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时代高校学风建设路径*——基于强制分布法的构想

王俊程 胡红霞 徐莲雪

（1.云南师范大学泛亚商学院；
2.云南省文史研究馆云南文献研究院；
3.云南师范大学历史与行政学院）

2022年3月8日，昆明市通报了前一日确诊的3例新冠病毒肺炎病例情况，3人均为在校大学生。行程轨迹记录显示，3名学生在外出需要请销假的疫情防控背景下，在2月28日到3月6日出现症状的一周时间内，先后到校外就餐、取餐、聚会14人次，在电竞酒店及宾馆住宿5人次，购物5人次。尤其是确诊病例2，在2月28日20时就餐后，接近23时还外出聚会，3月1日到4日间有2晚在电竞酒店，1晚住宾馆。通报一出“吃遍周边、疯狂电竞、频繁购物、夜不归宿”等行为着实让大众“辣眼睛”。一时之间，高校学风、校风再次受到热议。

在高校集中开学季，随着高传染性新冠病毒奥密克戎变异毒株的肆虐，各高校对“时空交集者”及来自中高风险地区学生进行流调溯源后发现，欺瞒教师请假、私自翻墙外出、请同学们代替定位打卡、跨城赴会、深夜买醉、通宵娱乐等不良行为浮出水面。事实上，随着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的转变，高校学风成了广受关注的问题，“互联网+”时代高校学风出现了一些新问题和挑战。[1]

（一）网络游戏、电视剧、短视频、微信朋友圈等占用学生大量学习和休息时间

有的学生甚至在课堂上背着教师用智能机看视频，影响学习效果。部分同学熄灯后还会使用智能机，导致睡眠不足，影响次日学习计划。据笔者的一名学员使用“健康使用手机APP”统计，他们小组10人平均一周使用32小时24分，解锁507次，平均一天4.5小时，解锁72次，手机正在吞噬学生的时间和健康。

（二）慕课、智慧树、学习通等网络学习资源不断丰富

大学生可选的学习渠道越来越多，网络学习资源有可回放、课程质量高等不可替代的优势，网络课程对于好学、上进的学生来说是学习宝藏。但存在缺乏真实互动、监督难、无法开展课堂讨论、部分学生可请人代学、考试时网络查找答案等问题，对自制力差、学习习惯不好的学生来说，网络课程有着先天不足。

（三）学习求助渠道越来越多

随着互联网的高速发展，通过百度、抖音、朋友圈等非传统渠道学习、求助的学生越来越多，相较纸媒时代，到图书馆通过权威书籍、期刊求证、求助的平均频次降低。使用网络、手机学习不仅因为广告链接吸引而容易“走岔路”、开小差，还因信息的碎片化和参差不齐，知识的权威性受到挑战。此外，经验表明，通过显示器和手机阅读的吸收和记忆效果差于看纸质书籍。

（四）借鉴他人观点越来越便捷

随着网络信息资源的丰富，数据库、知识库的普及和公开，文字提取、语音识别技术的飞速发展，写字成了低频工作，借鉴、抄袭他人观点越来越便捷，学生写作能力、毕业论文质量监控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

（五）网购成为消费的主渠道

随着电商物流，尤其是外卖的高速发展，实惠、便捷的网购成为大学生购物的主要渠道，网购本是一种节约型消费模式，但游戏、影视成瘾的学生加上便利的网购、到位的外卖配送就可能“造就”数日不出宿舍的宅男、宅女。于是“两耳不闻窗外事，全心全意打游戏”的学生出现了。这类学生学业几乎垫底，也基本不参与班级和社团活动，不仅不利于身心健康发展，还不利于综合能力的培养。媒体曾报道过湖北一学生，以全县高考第三的成绩入学，后因沉迷游戏，与家人失联多年，长期在网吧生活，患上肺结核死亡的极端案例。

