。

我老婆火急火燎地来了，提着两个保温桶。惠珍姨妈冲她笑着，真不好意思，老是给你们添麻烦。我老婆回了她一个笑脸，她说，您跟我们还客气什么，这是应该的。惠珍姨妈摔伤后，是邻居打的120，我老婆闻讯及时赶到。我是个保安，当时正在储蓄所门前值班，上周这里发生过一起持刀抢劫案，我没敢去请假。把惠珍姨妈送到医院后，在电话里，我老婆却冲我大喊大叫，真是讨厌，小旭只有几个月高考了，这节骨眼上，惠珍姨妈又住进了医院。我说，有什么办法呢，是惠珍姨妈啊，她住院我们就得好好服侍！我老婆还在嘀嘀咕咕，我吼了一嗓子，她才闭上了嘴巴。

饭菜冒着热气，还炖了一碗骨头汤。我儿子在同龄人中，个子并不算小，只是身子有些单薄，但我老婆一直在给他炖骨头汤，说是补钙。如今惠珍姨妈摔断了腿，骨头汤正好兼顾这一老一小。我老婆将带来的碗筷，用开水细心烫了一遍，准备让她吃饭。我满意地点了点头，不像那一次，她给瘫在床上的姨父喂水饺，一个掉在地上，她夹起来直接送到了姨父嘴里。惠珍姨妈立马皱起了眉头，她可是比谁都讲卫生的！我摇起病床，惠珍姨妈挣扎着挪动身体，我老婆说，您别动，我喂您吃好了。她说，又没有摔断手，我自己可以吃的。我老婆拿着调匙望着我，意思是她这样，我怎么办？我瞪了她一眼，赶紧对惠珍姨妈说，您手上吊着水，不方便，还是让美玲喂您吃吧。邻床是个胖女人，探头看了看我们，然后对惠珍姨妈说，我住了一个月的院，女儿喂了我一个月的饭，自己家的孩子，有什么难为情的呢？

惠珍姨妈就不再坚持了。当我老婆将第一口热汤送到她嘴边时，她忽然流下了眼泪。

二

自从我懂事后，我就知道有一个姨妈在新疆。那时候，在考棚街，我们家是唯一经常有邮递员上门的人家。

惠珍姨妈念过书，一年总要往家里寄几回信。每次她寄信来，我母亲就坐在天井里紫藤架下，让大姐念给她听。在惠珍姨妈的信里，我知道了一个叫库尔勒的地方，知道了生产建设兵团，知道了沙漠和戈壁滩。回信的任务自然落到了我大姐的身上。大姐会告诉她，我们家一切都好，爸爸在床单厂评了先进，二姐当上了红小兵，资江上建了大桥，过河不用排队等轮渡了；
连我尿床和母鸡下蛋的事也写进了信里。信的最后，我母亲总忘不了嘱咐大姐写上一句，我们全家都想她，希望她有机会回考棚街看看。

而我更感兴趣的是她寄来的那些包裹，用旧花布包得方方正正，里面全是吃的，有时是葡萄干和杏干，有时是灰枣和核桃。每次我们家收到新疆寄来的包裹，考棚街的孩子们就像闻到了味似的，跟在我屁股后面跑。我含着几颗葡萄干或者杏干，看见小伙伴，嘴巴就不动了。如果他们实在馋得厉害，都流口水了，我也最多分给他们一人一颗。事实上我平时也吃不上，我母亲总是将惠珍姨妈寄来的这些东西，放在一个石灰罐里，到了过年的时候，一家子聚在一起才可以吃。从石灰罐里拿出来的葡萄干和杏干，被石灰吸走了水分，硬邦邦的，硌牙，但我们还是觉得特别香，特别甜。

有一年，惠珍姨妈给我大姐和二姐，每人寄来了一顶维吾尔花帽，她俩得意得像个西域公主，整天戴着它在考棚街上跑来跑去。还织了一脑壳的辫子，戴着这顶花帽，在和平照相馆照了彩色照片，羡慕死街上的女孩了。两位姐姐倒是比我大方，谁想拿它去照相，她们都乐意。直到现在，考棚街和她们年纪相仿的女人们，家家相册里都有几张戴维吾尔花帽的彩色照片。

好多年之后，当我大姐随军，我二姐大学毕业，分别在外地安了家，我父亲去世，我顶替他进了床单厂，惠珍姨妈忽然和姨父一起，回到了考棚街。他们不是回内地探亲的，他们在考棚街住下了。我不知道老两口为什么要撇下自己的丫头，选择在考棚街安家。我问母亲，她总是吞吞吐吐闪烁其词。再问，她就不耐烦地说，人嘛，总得落叶归根呀！

