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图书馆学研究中的理论应用分析

刘 竟，王亚楠，杨志刚，唐江浩，卢章平，李寻珣

（1.江苏大学科技信息研究所；
2.江苏科技大学图书馆；
3.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理论研究一般包含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是对理论本身的研究，另一方面是对应用到实际研究或具体问题的理论进行研究［1］。对于后者的研究，有利于我们发现本学科对其他学科理论的吸收借鉴与融合情况，为学科理论体系的充实和完善提供依据。黄宗忠指出，“图书馆学基础理论是系统化了的理性认识，是图书馆实践的概括，其价值作用主要体现在对图书馆学各学科和实践活动的‘指导’和‘引领’上”［2］。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图书馆学理论研究历经重建与迅速发展、调整与改革、转型与创新等时期，既显示出勃勃生机，也面临着危机与挑战，可以说，1978—2019年是中国图书馆学真正稳定向前发展且全面完整呈现学科发展概貌的时期。因此，本研究以这一时期作为研究的时间范围，对我国图书馆学研究中的理论应用情况进行系统分析，描绘我国现代图书馆学研究中理论应用情况的全景，以期清晰把握图书馆学科历史演变，总结学科发展和衍化规律。

“理论”是指概念、原理的体系，是一种系统化的理性认识［3］，它由一组相互关联、具有一定解释力的概念、定义和命题组成，通过变量之间的特定关系揭示现象,最终用以解释和预测现象。因此，研究者会依据其研究需要，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应用一种或多种理论对研究问题进行解释，也正是因为不同的研究需要和研究目的，不同理论在研究成果——期刊论文中的呈现方式和作用亦不同。①理论出现的位置，即理论在文章中被提及的位置，主要包括题名、摘要、关键词、小标题以及正文。②理论应用类型，即理论在文章中所发挥的功能，主要分为基础、论据、发展三类。基础是理论作为整篇文章的概念框架，或新概念、模型、观点、定律等生成的基础，或作为文章的主要研究对象；
论据是指理论用于正证或反证作者的观点或理念；
发展则是文章中提出或形成的新的概念、模型、定律等。③理论应用层面，用于评估将理论纳入研究的深度，主要包括5个等级，即理论引用、背景综述、理论讨论、理论使用、分析评价。④理论应用的研究主题，主要用于揭示理论应用的情境，跟踪学科的发展演进，主要依据文章的题名、摘要、关键词判别理论应用的研究主题等。

国内外学者对于图书馆学（包括情报学）研究中的理论应用情况分析主要从上述几方面开展，进而把握理论应用的整体概貌（如应用频次、分布趋势、来源学科等）。Kim［4］通过对1970—1999年SLIS和SIM两种期刊上发表的654篇LIS（Library Information Science，图书情报学）论文进行内容分析，揭示了韩国LIS理论应用的总体情况，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韩国LIS的学科知识体系；
2006年，Kim［5］对四种国际LIS期刊1984—2003年间的1,661篇论文应用的理论进行统计分析，明确了LIS期刊中理论研究的现状和特点。Pettigrew［6］对1993—1998年6种信息科学期刊中的1,160篇文献中使用的理论进行统计，分析了理论应用的频次、学科来源等特征。吴丹等［7］通过对2009—2019年CSSCI来源期刊目录排名前7位的图书馆学期刊中收录的理论文章进行内容编码，将理论使用的研究主题归纳为高频使用、中频使用、低频使用和开发成长四类，并提出理论放置、理论对话、理论应用、理论评估与理论生成等我国图书馆学理论的五种使用方式。王芳等［8］对《情报学报》2000—2013年收录的期刊论文应用理论的来源、应用、学科专属度等进行了系统研究。

国内外的以上相关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中的理论应用总体情况、理论来源学科、理论研究主题、理论应用层面等内容。但研究时间范围较短，研究方法大多为内容分析法，方法较为单一，对理论应用的时间分布、研究主题的分布、具体理论及其应用类型、应用层面之间的关联性揭示较少。因此，本研究在借鉴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以更大时间跨度（1978—2019）和具有代表性的中文图书馆学期刊论文为调查对象，以文献计量统计和内容分析为主要研究方法，以桑基图（Sankey Diagram）为分析工具，对期刊论文中的“理论”进行抽取、编码、信度检验和分析，全面梳理和展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图书馆学研究中理论的应用情况。

