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教育现代化：本质、挑战与路径

□ 刘宝存 苟鸣瀚

走自己的路推动国家富强与民族复兴，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发展，是中国人民自近代以来一直追求的奋斗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2022-10-16）。面对“中国式现代化”崭新时代命题，教育需充分发挥基础性、先导性和全局性的重要作用，走出中国式教育现代化新道路。要想走好这条新道路，必须牢牢把握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本质特征，明确中国式教育现代化面临的困难与挑战，厘清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建设路径，以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统一助推中国从教育大国向教育强国迈进。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2022-10-16）。中国式教育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在教育领域的集中体现，其主旨就是要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且最适合中国国情的教育现代化发展新道路。

（一）中国式教育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全面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的教育现代化

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中国共产党对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是推进实现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根本保证。早在革命根据地时期，党就开始兴办人民教育，确立并形成了新民主主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教育方针与教育制度。新中国成立以后，党领导中国人民走过艰难曲折的探索过程，逐步确立了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强调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积极为无产阶级服务。改革开放之后，党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指导下组织各界开展对教育本质的大讨论，多次召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对中国教育发展的战略目标、总体思路和重大政策措施等进行统筹规划。进入21世纪，党继续领导中国人民发展教育，推动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教育踏上新征程。从《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制定到《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的颁布，中国式教育现代化不断向纵深推进，各级各类教育的办学质量和普及水平持续提升，基本形成了公平优质、创新开放、高效法治的教育发展新格局。历史与实践已充分证明，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离不开党坚强有力的领导。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阐述了新时代教育改革和发展的“九个坚持”新理念、新思想，“坚持党对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位列第一位。因此，中国式教育现代化必须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基本理念，使党的领导贯穿办学治校、教书育人全过程，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优势与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为教育优质、高效发展的效能。

（二）中国式教育现代化是既吸收借鉴世界经验又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教育现代化

中国式教育现代化不是闭门造车，而是一个多层次、多向度的全面变革过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2022-10-16）。作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理论基石，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也明确指出，现代化是世界历史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必然趋势，但西方的现代化并不等同于世界的现代化，前者只是后者的一种“阶段性重合”（叶险明,2000）。世界各国实现现代化转型的历史背景不同、实践基础不同，现代化建设所采取的理论方法也各不相同，而我国独特的历史、文化与国情决定了我国教育必须走自己的发展道路。一方面，中国式教育现代化具有世界教育现代化的一些共同特征，在不断的对外交流与合作中吸收借鉴其他国家的教育经验，并立足中国的教育实际进行本土化改造；
另一方面，中国式教育现代化始终根植于中国大地，在教育理念、价值、动力、目标、体系、制度等方面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底色与亮色。概言之，中国式教育现代化蕴含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价值、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文化积淀以及党和人民百年探索的实践力量，是对“西方化就是现代化”一元论、单线论发展逻辑的超越，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教育现代化的途径。

（三）中国式教育现代化是保障全体人民教育权利、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教育现代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习近平,2021）。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宗旨，人民的利益是党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式教育现代化必然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教育现代化，必然要以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建设、共同享有为基本原则，不断做大“蛋糕”、分好“蛋糕”，推动形成人人参与的发展环境和公平合理的分配格局。因此，中国式教育现代化要做到急人民之所急、想人民之所想，着力保障全体中国人民的受教育权利，解决新时代教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教育需求之间的矛盾。在物质生活层面，中国式教育现代化旨在促进个人经济收入的增长，提升个体的受教育程度，增强人民的就业创业能力和致富本领；
促进社会整体财富的积累，提升国家人力资本水平，为畅通社会向上流动通道创造更加普惠公平的支撑条件（马凤岐&谢爱磊,2022）。在精神修养层面，中国式教育现代化旨在促进个体自由全面、充分和谐地发展，使人在文化知识、情感意志、个性创造、审美体验等领域中的潜能得到尽可能的挖掘；
营造积极健康、充满活力、自信自强的社会文化氛围，不断增进人民福祉，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归根结底，中国式教育现代化就是要办人民满意的教育，努力解决人民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以教育进一步夯实共同富裕之基。

