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关于革命文化的研究述略*

来源:优秀文章 发布时间:2023-02-27 点击:

杨 鑫 邓显超

(江西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西 赣州341000)

革命文化是中国近代革命实践的产物,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属于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革命文化的传承和弘扬。国内学者从多个角度对革命文化展开了较为集中的研究探讨,并在其概念界定、发展过程、基本内容、本质核心以及与其他文化的关系等方面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本文梳理了近十年来革命文化的相关研究成果并加以评述,以期更好地为弘扬革命文化、继承红色基因服务。

为进一步掌握学界对革命文化概念的研究概况,笔者在中国知网数据库以“革命文化”为篇名,以“精确”为选项进行检索,截止到2021年10月6日,共有文章864篇,其中核心期刊论文108篇,硕博学位论文79篇。据检索结果可知,“革命文化”这一概念最早来源于1923年瞿秋白的《东方文化与世界革命》,其在文章中指出,资产阶级的革命文化在一定时期内虽然确实推动过社会的发展,但是如今已经是人类文化进步的巨魔,即将退出历史舞台。[1](P23)1940年,毛泽东谈及革命文化并指出:“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2](P708)1993年,“革命文化”第一次作为学术话语在学界出现。[3]此后,学界对革命文化概念的研究一直处于零散分布的状态,直到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胡锦涛提出“构建和谐社会”之后,学界深化了对革命文化概念的相关研究。党的十九大以后,关于革命文化概念的研究规模进一步扩大,有关革命文化的文章数量呈现上升趋势。(见图1)

图1 革命文化相关文章发布态势(1993—2021年)

研究革命文化,首先需要对其概念作出科学界定。对革命文化概念的不同认识,学界主要存在以下四种观点。

(一)文化结晶论

一些学者认为,革命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智慧的结晶,也是其进行伟大斗争过程中不断涌现出来的伟大事迹、人格和精神。例如,杨宝国等认为革命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伟大实践基础上形成的理论成果和文化结晶。[4]刘焕明等认为革命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和革命群众共同努力形成的文化结晶。[5]彭勃也认为革命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伟大斗争过程中不断凝练而成的文化结晶。[6]持有以上观点的学者,多将革命文化的创造主体认定为中国共产党与其领导的革命群众,此观点虽能够较好地体现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文化创造中的重要作用,但却容易忽略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其他革命群体为谋求独立、解放过程中形成的文化成果。

(二)精神标识论

一些学者将革命文化定义为一种精神标识。例如,赵原认为革命文化是凝聚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世界观、政治观、价值观的精神标识。[7]刘松认为革命文化是中华民族在革命战争实践中形成的一种独特的精神标识。[8]李康平认为中国革命文化有独特的文化价值,因而也是中国特有的一种文化形态。[9]秦浩认为革命文化不仅融合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且孕育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中华民族最独特的精神象征。[10]王光明也认为革命文化是支撑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独特精神标识。[11]实际上,将革命文化定义为一种独特的精神形态,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凸显了革命文化的特殊性,但因此也易忽略革命文化这种独特文化与其他文化之间存在的共性。

(三)物质精神统一论

一些学者将革命文化定义为中华民族在进行伟大斗争中所形成的物质、精神文化的统一体。例如,魏先法等认为红色革命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进行伟大实践过程中所形成的物质、精神、制度成果的统一体。[12]齐卫平等认为革命文化包括了党领导的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形成的一切精神财富和物质文明。[13]孙攀远认为革命文化是革命精神文化与革命物质文化的有机结合体,对增强文化自信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14]王柯认为红色革命文化是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统一体,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源源不断的鲜活素材。[15]持有以上观点的学者,从革命文化的组成结构出发,大致将革命文化的内容分为了物质成果与精神成果两大类。

(四)革命文化资源论

一些学者从文化资源的角度出发,认为革命文化是一种较好的人文资源。例如,徐美英等认为革命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不懈奋斗而形成的文化资源,具有先进性、民族性、多样性等特点。[16]陈欣欣认为革命文化是中华民族在完成近代两大历史任务过程中形成的一种文化资源,也是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载体。[17]安静认为中国特有的革命道路、精神、文化共同构成了革命文化资源。[18]叶光宇等也认为革命文化是各地区得天独厚的一种红色旅游资源。[19]一般来说,将革命文化视作一种可开发的资源,虽能够较好地彰显革命文化的物质效用,但往往会忽略其本身更深层次的精神内涵。

