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文学到后人文学：当代中国文论的精神价值拓展*

时胜勋

当代中国文论是中国近现代文论发展转型的新阶段，它已经走过了70多年的历史，对其总结和反思学界也多有开展。其中，学科史思路侧重学科构建与完善，学术史思路侧重知识增长与转型，思潮（流派）史思路侧重思潮演进与嬗变，观念史（关键词）思路侧重观念生成与更新，除此之外，还有一条思路一直潜行，却较少关注，这就是精神史，侧重文学与文论研究的人文关切与价值诉求，与前面有所交叉，但又表现出了独特的精神气质，这就是当代中国文论的人文学向度。

近年来，中国文论学界关于后人类（post-human）、后人文主义（post-humanism）的讨论甚是火热，似乎到了言必称后人类、后人文主义的局面，好像人文学都要终结了。实际上，人文学的确也是危机重重。①万俊人：《人文学及其“现代性”命运》，《东南学术》2003年第5期。人文学本身处于悖论之中：人类既需要人文学，而它似乎又难以胜任这种需要。在历史上，人文学始终被寄予厚望，以调节社会发展的各种失序、失衡、失范。可以说，有了人文学未必解决问题，但没有了人文学却会出大问题，这意味着预警（反思）与缓冲机制的缺位或丧失。因此，今天的人文学也并不会因后人类、后人文主义的来临而终结，而是要勇敢地面对它的新挑战。

后人类、后人文主义是西方学术思潮，以反思人类中心主义为主旨，广泛涉及自然、高科技、动物等话题，拓展了当代中国文论的眼界。学界对此讨论甚多，而学界较少关注的是post-humanities，通行译法为“后人文科学”（另译“后人文学科”）。所谓“后人文科学”，是指“继承人文主义之后的人文科学遗产的各种方法，进行非人类中心论或反人类中心论方面的研究”①爱娃·多曼斯卡：《历史学的未来：后人文主义的挑战》，张作成译，《北方论丛》2011年第3期。。后人文科学与后人类、后人文主义属于同一学科域，是指一种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学术研究，包含了对后人类、后人文主义的研究。后人文科学重点在于反思和批判人类中心主义，其研究的对象不再局限于人本身，但并非排除了人。就此而言，后人文科学仍然是人文科学。

这里需要辨析的是，人文学与人文学科不同，特别是在中国语境中，人文学有着特殊的意义，它代表着一种自觉的价值态度与话语实践。人文学科是现代大学建制的结果，在现代之前，学科建制并不突出，人文学则强调一种思想运作与价值实践，代表着一种精神气质，自古以来就有这样的人文学，比如先秦诸子思想与古希腊哲学等。关于人文学的内涵与特征，不少学者做了探讨。尤西林认为，“人文学科是以主体性的人自身为内在目的的教化活动”。②尤西林：《人文科学与人文知识分子》，《人文杂志》1994年第6期。尽管尤西林并未明确讨论人文学，但已经触及人文学了。黄克剑认为，“人文学的慧眼在于人生‘态度’的觉解，而人文学的底蕴则在于人生之终极意义的体认”。③黄克剑：《什么是人文学》，《东南学术》2007年第2期。陈平原认为，“所谓‘人文学’，必须是学问中有‘人’，学问中有‘文’，学问中有‘精神’、有‘趣味’”。④陈平原：《当代中国人文学之“内外兼修”》，《学术月刊》2007年第11期。胡伟希认为，人文学“以探究人的超越精神性存在为依归，在研究宗旨上与通常的‘人文科学’研究区分开来”。⑤胡伟希：《论人文学作为“精神科学”——兼论中国人文精神教化之学的特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在这些看法中，胡伟希的看法最独特，他明确区分了人文学与人文学科，而前述学者的讨论实际上也多指向人文学，而非通常意义上的人文学科。他们对人文学的终极性、精神性、人生性、价值性等的强调，都指明了人文学的精神底蕴。这说明人文学有着很强的精神指向，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人文学就是人文精神（humanistic spirit）。⑥本文讨论的人文学较为宽泛，指对人文学有一定的自觉，包括但不限于人文精神，以体现其灵活性和包容性。当然，也不限于此。