惠珍姨妈她丫头叫星儿，比我小三岁。有一年，惠珍姨妈寄来了星儿的一张照片，是一个大眼睛的漂亮女孩，扎着一对麻花小辫，笑得很甜。照片一直挂在墙上相框里，但不知什么时候，那张照片忽然不见了。那些年，因为只有父亲一个人工作，家里五张嘴，日子过得很困顿，每当我母亲收到惠珍姨妈的包裹时，就连连叹气，家里实在没有什么像样的东西可以寄给她。母亲唯一寄给惠珍姨妈的东西是三双布鞋，她手工缝制的，一双给姨妈，一双给姨父，一双给他们的丫头。我记得给星儿的是一双小小的蓝布鞋，上面绣着一朵荷花。

惠珍姨妈回来时，在我们家暂住了小半年。他们住在大姐二姐以前的房间里。我的房间在他们隔壁，只隔着一层薄板。那年我二十四岁，正和美玲谈恋爱。自从他们住下后，我和美玲颇感不便，亲热时不得不有所收敛。母亲告诉我，姨妈姨父算老干部，回内地时，建设兵团给了足够的安家费，但房子一时没有看好，让我帮着找一找。为这事，我比谁都热心。那时房地产才刚刚兴起，只有几个新楼盘在郊外。我带惠珍姨妈去看了，她直晃脑袋，说那地方忒冷清了。过了些日子，我又瞧上了江边的一个小区，那地方倒是热闹，邻近资江大桥。我以为她会满意的，但她还是不满意，说桥下就是农贸市场，整天车来人往，忒喧嚷了。回来的路上我跟她说，新房子就这些，再找就只有二手房了。她说，啥房子都行，反正就找个住人的地方，没那么多讲究。

不久她住进了考棚街，房子离我们家很近，只隔着一条人和巷。考棚街是旧城区，都是逼仄的老巷子和残败的四合院，破破烂烂。有钱和有身份的人一般不住在这里，何况姨父姨妈是新疆回来的老干部。我母亲倒是满心欢喜，隔三岔五去串门，两人有说不完的话。

三

那天晚上正好是惠珍姨妈的主治医生值班，我和他聊了聊她的伤情。事情有些棘手，惠珍姨妈左小腿胫骨骨折，临时打上了石膏夹板。正常治疗程序是，等消肿之后动手术，用钢板进行固定，一年后再取出钢板。问题是惠珍姨妈都八十五岁了，不知道经不经得起这番折腾。

回到病房我跟她说了医生的意思，她摇着头说，还动啥手术，不动了，不动了！我说，不动手术可能会瘸的。她说，啥瘸不瘸的，黄土都埋到脖子下了，我还能活多久？到时我变成一堆灰，还得你们劳神费力将钢板捡出来。

自从姨父去世后，她就在为她的后事做准备，将姨父送上九鹤山公墓，下山时她买了个和姨父一模一样的骨灰盒，端端正正放在柜子上。她说老头子孤独了一辈子，死后她要和姨父合葬在一起。但她一直活得好好的，没病没灾到现在。倒是吓着孩子们了，每年大年初一清早，母亲的第一件事，是让我们一大家子（包括从外地回来的姐姐姐夫，外甥外甥女）去惠珍姨妈家拜年。惠珍姨妈总会在门口放一挂鞭炮，然后一脸喜色地给晚辈发红包，还给孩子们发糖果。轮到给二姐女儿发红包时，她怯怯地躲在我儿子后面不肯进去。儿子说，你蠢呀，快去给姨外婆拜年，有红包呢。可她情愿不要红包，也不敢往前挪动一步。回来的路上，儿子边吃大白兔边咂巴着嘴，小大人一样冲他的表妹说，有钱人的孩子就是不一样。二姐她女儿委屈地哭了，我……我怕那个木盒子。

后来，惠珍姨妈再看到二姐一家，似乎没有了以往的热情。好在二姐开公司，整天忙忙碌碌，一年难得回考棚街一次。

这天晚上惠珍姨妈睡得不安，问她喝不喝水，她说不喝，问她是不是想解手，她也摇头。她说她只是头晕得很。我问要不要请医生过来看看，她说不用了，没摔时就经常头晕，是老毛病。

早上我起来，邻床的胖女人忽然冲我怒目而视，你长没长鼻子？我不解地望着她，你说什么？胖女人说，你妈把屎拉在床上了，你就没闻到？我掀开被子，果然有一股大便的臭味扑鼻而来，摸摸褥子，还有湿漉漉的一泡尿渍。惠珍姨妈仰面躺在床上，眼睛空空地不知望着什么地方。我说，您怎么不叫我一声呢？她说，不好意思，我没忍住。我说，干吗要忍呢，这又怎么可以忍的呢，我就睡在您旁边的椅子上啊!我觉得不可思议。当我动手去给惠珍姨妈换裤子时，她却用那只没有吊水的手，紧紧捏着裤头，然后哽咽起来，要不是星儿那丫头，她……我何至于这样呢？

