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减排约束下我国出口部门经济环境效率的变动分析

李红艳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凭借劳动力充裕、人工成本低的优势承接了来自东亚、欧美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业的转移，外向型经济迅速发展壮大，成为世界上琳主要的商品输出国，为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生产与消费做出了巨大贡献。出口贸易带动的国内生产一方面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刺激了经济的增长，另一方面又消耗了大量的石化能源。而能源使用过程中排放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和其他有害气体则是全球气候变暖和大气污染的主要成因。2011年,中国的碳排放量达到80×108t,占全球总排放量四分之一强,超过美国排放量的50%左右。2005—2011年,全球新增二氧化碳排放量中,中国所占的比重达60%以上（周丹 2015［1］）。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一的碳排放大国。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导致的生态环境负面效应的不断显现，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成为人类刻不容缓的共同责任。

为了担负起大国减排责任，近年来，中国积极实施节能减排，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发展低碳经济，取得了瞩目的成就。2009年6月5日中国政府第一次公开提出温室气体强度减排的概念，并计划将其纳入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中国政府正式对外宣传了二氧化碳减排目标:到202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十二五”制定单位GDP二氧化碳强度下降17%的约束性目标。2014年11月12日，中美共同发表了具有历史意义和里程碑式的《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中国政府提出在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这是经济社会发展方式发生根本性转变的标志和转折点。2017年年底，我国的单位GDP二氧化碳的排放，比2005年已经下降了45%，提前三年完成了到2020年的减排目标。受我国能源消费结构和产业发展结构的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和减排目标之间的取舍将成为2030年实现二氧化碳排放峰值目标的主要挑战。

在二氧化碳减排目标的约束下，评价产业（部门）绩效的好坏既要考虑经济效益，也要考虑环境代价。而评价的基本原则是，在环境代价一定时，经济效益越高越好；
在经济效益一定下，环境代价越低越好。为了使不同产业（部门）的绩效具有可比性，用经济效益与环境代价的比值作为一个综合性指标进行评价，该指标反映了一个产业或部门的经济效益—环境代价的性价比，该指标取值越大，表明该产业（部门）的绩效就越好，反之，绩效就越差。而经济效益用单位GDP的增加值来表示，命名为增加值率，环境代价用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来表示，命名为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二者的比值为经济效益-环境代价的性价比。

本文以中国出口部门的绩效来反映我国出口部门产业升级的水平。选择2000年、2007年和2014年数据进行分析，通过部门之间的横向对比和部门的纵向对比，分析我国出口部门经济环境效益的阶段性特征、总体效应、部门效应以及部门之间的差异。为减排约束下中国产业升级提供依据及相应的对策建议。需要说明的是，在国际贸易中，一国的出口贸易根据国内总产出在进口国经济用途的性质不同，可以分为中间品出口和最终产品出口，本文仅研究出口部门的最终产品出口。第二部分介绍了本文的创新之处；
第三部分介绍了数据来源与预处理、所用到的投入产出分析理论与研究方法；
第四部分对我国出口部门不同年份的经济效益和环境代价进行了描述性分析，分析了我国出口部门各年份出口贸易额、增加值和二氧化碳排放之间的关系；
第五部分对各部门不同年份的出口绩效进行了静态评价与产业升级的动态评价；
第六部分进一步总结了研究发现和政策启示。

伴随中国经济实力的快速崛起，资源、环境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约束压力日益增加。为了实现经济、资源和环境的协调发展，也为了履行大国的环保责任，中国提出了“碳达峰、碳中和”的双碳战略目标。加入WTO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机遇，同时也增强了我国在高能耗、高污染行业中的循环累积效应。双碳目标实现必然要求我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调整和产业结构的转型。从长远来看，经济转型有助于实现高质量发展，但从短期来看，将引起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的摩擦。这使得传统的以经济绩效为导向的产业部门效率评价方法失去合理性，将经济绩效和环境代价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构造更合理的绿色效率评级指标和方法成为当前研究的一个核心议题。

