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斯拉夫联邦关于民族问题的失误及启示

孟 威 赵明睿

南斯拉夫联邦(以下简称“南联邦”)作为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解决民族问题的实践中，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但其民族政策存在着重大失误，正是由于这些失误，造成其国内民族分离倾向的滋长，并与其他因素交织在一起，最终导致南联邦的解体。正值南联邦解体三十一年之际，考察并分析其解决民族问题中出现的失误，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政策的发展和完善，以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意义。

马克思主义认为，民族问题是社会总问题的一部分。这一方面说明民族问题不能脱离解决社会总问题的进程单独得到解决，另一方面则说明民族问题对于社会总问题的重要性[1]。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民族问题会出现相应的变化并最终走向消亡。但“民族消亡”与“国家消亡”类似，都是一个长期且反复的过程。在南联邦成立和建设国家的探索中，其领导人忽视了民族问题的长期性与复杂性等特点，认为国内的民族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各民族已经到了走向融合的阶段，从而导致南联邦的民族问题日益严重。

(一)忽视民族问题的长期性

“二战”后，凭借着领导无产阶级游击队与德国法西斯艰苦作战并解放国家的功绩，以铁托为代表的南斯拉夫共产党受到了民众的爱戴和拥护，在其领导之下，各加盟国都面临着经济恢复、增长的大好局面，各民族的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开始了恢复和建设国家的工作。由于面临着与苏联交恶的不利局面，南联邦内部各加盟国各民族同仇敌忾、一致对外。此时南联邦内部各民族向心力较大，分离的倾向较小。应当说，在铁托的权威统治和经济恢复之时，南联邦内部的民族主义缺少生长的土壤，各民族之间的分歧与积怨暂时得到了压制。据此，1953年，南联邦议会将民族院并入联邦院。在南共七大、八大两次会议中，南共联盟的领导人都强调南斯拉夫的民族关系不存在任何问题，民族问题都已得到解决[2]。

(二)漠视民族问题的复杂性

南联邦内部的民族情况要比世界大部分多民族国家复杂得多，素有“巴尔干火药桶”之称。南斯拉夫地区民族众多、关系复杂，且彼此杂居，在南联邦(及其前身南斯拉夫王国)成立以前，从来就没有长期处于一个国家的版图之内。历史上，该地区先后被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奥斯曼帝国等占领；
到了近代，奥匈帝国、沙皇俄国等帝国主义列强在此地彼此争夺、长期渗透，将该地区的各民族划分到了不同的势力范围之内，有的民族还因此存在着较深的积怨。不同的文化圈在此地交汇、碰撞，导致不同民族之间形成了不同的性格与文化，这些都加剧了该地区民族问题的复杂性。

然而，面对着国内各民族间不同的文化差异、经济差距、历史积怨等一时之间难以解决的问题，南共和联邦政府满足于当时取得的成就，不恰当地认为民族问题已获解决，并且还强调“南斯拉夫联邦的财富和美丽就在于它的各族人民的语言、信仰和文化的多样性”[3]。

南联邦在成立后不久，便在国家建设中探索“自治的社会主义”，虽有其成功之处，但却超越了社会发展的阶段，对本国民族问题的复杂性、特殊性与长期性缺乏足够清醒的认识[4]，错误地预估了国内的民族发展情况，认为国内各民族已经步入民族融合的阶段，没有及时遏制和打击形形色色的民族主义活动[5]。对于民族问题的忽视，导致南联邦在制定内外政策时产生错误的判断，从而使政策失去了民意基础，在国家的发展中加剧了民族的分离主义。

在社会主义时期，民族主义表现为大民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其性质应为人民内部矛盾。在南联邦这种由情感不深、互不认同的民族组成的联邦制国家之中，防止大民族主义的泛滥与阻止地方民族主义升级应当是同等重要的，然而南联邦将民族政策重点放在防止“大塞尔维亚主义”的泛滥与扩张上。在忽视民族问题客观存在的情况下，南联邦采取的政治与经济政策，非但没有纠正已经出现的大民族主义倾向，反而加剧了各地方民族主义的蔓延。