在我的记忆里，惠珍姨妈很少提及自己的丫头，倒是我母亲对我那位新疆表妹似乎了解不少，她说惠珍姨妈回内地那年，她已经卫校毕业，在库尔勒一家医院当护士。从我母亲的嘴里，我还渐渐知道了惠珍姨妈回来的原因，她和她丫头关系处得不好，都闹到了水火不容的境地。我问母亲，为什么呢，惠珍姨妈是一个多么和善的人啊！我母亲叹着气说，她丫头是捡的，星儿是你惠珍姨妈的养女。

惠珍姨妈四十岁那年，是夏天，有一天晚上，她听到屋外葡萄沟里传来嘤嘤的哭声。她提着马灯过去一看，一个破布包里，躺着一个刚出生不久的女婴，脐带还没有脱落。她将女婴抱回家，心想肯定是有人知道她没有生养，悄悄送过来的。惠珍姨妈拿来羊奶喂她，小家伙大口大口咽着，晶晶亮亮的眼睛忽然冲她笑了起来。这一刻惠珍姨妈的心融化了，她觉得这是上天给她送来的礼物。那天夜里星光满天，惠珍姨妈给这个捡来的孩子取名星儿。

丫头上学了，惠珍姨妈将家从一百多公里外的兵团住地，搬到了库尔勒市区。戈壁滩上没有学校，孩子们上学要去镇上或者市里，还得住校。惠珍姨妈离不开她，一天不见就像丢了魂。可就在这一年，兵团附近牧场一对中年夫妻找上门来，说她丫头是他们的孩子。那时他们已经有了两个女孩，想要一个儿子。她丫头一直不知道自己是抱养的，听到这消息，手足无措地躲在惠珍姨妈身后，眼珠子骨碌碌转。惠珍姨妈愣在那里，半晌没有吱声。后来她说，如果丫头愿意回到亲生父母身边，她没啥意见，只是希望她常回来看看。说着说着号啕大哭。丫头亲生父母慌了，连忙说，养育之恩大于天，他们并没有要回星儿的意思，只想认个亲，知道自己的女儿生活得好就心满意足了。

过了半年，惠珍姨妈带着她丫头，去了那个牧场。丫头亲生父母的家在一片沙丘之下，石头垒成的房子，低矮简陋，旁边是一片胡杨林，远处是不知道什么朝代留下的城墙。他们的第四个孩子还是女孩。家里一贫如洗，连找个没有豁口的茶碗都困难。惠珍姨妈没有在他们家吃饭，出门时留下了两千块钱。她丫头不声不响跟着一块回来了。虽然惠珍姨妈事先早有心理准备，但她还是不知道他们家会穷成这样，在路上，她嘴里一直念念有词，在为这家人向真主祈祷。之后又想，如果是这样，丫头也许就会安心待在自己身边了。

四

小时候我一直认为我母亲好看，但她说，你是没有见过你惠珍姨妈，如果你看见了就知道什么叫好看了。一九九八年，当我第一次见到惠珍姨妈时，我相信了母亲的话。她从新疆回来时已经六十三岁，但仍有着惊人的容貌，相比而言，我母亲过于肥胖，肤色也不好，有点黑。

我外公家以前在考棚街开酱厂，算是富裕人家。他们一共生过四个孩子，前头一个和最后一个，相继夭亡，活下来的是我母亲和惠珍姨妈，她俩相差不到两岁，感情甚笃。惠珍姨妈不仅漂亮，而且聪慧过人。外公家的酱厂是前店后厂，她刚长到柜台高，就可以一个人守店了，算盘打得噼啪响，从来没有错过账。我外公想，这孩子太机灵了，说不定将来酱厂还得指望她，于是送她到长沙周南中学读书，成了考棚街上第一个上学的女孩。

到了一九五一年，学校门口张贴着新疆招收女兵的消息，惠珍姨妈挤在人群中，脸庞红红的，心怦怦直跳。我母亲说，当时她才十六岁，外公外婆自然舍不得，但拗她不过，她说到了新疆可以学俄语，开拖拉机，想想都美死了。我母亲送她到长沙，火车汽笛一响，我母亲朝她挥动手臂，大声唤道，到了新疆，记得马上写信回家！可我外公收到惠珍姨妈的第一封信时，已是大半年之后。信中她说，他们坐了五天五夜的火车才到西安，在那里休整了半个月，然后坐汽车入疆，路上又跑了三个多月，途中还遇上了沙漠里的几伙土匪。