早期研究关注行业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测算和影响因素的研究。赵玉焕和刘月（2011）［2］基于投入产出法测算了中国出口产品的隐含碳排放。李新运等（2014）［3］运用RAS法更新了2010年投入产出表,基于投入产出的结构分解模型,采用两极分解平均法对2007-2010年行业碳排放量四个组成部分进行了因素分解。研究发现，进出口结构调整将成为减少进出口产品碳排放的重要突破点。王文举和向其凤（2014）［4］基于投入产出模型，综合运用回归分析和最优化技术预测了不同经济发展情境下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并指出了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韦韬和彭水军（2017）［5］运用MRIO模型测算了1995-2009年国际贸易中的隐含能源和碳排放。

近期研究主要集中在绿色效率评价和影响因素的探索方面。吴传清和张冰倩（2022）［6］测算和分析了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制造业的绿色发展效率的时空演变特征。丁显有等（2022）［7］利用两阶段动态DEA方法分别对YREB区域和非YREB区域的高端制造业绿色创新综合效率、研发阶段效率和转化阶段效率进行评估；
采用面板Tobit回归分阶段、分区域研究不同因素对高端制造业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情况。陈红（2022）［8］基于Min-DS模型，测度2001—2018年长江经济带第三产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并结合Dagum基尼系数和Kernel密度估计，揭示区域及其子地区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变化的时空差异特征、贡献率及动态演变规律。孙亚男和费锦华（2021）［9］利用2010—2017年中国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数据,整理企业排污费作为非期望产出,借助超效率SBM-Malmquist指数测算企业绿色生产效率,并采用Dagum基尼系数、二阶段泰尔指数和QAP分析方法考察企业绿色生产效率的差异来源及其成因。刘宇等（2015）［10］系统梳理了当前主要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计算方法,并基于投入产出法,对比计算了不同考虑因素对于二氧化碳排放量计算的影响。李科等（2022）［11］等基于IPAT分析框架，结合环境规制视角，构建了中国工业污染排放的供给需求模型，进而采用空间随机前沿模型评估了中国2000—2016年的工业绿色增长效率。研究发现，资源能源禀赋、经济发展阶段、技术积累与创新、区位条件、环境容量、环境规制政策执行力度等的差异是中国工业绿色增长效率空间分异的主要原因。环境规制是研究中被重点关注的绿色增长效率的影响因素（韩艳旗等 2022［12］；
田红彬和郝雯雯2019［13］；
张治栋和秦淑悦2018［14］；
齐英瑛等2022［15］）。此外，产业结构调整、贸易开放等因素也被正实对地区、行业具有重要影响。

国外学者相关研究发现，21世纪初，最终需求的增长是碳排放增长的主要原因。2002—2007年间，中国约22%的碳排放与出口相关（Lin等［16］；
Qi等，2014［17］）。而能源及碳排放强度改善则部分抵消了这一增长（Minx等，2011［18］）。2007年以后，出口对中国碳排放的影响有所减弱。这期间，出口隐含碳排放企稳的主要原因是出口规模增长的放缓、中国碳排放强度的改善及可能的生产技术的改善（Minx等，2011［18］;Su 和 Ang，2012［19］）。

前人研究成果为本文写作提供了研究理论和方法基础。但是，现有的研究中国外贸的文献采用的是中国的投入产出表，或者基于双边贸易的投入产出表，这些投入产出表仅仅反映了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局部联系，无法反映全球经济的全面联系，因此，基于此得出的结果与真实结果中间可能存在一定偏差。中国经济已经深深嵌入到世界经济体系之中，中国的出口行为不仅会对自身和进口国产生直接影响，也会通过全球供应链对世界经济产生间接的系统性影响。进而通过反馈效应对影响进一步放大。这种影响机理非常适合用世界投入产出表模型进行分析。本文采用WIOD的世界投入产出表(WIOT)数据，能完整反映中国与世界经济的联系。使得出的结论与现实更加吻合。此外，现有研究中将碳排放作为非期望产出纳入经济产出模型，该方法比较复杂，而本文将二氧化碳排放量作为产业部门的环境代价，将经济产出（增加值）作为经济收益，将二者比值作为部门经济环境效益的综合评价指标，经济学原理比较直观，计算比较简便。