革命文化何时出现、何时转化,这直接关系到革命文化的历史厚度与时代高度,是学界必须深度探究的问题。

(一)革命文化的起点问题

关于革命文化何时产生,学界存在以下几种不同观点。第一,始于1840年后。例如,孙武安等认为我们必须承认中国革命文化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已经存在的基本事实。[20]韦朝烈认为革命文化萌芽于近代,初步形成于五四运动后,成熟发展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21]柯芳等同样认为中国革命文化起源于中国近代,逐渐成熟、发展于五四运动以后。[22]第二,发端于马克思主义的传入时期。例如,赵莉娜认为革命文化起源于马克思主义传入时期,在大革命、土地革命时期初步形成。[23]孙景芬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革命文化的萌芽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24]第三,始于五四运动时期。例如,胡献忠认为中国革命文化来源于五四时期的反帝反封建精神。[25]邵艳梅等认为革命文化初显端倪于五四运动时期,完善成熟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26]第四,源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例如,许慎认为革命文化逐步形成于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27]潘宏也认为革命文化在中国共产党守初心、担使命的过程中产生,在党带领人民进行的伟大实践中丰富和发展。[28]

梳理学者们对革命文化起点问题的研究不难发现,第三、四种观点是近年来被大多数学者所认同的。但是,若将革命文化的产生认定于五四运动时期或是党的成立以后,就使得1840—1919年之间的中国人民不断实践形成的文化成果被忽略,这将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中国革命文化的历史厚度。显然,当前学界关于革命文化的起点研究还较为薄弱,仍需要进一步发力。

(二)革命文化的发展过程问题

革命文化的发展过程决定了当今革命文化的发展方向,关系到革命文化再繁荣的问题。关于革命文化的发展过程问题,目前学界主要存在两种观点。大部分学者从广义的角度出发,认为革命文化应当是从起始时期一直延续至今并将不断发展的文化形态。例如,邵艳梅等表示革命文化不仅不会受到新时期文化的冲击,而且还会继续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26]郭爽认为革命文化在新的历史时期将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29]刘焕明等认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革命文化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和创新,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来源。[5]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狭义上的革命文化完成于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例如,孙武安等认为中国革命文化是从鸦片战争到社会主义改造完成期间产生的文化形态,也可以称之为政治革命文化。[20]实际上,从广义的角度来研究革命文化的发展过程更符合当今历史发展的趋势,更有利于革命文化的再繁荣,而狭义的观点在全局把握革命文化时则明显不足。

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复杂性决定了中国革命文化基本内容的丰厚性。党的十八大以来,学界主要从三个方面对革命文化的基本内容展开研究。

(一)整体研究

一些学者认为革命文化是由物质、精神、制度文化三个方面组成的统一整体,因此对于革命文化的研究也须从整体出发,不应将其单独割裂开来。例如,陈金龙等认为革命文化是革命实践和群众需要的产物,研究革命文化应当从物质、精神、制度三个方面同时展开。[30](P8)从物质层面看,革命文化主要包括革命遗址、文物等物质成果,如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遵义会议会址等;
从精神层面看,革命文化主要指革命时期形成的政党文化、军队文化、革命精神、英雄事迹等文化成果,如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西柏坡精神等;
从制度层面看,革命文化主要包括革命时期形成的道路路线、理论政策等文字性成果,如民主集中制、“三三制”等。

(二)部分研究

一些学者倾向于研究革命文化的某一具体方面,认为革命文化的主要内容有革命精神、革命遗址、革命文物等,目前学界比较侧重研究革命精神,他们将革命精神视为一种凝练的精神成果。例如,时玉柱认为,革命精神是革命群众在伟大斗争中所凝练出来的文化与精神成果。[31]刘学申认为中国革命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过程中所积累的宝贵精神成果。[32]其中,有的学者将革命精神定义为一种文化形态。例如孙倩倩等认为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精神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具有深刻性与鲜活性。[33]钟天娥认为中国革命精神是指中国人民在不懈奋斗过程中凝结而成的一种精神文化形态。[34]还有学者认为革命精神的研究既要聚焦个体,又要把握全局。例如,王炳林等认为探究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精神,既要重视每个独立精神之间的区别,又要进一步加强革命精神谱系的整体研究。[35]尽管学界对革命精神的定义表述不一,对革命精神的主体、结构等认识也存在差异,但基本认同革命精神是中国人民在不懈奋斗过程中凝练而成的一种文化成果。