3.1 样本选择

期刊论文作为重要的文献类型，出版周期短、内容更新快并易于获取，能很好地反映一段时期内某学科发展状况及特点，目前国内外相关研究大多以期刊论文作为内容分析对象。因此，本研究亦以期刊论文作为调查对象。在CNKI中限定“文献分类”检索可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图书馆学、图书馆事业”类别的期刊论文已超108万篇（检索时间为2021年3月31日），因此，本研究对理论及其相关数据的抽取主要以《大学图书馆学报》《中国图书馆学报》（以下简称《大图》《中图》）为代表样本进行数据采集与分析。选择这两种期刊，主要出于以下几点考虑。①创刊机构的权威性。《大图》是北京大学和教育部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指导委员会联合主办的图书馆学、情报学期刊，《中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主管、国家图书馆和中国图书馆学会主办的学术性刊物，这两本期刊主办单位的权威性决定了这两本期刊的权威性与代表性。②作者的权威性。《大图》和《中图》始终坚持高水平的办刊宗旨和高质量的发文标准，已有研究对两家期刊的核心作者进行计量分析，发现《大图》和《中图》均有高水平的核心作者群，马费成、刘兹恒、蒋永福、王子舟、吴慰慈、彭斐章、张晓林、叶继元等专家均在其列［9-10］。③办刊宗旨。《大图》尤其注重图书馆学的新理论、新技术及其在图书馆的实际应用［11］，《中图》一方面为研究人员从新角度审视图书馆学理论重建问题搭建平台，另一方面直接参与图书馆学理论的变革［12］。两份学术刊物均以繁荣学术、引领潮流为己任，既注重传统理论的当代研究和拓展性深入研究，也有新理论新思维的探索与荐介，注重新技术新方法的引进和应用，发表了一批高质量的图书情报学学术论文，在国内外图书情报界影响较大。

基于上述考虑，本研究选取《大图》和《中图》作为代表性中文图书馆学期刊论文数据来源，以CNKI数据库作为数据收集平台，检索时间限定为1978—2019年。下载相关题录信息，去除通知、会议、书评以及明显的情报学论文等不相关文献，得到有效文献数据6,399条。

3.2 理论及其相关数据抽取与编码

根 据Kumasi［13］、Pettigrew［6］、Meyer［14］、Jeong［4］、王芳［8］、吴丹［7］等的研究，“理论”“基础理论”“模型”“概念”“范式”“框架”“理论框架”“基础”“基于”“定律”“算法”“原理”“定理”等词可作为优先识别理论的依据。而对于算法模型、技术框架或其他类似方法及工具的名词，如扎根理论、OAIS参考模型等则予以排除［7］。

本研究逐篇对6,399条检索结果应用的理论进行判读、抽取，并对其出现位置、应用类型和应用层面予以编码标记。理论位置编码主要根据Pettigrew等［6］的研究拓展，同一理论同时出现在题名、摘要、关键词、小标题等多个位置时，多个位置均需标明；
理论应用类型借鉴王芳等［8］的研究，将其编码为基础、论据和发展三种类型；
理论应用层面依据Jeong［4］的理论效率模型，将其编码为理论引用、背景综述、理论讨论、理论使用、分析评价五种类型。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为保证数据处理的有效性，上述数据处理过程由两人同时独立进行，对于结果不一样的内容，则需第三人介入。理论数据抽取完成后，还要对不同理论名称的同一种理论进行名称统一。

3.3 编码信度检验

理论抽取完成后，本研究借助SPSS软件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辨析其编码差异。t检验是用t分布理论来推论差异发生的概率，从而比较两个平均数的差异是否显著［15］，理论识别、理论所在位置、理论应用类型、理论应用层面的t检验结果见表1。通过“方差方程Leven检验”可知：理论应用类型、理论所在位置与理论应用层面的sig值（单尾）＞0.05，即两个样本方差通过齐性检验，采用齐性方差检验结果；
理论识别sig值（单尾）＜0.05，即两个样本方差未通过齐性检验，采用非齐性方差检验结果。最终结果显示，四个变量的sig（双尾）＞0.05，表明编码人员A与编码人员B在理论识别、理论应用类型、理论所在位置与理论应用层面这四种编码结果上存在不显著性差异，亦即两位编码人员对编码结果具有相同的态度，编码结果具有可信度。