3.1 数据来源与预处理

（1）数据来源

2001年入世后，我国出口贸易和二氧化碳排放出现了快速增长，2007年金融危机之后，出口贸易受到了不利影响，表现出新的阶段性特征。为了全面反映这两个阶段的变化特征，同时，鉴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选择2000年、2007年和2014年的数据进行分析。具体数据为WIOD数据库中相应年份的世界投入产出表（WIOT）和CEADS的部门二氧化碳排放数据。之所以选择WIOT是因为，通过全球产业链分工体系，中国已深入到世界经济体系中，无论是中国单边的投入产出表，还是中国与其他国家间的双边投入产出表，以及包含中国在内的区域性投入产出表都无法完整反映中国与世界的经济联系，而WIOT中包含了中国在内的43个国家，同时把其他国家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纳入，将部门划分为56个进行统计。该投入产出表描述了国际贸易中85%的份额，能够较完整反映国际经济间的联系。CEADS的部门二氧化碳排放数据来源于YU Lishan 等人编制的1997—2015年中国二氧化碳排放清单，其在编制过程中遵循了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区域行政范围排放核算方法。清单包括能源相关排放（47个部门的17种化石燃料，47个部门与中国能源统计体系和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的行业分类是一致的，17种化石燃料涵盖了原煤、原油和天然气三种我国的主要一次能源和14种二次能源。）和过程相关排放（水泥生产）两种。排放量的计算利用了最新的排放因素和最新的能源消耗数据，结果更加客观真实。该数据可以从www.ceads.net上面免费获得。

（2）数据预处理

因WIOT和CEADS中对部门的分类存在差异，首先对两种部门分类进行匹配与合并，实现投入产出部门与二氧化碳排放部门的匹配。

CEADS的部门二氧化碳核算表将部门划分为47类。本文要研究的是生产部门的二氧化碳排放，因此，将城市、农村居民消费部门排除，剩余45个部门；
WIOT中的部门数为56。匹配合并过程中以我国2011年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为指导，匹配合并后得到了24个部门，结果如下面表1所示：

表1 行业合并表

因WIOT是非竞争型价值投入产出表，不同年份数据采用现值计价，为了使不同年份间的数据具有可比性，对合并后的投入产出表数据进行价格和汇率调整。采用的汇率和GDP平减价格指数如下面表2所示：

表2 2000年—2014年平均汇率与GDP平减指数数据（单位：人民币/美元，2000年为100）

3.2 投入产出分析理论

（1）基本的投入产出模型

如果用矩阵形式来表达，投入产出表的行平衡关系式可表示为：

其中，A为直接消耗系数矩阵，

其子矩阵Ars为地区s对地区r的直接消耗系数矩阵；
F=(F1F2… F44)"，X=(X1X2… X44)"分别为各地区的最终需求和总产出向量。

通过求解等式（1），可以得到基本的投入产出模型：

其中，L=(I-A)-1表示完全需求系数矩阵，又称里昂惕夫逆阵，表示最终需求对总产出的拉动乘数。

因此，X=L*F。

（2）最终需求创造的完全增加值的计算

首先计算出直接增加值系数：avjs=vjs/xjs，avjs表示国家s的第j个部门单位产出额的增加值，即直接增加值系数。定义：

其表示由国家s的各个部门的增加值系数组成的对角阵。在此基础上定义：

该分块矩阵表示由所有国家所有部门的直接增加值系数组成的对角阵。

则世界最终需求为不同国家不同部门生产创造的增加值矩阵为：

（3）满足最终需求生产过程中完全排放的二氧化碳计算

首先计算出二氧化碳排放系数：aejs=ejs/xjs，aejs表示国家s的第j个部门单位产出额的直接二氧化碳排放量，即直接排放系数。定义：

其表示由国家s的各个部门的直接排放系数组成的对角阵。在此基础上定义：

该分块矩阵表示由所有国家所有部门的二氧化碳直接排放系数组成的对角阵。

则为满足世界最终需求不同国家不同部门生产环节完全排放的二氧化碳矩阵为：

（4）中国出口创造的增加值和二氧化碳排放量的计算

本文以最终产品出口为样本研究中国出口部门的产业升级情况。因此，仅需要计算中国出口引致的中国不同部门的完全增加值和完全二氧化碳排放量。所以，需要先从世界投入产出表中找出中国最终产品的出口数据。