（四）中国式教育现代化是公平优质、追求卓越的教育现代化

公平与质量是贯穿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全过程的核心关键词，同时也是中国式教育现代化建设的两大核心支柱。2021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战略任务。中国用“高质量教育体系”这一极具本土特色的政策话语将对教育公平与教育质量的追求统领在一起，反映出新时代中国式教育现代化从外延式发展向内涵式发展转变的时代特质。高质量的教育体系不是某一阶段、某一局部的高质量，而是整体性、系统性的均衡与协调，是公平的高质量和高质量的公平（刘振天等,2021）。中国式教育现代化旨在建立一个面向全体人民，“人人都能上好学”的高质量教育体系；
一个服务终身学习，使所有人的潜力、才能与个性都能得到全面且充分发展的高质量教育体系；
一个制度体系更加先进、结构体系更加合理、育人体系更富质量、治理体系更加完善的高质量教育体系。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只有不断加快教育体系的结构调整，推动形成以提质增效为核心的发展新常态，才能实现更高水平的中国式教育现代化。

（五）中国式教育现代化是开放自信、合作共赢的教育现代化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领域的对外开放日益深入，逐步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国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价值引领，统筹推进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和发展安全两件大事，不断促进中外教育交流与互鉴，推动中国成功走进国际教育舞台的中心位置，为中国实现教育现代化追赶与超越做出了突出的贡献。面对中国式教育现代化这一崭新时代命题，加快和扩大教育对外开放成为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推力。中国式教育现代化是更加开放包容、积极主动、自信自觉的教育现代化，它需要范围更广、路径更宽、基础更实、影响更深、竞争力更强的教育对外开放（徐小洲等,2020）。中国式教育现代化对教育“引进来”的质量和效益具有更高要求，我国需积极吸收借鉴他国先进的教育理念、制度、技术和方法，充分利用国际优质教育资源丰富我国的教育供给，为我国培养更多现代化建设所需的高水平人才。同时，中国式教育现代化需要进一步深化落实教育“走出去”战略，加快打造国际留学中心，鼓励我国高水平教育机构到境外办学，增强我国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的能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理念，加深中外人民的相互理解与认同。

我国在推进中国式教育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仍需要进一步加强核心教育资源的供给，完善适应新发展格局的教育结构体系，提升教育对经济社会的支撑能力，以及优化教育对外开放的整体布局等。

（一）核心教育资源的供给存在不足

人口规模巨大是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特色背景。当前，我国已成功建立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教育体系，巨大的教育体量也决定了我国在财力、物力和人力等方面必须要有相应的投入存量。然而相关研究表明，按照目前的人口发展趋势，教育资源到2035年至少有三分之一是相对过剩的，我国在相当一段时期内都将面对教育资源总量相对过剩与结构性不足并存的矛盾（熊春文&陈辉,2021）。

核心教育资源的供给短缺是造成我国教育资源结构性不足的主要原因之一。具体表现为：

第一，教育经费的投入比例有待提高。2012年，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比例首次达到4%，此后连续10年保持在4%以上，2021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突破4.6万亿元，约占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4.02%（吴月,2022-10-08）。尽管教育已经成为我国财政一般公共预算的第一大支出，但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如何在“后4%时代”稳定保持教育财政资源的宏观增量，完善教育财政经费的保障机制，是中国式教育现代化建设必须考虑的一大难题。

第二，教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仍处在初步探索阶段。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型技术的嵌入正在给教育生态带来全新变革。2021年的统计资料显示，我国搭建无线网络的学校数量超过21万所，86.2%的学校实现了多媒体教学设备的全覆盖，学校统一配备的师生终端数量达3,000万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2022-08-02）。我国各级各类学校已基本具备数字化教学环境，但教育数字化建设重硬件建设、轻资源服务，普遍存在数字教育资源共享程度低、综合配套服务能力不够、对教育教学支持不到位等问题。

第三，师资队伍建设依然存在明显短板。一方面，我国教师资源在总量上与现有的办学规模和人才培养需求不相匹配。2021年我国各级各类学校在校生共有2.91亿人，专任教师数量为1,844.37万人。其中，学前教育阶段生师比约为15.06∶1，小学和初中阶段生师比分别为16.36∶1和12.64∶1，普通高中生师比为12.84∶1，普通本科学校生师比为14.91∶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22）。师资力量的相对不足造成班额偏大、教师负荷偏重等问题，成为制约我国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一个瓶颈。另一方面，我国师资力量在结构上的配置不够合理，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学校之间、学科之间在教育资源上存在较大差距。例如，与东部地区相比，中西部地区教师队伍较为薄弱；
与城镇地区相比，乡村地区教师的供给相对不足；
与普通文化课程相比，音乐、体育、美术等课程存在教师结构性缺编（管培俊,2022）。

