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导》周报：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的初步实践

文｜王天琪

蔡和森是中国共产党早期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宣传家，是党的第一份政治机关报——《向导》周报的倡办者和首任主编。他关于创办无产阶级党报的思想和经验，最早来源于俄共（布）在华人员创办的一些布尔什维克报刊和《新青年》等进步刊物。后来，蔡和森法国留学期间，深入研究了马克思主义宣传思想，考察了各无产阶级政党创办报刊的经验教训，进一步认识到革命报刊对于宣传马克思主义、开展革命运动的重要意义。于是，蔡和森从法国致信给毛泽东，向他介绍了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创办报刊的先进经验，提出“显然公布一种有力的出版物，然后明目张胆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主张以宣传入手建立中国共产党组织。1920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共产国际章程》，确立了共产国际对各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并对各国共产党的宣传工作作出指导，指出“应当用实际的宣传方法，把每日的生活事实系统的清解于我们的报纸上面，使一切劳动者，一切工人，一切农人，都觉得有无产阶级专政出现的必要”，党的一切报刊必须坚持党性原则，服从党的领导。蔡和森通过《人道报》《共产国际》等报刊了解到共产国际二大的会议精神，并去信给毛泽东，详细转述了共产国际关于党的宣传工作的重要指示，提议创办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机关报。1921年，蔡和森回国后，开始全面参与党的宣传理论工作，积极主张出版一种“有主义、有系统的出版物”。1922年，共产国际指示中国共产党“成立一个宣传机构，宣传与外国帝国主义作斗争、创建民族独立的中华民国以及组织反对中外剥削者的阶级斗争的主张”。蔡和森极为赞成该主张，并在党的西湖会议上提议“在北京创办一份《远东日报》，专门宣传国民革命”，后由于人力、物力不足，难以支撑日报所需，中央决定接受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建议，创办《向导》周报作为中共中央的政治机关报刊，由蔡和森负责筹备并担任主编。1922年9月13日，《向导》周报在上海创刊。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蔡和森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和政治活动家，开始学习各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经验，高度重视报刊在革命中的作用。《向导》周报作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创办的第一个政治机关报，是马克思主义党报思想在中国的初步实践，标志着中国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兴起。

（一）牢记政治责任，践行党报使命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党报是工人政党力量的象征和标志”“是在报刊方面能够以同等的武器与自己的敌人作斗争的第一个阵地”，必须将党的政治纲领作为宣传的最高准则。因为，党的纲领“是一面公开树立起来的旗帜，而外界就是根据它来判断这个党”。中国共产党将这一思想贯穿到宣传工作当中，在《向导》创办之初，便在首版印发《本报宣言》，强调“本报同人依据以上全国真正的民意及政治经济的事实所要求，谨以统一、和平、自由、独立四个标语呼号于国民之前”，表明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是建立“统一、和平、自由、独立”的新中国。《向导》周报的首要任务是宣传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为此，《向导》周报专门设置了“中国一周”“世界一周”“外患日志”“什么话”“麻肉世界”等专栏系统报道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新动向和封建军阀祸国殃民的各种罪恶行径，以引发群众关于时局的理性思考，激发国民的革命斗志。此外，《向导》周报还针对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主张进行宣传报道，如中共二大后，中国共产党逐步确立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革命统一战线政策。对此，《向导》周报大力阐述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积极宣传国民党的改组工作，指明国共合作的形式，将《向导》的第53和第54合期，以“特载”专栏的形式发表了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宣言。