在新疆，惠珍姨妈一直生活在那个叫库尔勒的地方，结过三次婚。她的第一任丈夫是他们团副团长，山西人。副团长以前是有家眷的，按照当时兵团的政策，有家眷的可以送过来，路费由兵团负担。但组织上跟副团长的小脚女人谈话，小脚女人死活不肯去，她说她的小脚走不了这么远的路，她一辈子连村子都没有出过。无奈副团长只得跟她离了婚。副团长三十出头，长相俊朗，女兵们一群群围着他，山雀一样赶了又来，但副团长看上了惠珍姨妈，她不仅人长得漂亮，还进过学堂。婚后他们的生活非常美满，每到黄昏时节，在孔雀河（之前称饮马河）边，人们常常可以看见他俩手牵着手散步，累了副团长还背她。但这种让人羡慕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多久，副团长等了她三年，惠珍姨妈一直没有怀上孩子。小脚女人也没生养。副团长不想没有子嗣，于是离了。后来副团长儿女成群，官越做越大。

惠珍姨妈的第二任丈夫在军马场工作，是司务长，级别为正连级。有一天，司务长从马上摔下来，头磕在岩石上，一下子没了声息。他们结婚五年，也没有留下孩子。

跟着惠珍姨妈回考棚街的是她第三任丈夫。姨父一辈子不知道自己是哪里人，记得我们曾问过他，他说，咱家门口有条河。我们笑了，哪里没有河呢，您这等于没说。再问，他又说，咱家村头有棵老槐树，这么大这么大的老槐树，五六个人都围不上。边说边认真比画。我们又笑了，槐树哪里都有呀。不过槐树在南方倒是稀罕，综合他的口音，我们估计他是北方人。姨父是在要饭路上被抓去当兵的，当时还没一支步枪高。姨父随他所在的国民党部队东奔西走，一直跑到新疆，后来国军投诚，他成了建设兵团的一名农机管理员。

说起这些事，我母亲就不停掉泪，你惠珍姨妈那么漂亮，那么聪明，最终只能嫁给国民党兵，你看遭孽不遭孽！

姨父是个高个子，奇瘦，远看像极了田野上穿着褂子的稻草人。在我的印象里，姨父一直是一副病恹恹的模样，不爱说话，轻易不出门。出门最多走到资江边，有时也会去附近的五马坊教堂，但不进去，远远看一眼教堂顶上的十字架，然后低着头，脚步轻轻地回家。母亲告诉我，回内地前，姨父动了手术，割掉了半边胃，从此由一个胖子变成了瘦子，风都吹得走，吃什么都不顶用。也就在姨父生病的那一年，惠珍姨妈跟她丫头闹僵了。

星儿那丫头太不谙事了，她是跟坏了伴呢！我母亲说。

她接着说，当时星儿刚卫校毕业，还没找上工作，闲在家里。邻居有个女孩，叫红丽，和她年龄相仿，也没工作。平时她俩并没什么交往，不知什么时候，两人好成了一个人，同进同出形影不离。惠珍姨妈有些担心，因为那个叫红丽的女孩，整天跟一帮小青年在城里闲逛，三天两头惹祸，还抽烟喝酒。她父母根本管不了她，一管就破口大骂，还摔东西，逮着什么摔什么。红丽的男朋友是个街头混混，耳朵上扎着耳钉。可是不久，星儿也找上了男朋友，也是混混，耳朵上也扎着耳钉。惠珍姨妈气得不行。

我说，难道就因为这事，惠珍姨妈跟她丫头翻了脸？

我母亲说，更让她难过的是，姨父住院的时候，惠珍姨妈又要当陪人，又要做饭，买东买西，忙得脚不着地，可她丫头整天不归家，坐在男朋友的摩托车后面满大街跑。有一天，惠珍姨妈在医院见到了她，以为丫头是去看她父亲的，心想丫头到底懂事了，自己没有白养她这么多年。结果她去了另外的病房。她男朋友飙车摔断了胳膊，在医院待了一个礼拜，她白天夜里守着他，但一次也没有去看过自己的父亲。

我一阵恍惚，不知道相框里那个漂亮的小女孩，长大了怎么会变成这样。

这时，我母亲忽然哭了起来。我上前搂了搂她，让她别生气了。她说，我不是生她丫头的气，我是生我自己的气。我说，为什么呀？她说，要是当年我狠心一点，将你二姐送给惠珍姨妈做女儿就好了。我一下子愣住了，问道，有这事，怎么没听人说过呢？她说，你惠珍姨妈一个人在新疆，无儿无女，孤苦伶仃，这事成了我们全家人的一块心病。外公外婆整天唉声叹气，吵个不停。你爸跟我商量，想把二姐送给惠珍姨妈，我同意了。那年你二姐才三岁。你爸送二姐走的那一天，她牵着你爸的手，一步三回头地望着我，我只是偷偷抹泪。可是，当汽车开动时，你二姐忽然冲我撕心裂肺地喊着，妈妈，妈妈！哭得喘不过气来，我的心一下子碎了。我疯了似的追着汽车跑，一直跑，一直跑，直到汽车停了下来。