(三)地方革命文化研究

这类研究与上述的革命精神研究有些类似,但这类研究更偏重于研究地方性革命文化。各地学者充分挖掘本地特有的革命文化资源,不仅提升了革命文化的国际国内影响力,而且激发了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发展的内生动力与活力。例如,苏区文化研究、延安文化研究、大别山精神研究、西柏坡精神研究等。李康平认为不同的革命阶段就有不同的区域本土文化土壤,其中孕育出的革命文化也各具区域特色。[9]

总体来看,党的十八大以来学界对革命文化基本内容的研究成果比较丰硕,但仍有一些学者的研究缺乏明确的主线,没有将革命文化各组成部分很好地联系起来,以致对革命文化基本内容的认识较为分散。

本质是事物的根本性质,研究革命文化必须要探清其核心与本质。关于革命文化的本质、核心研究,学界主要有两种较为常见的观点。

(一)革命理论说

持此观点的学者认为革命文化的核心当属革命理论。例如,孙雪梅等认为革命文化的核心是革命理论,而其最根本的核心是马克思主义理论。[36]解安妮认为革命文化的核心和精髓在于革命理论,它不仅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还将是当今中国人民文化自信的饱满底气。[37]侯星认为革命理论作为革命文化的核心内容,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伟大成果。[38]李东朗同样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是革命胜利的保证,固然也是革命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39]

(二)革命精神说

持此观点的学者认为革命精神是革命文化的核心。例如,马福运认为革命文化的内核是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精神,无论何时都展现出强大的精神力量,引领中华民族不断走向新的胜利。[40]陈金龙等认为革命精神的特点与价值决定了其在革命文化中的核心地位。[30](P62)刘建军等认为革命文化包括革命理论、革命精神等,其中革命精神是革命文化的精髓和核心。[41]王厚明也认为在中国共产党百年非凡历程中形成的一系列伟大精神贯穿于革命文化的核心内涵之中。[42]不难发现,学界的两种观点虽有区别,但在内核表达上又存在高度的一致性。对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来说,革命精神是理想信念的源头活水,革命理论是进行伟大斗争的根本遵循。革命精神和革命理论的不断发展必然会促进革命文化的发展。因此,上述两种观点其实在一定程度上均表现了革命文化的核心与本质。

(一)革命文化与红色文化

革命文化与红色文化都是以革命为主题话语的文化形态,就两者的关系而言,目前学界存在较大争议。第一种观点认为,从本质意义上看,革命文化与红色文化是一致的,此观点为国内大多数学者所持有。例如,李小林认为革命文化的实质就是红色文化。[43]渠长根认为红色文化是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革命相结合而成的革命文化。[44](P11)江盼认为红色文化是一种与红色政权紧密相连的革命文化。[45]刘琨认为,红色文化即为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形成的革命文化。[46]拓远认为革命文化之所以也可以称为红色文化,是因为红色代表了革命与热血。[47]刘红梅也认为“红色”这一概念是在革命文化中形成的,红色文化也是在革命中应运而生的。[48](PP71~72)

第二种观点认为,革命文化的时代价值在红色文化的不断发展中得以体现。例如,胡敏认为红色文化是革命文化与时代文化相结合的产物。[49]刘娴等学者认为红色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国内各种优秀文化,其中就有革命文化。[50]魏本权也认为,红色文化是对革命文化资源的一种再度诠释,主张将“革命文化”这一概念转化为“红色文化”。[51]

第三种观点认为,革命文化与红色文化之间具有严格的界限,不可混淆。例如,孙武安认为革命文化、红色文化都是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中逐步形成的特定概念,两者不能相互取代。[20]潘宏认为革命文化与红色文化不能混淆,革命文化更能反映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实践历程。[28]以上三种观点均有说服力,但也表明学界在两者的关系问题上还未达成共识。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厘清二者的关系,明确二者不同的使用语境、场合,还需学界进一步的研究挖掘。