中国在世界投入产出表中国家排序中位列第八，因此，找到中间投入行中中国所在的行，其与最终需求对应的列的交叉部分（排除中国的需求部分）即为中国最终产品的出口数据。

为此，F=(F1F2Λ F44)"将中仅保留中国出口数据，其他数据置0，得到中国向世界其他国家的最终产品出口矩阵。

然后，在

中保留，对角线上其他的分块矩阵元素置零，得到新的增加值系数矩阵；
在

中保留AE8，对角线上其他的分块矩阵元素置零，得到新的二氧化碳排放系数矩阵AE"。

则，V"=AV"* X=AV"*L*F"为中国向其他国家出口最终产品而获得的完全增加值矩阵，为中的元素，代表中国对第j个国家的最终产品出口对中国第i个部门的增加值贡献。i=1,2,…,24;j=1,2,…,43。

E"=AE"*X=AE"*L*F"为中国向其他国家出口最终产品的国内生产环节完全排放的二氧化碳矩阵。e"ij为E"中的元素，代表中国对第j个国家的最终产品出口引致的第i个行业生产环节的二氧化碳排放量。i=1,2,…,24;j=1,2,…,43。

3.3 投出产出计算结果分析方法

基于前述投入产出分析理论，利用WIOT和CEADS分部门二氧化碳排放量数据，可以计算得到、和三个矩阵，分别表示中国各个部门最终产品的出口矩阵，中国各个部门最终产品出口创造的增加值矩阵，中国各个部门出口的最终产品在国内生产环节的二氧化碳排放矩阵。

利用F"、V"和E"三个矩阵提供的数据，分别进行以下指标测算和分析：首先，分年度计算各出口部门的增加值率（出口创造的增加值/出口额）、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出口生产排放的二氧化碳/出口额），以及经济效益-环境代价性价比（增加值率/二氧化碳排放强度）。通过分析部门指标在年份间的纵向变化，判断具体部门的绩效变化，以反映部门产业升级状况。绩效变化可以用增加值率对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的增长弹性来反映。通过同一年份内不同部门指标的横向对比，可以反映部门绩效的差异，并根据这些指标对部门进行归类，识别经营绩效相对较差的部门。然后，分年度计算我国出口贸易的综合增加值率、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以及经济效益—环境代价性价比指标，通过年度对比反映我国出口部门产业升级状况。

在国际贸易中，一国的出口贸易根据国内总产出在进口国经济用途的性质不同，可以分为中间品出口和最终产品出口，本文研究对象所指的出口贸易仅指最终产品出口。

4.1 不同年份各部门出口额及变

从图1中可以看出，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纺织服装服饰制造加工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仪器、设备制造业，其他制造业是我国的主要出口部门。数据计算结果显示，2000年到2007年期间，我国出口贸易额从1207057.872百万元增加到4705488.541百万元，增长了2.9倍，2007年到2014年间，增长了4.9%。

图1 不同年份我国各部门最终产品出口贸易额（单位：百万元人民币）

从总量上来看，我国出口贸易已从全球金融危机之前的高速增长转变为金融危机后的低速增长，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高新技术制造业是我国的主要出口部门，前五大部门保持相对稳定，但出口份额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下降较为显著，甚至低于入世前的份额。进一步分析不同年份各个部门出口份额之间的标准差之后发现，从2000年到2007年，再到2014年，不同部门出口份额的标准差先上升后下降，这表明，部门之间出口份额的差距先扩大，后缩小。出口贸易的部门结构随时间在不断动态调整。

表3 不同年份各部门出口份额的统计指标

4.2 不同年份各部门出口贸易二氧化碳排放量及变化分析

（1）各部门二氧化碳排放量

从图2中可以看出，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金属冶炼、压延及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造业，交通、仓储、邮电服务业，纺织服装服饰制造加工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是我国主要的出口排放部门。从2000年到2007年各部门出口贸易二氧化碳排放量快速增长，而2007年到2014年，除少数部门外，其他部门出口贸易二氧化碳排放量均有所下降。定量计算结果显示，2000年到2007年，我国所有部门出口贸易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从282.6MT增加到955.02MT，增长了2.38倍，2007年到2014年，我国所有部门出口贸易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从955.02MT下降到868.49MT，下降了9.06%。