表1 编码结果t检验结果

3.4 理论应用的研究主题归类

关键词能够反映学术成果的核心内容，也是能够表达文献研究主题的自然语言词汇；
文献分类号揭示了文献的学科知识属性，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文章的研究主题。故本研究在综合关键词共现及文献分类号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张雪梅［16-17］、李文兰［18］、张丽娜［19］等的研究，制订出本研究的理论研究主题表（见表3中的“研究主题”列）。并以该表为依据，综合考量题名、摘要、关键词及文献分类号，对每篇文献的研究主题进行标注，进一步统计理论研究主题的时间分布和各研究主题中理论的数量及频次。

3.5 理论相关数据关联性可视化

桑基图是一种特定类型的流程图，可以直观展示数据的流动趋向［20］。本研究在上述数据处理的基础上，将“理论来源学科-理论应用时间-理论名称”“理论所在位置-理论应用类型-理论应用层面”“研究主题-理论应用时间-理论名称”“研究主题-理论应用类型-理论应用层面”等数据进行再处理，并导入花火Hanabi在线数据短视频工具，生成桑基图（图2—图5），借此发掘数据之间的关联性，深入剖析理论应用的特点、规律以及研究主题与理论的发展趋势。

4.1 理论种类、数量、时间分布及来源学科分析

本研究共得到有效理论2,540条，理论种类1,646种。其中，30种理论的应用频次≥10次，占应用总频次的25.00%，1,616种理论的应用频次＜10次，占应用总频次的75.00%，整体上呈现近乎二八律的集中—分散现象。理论的来源学科共有22个，理论数量较多的来源学科为图书馆学（517条，25.68%）、哲学（192条，9.54%）、管理学（186条，9.24%）、情报学（178条，8.84%）、经济学（169条，8.40%）、计算机（158次，7.85%）、信息科学（120次，5.96%）、社会学（119条，5.91%）、心理学（106条，5.27%）、系统科学（67次，3.33%）。

在时间分布上（见图1），理论的应用频次及数量随时间变化的趋势大体一致，1980—2003年相对平稳，2005—2007年和2009—2010年两个时间区间内均上升到一个至高点，随后又有所下降且趋于平缓。1978—2019年间理论应用总频次为2,540次，年均理论应用频次为65.13次/年，1999年以前及2011—2019年间的理论年均应用频次均低于65次，2003—2010年理论应用达到高峰期，尤其是2006年和2009年，理论应用频次分别高达282次和380次。

图1 年度理论数量及应用频次分布

表2列出了应用频次较高的理论及其来源学科，图2展示了“理论来源学科—时间—理论名称”的关联关系。结合两组数据可以发现：①改革开放以来，高频次应用的理论种类及其来源学科包括图书馆学（交流说、要素说、资源建设理论）、哲学（本体论）、系统科学（老三论）、管理学（知识管理理论）、信息科学（信息流模型、TAM模型）等；
②图书馆学的理论应用主要集中在1980—2009年，计算机、信息科学与系统科学的理论应用主要集中在2001—2019年。1980—2009年图书馆学的理论应用较多，主要是由于改革开放早期，图书馆学在摆脱非学术因素的困扰后进入了漫长的理论重建过程，产生了众多以图书馆的研究对象为基础的理论（如交流说、要素说）和从西方引进、用于指导图书馆学实践的理论（如图书馆学五定律）。随着时间的推移，网络技术、计算机技术的出现使得图书馆学倾向于借助计算机科学、信息科学的技术，运用以信息流模型、TAM模型等理论为主导的技术层面的理论指导图书馆学的实践，实现图书馆的自动化和网络化发展。吴丹等［7］亦发现在近十年图书馆学研究应用的高频理论中，信息科学与计算机学科下的理论种类及频次均最高。以上现象表明，随着数字化、网络化进程的加快以及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信息科学及其相关学科的理论在图书馆学研究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图书馆学研究更加注重理论与技术的融合。