与上述辨析相关，后人文学与所谓的后人文科学也不同。后人文学在学界是新提法。不过，与之相似的提法是有的，比如“新人文主义”。罗荣渠认为，21世纪的美学应该去抵制“千篇一律的粗俗不堪的现代商业文化与刺激性的感官文化”，抵制“现代化进程对人类数千年文明造成的破坏性影响”，进而“在全球性的文化融合中重建新人文主义与新美学”。⑦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444页。正是由于人类社会遭遇的商业化、现代化的挑战，才有学者呼唤一种新型人文学。罗荣渠提到的这种面向未来的新人文主义是与后人文学相通的。后人文学更加凸显了后学这一时代特征，是受到后人类思潮影响但不限于后人类影响的人文学，是后学语境下的人文学，简称后人文学。

后人文学与人文学既有联系也有区别：首先，后人文学的精神源自人文学，继续保持对精神、意义、价值的追问；
其二，后人文学的主题与思维方法较人文学有所拓展，特别是后学话题与方法，这是人文学面对新的历史语境的发展。从实质而言，后人文学、人文学都归属于广义人文学。为了凸显这一广义人文学的时代特色，也可称为后人文学。作为特指的后人文学就是有明确后学指向的后人文学（主要是后人类的人文学），而作为泛指的后人文学就是广义的人文学。本文在这两个方面都有使用，并最终指向广义人文学。这一广义人文学是将传统的古典人文学、现代人文学、后人文学以及未来人文学结合起来。

正是在此意义上，本文重点不是讨论作为西方文论新潮的后人类、后人文主义话题或后人文科学，也不是宽泛地讨论一般性的人文学，而是从广义人文学的角度讨论当代中国文论的人文价值实践，考察其在从人文学到后人文学的范式转型中对当代中国文论发展所发挥的积极意义。

实际上，当代中国人文学文论或者当代中国文论的人文诉求是当代中国文论自身内在精神的自然体现，积极推动着当代中国文论的发展，也为如樊星、陈雪虎、刘锋杰、李春青等学者所关注，不过始终未形成独立的论题，学理性探讨也不甚集中，此外，不少学者都是围绕“文学是人学”展开，反复纠缠于“人学”本身，①对于“文学是人学”，争议最大的就是对人学的理解（“主体性说”“人性说”“生存说”“人生说”“生命说”等）以及文学与人学关系的定位，论题的中心始终是“文学是不是人学”。在论题深化与提升上还有一定空间。这里在吸收学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积极回应时代挑战，更加明确地对当代中国人文学文论进行尝试性探讨，以就教于方家。

在国内学科体制中，对当代中国文论的定位是文艺学学科，之上则是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然而，在全球多学科对话时代，这一学科设置并不能很好地参与学术对话，②多数处于中文系对英文系或者中文系对东亚系，前者受制于英语中心论，后者受制于东方主义，都导致中国文论处于不平等的对话状态。当代中国文论必须寻找一个更妥当的学科平台，以求同存异，这就是人文学。那么，作为人文学的当代中国文论如何可能？结合人文学历史和现实以及当代中国文论，主要有以下四个维度。

第一，人文价值关切。这是人文学科的根本和灵魂。前面曾区分过人文学与人文学科，如果说人文学科是“表”，那么人文学就是“里”。“表”“里”不能割裂，理想状态是“表里如一”。但如今的人文学科日益偏离了人文学的宗旨，因此非常有必要强化人文价值关切，尽管这一价值关切的表现也很可能是人文学科。为便于理解，本文在讨论精神、价值与意义追问的时候，才将人文学、人文学科看作同等概念，不作严格区分，但是在讨论学科问题的时候，则明确加以区分。人文学关切的对象是人文现象，方法是重视阐释、解释，是价值关切的学问，始终追问意义。人文学关切的是人文现象，文学是最为突出的人文现象。作为人文现象的文学，体现在对人的生存、发展、提升的关切上，并加以艺术化、审美化的表现和揭示。这里有两点值得重视，一是对人的关切，二是艺术性地关切人。就第一点而言，尽管任何一部作品并不涉及全部的人，但总体的文学就是关切总体的人，而人又是一切社会关系以及与自然关系的总和，所以“文学是人学”是文学的前提。就第二点而言，文学对人的关切是以艺术的形式实现的，不是理论化、概念化的，也就是要莎士比亚化，而不要席勒化。因此，作为人文现象的文学，是艺术性地关切人的价值，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现实性和理想性的结合。作为人文学的文论，它必须有自觉而强烈的人文学意识，关切作为人文现象的文学，使用人文方法，有浓厚的价值关切，这就是人文学文论。