(二)革命文化与党史文化

“党史文化”在2000年作为学术概念出现,后随2012年首届全国“党史文化论坛”的开展而逐渐成为党史学科中一个较为热门的研究领域。[52]由于这一概念出现较晚,学界对革命文化与党史文化的关系问题的论述相对较少,目前学界主要存有两种观点。

第一,党史文化包含革命文化。例如,冯俊认为革命文化是党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53]谢承新认为党史文化的主要内容正是由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共同构成的。[54]第二,革命文化是党史文化的历史体现。例如,付华认为党史文化在继承革命文化的同时,又不断地与时代精神相结合,彰显了与时俱进的基本特质。[55]冷波认为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革命时期创造的革命文化,就是党史文化在革命时期的具体体现。[56]

(三)革命文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强调:“在5 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57]自2016年以来,学界对三者关系的问题研究也更聚焦于习近平总书记的相关论述中,并基本认为三者一脉相承、延续发展,共同构成了中华文化的主体与主流。例如,朱喜坤认为革命文化在其中处于承前启后、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重要源头。[58]汤玲认为革命文化的形成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种凝聚与升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则是前两种文化的深度融合与熔铸。[59]邱龙云认为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华文化的总结和继承,三者间有着不可割裂的联系。[60]

(四)革命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关于革命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关系问题,学界展开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一般认为革命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陈建兵等认为革命文化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共同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时代内容。[61]韩玉瑜认为革命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最为璀璨的一部分。[62]董慧等认为革命文化、民族特色文化、先进文化、中华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要素。[63]赵静等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革命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融合,是中华优良传统在革命实践中的熔铸。[64]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内不少学者从不同角度对革命文化的内涵定义、发展过程、基本内容、本质核心、革命文化与其他文化的关系等方面展开研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但总体来看,学界关于革命文化的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关于革命文化的概念界定尚未清晰。党的十八大以来,尽管学界对于革命文化概念的研究从未间断,但就学界整体研究成果来看,具有代表性的高质量成果相对阙如,全面系统的研究刚刚起步,因而在对革命文化概念的界定上,多数学者并没有进行专题性的深度研究,仅从文化现象表面一语概之。另外,多数文章对于革命文化的概念界定不够严谨,一些学者在定义革命文化时多是借鉴他人的观点而缺乏深度的思考与见解。

二是关于革命文化的产生和发展的具体过程还未达成共识,这无疑会影响革命文化的历史厚度,使得学者们对革命文化的定义在一定程度上会出现“宽化”或“窄化”的问题。如在1840—1919年之间,中华大地上发生过不同的指导思想、不同阶级的革命实践,这些实践产生的文化成果应当如何界定等问题,都需要学界展开深入的研究。

三是尽管当前关于革命文化基本内容的研究相对广泛,但缺乏一定的科学性、全面性和系统性。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创造的一系列伟大精神构成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然而学界目前对革命精神的研究多是聚焦于各个具体的革命精神形态,未能构建一个完整的研究体系,且各个独立的伟大精神背后究竟蕴含着怎样的共同特质和逻辑理路,应是目前学界亟待探究的问题。

四是学界在关于革命文化与红色文化的关系问题上仍存在较大分歧。既有学者将革命文化完全等同于红色文化,也有学者认为应当将“革命文化”逐渐转述为“红色文化”,还有部分学者认为应当统一使用“革命文化”。笔者认为关于将革命文化与红色文化简单地相互取代的观点有待商榷,进一步厘清革命文化与红色文化之间的关系,是当前学界需要进一步发力的方向。

总体而言,学术界对革命文化概念的不清晰界定影响了其在革命文化的内涵特征、具体内容、当代价值以及弘扬与传承等方面应展开的更深层次的研究。我们坚信,革命文化的发展在新的历史时期不会就此止步,党和人民仍将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期待学界从历史的角度出发,用科学的理论方法构建系统全面的革命文化概念体系,创造革命文化的再繁荣,为坚定文化自信、打牢历史根基,为弘扬革命文化、继承红色基因作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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