图2 “理论来源学科—时间—理论名称”桑基图

表2 应用频次较高的理论及其来源学科

4.2 理论所在位置、应用类型及应用层面分析

理论所在位置、应用类型及应用层面反映了所应用理论的重要性、理论发挥作用的大小和理论应用的深度。理论重要性按题名、摘要、关键词、小标题、正文的顺序依次递减；
理论发挥作用的大小按发展、基础、论据的顺序依次递减；
理论应用的深度按分析评价、理论使用、理论讨论、背景综述、理论引用的顺序依次递减。笔者统计发现，理论所在位置按次数由多到少顺序排列为：正文（1,200次，47.24%）＞摘要（652次，25.67%）＞小标题（299次，11.77%）＞题名（292次，11.50%）＞关键词（97次，3.82%）；
理论应用类型按频次大小顺序排列为：论据（1,108次，43.62%）＞基础（899次，35.39%）＞发展（533次，20.98%）；
理论应用层面按频次大小顺序排列为：理论讨论（724次，28.50%）＞理论使用（667次，26.26%）＞理论引用（438次，17.24%）＞背景综述（285次，11.22%）＞分析评价（426次，16.77%）。

综合以上数据，并参照图3，可以发现：图书馆学研究所应用的理论大部分是作为论据或基础直接使用到正文中，如信息流模型、知识管理理论、资源建设理论、交流说、老三论、矛盾说等；
少部分理论作为发展予以深度融合使用，并反映在论文的题名中，如电子文件管理元数据顶层框架、公共图书馆辐射力评价指标体系、基于领域本体的数字图书馆信息过滤模型等。这表明：①当前我国图书馆学研究以本学科经典或成熟理论为指导；
②借鉴其他学科理论方面，信息科学的影响较大，这两点与4.1小节的结论相一致；
③在理论的应用上，以直接使用为主，创新不足，“重吸收、轻输出”，对学科理论体系完善起到的作用有限。

图3 “理论所在位置—理论应用类型—理论应用层面”桑基图

4.3 理论应用研究主题分析

各研究主题应用的理论频次、数量以及应用频次较高的部分理论示例见表3。可以看出，信息资源建设与管理、图书馆自动化和网络化、图书馆学理论、图书馆管理、图书馆服务等研究主题是理论应用的焦点。这说明我国当代图书馆学研究扎根于图书馆事业，紧紧围绕文献信息资源建设、用户服务、技术应用、图书馆管理等图书馆工作中的核心业务，运用本学科理论并借鉴和融合其他学科理论来指导研究与实践的开展。同时，根据实践发展不断思考和探索学科研究对象等基础理论问题，以充实和完善学科理论内容，促进学科成长与发展。

表3 各研究主题中应用频次较高的理论频次及部分示例

结合图4和图5来看，我国图书馆学研究人员一直在努力追寻学科建设的“元问题”。1980—1990年和1999—2010年这两个时间段是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高潮时期。前一时期的代表性观点是交流说、要素说、规律说、矛盾说等，该时段国家刚刚踏上改革开放的新征程，尽管图书馆学教育规模空前盛大、图书馆学科课程体系及教材建设成绩显著提高、图书馆学教育得以重建并发展迅速，但是该阶段发展过快，并没有来得及吸收新思想、新技术、新成果，理论应用仍然停留在传统意义对图书馆学理论的认知上。后一时期的代表性观点是信息流模型、信息管理理论、资源建设理论、知识组织理论等，随着信息技术、大数据、区块链、数字人文等各种技术的普及，学者积极研究元数据、图书馆2.0、云计算、大数据等前沿问题，尝试通过理论与技术的融合使用来促进图书馆学的发展。从理论的应用类型和应用层面来看，图书馆学理论这一主题主要是引进国外学科经典理论或其他学科理论作为基础或论据进行理论讨论和理论使用，这说明国内的学科基础理论研究缺乏原创性，少数新发展的理论（如知识基础论、知识社会论、知识组织论、知识管理论等）均是在知识论的基础上衍化而来的。