(一)过度抑制塞族

“大塞尔维亚主义”是塞尔维亚人在长期反抗异族统治、追求民族解放的过程中形成的，是指塞尔维亚人长期追求建立一个以其为中心的巴尔干大国的民族主义[6]。1878年的柏林会议上，塞尔维亚取得独立地位，脱离奥斯曼帝国的压迫统治，并在这之后的两次巴尔干战争中赢得胜利，领土大幅扩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塞尔维亚军队曾抵挡住奥匈帝国军队的进攻达数月之久，并参加协约国一方取得胜利，“一战”后更是以本国为主体成立了南斯拉夫王国。至此，塞尔维亚族成为巴尔干半岛上炙手可热的民族，“大塞尔维亚主义”开始兴起。

由于“大塞尔维亚主义”的泛滥对巴尔干各民族产生了威胁，引起了其他民族的不满甚至是仇恨，因此抑制这一倾向几乎是当时南联邦内部加强民族团结的一个重要措施，“抑塞则南强”是当时南联邦建国后的指导思想。铁托主政南联邦之时，因其克罗地亚人的身份，对于抑制塞尔维亚族这件事更为在意，甚至到了“矫枉过正”的地步。通过几次修宪，在塞尔维亚设立了享有较大权力的伏伊伏丁那与科索沃两个自治省，并于1965年清洗了塞族身份的兰科维奇，同时撤换了大批塞族干部。在铁托的政策下，“大塞尔维亚主义”遭受了一定程度的遏制和削弱，但也正是由于其以高度压制为主的政策，在抑制大民族主义时，严重伤害了塞尔维亚族的民族感情。这使得在铁托逝世后，“大塞尔维亚主义”迎来了反弹，于1989年米洛舍维奇上台之后再度爆发。

(二)邦联与“平均”

在政治上，联邦制转向邦联制。在建国之初，南联邦选择了“斯大林模式”，实行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但不久之后铁托认为这可能会加剧塞尔维亚的权力地位，助长“大塞尔维亚主义”，因此以苏联南斯拉夫交恶为契机，这一模式逐渐被废弃，转而探索本国的发展道路。“自治”“分权”的提法不断出现，联邦的中央政府权力越来越小，各自治国的权力日益增大，国家逐渐朝向邦联制转化。1974年宪法进一步提高了各自治实体的权力和地位，保留了各加盟国和自治省的退出联邦的权利[7]，这些不可避免地促使各自治国的地方民族主义增长，同时也助长了内部各实体的分裂倾向。

在经济上，抽肥补瘦、以多补少。在一国之内调拨发达地区的部分物质财富来支援相对欠发达地区，这本是统一国家的正常做法，但这却在南联邦埋下了民族不睦的种子。由中央财政强制以发达的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等自治国来援助南部不发达的黑山、波黑等地，与南联邦内各共和国高度的自治本就相矛盾[8]。这些不发达的自治国长期无法做到自给自足，根据1953年的统计，科索沃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为南斯拉夫各地区平均水平的53%，到1957年更下降到全国平均水平的42%[9]。长期实施的“抽肥补瘦”政策引起了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等自治国的不满，不愿再向南部不发达的自治国提供援助，国内统一市场难以形成，富的愈富，经济差异越来越大。无论是援助国还是被援助国，都对此不满意，同时彼此之间加深了隔阂，民族主义中的分离倾向逐渐增强。

对于两种民族主义，南联邦从压制“大塞尔维亚主义”出发，非但没有阻止其发展，反而直接促成了国内各自治国地方民族主义分离倾向的增长。在国家政权不稳或是遭受经济危机之时，这种倾向就会在外力诱使之下演变为分裂运动。

党的领导是指马克思主义政党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领导作用。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任何一项大的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活动，都需要一个领导核心。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在争取自身解放、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伟大使命的过程中，必须有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坚强领导，这是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在南联邦内部两种民族主义明显滋长的情况下，南共的领导力量下降，国家失去了“压舱石”，这刺激了两种民族主义分离倾向的增长，直至最终失控。

(一)党内邦联化

苏联在党的组织结构上，从来就对党内的联邦制倾向持坚决的反对立场。列宁和斯大林始终强调的是无产阶级政党的团结，打破党内的“民族壁垒”，保持统一的党的战斗力。但与苏共不同的是，南共在发展中不断分权，党内组织结构逐渐联邦化，新的南共联盟不再是一个以联盟中央为领导核心、自上而下实施领导的统一组织，而是一个自下而上制定党的政策和决定中央领导机构成员的联邦党，最终甚至演变为邦联化，南共盟中央对各加盟国的党支部控制力大为削弱。