党报的第二项政治任务就是普及科学理论，开展理论斗争。列宁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坚强的社会主义政党。因为革命理论能使一切社会主义者团结起来，他们从革命理论中取得一切信念，他们能运用革命理论来确定斗争方式和活动方式。”那么，什么革命理论才应该是无产阶级报刊应该宣传的呢？列宁强调：“我们不打算将我们的机关报变成形形色色的观点的简单堆砌。相反的，我们将本着严明的明确方针办报。一言以蔽之，这个方针就是马克思主义。”蔡和森坚持这一方针，认为党的报刊必须宣传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对于错误思想主张进行批评，这是党统一思想的需要。因此，《向导》周报一方面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刊登《共产党宣言》《马克思主义与暴动》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以及先进知识分子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阐释文章，如彭述之《十月革命与列宁主义》、瞿秋白《中国革命的五月与马克思主义》、陈独秀《俄罗斯十月革命与中国最大多数民》等。另一方面，《向导》周报积极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作斗争，例如陈独秀在《联省自治与中国政象》一文中指出，胡适、陈达材主张联省自治“简直是药不对症，不但不能减少病痛而且还要增加病痛。因为中国此时的病症，是武人割据不是中央专权，省民政治能力不能接受省自治权而采用联省自治制度，除增加武人割据的扰乱以外，必无其他好结果”。他强调“只有集中全国爱国家而不为私利私图的有力分子，统率新兴的大群众，用革命的手段，铲除各方面的恶势力，统一军权政权，建设一个民主政治的全国统一政府，才有政治可言，才能救民众于水火之中”。陈独秀的这一文章使民众认清联省自治的本质还是“地方封建军阀的武人割据”，认识到只有进行彻底的革命才能使中国人民脱离苦难。此外，《向导》周报还同无政府主义、西山会议派、戴季陶主义等思潮作斗争，刊登了《无政府主义之解剖》《国民党新右派之反动倾向》《给戴季陶的一封信》等文章，廓清了公众的思想，使广大党员群众站稳马克思主义立场，极大程度的动员工农群众加入革命队伍当中。

（二）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的办报原则

马克思主义认为，党性原则是无产阶级新闻理论的重要支柱。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中指出：“无产阶级政党的机关报应当成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成为由全体工人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一部巨大的社会民主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写作事业应当成为社会民主党的有组织的、有计划的、统一的党的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党的报刊必须无条件的宣传党的政策纲领，传播党的思想主张，接受党的领导和监督。《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明确指出：“任何出版物，无论是中央的或是地方的，都不得刊登违背党的原则、政策和决议的文章。”蔡和森坚决贯彻党的指示，将这一思想贯穿到创办《向导》周报的全部实践过程中。他明确强调，《向导》周报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机关报，“凡是游移不定的论说及与主义矛盾的东西，皆不登载”。1925年，蔡和森因家庭和身体原因，离开《向导》周报主编一职。其后，《向导》周报的第二任主编彭述之、第三任主编瞿秋白也皆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他们依旧坚持“党管、党办”的原则，让《向导》周报始终在党的领导下发挥宣传作用，成为中国共产党重要的思想武器和政治阵地。

人民性是无产阶级党报的另一工作原则。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报刊“按其使命来说，是社会的捍卫者，是热情维护自己自由的人民精神的千呼万唤的喉舌”，只有取得广大工农群众的支持，深深地扎根于群众之中，才能获得力量并生存下去。蔡和森在《向导》周报发表《敬告本报读者》一文，强调本报“是真正代表中国人民利益的报纸，是中国苦难同胞的忠实好友。它并不像别的报纸一样，只是发空议论。本报所发表的主张，是有数千同志依着进行的”。《向导》周报坚持发布《上海大中华纱厂停业给我们的两个教训》《陕西农民的困苦》《新疆省之煤油矿》等大量贴近群众生活的时政消息，并专门开辟“读者之声”栏目，将广大读者对于《向导》周报的意见建议或对局势的看法刊登于报刊之上，极大地加强党报与群众的联系，充分体现了人民性原则，广大读者赞称“是被压迫阶级、被压迫民族解放的各种刊物中最得民众同情及信仰的一种刊物”。

（三）坚持政治家办报，确保党报始终姓党

马克思主义认为，党报的编辑必须具有坚定的政治立场，在斗争中能够做到态度坚决、不屈不挠。恩格斯指出，“人们只有在战争中才能学会战争”，“党的机关报必须由站在党的中心和斗争中心的人担任”。这一思想也被蔡和森贯彻到《向导》周报当中。纵观《向导》周报的主要编辑和撰稿人，主要由三方面人员构成：一是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共中央领导人。据统计，陈独秀是在《向导》周报发表文章最多的作者，他以“独秀”“实庵”“只眼”等笔名发表的时事评论、政论文章就有266篇，约占《向导》全部文章的百分之三十。此外，他还在“寸铁”专栏发表杂感、时评达416篇，包揽了这个专栏的绝大多数文章。除陈独秀以外，李大钊、蔡和森、瞿秋白、彭述之等早期领导人也为《向导》周报写过一些文章，其中蔡和森在担任《向导》周报主编的两年多时间里，用“和森”名字发表的文章就有134篇，另以“振宇”笔名及“本报同人”“记者”名义发表的文章几十余篇，是为《向导》周报撰稿第二多的作者。二是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作为《向导》周报的倡办者，也一直关心着《向导》的编辑和发行工作。据统计，他以“孙铎”为笔名发表在《向导》上的文章有17篇，其内容以国际时局评论和国内形势分析为主。此外，共产国际在华代表维经斯基、共产国际领导人季诺维也夫以及一些国际友人也都为《向导》写过文章。三是中共各地方组织的领导人。他们接受《向导》周报编辑部的约稿，为《向导》撰写地方通讯，介绍各地工农运动情况。如赵世炎以“罗敬”“乐生”的笔名撰写了《北方政局变化之征兆》《白色恐怖的北方反动政局》等文章；
李维汉以“罗夫”为笔名发表了6篇《湖南通信》等等。