图4 “研究主题—理论应用时间—理论名称”桑基图

图5 “研究主题—理论应用类型—理论应用层面”桑基图

在图书馆事业实践领域，各研究主题在理论应用类型以及理论应用层面均有涉及，说明我国图书馆学研究不仅注重理论的讨论和使用，也在关注理论的发展创新。通过分析理论研究主题在理论应用时间及理论应用类型上的分布比例可以发现，图书馆学理论、图书馆管理、信息资源建设与管理等主题在1980—2009年间大多作为“基础”和“论据”应用到研究中（如交流说、要素说、二八定律、资源建设理论等），仅有少数为新发展的理论（如交互式信息服务模型、公共图书馆辐射力评价指标体系等），该时期侧重的依旧是以图书馆学的理论为基础或论据来指导图书馆的实践，研究视野局限于图书馆机构内部，研究内容以工作流程总结和事业发展规划为主［21］。1996年在北京召开的国际图联大会使得我国图书馆事业出现回升，图书馆学的研究重心转为信息技术在图书馆中的应用，逐渐面向应用，转向实际，故在2000—2019年，图书馆自动化和网络化主题下的理论分布较多，且更多的是新发展的理论（如信息过滤模型、知识发现模型等）。信息技术在图书馆的应用使得图书馆的实践工作更上一层楼，拓展了研究空间，实现了自身的蜕变。

5.1 讨论

图书馆学虽然是一门独立的学科，但并非一门孤立的学科，它与其他学科之间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本研究依据统计到的理论来源学科及其与相关学科的紧密程度将相关联的学科分为同族学科（绿色）、相邻学科（黄色）以及远缘学科（灰色）（见图6），描绘图书馆学研究的理论应用概貌（只考虑图书馆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交叉，不考虑其他学科间的交叉融合）。

从图6可知，情报学、文献学与目录学都与图书馆学密切相关，有着部分相同或相似的研究对象及研究方法，学科跨度较小。黄色部分为图书馆学的相邻学科。图书馆学与管理学、经济学的交叉，可能构成学科群中具有活力的学科“生长点”；
教育学与图书馆学相互区别又互为补充，两者在承担教育职能上是共通的；
社会学面向知识转移的研究使得图书馆学与其的联系更加密切；
信息科学与系统科学以及计算机科学对图书馆学的作用不言自明，随着信息化、数字化进程的加快，图书馆学只有努力利用信息技术、计算机技术才能做到与时俱进，紧跟时代潮流。灰色部分仅列举部分远缘学科，主要有新闻学与传播学、语言学、政治学、数学与统计学、法学、心理学、文学、化学等，这些学科引入图书馆学，产生了新的研究领域，如知识传播学、阅读心理学、读者心理学等，这些新的研究方向拓展了图书馆学研究，促进了图书馆学的发展。

图6 图书馆学主要相邻学科

我国图书馆学研究中应用的理论既有图书馆学自身理论，也有借用其他学科的理论，还有在原生理论基础上创新得来的理论（见图7）。

图7 图书馆学自身理论、借用理论及新发展的理论示例

结合图2及图7可以看出，在图书馆学自身理论中，主要以交流说、要素说、规律说以及以知识为研究对象的理论为主，应用时间主要集中在21世纪初期。在这之后取而代之的是以社会网络理论、TAM模型、信息流模型等其他学科理论及在这些原生理论基础上创新而来的新理论，这些理论为适应信息化、数字化环境而诞生，展示了人文与信息科学技术方法的结合，使得图书馆学对信息环境下的信息科学理论的依赖愈发明显。

通过对《中图》和《大图》1978—2019年刊登的图书馆学研究论文中应用的理论进行统计分析，本研究发现目前我国图书馆学研究中的理论应用存在以下问题。

（1）理论创新不足。通过对文献集合中的理论应用类型和理论应用层面的统计分析可知，理论应用类型中“基础”和“论据”的理论所占比例远高于“发展”，在理论应用层面的理论有效性应用中（理论讨论、理论使用、分析评价），理论讨论和理论使用占比亦远超分析评价。通过对理论研究主题的分析，也发现理论应用更多的是以原有的理论为主，仅有少数新发展的理论。以上结论表明目前我国图书馆学研究更加注重对理论的吸收，理论创新不足，存在“重吸收、轻输出”问题。未来，我国图书馆学研究应推进融合式、原创式研究，为学科理论体系构建增加实质性的高质量内容，在学科的交叉融合中实现图书馆学理论体系的自我革新与完善，保障图书馆学科可持续发展。