（二）教育结构体系的优化调整相对滞后

中国式教育现代化要全力为人民群众提供高质量的教育。当前，我国已基本完成教育体系建构和普及发展的双重任务，各级各类教育实现跨越式发展，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到88.1%，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到95.4%，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达到91.4%，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57.8%（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22）。中国“能上学、有学上”的问题已经得到有效解决，下一步的任务重点将是努力实现“办好学、上好学”。

我国尚没有在各级各类教育之间搭建起相互沟通、顺畅衔接的人才成长立交桥，教育结构体系调整的相对滞后制约着整个教育系统的运行效能。从纵向上看，不同类型的教育内部缺少实质衔接。相比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高等教育特别是研究生教育的普及率较低，只有少数精英人才有机会走到教育金字塔的顶端；
相比普通教育，职业教育内部还没有形成“高中—本科—硕士—博士”整体贯通的分段体系，高水平技能型人才培养链不完整；
相比学前教育和学龄教育，成人教育与继续教育在供给规模、质量等方面仍有较大提升空间。从横向上看，不同类型的教育之间缺少沟通交流，教育结构体系的弹性与活力不足。普通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继续教育以及非正规教育之间没有形成学分互认、学位互认、资格互认的协调机制，缺少层类交错、灵活开放的联通阶梯，难以满足不同学习者的多样化教育需求和终身向学愿望。

（三）教育对经济社会的支撑能力亟须提高

中国式教育现代化建设需准确把握教育事业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深层联系与供需规律，从更加宏观的视角重新审视教育的功能定位与使命任务，使教育与经济相互促进、协调发展。近年来，我国教育支撑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持续提升，但依旧面临诸多挑战。

第一，我国人力资本的总体存量相对不足。2020年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受教育年限平均为10.9年，其中受过高中及以上程度教育的人口占比约为43.8%，难以满足社会经济发展对高技能劳动力的大量需求（国家统计局,2022）。同时，在我国总体劳动力中高层次人才占比偏低，研究生总体规模为1,077万人，全职科技研发人员在每百万人口中仅有1,307.1人，难以为“卡脖子”领域中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提供充足的人才支撑（赵红霞&朱惠,2021）。

第二，我国人力资本开发面临供给滞后与特色不足的双重挑战。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对劳动者能力结构和能力水平提出了新要求，但我国尚未构建起完整的职业教育体系架构及其制度标准，许多针对特定群体的技能培训项目存在设计重复、经费来源不稳定、延续性差等问题（瞿连贵&邵建东,2022）。同时，我国部分院校过度追求学科布局的面面俱到，竞相设置热门学科专业，造成“千校一面”的同质化现象，难以发挥推动区域特色发展的引擎作用。

第三，我国高等院校综合创新能力不强。高等院校协同创新的内生动力不足，组织对接不畅，联动模式单一，科技创新成果转化率整体偏低。据统计，2021年我国高校有效专利实施率为10.8%，远低于全国61.1%的平均水平；
高校发明专利产业化率仅为3.0%，同样远低于全国35.4%的平均水平（国家知识产权局,2022）。

（四）教育对外开放的整体布局有待完善

中国式教育现代化需坚持教育对外开放不动摇，以开放合作的多边主义应对孤立狭隘的单边主义。但是，面对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相互交叠、全球化与逆全球化并存的新形势，我国教育对外开放尚未做好适时调整的准备，教育对外开放整体布局仍有待进一步完善。

一方面，中国教育对外开放正处于提质增效的关键期，教育“引进来”的质量和效益亟待提高。例如，我国在“十三五”期间积极通过中外合作办学引进国外优质教育资源，利用国内外资源为我国培养人才。截至2020年年底，我国中外合作办学已形成一定规模，合作机构和项目数量达到2,332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20）。但是，中外合作办学的层次和质量仍比较低，研究生教育阶段的合作机构和项目占比仅为20.8%，在形成合作关系的境外大学中仅有30余所排名在世界前200名之内（潘奇,2020）。同时，教育资源引进的来源较为单一，外方合作者以美国、英国等传统教育输出国为主，与发展中国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办学相对较少。