图2 各部门出口贸易排放的二氧化碳（单位：MT）

（2）各部门的二氧化碳排放强度

从图3中可以看出，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是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最高的部门。除此以外，采掘业、造纸和纸制品业、建筑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金属冶炼压延及制造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石油加工与炼焦业等也是二氧化碳排放强度较高的部门。其背后原因是：我国能源消费结构以煤炭、石油等化石能源为主，而上述部门都是高能耗的部门。

图3 各部门出口贸易的二氧化碳排放强度（MT/百万元人民币）

从2000年到2007年，我国出口贸易二氧化碳排放量高速增长，2007年至2014年期间，我国出口贸易二氧化碳排放量负增长。其主要原因是，除了建筑业，交通、仓储、邮电服务两个部门外，我国其余22个部门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出现了普遍性下降。部门二氧化碳排放下降的原因有两类：一是出口额的下降，二是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的下降。计算发现，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变化率与出口额的变化率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5，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变化率与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的变化率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37。据此初步判断，出口额的下降和出口部门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的下降对我国出口贸易二氧化碳排放量的下降均发挥了作用，但前者发挥的作用更大。

4.3 不同年份各部门出口贸易创造的增加值和增加值率分析

（1）增加值分析

从上图4可以看出，从2000年到2007年，我国所有部门出口创造的增加值都呈快速增长态势，从2007年到2014年，各部门出口创造的增加值增速下降，甚至出现了负增长。其中，增速较快的行业有建筑业，批发、零售和餐饮服务业，其他服务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采掘业，食品、饮料、烟酒加工业。整体来看，我国最终产品出口贸易创造的增加值从2000年的986510.57百万元增加到2007年的3488812百万元，增长了2.54倍，而2007至2014年间，仅增加了599471.52百万元，仅增长了17.2%。

图4 2000-2014年各部门出口创造的增加值（单位：百万元）

（2）增加值率分析

从图5中可以看出，不同部门在不同年份的增加值率变化较大。整体来看，2000到2007年间，我国出口贸易的增加值率从0.82降为0.74，下降了9.3%，到了2014年，又恢复到了0.83，上升了11.7%。综合来看，从2000年到2014年，我国出口贸易的增加值率增长了1.4%。增加值率三个年份间基本呈U型变化。期间，服务业，农林牧渔业，食品、饮料、烟酒加工业，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等劳动密集型部门的增加值率增长较快，其他资本密集型制造业的增加值率则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这种变化与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引起的人工成本上升有密切的关系。

图5 不同年份各部门出口贸易的增加值率

2000年到2007年期间，我国出口贸易创造的增加值快速增长，2007年到2014年期间，我国出口贸易创造的增加值增速放缓。其原因有两类：部分出口部门出口额下滑或（和）增加值率的下降，这两类原因压低了出口贸易增加值的增速。各个部门的具体原因及影响程度会在后面的分析中揭示。

4.4 我国出口贸易出口额、二氧化碳排放和增加值的关系

从上面表4—6可以看出，出口份额与增加值份额之间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但随时间的推移，二者之间的相关性在逐渐下降。这表明，出口贸易主要受经济效益的激励，但这种因素的作用有减弱趋势。出口份额与二氧化碳排放份额之间的相关系数为负，且随时间的推移，这种相关性在增强。这表明，环境代价已经成为出口贸易中的制约因素，且随时间的推移，这种制约因素在增强。而增加值份额与二氧化碳排放份额之间则表现出非常微弱的相关性，这种相关性的正负在不同年份存在不确定性，这表明，经济激励和环境代价约束之间并未形成一种紧密的激励约束联动机制。