（六）网红的影响

随着李子柒、许华升、唐艺、张同学、沈枝丹等未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网红的成功，“读书无用论”和学习功利化在高校有抬头趋势。这类“网红”的出现，影响了一部分高校学生对待学习的态度。尤其给了部分游戏、视频沉迷者不好好学习的借口。

鉴于以上背景，为加强高校学风建设，教育主管部门、高校不断结合新形势出台文件，教学管理专家学者奔忙献策，但效果不尽如人意。

研究表明，高校学风，尤其是人文社科院校的学风问题既与学生自制力差，课堂的吸引力弱于视频、游戏、朋友圈有关，也与高校对学风涣散的深层机理研究不透，相关对策措施未切中要害有关。但同处“互联网+”时代，为何大学生学风反而不如初中和高中生？又为何同在大学校园，计划考研深造的大学生学风好，过着“宿舍·图书馆·食堂”“三点一线”的学习生活？经深入研究，我们认为高校学风问题主要由课程考核机制存在缺陷和潜心教书育人的教师比例偏低两大原因所致。

（一）高校课程考核评价机制存在缺陷

一是高校的绝大部分课程考试为授课教师自命题、自阅卷模式，不存在统一和标准化问题，总体难度较低，尤其是人文社科专业，考前突击数日即可通过。

二是因就业率与招生计划甚至与学校利益挂钩，在就业压力日益增大的背景下，教师们放低了考试要求，于是很多科目考试的及格率达100%。甚至有教师在学期末带领学生回顾要点。

三是高校实施的学生评课机制存在缺陷。因惰性使然，学生常给放低纪律要求和考试要求的“好老师”较高评价，而给纪律严、考试难、给分低的老师恶评。在这种背景下，资历尚浅、自信不足的部分教师会为了迎合学生需求表现出“随和”的一面，与学生达成“谅解”，进而形成“不学无术的学生能过关，对学生要求不高的教师评价好”的“和谐共生”局面。

（二）潜心教书育人的高校教师比例偏低

潜心教书育人的高校教师比例偏低的根本原因是高校评价机制、职称评定机制及资源分配机制不完善和“重科研、轻教学”的导向所致。主要体现在如下一些方面：

一是高校的地位通常由学科、专业、学术地位决定，而学科、专业、学术的评价属于外部评价，于是各高校不得不投入绝大部分资源和精力在全国争资源、争荣誉。而教学能力、效果的评价通常是内部评价，缺乏相对硬化的量化指标。在这种背景下，教书育人的工作容易被忽视。

二是高校高级职称评定主要靠高级别成果、研究课题支撑，教学工作量只作为基础条件。换言之，除非获得高层次教学奖，否则即便常年超2倍完成额定教学工作量，广受学生好评的教师，在职称评定时优势并未凸显。虽然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关于深化高等学校教师职称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人社部发〔2020〕10号)，提出“提高教学业绩和教学研究在评审中的比重”,但以教学为主型的职称名额极其有限。

三是各类荣誉、奖项评定呈现出“重科研、轻教学”态势。纵观各高校，各类人才引进公告及各类人才项目评定机制发现，即使国家一直在“破五维”，但各种头衔、各类经费划分及发展机遇，仍然向高级别成果作者、研究项目负责人倾斜。学生评价极高，甚至频频受邀到政府、企事业单位开展讲座、培训，广受实践界认可的教师未必是教学名师。笔者梳理了连续几届国家“万人计划”教学名师和第一至第六届高等学校教学名师获奖名单后发现，诸如在百家讲坛出名的易中天和中国人民大学学生广泛认可的金正昆、工商界及山东大学学生都非常认可的班博等人均不在其中。