其二，多学科对话。这既是人文学的历史遗产，也是人文学的当代趋势。文学本身就涉及多学科，并且与时俱进，因此，对文学的研究自然也是多学科的。当代中国文论作为人文学必然是多学科的。这里要说明的是，用单一学科进行文学研究并非不是人文学文论，而是说，从人文学的总体而言，多学科方法是必须的，不能过分单一化，因为只有从多学科出发，才能对文学这一复杂人文现象有更深入全面的把握。更进一步而言，人文学的多学科也鼓励和提倡不同方法的文论家乃至与文学研究相关的人文学科、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研究者之间展开对话，增进对文学的丰富性的理解，而不要囿于一隅，过分专业化。比如文学史和思想史，属于人文学下的不同学科，它们是“平行－交叉”的关系，体现了人文学内部相生共荣的和谐发展态势。③张宝明：《人文学：文学史与思想史关系的再诠释》，《文学评论》2008年第2期。

其三，汉语（或中文）自主意识。语言是人文学的重要方面。对某一语言文学的研究就构成民族语言文论。汉语不仅有人文学内容，④申小龙：《汉语人文精神论》，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0年。汉语文论也有人文学内容。当代中国文论是以现代汉语为主（其他少数民族语言文论也发挥着重要作用）的文学思考，是汉语文论（诗学、美学）的当代新形态。⑤张玉能：《中国当代文论不应该说古代汉语》，《长江文艺评论》2018年第4期。包括汉语文论在内的汉语思想是有效提升汉语地位的重要途径。当代中国文论如果有独到的人文思想，这必然能提升汉语学术思想的国际地位。这里有两点值得说明，一是汉译文论，二是跨语际文论。就前者而言，汉译文论大大扩展和充实了汉语文论。问题在于，进口翻译（汉译）与出口翻译（外译）的“逆差”问题非常突出，导致当代中国文论话语权的旁落。尽管有学者提出，可以用英语在国外发表论文，或者把中国文论翻译到国外，来提升中国文论的国际地位，这很有必要，但不是根本。面向现实问题的汉语文论的思想原创才是根本。就后者而言，跨语际文论是积极吸收其他语言文论的精华，融汇到本民族语言的文论思考之中，并非闭门造车。西方文论是立足西语文学与文化经验的理论思考，在入思基础、内容、方法、体系上，都与汉语文学与文化经验并不完全一致，不可急功近利、不加辨析地拿来就用，否则就成为照搬的、夹生的汉语文论。①冯黎明：《全球化语境下当代汉语文论的两难处境》，《文艺研究》2005年第7期。不是说一切汉语写就的文论都是汉语文论。在进行不同语种的文论的对接（翻译）、②徐亮：《representation中译名之争与当代汉语文论》，《中国美学研究》2018年第2期。对话中，汉语文论要保持较高程度的自主性、主动性与创造性。无论是汉译文论或外译文论，还是跨语际文论，关键在于当代中国文论要有汉语（话语）创新文论的自觉意识，将自身的汉语思想水平提高到人类思想水平的高度，向世界贡献汉语学界关于文学的真知灼见和思想大家。