（2）图书馆学研究应坚守学科传统优秀理论和内容。本研究发现，不管是应用频次较高的理论、理论来源学科的频次还是研究主题的分布，均是图书馆学自身占据绝对的数量优势，表明了业界对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实践的坚守。在应用频次较高的理论中，交流说、要素说、知识论、认识论等图书馆学经典理论依旧保持稳定的地位，理论来源学科中同样是图书馆学以517次的数量远高于其他学科，图书馆学理论这一主题同样在研究主题中是频次最高的理论应用。这表明，虽然图书馆学研究中交叉融合了较多其他学科的理论，但是图书馆学的经典理论一直发挥着指导图书馆（学）研究与实践的作用，在图书馆学的发展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

（3）信息科学及其相关学科对图书馆学研究的影响明显且突出。一方面，不论是理论研究主题在时间上的分布还是理论来源学科在时间上的分布，信息科学、计算机和系统科学的理论以及图书馆自动化和网络化主题下的理论在近些年图书馆学研究中分布数量较多，足以看出信息科学对图书馆学研究的影响。另一方面，在信息化、网络化、数据化等新技术环境下，信息技术的应用打破了学科间的界限，促使图书馆实现了网络化、数字化。因此，未来需要加强理论与技术的融合，在技术革新以及学科交叉融合的基础上产生新的理论，实现图书馆学理论（体系）的自我进化与发展。

5.2 建议

（1）图书馆学研究要跳出图书馆，面向社会更广阔的需求和实践领域。目前，图书馆学研究中应用的理论、来源学科以及研究主题分布依旧是以图书馆学为主，以其他学科为辅，近些年信息科学及其相关学科在图书馆学研究中的影响和作用愈来愈大。自新文科建设战略提出之后，我们更需意识到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是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手段。所以，图书馆学应跳出原有的研究范畴和领域，不仅要借助新技术发挥自身学科优势，发力学科理论体系创新、学科话语体系构建，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作出更大贡献［22］，更要发挥图书馆学的战略性、引领性作用，识别新技术对图书馆学的影响以及预判未来可能会遇到的问题，以推动图书馆学发展满足时代发展的新需求。

（2）新文科背景下，图书馆学研究应进一步强化学科交叉融合。图书馆学研究具有学科交叉程度高的特征，我国图书馆学研究中应用的理论主要来源于22个学科，近些年方法技术层面的学科如计算机科学、信息科学与系统科学占据主导地位，其次是相对传统的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可以说，目前图书馆学领域的学科交叉已经从传统意义中的研究对象层面的交叉转向方法技术层面的交叉［23］。新文科所强调的计算思维、协同思维等新思维模式使得图书情报学科和其他学科之间不可避免地要相互借鉴、交叉渗透。我们应抓住新文科给图书馆学带来的机遇，积极地融入相关学科，为学科的发展拓展新的生长空间，注入新的活力。

（3）紧跟时代潮流，建立全面的学科规划体系。国家或学科领导层在进行学科规划时，应放眼全局，从整体上审视学科当前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合理地制定学科规划。此外，要全面考虑信息技术对学科的影响与渗透，在信息科学的视野下，敢于打破学科壁垒，加强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保持学科的开放性、包容性、跨学科性，促进图书馆学又好又快地发展，这样做也有助于提高其他学科人员对图书馆学的认知度［24］。

（4）打破学科界限，拓宽研究视野。叶继元［24］对《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管理学部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战略规划研究报告》的解读中，表明研究人员在进行科研时，不能拘泥于形式逻辑的学科分类，当研究者过多地沉浸在自己的研究领域时，可能会忽略方向和实干的关系。所以，研究者要善于根据实际情况，敢于打破学科界限，在尽可能反映事物本来面目的同时做到以问题或主题为中心导向，只有从全局和整体上把握研究，才能更好地完成自身的科研。

本研究对我国图书馆学研究中的理论应用进行了探索，但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一方面，理论识别过程虽然是由两名人员同时进行，但并不能保证理论识别的全面性，只能在一定程度上保证其信度，且在识别过程中可能出现遗漏或者误判；
另一方面，受学科交叉融合的影响，理论的界定不是特别严谨，囿于作者的研究水平以及工作量，样本数据有限，即使基于机构的权威性、作者的权威性和刊物的办刊宗旨存在积极意义，也可能挂一漏万。故在后续研究中，笔者将选取更多样本进行理论研究，使本研究更加充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