表4 2000年三项指标间相关系数矩阵

表5 2007年三项指标间相关系数矩阵

表6 2014年三项指标间相关系数矩阵

5.1 检验原理和方法

在测算不同年份各部门出口贸易增加值率和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及其增长率的基础上，可以进一步计算增加值率对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的增长弹性，通过对增长弹性的分析，可以识别部门绩效的动态变化，从而判断部门产生升级的状况。一个时段内增长弹性的取值结果存在以下三种情况：小于0，大于0但小于1，大于1。小于0的情况背后形成原因有两种：单位出口额的增加值在增长，而单位出口额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在下降；
单位出口额的增加值在下降，而单位出口额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在增长。前一种情况表明，综合考虑经济效益和环境代价，该行业在不断优化，后一种情况表明，综合考虑经济效益和环境代价，该行业在退化。大于0但小于1的情况也分为两种：单位出口额的增加值和单位出口额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都在增长，但前者增长率小于后者；
单位出口额的增加值和单位出口额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都在下降，但前者的下降率小于后者。前一种情况表明，综合考虑经济效益和环境代价，行业在退化，后一种情况表明，行业在优化。大于1的情况也分为两种：单位出口额的增加值和单位出口额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都在增长，前前者增长率大于后者；
单位出口额的增加值和单位出口额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都在下降，但前者的下降率大于后者。前一种情况表明，综合考虑经济效益和环境代价，行业在优化，后一种情况表明，行业在退化。

5.2 评价结果

计算2000年到2007年，2007年到2014年的弹性，以及2000年到2014年的弹性。依据上述评价准则，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如表7所示。

表7 各部门出口绩效动态变动情况

续表

从表7中可以看出，从2000年到2007年，农、林、牧、渔业，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品制造业，医药制造业，橡胶和塑料制品业，以及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都出现了退化，而其他行业都出现了优化。行业退化的原因各不相同，其中，农林牧渔业、橡胶和塑料制品业，以及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退化原因是单位出口额的增长率小于单位出口额二氧化碳排放的增长率；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以及化学和化学制品制造业退化的原因是单位出口额的增加值的下降率超过了单位出口额二氧化碳排放量的下降率。医药制造业的退化原因是单位出口额的增加值出现了下降，而单位出口额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却在增长。综合来看，这个期间我国外贸行业整体在优化，优化原因为单位出口额的增加值和单位出口额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都在下降，但前者下降率小于后者。

从2007年到2014年，退化的部门有金属冶炼、压延及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以及废料和垃圾处理业。退化原因均为单位出口额增加值的下降率超过了单位出口额二氧化碳排放量的下降率。综合来看，这个期间我国外贸行业整体在优化，优化原因为单位出口额增加值在增长，而单位出口额的二氧化碳排放却在下降。

由于2000年到2007年期间，以及2007年到2014年期间，出现退化的部门不一致，需要考虑2000年到2014年间部门的绩效变动情况。通过计算发现，仅有金属冶炼、压延及制造业出现了退化现象，其他部门在此期间均出现了优化。优化的原因分为三种：第一，单位出口额的增加值和单位出口额的二氧化碳排放都在增长，但前者增长率大于后者；
第二，单位出口额的增加值在增长，而单位出口额的二氧化碳排放却在下降；
第三,单位出口额的增加值和单位出口额的二氧化碳排放都在下降，但前者的下降速度超过了后者。综合来看，这个期间我国外贸行业整体在优化，优化原因为单位出口额增加值在增长，而单位出口额的二氧化碳排放却在下降。

据此，可以得出综合结论，无论是从2000年到2007年，还是从2007年到2014年，我国外贸行业整体都在优化，尽管优化的原因有别。而进一步分析发现，我国外贸行业在2000年到2014年间，整体在不断优化，优化的原因为单位出口额的增加值在不断增加，而单位出口额的二氧化碳排放在不断下降。

在2000年到2014年期间，从具体部门角度进行分析，农林牧渔业，与其他服务业两个部门优化的原因可归为单位出口额的增加值的增长率大于单位出口额的二氧化碳排放的增长率。食品、饮料、烟酒加工业，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批发、零售和餐饮服务业，交通、仓储、邮电服务业优化的原因可归为单位出口额的增加值在增长，而单位出口额的二氧化碳排放在下降。除了以上行业外，其他行业优化的原因为单位出口额的增加值和单位出口额的二氧化碳排放出现了双下降，但前者的下降率小于后者。