其四，主体身份自觉。人文学是研究人的，作为人文学的当代中国文论既要关切作家、文学家、读者，也要关切研究者自身，给予研究者人文关怀。③宋剑华：《现代文学研究需要人文关怀》，《社会科学辑刊》2004年第6期。文学理论的生成离不开文论家，而对文论家的研究也是文学理论的重要方面。如果没有比较突出的文论家研究的自觉意识，学科建设、知识创新、话语实践是很难落实的。主体身份自觉体现了当代中国文论的反思性、批判性、创造性、个性与使命感。文论研究是人文学，而文论研究者也是具有人文意识的研究者，不是只关注纯粹知识的增长，还要关注思想、价值和文化问题。当代中国文论既要反思作为人文学的文学理论，也反思作为人文学者的文论家。这是一种双重反思。如果一个从事人文学研究的学者不能对自己的工作（经验得失）进行一番人文学的反思，寻找其意义和价值，我们就不是在从事人文学，也不是人文学者。文论家应该有多重的主体身份，不仅限于研究者，还可以是师者、学者、思想者、知识分子、文化传承者等。④时胜勋：《文学研究：学术生态与职业精神》，《社会科学》2010年第7期。因此，文论之上的人文之思并非远离文论，而是文论的前提与归宿，能够使得文论有更强的自觉性和主动性，从而确立新时代文论研究的职业尊严与思想使命。

上面简要描述了作为人文学的文论何以可能的四重规定性，但还是过于抽象了。讨论一个抽象的人文学文论只具有认识论的意义，但并不具备充分的现实意义，这里结合当代中国文论若干案例进行分析，在提炼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增进人文学文论的自觉意识。

在当代中国文论中，具有人文学意味的文论是存在的，这是对近现代中国文论人文学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在近现代时期，大约有三支具有人文学意味的文论：一是人道主义与启蒙主义文论，属于现代性的人文学文论，源自西方资产阶级思想运动；
二是马克思主义文论，在部分内容上与人道主义、启蒙主义文论相通，但又是人道主义、启蒙主义的新发展，⑤汝信：《人道主义就是修正主义？》，《人民日报》1980年8月15日，第5版。体现了新的思想范式；
三是文化文论，以儒道为思想框架，既重视文以载道的政治文化关切，又强调自我安顿（言志、缘情等），体现了人文学文论的民族特性。这三支文论构成了当代中国人文学文论的最为突出的三大遗产。进入当代，特别是新时期以来，人文学文论也在不断向前推进，内涵和格局也越来越丰富多元。

最突出的是马克思主义文论。马克思主义文论分为政治层面和学术层面，前者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与建设中形成的文论，后者则是一种立足学术的思考。两个层面并不相互隔绝，但前者的影响更大。政治性马克思主义文论又分政策化文论（文艺政策）与行政化文论两个方面。政策化文论具有实践的指导性，而行政化文论多是实际执行政策时表现出的文论倾向，二者有时是矛盾的，行政化的文论未必真正贯彻落实了政策化文论，甚至是对政策化文论的逆反，其结果就是限制了学术性文论的多方面价值的探讨。到了新时期，“左”倾教条化的文论受到反思和批判，人文学传统逐步得到恢复。更具有建设性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吸纳了大量的人文学文论的内容。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文论继承并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文学内涵，比如“人民中心论”的创作导向、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真善美的价值追求、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相结合的文艺批评观等，马克思主义文论也进入人文学发展的新阶段。①吕文明：《从“人民性”到“以人民为中心”：两次文艺座谈会讲话的核心论题》，《山东社会科学》2021年第11期。

其二是审美与本体的人文学文论。这一支人文学文论一度受到抑制。到了新时期，伴随着马克思主义文论人文学维度的恢复，以审美、本体为核心的人文学文论也迅猛发展。在20世纪80年代，人文学文论主要体现为对审美（感性、直觉、体验、非理性等）的张扬。审美文论体现了对文学审美价值的关切，以审美来抚慰人心，发挥作家主动性，培养读者的审美趣味，提升审美综合素质，这是人的全面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与审美相关的本体论也是文学研究的重要话题，它主要围绕的关键词是形式（主要是艺术形式）。形式与内容是一对矛盾，形式长期以来受到内容的制约，但形式又不能脱离内容，这就迫使文论界思考形式到底在文学本体论中占据何种位置。一个折中的思路是强化形象（思维），②李泽厚：《形象思维再续谈》，《文学评论》1980年第3期。就是说文学以形象化的方式来反映现实、揭示价值，不是理性的、概念的、说教的，这是作为人文艺术的文学的独特方面。近期，学界又积极拓展了意象（美学），对文学艺术本体的认识不断深化。③叶朗：《美在意象——美学基本原理提要》，《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对文学本体进行人文学研究是强调文学这一人文学形式自身的独特性，比如有学者讨论了作为“人文学文本”的文学文本偏重“提喻”（synecdoche），与历史学、哲学等其他人文学文本有差异。④胡伟希：《文体、风格、话语与“喻”——论人文学文本的构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这样的讨论无疑会增进对作为人文学的文学本体特色的理解。