我母亲说，这是我对你惠珍姨妈一辈子的愧疚。

五

姨父是十二年前去世的，他在考棚街生活了十年，享年七十八岁（这未必是他的真实年龄）。将姨父送上九鹤山，回来时惠珍姨妈涕下沾襟，她说，如果不是回到考棚街，老头子只怕骨头早打得鼓响了。

姨父是个苦命人，一直为惠珍姨妈下嫁给他这个国民党兵而自惭不已。没病的时候，家里什么事都不让她做，包括洗衣做饭，心甘情愿做惠珍姨妈的仆人。他还自制了一个简易菜棚，种皮牙子和番茄，有时还种湖南辣椒。但惠珍姨妈知道，像她这样的女人，嫁过两个男人，又不能给人生儿育女，不嫁他又能嫁谁呢？何况这个男人对自己这样贴心贴意的。

姨父去世，还是因为胃。他是在戈壁滩上喝苦碱水，喝坏了肚子，最终由胃溃疡发展成了胃癌。医生回天乏术，但惠珍姨妈仍不放弃。有人告诉她，北门巷的刘郎中号脉准，擅治疑难杂症，她便大包小包将中药捡回家，一罐一罐煎给姨父吃。又有人说，药渣不能随便倒的，要倒在马路上，任千人踩万人踏，这样就可以让过路人将患者的疾病带走。从此再有药渣，她就将它一点不剩倒在马路上，很长一段时间，考棚街上空总是弥漫着一股挥之不去的中药味道。

有一天，我去看姨父，在人和巷遇上了拎着一摞中药回家的惠珍姨妈。她说，你家小旭腿脚是不是坏了？我一怔，没有呀，早上上学还是好好的。她说，你得带他去看看，肯定是坏了，不然为啥走路一跳一跳的呢？下午放学，我守在考棚街上，果然看见儿子走路变得古怪了，直直的路他不走，歪歪扭扭走“之”字路线，遇到某处地方，他的身体忽然像跳远一样腾空起来。近了我才发现，他在小心翼翼地绕过惠珍姨妈倒在路上的那些药渣。我给了儿子一个耳光。他愤怒地望我，你干什么？我说，你为什么不踩路上的药渣？他说，妈妈说了，踩那些药渣晦气，姨外公的病还会转到我身上来。我说，放屁，这是帮着你姨外公消病除灾。他满脸委屈的样子，你这么说，妈妈那么说，我究竟听哪个的？我说，当然听老子的！

同样，回家我也把老婆臭骂了一顿。

姨父死后，灵堂扎在考棚街。母亲对我说，姨父的葬礼，你得操办得体体面面！我瞅着一脸悲伤的惠珍姨妈，点头说，你放心，保证体体面面的！我请了两套班子：白天是鼓乐班子，吹小号长号萨克斯，唱流行歌曲；
晚上是花鼓班子，敲锣打鼓，唢呐声声，唱的是花鼓戏。考棚街上闲人多，没事都喜欢扎堆，如今死了人，有歌听，有戏看，灵堂前人头攒动。这个唱功好，那个扮相真，许多人站在人群里，不时发表自己的见解。

但我母亲还是发现了问题，她说，这么大个灵堂，怎么只有四个花圈呢？我一看，果然只有四个，一个是街道民政办的，一个是我的，一个是大姐的；
二姐忙，没有回来，她委托我送了一个。这个问题比较麻烦，姨父连自己是哪里人都不知道，更别说亲戚了；
而惠珍姨妈自小离开考棚街，昔日的玩伴早断了关系，到哪里去找送花圈的人呢？我母亲说，我不管，你姨父的灵堂里不能只有四个花圈！

我跪在姨父灵前，先是给他烧了一沓纸钱，然后打电话，对象涉及保安公司的同事，下岗前床单厂的工友，小学、初中、高中同学，还有一些点头之交。不一会儿，果然就有人高举着花圈走进灵堂，他们扶起频频下跪的我，还给我姨父磕头。我儿子数了一遍，又复核了一遍，他告诉我，三天共收到七十四个花圈。我长舒了一口气，加上先头的那四个，合计七十八个，正好是姨父的年龄。母亲不知道我哪来的这能耐，问我花圈都是谁送的，我没有告诉她。我连老婆也没有告诉。我的腿都跪麻了。晚上，我去香烛店付了一千八百五十块钱，花圈每只二十五块，本来卖三十的，店主按批发价跟我结的账。