四是相较而言，科学研究实际收益高于教学。在高校中，即便以课时费最高的MBA专业教师为标准测算，即使最优秀的教师，一年在学院的教学所得很难超过10万元。如果某教师授课效果好，在校内授课过多还会引起矛盾，因为这样意味着有的同事可能无课可上。但相反，科研经费具有“数额大、隐匿性、学校多重奖励”等明显优势。科研项目还具有可安排下属或博士代劳的独特“优势”（授课则必须亲自完成）。2017年，全国有276所高校年度科技经费过亿，[2]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师以人均122.659万科研经费高居榜首，排第100名的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均21.4万。2021年，全国一共有17所高校的预算经费超过100亿。2020年全国共投入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24393.1亿元，研究人员480万，粗略测算，人均R&D经费约50万元。也因此，有人说“云南大学尹晓冰副教授曾说的‘做好教学是基础，但把全部精力都用在教学上，是毁灭自己，照亮别人’，[3]虽站位不高，但道出了高校实情”。

（一）强制分布法的提出

常规的学风建设手段有对学生进行思想动员、奖优罚劣和教师狠抓课堂教学、实习、毕业设计等。对于大学生而言，思想动员的效果有限。在重科研、轻教学背景下靠教师抓课堂纪律和教学质量的可行性不大，且见效慢。管理的真谛在于深究问题的深层机理，抓住最关键的问题和矛盾，寻求最简单易行的方式，采用四两拨千斤的手段，达到“一石数鸟”的效应。前文叙及，学风最好的是初三、高三、考研族。深入研究发现，三类群体均是因为希望在考试时不被淘汰而勤学苦练，换言之，淘汰机制是学风建设的法宝。为此，我们认为，高校成绩评定中引入强制分布法（该方法是根据正态分布原理，即俗称的“中间大、两头小”的分布规律，预先确定评价等级以及各等级在总数中所占的百分比，然后按照被考核者绩效的优劣程度将其列入其中某一等级）即可迅速扭转学风。即：强制规定高校的每门课程（含实习、毕业论文），首轮成绩评定时高于90分的学生不得超过20%，70～90分的学生占55%～65%之间，60～70分的学生占15%～20%之间；
最关键在于每门课程（含实习、毕业论文）不及格的学生必须占3%以上，原则上不及格率只限低，不限高。

首先，引入强制分布法，让3%以上的学生不及格会给学生赋予危机感和竞争意识。其次，任课教师必须让部分学生不及格时，不学无术学生和不胜任教师之间“相安无事”的默契会被打破，这会倒逼教师改进教学。原因很简单，部分不及格的学生会归因为老师讲得不精彩、不用心，于是在教学反馈会或课程评价中表现出来，在压力面前，教师会改进教学。再有，在全员及格，分数整体偏高的情况下，很少会有学生对自己的成绩质疑。但不及格意味着需要重修、补考或是不能毕业，学生不仅会质疑，甚至会要求查试卷并要求解释。在这种背景下，教师不得不注重平时课堂、作业评判、试卷制作、阅卷及核分等过程管理，进而改进教风。

（二）实施要点及注意事项

1.根据学科评估等级核定各校课程的不及格率

根据学科评估结果，按照“评估结果越差，不及格率越高”的原则核定高校相关专业课程的不及格率。从A+、A-；
B+、B-；
C+到C-，对应学校课程首轮考试不及格率从3%递增到4%，5%，6%，7%直到8%及以上，但赋予不及格学生与下一级学生共同学习并参与补考的权力。这样，就会形成学科评估结果好的学校，首轮考试不及格的学生偏少。学科评估结果差的学校，首轮考试不及格学生略多，学习压力更大，鞭策更多的态势。这是正视学校客观差距，积极响应“勤能补拙”这一朴素哲理的具体措施。

2.完善出题阅卷机制

一是为避免教师考试放水，要完善高校课程考试客观题型的出题及阅卷办法，借鉴驾照理论考试模式，构建各专业统一的网络考试中心，引入随机组卷、智能判分系统。[4]二是完善和创新主观题型的出题阅卷办法，确保每门课程至少有两名候选教师，每门试卷至少由两名专业教师命制，确保每学年试题更新比例不低于20%，确保主观题型至少由两名教师评阅。三是严禁教师为迎合学生好评而放低考试要求，严禁教师在考前以各种形式泄题，总成绩核定时首次考试不及格率不得低于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核定比例。