其三是偏重思想的启蒙主义文论。与审美、本体的人文学文论相伴随。启蒙主义文论也是西方人道主义思想在文论中的发展，在20世纪前期发挥了重要的社会作用，并且与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关系密切。启蒙主义的人文学文论特别关注文学的主体性、思想性和教育性，在20世纪80年代盛极一时。不过，随着社会的发展，启蒙主义遇到了新的问题，一方面，启蒙主义被祛魅，普通人增进对自身的关注，增强了自主性，由被别人启蒙变为自我启蒙；
另一方面，启蒙主义本身理想化的价值诉求有可能被相对化、稀释化，甚至降解化。启蒙主义主体的自主化是优势，但启蒙主义的宏大叙事让位于小叙事，必然意味着启蒙自身的碎片化。启蒙主义在众声喧哗中走向平面化、零散化，日益受到消费、市场等的干扰和冲击，甚至委身其中，也就走向了瓦解。⑤许纪霖、罗岗等：《启蒙的自我瓦解：1990年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界重大论争研究》，长春：吉林出版集团责任公司2007年。在此情况下，迎接挑战，激发新启蒙、后启蒙精神，发挥个性潜力，始终坚持文论的人文学维度，是启蒙主义文论的时代选择。启蒙主义文论并未消失，它仍然肩负着“从人的现实生活出发，抱以同情之心，以特有的理论方式使文学生活中的人达到理性的普遍启蒙”的重任。⑥李鸿祥：《人学：中国文论的选择》，《文艺理论研究》1999年第5期。

其四是在回应市场经济转型所导致的各类问题时而出现的彰显精神维度的人文学文论。在官方主流是建设性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强调要兼顾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等，而在学术界主要以人文精神讨论为代表。人文精神讨论有着浓厚的启蒙主义文论色彩，⑦樊星：《当代文论与人文精神——80年代以来文论中的人文主义思潮论纲》，《当代作家评论》1995年第1期。因其具有突出的事件性而且将人文作为关键词，这里特别加以说明。人文精神讨论大体分为两个相互联系又有所区别的侧面，即思想文化与文论。这两个侧面并非是隔绝的，只是有所侧重，思想文化层面主要是批评家，文论层面讨论文学问题比较多，主要是理论家。思想文化侧面是借助文学讨论文化问题，主要是以王晓明等为代表。人文精神讨论是有明确针对性的，即人文学在市场经济浪潮的冲击下衰微了，某些知识分子找不到自己切入现实的方式。后来有学者也指出这一争论实际上意味着精神与物质（世俗精神）的分裂。①陶东风、和磊：《当代中国文艺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第558—571页。文论侧面主要是以钱中文、童庆炳等为代表。童庆炳探讨了文学发挥“精神之鼎”的作用。“精神之鼎”包含民主精神、人文主义和诗意关怀三个方面。②童庆炳：《精神之鼎与文学的当代任务》，《文艺争鸣》1995年第5期。如果说童庆炳重视审美，那么钱中文则重视理性。

1995年，钱中文提出要建立“新的人文精神”，探讨“新理性精神”。③钱中文：《文学艺术价值、精神的重建——新理性精神》，《文学评论》1995年第5期。“新理性精神”“新的人文精神”基本上仍属于现代性范畴，强调对话、交往，并且自觉与西方的后现代性拉开距离，是中国理性主义文论的重要建构，有积极的意义。