6.1 结论

在二氧化碳减排约束下，评价我国产业升级的标准和方法既要兼顾对经济效益的评价，也要兼顾对环境代价的评价。本文以我国最终产品出口贸易的部门数据为依据，使用增加值率、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指标，并将二者相除得到经济效益—环境代价性价比指标，以综合反映部门的经营绩效。使用静态分析方法识别不同年份经营绩效相对较低的部门及其原因，并使用动态分析方法评价不同段内部门绩效的变动以及我国出口贸易整体的绩效变动，据此评价我国产业升级状况。在实证研究基础上，得出了以下结论：

第一，我国整体产业在2000年到2014年间持续升级。从2000年到2014年，我国出口贸易的单位增加值对应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呈下降趋势，这表明，我国出口部门整体的经济效益-环境代价性价比在提升，产业整体在升级。但部门间的标准差和变异系数在2000-2007年期间逐渐减小，而在2007—2014年间则逐渐增大，这表明我国产业整体升级的同时，部门间的绩效差异先缩小后扩大，表现出产业升级的非同步性。两个时段内产业升级的原因有所不同，其中，2000年至2007年期间，我国出口贸易出口额、二氧化碳排放量和增加值都在高速增长，但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和增加值率都在下降，因增加值率下降速度小于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的下降速度，经济效益—环境代价性价比在上升，出口贸易经济绩效在上升，产业在不断升级；
而2007年至2014年间，三者变动趋势出现分化，出口额和增加值仍在增长，且后者增长率高于前者，而二氧化碳排放量却掉头下降。经济效益—环境代价性价比在上升，出口贸易经济绩效在上升，产业在不断升级。

第二，在产业整体升级的同时，我国分部门产业也在持续升级过程中。2000—2007年期间，除农、林、牧、渔业，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品制造业，医药制造业，橡胶和塑料制品业，以及非金属矿物制品业6个部门绩效退化以外，其他18个部门的绩效都在改善。2007—2014年期间，仅金属冶炼、压延及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以及废料和垃圾处理业3个部门的绩效在退化，其他21个部门的绩效都在改善。综合来看，从2000年到2014年，仅有金属冶炼、压延及制造业绩效在退化，其他23个部门绩效都在改善。

第三，在产业整体和部门绩效改善的同时，一些高能耗部门经济效益—环境代价性价比一直相对较低。这些部门有：石油加工与炼焦业，化学原料与化学制品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金属冶炼、压延及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这些部门绩效相对差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这些部门属于能源部门和上游高能耗产业，而我国的能源结构又以石化能源为主；
二是我国以加工制造业产品为主的出口结构。

6.2 政策启示

根据前面的研究结论，得出了以下策启示：

第一，调整优化我国的产业结构和出口贸易结构。长期以来，制造业一直是我国的主要出口部门，制造业对上游部门依赖程度高，引发了更多的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的排放。而现代服务业更多依靠人力资本投入，其轻资产的特点能够大大降低上下游产业链对能源的消耗，从源头上减少排放。因此，制造业向现代服务业的转型既是提高经济效益，又是减少环境代价的产业结构调整方向。

第二，优化能源结构，提高新能源对传统能源的替代比率。我国能源结构以石化能源为主，能源消耗过程中释放出大量的二氧化碳。因此，提高太阳能、风能等清洁能源在能源消结构中的比例，可以有效降低二氧化碳排放强度，能够在满足二氧化碳减排目标的同时，降低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

第三，大力发展碳交易市场，完善碳交易制度，创新碳交易机制。对于高出口部门和高附加值部门，因其经济贡献突出，在减排的同时可能付出较大的经济代价，可通过碳交易等方式在不同部门之间进行环境代价和经济效益之间的综合权衡，在满足减排目标约束的同时，尽可能减少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

第四，综合权衡不同部门的经济效益和环境代价，针对不同性质的部门分类施策。从整体上来看，我国出口贸易结构优化的重点方向应为在尽量保持增加值率不下降或少下降的基础上，尽可能降低出口贸易的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对于农林牧渔业和其他服务业，应在进一步提高增加值率的基础上，降低部门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的增长率；
此外，根据二氧化碳排放份额的大小，应该重点管控高排放部门，如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等部门，鼓励这些部门领域的节能技术创新和推广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