3.强化学习过程管理

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加强与学生的互动和交流，强化平时考勤、课堂纪律、平时作业管理，创新签到、点名办法，注重“痕迹”记录，在核定成绩时有据可依、有案可查。要加强师德师风教育，防止教师用成绩作为筹码向学生及家长谋求不正当利益。要赋予学生包含匿名电子邮件在内的检举权力，专门受理教师在平时成绩、期末考试、比赛成绩评定乃至论文评审中的失范行为，全力维护学生的合法权益，确保成绩评定公平公正。

4.完善高校匿名评课机制

一是引导学生端正评课态度，以实际教学效果好坏、是否有提高为评价根本依据，而不是以不点名、不布置作业、好过关、与教师有私交为评价依据。二是完善评课指标和体系，理论课程评价指标突出学理性、科学性、前沿性；
[5]实践应用课程应有“能否学以致用”或“实用程度”评价指标。学生评课权重与出勤率、上课表现挂钩，出勤率高、平时成绩高的学生，权重高，反之，出勤率低，不了解教师教学风格和授课体系，无法给出客观评价的，自动降低权重。此外，为打消敢于批评、坚守正义的教师顾虑，要赋予教师对特殊学生私下除权功能，大幅降低严厉批评过的学生评价权重。为避免教师为得高评价而剥夺大批学生的评价权，教师除权比例不得超过班级人数的5%。三是引入负面评价指标。例如：增加教师是否对不守纪律的学生进行批评；
是否对无故缺课学生进行批评教育；
是否有为了得到高满意率而降低要求等评价指标。[6]四是将评课结果与专任教师课时费、年终考核、评优评奖及教学为主型教师职称评定直接挂钩。让受欢迎受认可的教师获得尊重与回报。给连续10年评课结果平均值处于全校前15%的教师颁发校级教学名师证书；
给连续15年，评课结果平均值处于全校前10%的教师在职称上直接晋升一级。学生匿名评课结果处于30%以后的专任教师在评优、教学名师等荣誉称号评审时尽量不予考虑。

引入强制分布法会带来一些质疑。一是有人会认为用学科评估结果来核定各专业的不及格率对一流大学相对有利，对普通一、二本学校相对不利，尤其是科学研究处于劣势的三本、专科学校更为不利。但我们认为，在没有更科学地反映学生培养质量的指标前，学科评估结果至少可以作为关键指标。二是有人会认为不管课程性质，机械地核定不及格率不合理。但我们认为，即便绝对分值全员及格，也可以通过二次排序，将排名靠后的几名学生成绩使用负加权方式调整为不及格，排序法亦是科学方法。三是有人担忧每门课程有3%～8%的不及格率，将会有大批学生无法毕业。这个担忧是多余的，因赋予补考权力，核定首轮考试不及格率的目的是改善学风，不是直接淘汰学生，通过补修、补考后，预计不能正常毕业的学生不会超过5%。事实上，不少双一流高校本科毕业生毕业率甚至低于95%。2020年，清华大学为96.8%，同济大学为96.46%；
南京大学为93.32%，浙江大学和厦门大学仅为87.92%和87.25%。四是当前也有一些高校建议教师采用强制分布法核定学生成绩，但因为未强制要求所有教师执行，初期响应政策的老师因为得罪学生过多而不受欢迎，且还需额外为不及格学生出题、阅卷，平添工作量而逐步随大流。为此，实践中可采用信息系统强行对不及格率进行限低。此外，强制分布法能迅速改善学风，但如果教师教学水平、教风不能同步改进的话，最终又会反过来制约学风的改进。因此，必须加大教学资源的投入，不断提高专任教师的收入，至少做到潜心教书育人的教师与科研人员平均值相当，才能确保教师教学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总之，竞争是推动人类前进的动力，人性需要鞭策，我们坚信，随着强制分布法的引入和实施，高校人才培养质量将迈上新的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