一方面，苏南两国交恶的形势下，铁托放弃“斯大林模式”并选择探索新的建设道路。关于党在国家中作用的看法，铁托认为“把党和党的作用归结为官僚机器，归结为强制性的国家机器的一部分，归结为执行各种强制性措施——这一切都是违背列宁关于党在第一个时期即过渡时期是作为领导者和教育者，而不是强制者的作用的学说。这种死板的观点也曾开始在我国被采用……”。

另一方面，与南斯拉夫内部的“抑塞则南强”思想有关。由于塞尔维亚民族是当时南联邦中人口最多的民族，同时塞尔维亚的首府贝尔格莱德是南联邦中央政府所在地，因此铁托等人担心不断强化党的统一性，会在客观上提高塞尔维亚在联邦中的地位，助长其“大塞尔维亚主义”，因此通过向各自治实体不断放权、妥协，并以此来保持联邦的统一，这彻底削弱了党的组织性、先进性。

(二)实施多党制

铁托是南联邦的终身总统，有着无与伦比的影响力与号召力，他在世时，对于南共盟的联邦化尚且可以利用其威望凝聚人心，但当他去世后，其继任者无人可与之相比。铁托在其“政治遗嘱”中留下了集体领导和执行主席一年轮换制的安排，这加剧了南共盟内部的邦联化倾向，使得南共盟由一个解决问题的政党变成了一个毫无作为的执行委员会，各加盟国和自治省的共产党沦为为本民族谋取利益的工具，党的统一性丧失、民族性上升，随即失去了领导核心地位。

东欧剧变后，南联邦在西方经济援助的诱惑下，放弃了一党专政，转而实行了多党制，这彻底葬送了南斯拉夫。1990年《政治结社法》通过，一年之内南联邦涌现出1000多个政党，南共盟在多个加盟国丢失了执政地位。这些新上台执政的政党多为民粹主义政党，他们煽动本民族的民族主义，大肆攻击南共盟执政时期的失误之处。这些新的政党挑唆民族情绪，煽动民族对立，引导和利用了民族分离情绪，南联邦最终解体。

南联邦在面临严重的国内危机的情况下，失去了南共盟的统一有效的领导，这不仅纵容了各民族的分离倾向膨胀，也使其联邦制国家存在的基础丧失，直接造成各民族主义分离运动肆虐、各加盟国纷纷独立，国家走向了解体。

回顾南联邦在处理民族问题上的失误，重要的是以史为鉴，在实行民族政策和处理民族问题中避免犯下类似的错误。

首先，正确认识民族问题的特点。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各民族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过程中加深了联系、沟通了情谊，彼此间的民族关系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但不应忽视的是，在未来的一段时期内，我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各民族虽然在七十多年的历程中实现了发展，但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之间发展的程度并不相同，尚不具备“民族消亡”理论实现的社会物质条件，同时，各民族在发展之中又会产生新的矛盾与冲突，因此不能忽视民族问题。应坚持将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与中国现实相结合，正确、科学地看待民族问题的长期性与复杂性，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其次，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在民族平等的基础上制定政策，引导和加强民族团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一方面，汉族作为中国的主体民族，在历史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并朝着一体方向的演变过程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而在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中，汉族是重要的组成单元。因此，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中，要正确处理汉族与各少数民族的关系，正确引导其发挥积极作用。另一方面，民族平等指的是各民族在政治地位上一律平等，不仅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要平等，而且少数民族彼此之间要平等，任何一个民族都不能享有超出法律规定之外的特权，避免地方民族主义的滋长。

最后，加强党的领导。作为统一的多民族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国家和平、社会和谐与和睦发展的政治保证。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广大党员干部应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教训再一次说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正确处理民族问题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加强民族团结是一个需要长期努力的重要任务。”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国将迎来重要的发展机遇，也面临着重大挑战。在处理民族问题时需要以南联邦在该问题上的失误为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增强各民族团结，调动他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