综上，《向导》周报的编辑队伍皆是由早期的革命家组成的，他们勇敢的站在斗争的前列，领导群众，组织群众。在实际斗争中，他们善于观察和分析斗争形势，善于总结斗争经验，善于引导群众绕过暗礁，奋勇前进。在他们笔下，没有洋洋万言、离题千里的文章，更没有坐而论道、空发议论的八股文，他们正是恩格斯所认为的“在斗争第一线的磨练中成熟起来的人”。他们所写的文章，充分体现了革命政治家办报的风格。

（四）既有斗争意识，又有斗争策略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政党的报刊既要有战斗的立场，又要讲求策略。他们批评将宣传变成空洞、肤浅的政治说教的行为：“试问，难道会有一个头脑多少还正常的人能够认为人民对这种政治说教将予以丝毫重视吗？”要求党报宣传必须富有特色和艺术魅力。

一方面要灵活变换宣传方式，根据环境和宣传对象调整自己的语言风格、表达方式和宣传媒介。《向导》周报的主编和编辑们为避免单一的纯理论宣传造成阅读疲劳，使民众有更多的阅读选择，特别开设了多样的议题栏目，如“寸铁”栏目主要刊登根据时局和时事所写的评论文章，内容短小精悍，语言犀利尖锐，富有号召力和战斗力；
“外患日志”专栏主要揭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各种行径；
“各地通信”专栏则以各地的新鲜事例和活泼生动的语言风格为特点，深受读者喜爱。此外，《向导》周报为了适应工农群众文化水平较低的特点，特别明确了“今后内容关于政策的解释当力求详细，文字当力求浅显”，时政报道“使能反映中国革命民众的日常斗争而与以指导，不可太重于分析的论述”，从而有效地搭建起《向导》周报和读者之间沟通的桥梁，扩大《向导》周报的受众群体。

另一方面要重视利用事件推动宣传。马克思指出，只有利用雄辩的事实进行宣传才有说服力，空洞的说教是不能使人产生信服的。《向导》周报以发布特刊的形式，对重大事件和纪念日进行集中连续报道，不断强化宣传效果，站稳舆论阵地。以1925年“五卅惨案”为例，惨案发生后，《向导》周报及时跟进报道，从117期至121期涉及“五卅惨案”的报道达到了23篇，其中既有对“五卅惨案”发生经过的报道，如《帝国主义者杀上海市民之经过》《汉口屠杀案之真相》《青岛屠杀之真相》，也有对时局和舆情的分析，如《帝国主义之五卅屠杀与中国的国民革命》《五卅屠杀后的奉系军阀》《五卅运动之意义》，同时也有中共关于此次运动的宣言和对运动的指导，如《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为反抗帝国主义屠杀中国市民告全国青年》《我们如何应付此次运动的新局面》。这些文章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向广大读者展现了帝国主义的残暴和革命群众的英勇，指明“一切帝国主义者对于我们的剥削与践踏是一致的”。只有我们工农群众和广大青年学生才是民族运动中最勇敢的战士。此后，《向导》周报也持续发布“五卅”相关内容，如《五卅运动之国民革命与阶级斗争》《五卅运动后反帝国主义联合战线的前途》等，并在1926年发布了两期“纪念五卅运动特刊”，通过持续报道“五卅”这一重大事件，让读者全方位了解事件本身，从而在悲痛中不断深化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

《向导》周报作为党报的鼻祖和楷模，充分践行了马克思主义党报思想，真正做到将新闻舆论工作掌握在无产阶级政党的手中，发挥其工农群众“代言人”的功能，为党在大革命时期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革命文化，宣传党的反帝反封建革命主张，指导大革命运动发挥了重大作用。百年时光流转，探索《向导》周报的办报经验，仍能从中汲取营养与智慧，为新时代党报发挥媒体的政治教育功能提供借鉴。XWC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