花鼓班子走后，人群渐渐散去，灵堂里只剩下两桌牌。水晶棺材前，我母亲陪着惠珍姨妈，惠珍姨妈陪着她老头子。惠珍姨妈望着棺材里的人，默默掉泪，嘴里念念叨叨。我母亲紧挨着她，用手轻轻拍着她的肩膀，模样格外忧戚。正在这时，旁边一桌打牌的，不知说到什么开心事，忽然爆出一阵大笑。接着又哈哈不断，一个个笑弯了腰。惠珍姨妈侧身看了一眼，猛地站起来，几个踉跄过去，一下子扑到棺材上，像是用尽全身力气似的一阵恸哭，哎哟，哎哟哟，老头子啊，我可怜的老头子啊！打牌的人望着哭泣的人，灵堂里一下子安静下来。后来惠珍姨妈又大哭了一场，这次是因为另一桌牌，一个出错了牌要反悔，其他几个不肯，结果吵了起来，有人还恼怒地往地上摔杯子。

姨父火化后，送他的骨灰上九鹤山时，我儿子捧着姨外公的遗像，我抱着姨父的骨灰盒，鞭炮响了一路。我心想，谁见了这样的场景，一定不知道逝者是个没有故乡的人，不知道他一辈子没有子嗣。这也许是惠珍姨妈的心愿吧！

六

在姨父弥留之际，我曾多次跟母亲说，是不是通知惠珍姨妈她丫头，让他们父女俩见上最后一面？我母亲说，为什么要通知她呢？死丫头早把他们忘得一干二净了。我说，毕竟他们养了她二十多年，丫头不至于如此绝情吧，要不我跟惠珍姨妈说说去。母亲拉住了我，她说，你怎么这样不明白事理呢？明明知道这是她的痛处，你还要去戳它。又再三叮嘱我，你可千万不要干傻事！我不知道星儿到底伤两位老人有多深，就连跟父亲见上最后一面的机会也不给她。

姨父的葬礼上也没有她。

我依稀记得，有一年，我差点见到了星儿。那是我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惠珍姨妈写信来，说等到丫头放暑假了，她准备带丫头回内地一趟。这是她离开考棚街三十二年后第一次回家，我们全家欢喜得不得了。那一段时间，我父亲负责熏腊肉、蒸甜酒、打糍粑，我母亲则将家里所有被褥洗了一遍，窗玻璃也擦得干干净净，还换上了一套新碗筷。可是暑假都过完了，惠珍姨妈并没有出现，当然，星儿也没有来到考棚街。某一天，我看到母亲望着墙上的相框发呆，就问她，惠珍姨妈怎么没有回来呢？我母亲半晌才回过神，她叹着气说，你惠珍姨妈工作忙，请假上头没有批。我一点也没有掩饰自己的失望，我多么想见到我的新疆表妹。如果她回来，那一年她八岁。

惠珍姨妈待我格外好。记得我老婆生儿子时，一滴奶水也没有，小家伙饿得哇哇哭，脸都哭紫了。我母亲用尽了各种办法，包括鲫鱼汤、猪蹄汤、鸽子汤，还有草药偏方，可再怎么鼓捣，我老婆的奶子里就是流不出奶水。有一天，一个年轻女人忽然出现在我家里，她二话没说，撩起衣裳，露出鼓鼓的大奶，将奶头塞进了我儿子嘴里。年轻女人闹钟一样准时，上午来一次，下次来一次，晚上还来一次，直到六个月后我儿子开始吃奶粉和辅食。后来我母亲告诉我，年轻女人是惠珍姨妈寻来的，她在农贸市场卖鸡鸭，是一个哺乳期的母亲。年轻女人乳房硕大，奶水富余，一个孩子根本吃不了。惠珍姨妈背地里给了她不少钱。我儿子因此长得胖嘟嘟的，邻居们都喜欢抱他，可他认生，谁抱都哭。只有惠珍姨妈抱上他，他就立即咧开小嘴笑起来。这时候，惠珍姨妈一脸幸福，逢人就说，你瞧瞧，你瞧瞧，到底是人亲骨头香啊！

每每看到这一幕，我母亲也呵呵笑着，但我看得出，她心里不是滋味。她一直在后悔，后悔自己疯了似的追汽车，将二姐拦下来。她说，如果当年将二姐送给惠珍姨妈了，她就不用抱养别人家的孩子了，也就不会养出星儿这样薄情寡义的女儿。