另一方面，中国教育对外开放担负着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的新使命，教育“走出去”的步伐亟待加快。例如，新时代以来中国积极加强与国际组织的教育合作，逐步从全球教育治理的局外人转变为局内人，国际影响力与话语权得到有效提升。但是，我国在世界几个主要国际组织中的职员代表数量明显偏少，尤其缺少中高级别专员，与我国世界大国的身份不相匹配。2021年，我国在联合国系统中的国际职员人数为1,471名，仅占其总数的1.2%（United Nations,2021）。此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专门机构明确将中国列为机构中“代表性不足”的会员国，鼓励中国公民申请机构职位（桂天晗等,2022）。

在“十四五”乃至未来更长一段时期内，中国式教育现代化应坚持统筹推进与重点突破相结合，以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大局为使命驱动，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以全体中国人民共建共享为宗旨要领，注重面向人人办教育；
以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为关键着力点，促进教育内涵式发展；
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价值导向，加快和扩大教育对外开放；
以推动多元主体协同共治为支撑保障，推动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体而言，中国式教育现代化需重点关注和做好以下五个方面的改革建设。

（一）发展世界水平、中国特色的优质教育

当前，我国教育已从数量扩张走向内涵发展，提质增效成为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一大核心要求。我国要实现从教育大国到教育强国的转变，必须坚持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为中国式现代化培养具有爱国主义情怀和坚定理想信念、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在此基础上，中国式教育现代化还需从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层面入手，大力发展世界水平、中国特色的优质教育。

在微观层面，树立多维的教育质量观，紧跟时代发展特点优化调整学校育人的各个环节。新时代的教育改革应重视核心素养的引领作用，在培养目标上要根据不同层次、不同类型教育的特点与定位，有针对性地制定人才培养规格标准；
在课程建设上要超越知识本位和学科本位，不断以学生为中心优化内容设计，持续完善教材的编写、修订、审查、选用和退出机制；
在课堂教学上要综合运用参与式教学、探究式教学、合作式教学和实践式教学等多种方法，在系统传授知识的同时注重培育学生的终身学习、批判思考、问题解决、创新创业和可持续发展等能力。

在中观层面，创新人才培养方式，推动各级各类教育分层分类发展。在义务教育阶段应坚持减轻学生的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广泛开展审美教育、劳动教育、法治教育和生态文明教育等；
在高中教育阶段应强化普通高中多样化、有特色发展的“校本”意识，根据学校特有的资源、优势、问题、需求制定和调整办学实践（武秀霞,2019）；
在高等教育阶段应提升高等院校的自主办学能力，着力打通科教融合、产教融合的纵深渠道，延伸教学、科研、培训、实习的师资链与人才链，促进学生职业需求与岗位供给的匹配衔接。此外，还应高度重视将家庭、企业、社区等社会力量引入学校之中，构建“政产学研用”协同育人新格局。

在宏观层面，瞄准我国重大战略部署，构建适应国家发展需求的教育结构体系与布局体系。我国教育改革需优先发展面向现代农业、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等迫切需要的高等院校，积极推动重点区域的院校集群建设，培养更多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国际化人才。同时，我国需基于国际产业分工对人才需求的变化逐步提升高层次人才培养的比重，加快落实高等教育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和新文科建设，努力解决“卡脖子”“卡脑子”关键领域的创新人才短缺问题。

（二）推进教育资源的公平配置

教育公平是教育普及的延伸与升华，教育普及强调的是量变，而教育公平则更加侧重于质变（宋乃庆等,2021）。中国式教育现代化要加快强弱项、补短板，通过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促进教育公平，使所有人都能获得优质的受教育机会，实现“幼有所育、学有所教”的美好愿景。当前阶段，我国需重点解决如何促进教育优质均衡发展以及如何为弱势群体提供充分的教育支持两个问题。

在促进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方面，一是持续做大教育存量，多渠道扩充学前教育资源供给，深入推进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全面普及高中阶段教育，提升高等教育普及程度，加快构建和完善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高质量教育体系；
二是科学规划学校布局，根据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城乡空间布局结构以及学龄人口流动趋势等要素，同时充分考虑人民群众的实际教育诉求，对学校的位置、数量和规模等进行合理的配置调整；
三是着力优化东、中、西部以及市、县、乡等区域间教育资源的配置方式，使核心教育资源更多地向农村、边远、贫困、民族等薄弱地区和薄弱学校倾斜，缩小区域间、城乡间、学校间的办学条件和办学水平差距（王嘉毅,2022）。