一天傍晚，惠珍姨妈带着我儿子在资江河边玩，我和母亲坐在天井里紫藤架下聊天。我母亲又在数落星儿的不是，她说丫头最终没有跟混混走到一起，因为在牧区盗马，混混进了监狱。可才过了三个月，丫头忽然跟惠珍姨妈说，她要结婚了，对方是一位小学体育老师。惠珍姨妈觉得快了一点，但没说，心想丫头结婚，也许可以给疾病缠身的老头子冲冲喜。丫头提出买房子，惠珍姨妈答应出首付，丫头不乐意了，说邻居红丽买婚房，父母付的是全款。惠珍姨妈摇着头叹气，老头子生病，用了不少钱。姨父手术后，有一天，惠珍姨妈提着乌鱼汤去医院，她看见丫头和那个叫红丽的女孩站在走廊上交头接耳，模样有些诡异。而这时，病床上，她老头子正大口大口地喘气，输氧的皮管掉了下来。惠珍姨妈肺都气炸了，大叫起来，死丫头，是不是你拔了你爸的管子？她丫头赶过来，眨巴着眼说，妈你说啥？惠珍姨妈说，你是不是想害死你爸？她丫头说，我为啥要害死他？惠珍姨妈说，为啥？为你爸的丧葬费！你买新房子不是需要钱吗？！

姨父手术后的第二年，惠珍姨妈带着老头子回到了考棚街。

我母亲正绘声绘色说着，不想惠珍姨妈已经进了院子，正悄无声息地站在她身后。我看到惠珍姨妈的脸忽然阴了下来，嘴里嘟哝了一句，姐，你咋喜欢瞎编排呢？我母亲赶紧不说话了。惠珍姨妈走后，我母亲神神秘秘地说，你惠珍姨妈好面子，她不想让人知道自己养了这么个忤逆的女儿。

我母亲是三年前去世的，临终前一再嘱咐我，你可不能学你惠珍姨妈她丫头。你一定要好好待她，把我亏欠她的都补给她，你不知道她有多遭孽，你不知道的！

七

我母亲去世后，我们家仍旧住在考棚街的老宅子里。街坊邻居，能搬走的都搬走了，现在住在这里的多是老人，或者进城做小生意的乡下人，还有小偷和吸毒者。我老婆两年前就买了新房子，在资江对岸，有点远，从考棚街去那里得倒几趟车。她和儿子一直嚷嚷着要住新房子，我没有答应，我说我们搬走了，谁来管惠珍姨妈？她说，谁让你不管了，我们隔上几天就过来看看她不行吗？我说，不行！

街东头的廖爹，儿女下岗去外地打工了，家里只留下他一个人。他喜欢坐在河边石凳上晒太阳，有时还喝点小酒，但有些日子了，石凳上不见了那个晒太阳的人。有人到他家一看，人早死了，直挺挺躺在地上，脚趾头被老鼠咬掉了半只。还有后街的春宝，父母推着三轮车沿街卖水果，他是个瘫子，挪不动身子，更别说出门了。是大冷的天，春宝父母烧着一盆炭火，把他窝在椅子上。可到了午后，瘫子春宝掉了下来，一屁股坐在火盆上，瘆人的哭声响彻了整个考棚街。在医院里待了三天，人还是死了。我不由得胡思乱想，担心惠珍姨妈被老鼠咬掉脚趾头，或者掉到火盆上。

惠珍姨妈越来越老了，自己照料自己不方便。我对她说，我看您不用做饭了，让美玲给您送好了。她笑着说，还没到时候呢，如果真到了那一天，我会让你们送的。我说，就多一个人的饭菜，添不了多少事。她忽然心事重重，摇头说，我可不想跟老头子一样，一病就是那么多年，最后瘫在床上，讨厌得很。我只想眼睛一闭，啥都不想就过去了，那样才安逸。我说，您怎么能这么说呢，我不爱听。我妈在世时说了，她很后悔没有让二姐做您女儿，她让我做您的儿子，为您养老送终！

惠珍姨妈没有接话，她轻轻拍了拍我的手背。

难道真是隔着血亲，星儿才六亲不认？奇怪的是，有一天我居然梦见了惠珍姨妈她丫头。不是在考棚街，是在一片沙漠之上。她从远远的地方跑来，越过一道沙梁，又越过一道沙梁，身影时隐时现。她一下蹦到我的面前，声音脆脆地叫我的名字（她还知道我的名字）。她说，你怎么这么大啊！我说，你怎么这么小啊！我们都笑了起来。她还是小时照片上的那副模样。本来了无生机的沙漠上，忽然开满鲜花，鸟在鸣叫，蝴蝶翻飞。她又跑起来，我在后面追，这时，一阵沙尘铺天盖地扑了过来，裹着她腾空而起，然后没了踪影。我大喊，星儿，星儿！可上嘴唇碰着下嘴唇，却发不出声音。