在为弱势群体提供教育支持方面，一是推进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保证随迁子女、留守儿童等弱势群体平等享有普惠性和补偿性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从政策倾斜、物质保障和精神支持等层面给予弱势群体更多的关怀与帮助；
二是健全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体系，不断完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精准化追踪与认定机制，优化完善国家助学贷款政策、奖助学金政策以及由个人、社会捐赠的奖助学金评选机制，坚持把教育作为脱贫致富的根本之策，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以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
三是推进特殊教育事业同步发展，加快特殊教育领域的专项立法，积极推动特殊教育向义务教育两端延伸，大力普及学前特殊教育，有针对性地通过职业教育提高残障学生的就业能力与社会适应能力，加快高等特殊教育发展，因地制宜、分类规划，深层次探索我国实施融合教育的体制机制（丁勇,2017）。

（三）加强教师队伍专业化建设

教育的质量不可能超越其教师的质量，教师队伍是推动教育发展最重要的杠杆。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对教师队伍建设提出新的更高要求，要坚持把教师队伍建设作为基础性工作，建设一支宏大的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张烁,2018-09-11）。新时代我国推动教育发展的改革，必须全面加强教师队伍专业化建设，为中国式教育现代化提供充分的人力资源保障。

第一，将师风师德建设放在首位，不断强化广大教师的思想政治素养。一是引导教师以德立身、以德立学，将教书育人和自我修养有机结合在一起，坚定教师的理想信念与使命担当，增强教师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和看齐意识；
二是加强对教师思想政治素养与日常教学行为的监察监督，建立教师个人记录档案，推行师德考核负面清单制度（张庆守,2021）；
三是健全师德建设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基于《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和新时代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完善师德奖励制度与失范惩戒制度，以零容忍态度正风肃纪。

第二，着力破解教师专业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释放教师工作活力。一是健全教师资格制度，提升教师准入门槛，有计划地逐步提高幼儿园、中小学教育阶段的教师入职学历标准，严把高校教师选聘入口关；
二是优化教师职前教育、岗前培训与职后发展连续动态机制，细化教师工作标准，有序推进教师交流轮岗与学习共同体建设；
三是推进教师职称制度改革，畅通教师职业发展通道，适当提升中小学教育阶段中级、高级教师的岗位比例，允许高校按岗招聘，自主进行职称评审（王定华,2018）；
四是深化教师考核评价制度改革，针对中小学、职业院校和普通高校的教师群体建立分类评价标准，进一步完善教师正向激励机制和职业退出机制。

第三，提高教师的地位和待遇，弘扬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新时代建设高素质、专业化的教师队伍，应从政策制度层面保障教师的基本工资待遇，努力提高教师的政治地位、社会地位、职业地位，让广大教师享有应有的社会声誉，吸引更多优秀人才选择教师职业。同时，学校、家庭、社会要协力营造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加大对“时代楷模”“最美教师”等的宣传力度，共同维护教师的职业尊严与合法权益，让广大教师能够安心从教、热心从教。

（四）加快教育数字化转型升级

近年来，以互联网为基础的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以及物联网等新兴技术给教育生态带来了全要素、全流程和全方位的变革，同时也为解决教育发展中的重点、难点问题开辟了新路径。我国于2021年发布的《“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明确提出，要加快推动文化教育等领域公共服务资源数字化供给和网络化服务（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2021）。因此，新时代我国应加快教育的数字化转型升级，以教育数字化支撑并引领中国式教育现代化。

第一，树立数字化时代的新教育观念，落实教育数字化转型升级的政策保障与物质保障。一方面，我国应及时出台专门的规划文件，确保教育数字化建设的经费供给、人才供给和技术供给，确立教育数字化相关市场的运行规范，统筹推进数字化教育资源的开发利用、组织管理和安全保障等，构建更为智能、绿色、开放、高效的教育数字化应用体系；
另一方面，我国应继续推进“宽带网络校校通”“优质资源班班通”“网络学习空间人人通”，并在此基础上深入推动教育网络新基建、平台新基建、资源新基建、校园新基建、应用新基建和安全新基建，使智能数字校园建设覆盖各级各类学校，构建更为完善的教育数字化基础环境。

第二，促进数字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探索新型教育教学方式。一是转变原有标准，分类设计教师和学生的数字素养能力框架，促进教师适应技术变革重塑角色，培育学生在数字社会中生存、竞争和可持续发展的相关能力；
二是鼓励学校、科研机构和社会企业等针对师生的多样化需求开发数字资源，为教育教学提供优质课件和学习辅助材料；
三是依托人工智能、大数据、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等新兴技术变革课堂教学模式，通过体验式、沉浸式学习提升教学效果；
四是转变学生学业评估方式，利用数字技术强化过程性评价、发展性评价和自适应评价，赋能学生的个性化发展。

第三，创新教育服务供给方式，完善数字教育资源共建共享机制。一是大力支持学校和企业协同开发在线学习教育平台，鼓励各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数字教育资源建设，研发形态丰富、有特色的教育数字产品；
二是加快建立和完善国家教育信息服务系统，强化教育领域的信息采集、分析和监管能力，形成覆盖全民、伴随终身，与学籍信息和学分银行等形成有效衔接的个人电子学习档案（桑锦龙,2021）；
三是建立科学完善的教育管理公共服务一体化平台，推进教育管理精准化、效率化，同时主动面向社会公开教育政务和教育信息资源，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监督与治理。

（五）打造教育交流合作新局面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突出，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贫富分化日益严重，地区热点问题此起彼伏，恐怖主义、网络安全、重大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人类面临许多共同挑战。”（习近平,2017）对此，中国式教育现代化要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价值导向，坚持扩大教育对外开放，加快构建教育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

第一，优化教育交流合作国别与区域布局。我国应进一步深化与发达国家的教育合作交流，扩大与发展中国家的教育合作交流，有针对性地与教育交流合作相对薄弱的国家和区域开展教育政策对话与沟通，扎实推进“一带一路”教育共同体建设，构建国际组织深度协作网络。同时，我国应积极拓展中外人文交流的内容与形式，推进中外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建设，搭建更多政府间教育磋商、院校间务实合作、师生间友好往来的合作平台。

第二，拓宽优质教育资源引进“快车道”。我国应加快完善中外合作办学的准入和退出机制，按照国家发展战略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将高水平中外合作办学纳入教育现代化区域创新试验规划，支持建设一批高水平示范性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此外，高等院校要牢牢把握国家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的重大契机，在全球范围内实施优秀人才引进计划，瞄准一流大学、一流研究机构、一流学科引进一批学科领军人才和杰出学者，打造全球英才聚集地。

第三，提升出国留学效益与来华留学教育质量。我国要充分发挥政府奖学金的引导和辐射作用，利用国际优质教育资源培养国家急需的高层次人才，同时提升对自费留学生的管理水平，健全留学生归国就业创业优惠政策；
推动实施“留学中国”计划，打造来华留学重点项目和精品工程，构建和完善来华留学的质量保障体系与社会化专业服务体系，努力将我国建设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的全球教育高地。

第四，积极参加全球教育治理。我国应加强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银行等政府间国际组织的合作，积极推进与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合作，支持创设新的国际组织，深度参与和引领国际教育规则与标准的研究制定；
创新全球教育治理人才的培养、培训、选拔、任用、管理和评价模式与机制，有计划地推荐优秀人才赴国际组织任职服务；
依托国家战略合作网络扩大教育对外援助的覆盖范围，优化教育援助管理体制，提升教育援助效益，推动形成平等互利、共享共赢的新型伙伴关系；
促进我国教育发展成果与经验的对外传播，主动为解决世界性教育问题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刘宝存&胡昳昀,2021）。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作为全面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先手棋，中国式教育现代化并非指向一种固定的模式，它始终是一个与时俱进、动态演变的“未完成方案”，始终是一个不断探索、不断调整的求善过程。立足我国国情，中国式教育现代化建设最为根本的任务就是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断强化国家教育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本色，构筑中国特色的教育现代化发展道路。在此基础上，中国式教育现代化建设需将改革创新作为核心动力，重点处理好整体与局部、公平与质量、传统与现代、国内与国际之间的关系，着力克服“见木不见林”“见物不见人”的倾向，更加聚焦教育理念、教育内容、教育技术和教育制度的现代化，并最终通过教育的现代化促进和实现人自身的现代化。面对新时代、新形势，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必须不断进行反思总结和经验提炼，只有坚持扎根中国大地，贯彻落实以人为本的思想，持续深化教育领域的综合性体制机制改革，才能有效回应中国式教育现代化这一时代命题，助力推动我国成为学习大国、人力资源强国和人才强国，为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