我被满嘴的黄沙呛了醒来。

过了几天，我把这个梦告诉了惠珍姨妈。此前我犹豫了很久，但我还是刻意地说了。她坐在走廊上，脸上没有一丝表情。我说，有意思的是，在梦里，她好像从来也没有长大呢，还是一个小小的孩子。惠珍姨妈闭上了双眼，嘴角微微颤动。我说，她真漂亮，眼睛那么大。好久，她开口了，但眼睛仍闭着，她说，是啊，谁都说她漂亮。我说，有一年，您说要带丫头回考棚街，我们高兴极了。她还是紧闭着眼，嘴里絮絮叨叨……那是什么时候啊，丫头天天跟着我，白天我在葡萄沟里干活，她在葡萄架下荡秋千。丫头聪明得很，她认得所有的葡萄，马奶子、喀什喀尔、百加干、琐琐，还有红宝石。到了晚上，我坐在孔雀河边的胡杨林下，她趴在我背上，仰着小脑袋数星星。她告诉我，天上的星星就是地上的葡萄，一颗一颗的，怎么数也数不清。

这是惠珍姨妈回到考棚街后，我头一次听她在我面前说到她丫头。我连忙说，您丫头现在呢，还在医院当护士？听说她丈夫是小学体育老师，现在孩子也大了吧？她猛地睁开双眼，怔怔地望着我，你说啥呀，你说的是红丽那丫头吧。她是咱家邻居，和我丫头一般大。这丫头不听话得很，可把她爹妈气坏了！

我一愣，呆呆望着她。

半晌，她又说，你妈真是糊涂啊，老把红丽跟我丫头说混了。

八

那天晚上，我几乎整夜没睡，惠珍姨妈不停地朝我招手，或者轻声唤我，我知道她又屙了。有时是小便，有时是大便，有时大便小便一起来。我几乎用掉了一整包纸尿裤和隔尿垫。我去找医生，我想一个骨折病人，不至于管不住自己的屎尿。

值班医生来了，探了探她的脉，又用听诊器在她胸口上听了一下，然后把我叫到医生办公室。医生说，明天去做个头部CT 吧。我问，怎么啦？他说，老人莫名摔倒，现在又大小便失禁，说不定是急症的前兆。我问，什么样的急症？他说，比如脑溢血，或者脑栓塞，现在还不好说。

出乎意料的是，天一亮，惠珍姨妈忽然容光焕发，精神状态好了许多，整个一早上纸尿裤和隔尿垫都干干爽爽。我打开窗户，让空气流通起来，昨晚那胖女人一直在抱怨。惠珍姨妈让我把病床摇起来，身体倚靠在床头，喝着我递给她的一杯牛奶。正在这时，胖女人的女儿来了，跟在她后面的是一个小女孩。女孩很漂亮，大眼睛，扎着麻花小辫。胖女人搂着女孩，不停亲她，女孩咯咯地笑。看到小女孩，惠珍姨妈忽然两眼发直，目光像窗外的阳光一样闪耀起来。接着，她的身体开始剧烈抖动，手颤颤地伸了过去，伸向那个小女孩……然后头歪向了一边。

她再也没有醒来了。她在重症监护室待了整整六十六天，一直靠呼吸机和营养液维持生命。在第十三天和第四十七天，主治医生曾征求我的意见，说如果病人家属同意，他们可以撤走呼吸机。我不同意，我说除非呼吸机自己不转了。我老婆也经常在探视时间，出现在惠珍姨妈病床前。她时不时伸手去摸惠珍姨妈那只健康的脚，我说，你干什么？她说，我看她的脚凉了没有？我说，你什么意思？她说，听老人讲，人死是从脚开始的，如果脚凉了，也就没有多少时辰了。我恶狠狠地说，你是不是盼着她早死？！她赶紧躲在一边，不再作声。如果不是在医院，我想我会揍她一顿。

惠珍姨妈还是死了。在考棚街停灵的那三天，我儿子告诉我，灵堂里摆着八十五个花圈，这个数字也正好是她的年龄。同样，在惠珍姨妈火化后，送她骨灰上九鹤山时，我儿子捧着她的遗像，我抱着她的骨灰盒，鞭炮响了一路。我没有辜负母亲的心愿，我将惠珍姨妈的葬礼办得跟姨父一样体面！

所有的人都离开了，只有我怀抱着她的骨灰盒，跪在二老的墓前。惠珍姨妈将和她老头子合葬，回归大地，永远厮守在一起。我用力掀开墓穴，惊讶地发现，里面已经有了两只木盒，一只大，一只小，而惠珍姨妈的骨灰盒还放在石阶上。我蒙在那里，不知道怎么会是这样。好久，好久好久，我才轻轻打开那只小小木盒，我看见了一张照片，那张从我家相框里失踪了的星儿的照片，照片的下面，是一双蓝布鞋，绣着一朵荷花，适合八岁左右的女孩穿。

我长跪在墓前，一动不动，痴痴地望着天空。我就这样从上午一直望到下午，从下午一直望到夜里，直到天空变得幽静深邃，直到有几颗星星悄然出现在夜幕中。它们格外明亮，但遥不可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