最后，现代时期就有所发展的文化文论也并未缺席。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传统文论（文学批评史）朝学科化发展，这是比照了西方的文学批评观念。中国传统文论在以下几个方面矛盾重重，一是传统文学观与现代纯文学观的矛盾，二是科学化的整理与传统文论自身的思维特性（诗文评）的矛盾，三是传统文论与当代文论的矛盾。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上述三大矛盾都有了新的变化：一是反思纯文学观对传统文学观的冲击，杂文学观、大文学观得以恢复，并日益受到重视。④王水照、朱刚：《三个遮蔽：中国古代文章学遭遇“五四”》，《文学评论》2010年第4期。二是传统文论的思维方式与写作模式引发人们讨论，有学者提倡一种“诗性的体悟”的文艺学。⑤蒋济永：《当代文艺理论的危机（之五）——文艺学作为一门科学的终结》，《柳州师专学报》1994年第4期。三是古代文论的自主性地位日益增强，不再居于材料诠释阶段，而是进一步强化传统文论的统领作用。胡晓明提出并讨论“后五四时代建设性的中国文论”，其主要观点就是“大文学观、关联思维、全人宗旨、心的文化、文明素养、道的权威、深层语言、意义治疗等”。⑥胡晓明等：《王元化与后五四反思（笔谈）》，《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胡晓明的讨论实际上已经将前面第一、二个问题结合起来，而且拓展到中国人文学的高度，不再局限于文论本身。这与他长期关注“中国诗学精神”有关，⑦胡晓明：《中国诗学之精神》，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而探讨“文论（诗学）精神”也是文化文论最为集中的一个体现，学界已多有关注。⑧袁济喜：《中国古代文论精神》，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5年；
刘士林：《中国诗学精神》，海口：海南出版社2006年；
王柯平：《中国诗学的精神》（英文），北京：外文出版社2008年。除了人文精神讨论外，国学热、文化热大约在同期也开始出现，呈现一种“回归传统”的趋势，增进了对传统思想文化学术的关注。⑨王岳川：《当代文化研究中的激进与保守之维》，《文艺理论研究》1999年第4期。新世纪以来，国家文化战略导向也发生深刻变化，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将原来学界讨论的“中华美学精神”“中华人文精神”上升到文化战略高度，这对于推进文化文论的发展是有重要意义的。当代中国文论迎来了“再传统化”的新契机。

上述简要描述的建设性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审美与本体文论、启蒙主义文论、人文精神论文论、文化文论等形态，大体构成了当代中国人文学文论的现代性谱系。由此可见，当代中国人文学文论是多元并存的，涉及政治、审美、本体、启蒙、精神、文化等维度，构成了人文学多学科对话态势。

上述现代性谱系只是当代中国人文学文论的一个脉络，是偏重现代性的，而另一个脉络日益突出而重要，就是反思现代性。这一点在现代性谱系中也有所反映，⑩陈雪虎：《人文之维及其当代面对：文论美学30年回望》，《当代文坛》2008年第3期。而进入21世纪之后，随着全球化、科技化趋势的迅猛发展，当代中国文论遭遇了新的挑战，也出现了一系列的前沿动向。

其一，反思性文论。受到全球后现代思潮的影响，人文学文论愈益关注思想方法，反思性文论（文艺学）登场了，突出表现为批判理论、元理论。批判理论原指具有马克思主义色彩的法兰克福学派或西方马克思主义，后来泛指一切具有批判性的理论思潮。批判理论中最突出的一个问题是反本质主义。反本质主义不限于思想方法，从内容上看，反本质主义重视人（以及文学、文化）的边缘价值，更加关注世俗的、日常的、大众的方面，这受到文化研究的深刻影响。反本质主义打破文学与生活的界限，破除文学雅俗界限，掀起了一轮泛文学化研究思潮。在人文学阶段具有高度共识的文学观出现了裂痕，文学终结、文学性等成为新的热点话题。思想方法上的历史化、相对化、多元化，思想内容上的边缘化、生活化、泛文学化，促进了当代中国文论的发展，扩展了原来人文学文论方法与主题。但也引发文论研究远离文学（文本、审美等）的争议。元理论是与批判理论（特别是反本质主义）同时发生的，二者的侧重点不同，批判理论偏向社会、政治、日常生活领域，有朝向文学之外的倾向（文学的越界），而元理论则偏知识、哲学、思维，强调反思文论自身（文学理论学、文论身份等）。元理论是理论的理论，有形而上学的指向，也有科学化的指向。就前者而言，就是找到文论的更高的终极的原则、价值，这有助于提升文论的思辨水平，但也会犯形而上学本质主义化的毛病。就后者而言，追求科学化能够把文论从琐碎、片面、肤浅中拯救出来，但也可能导致以科学化为名对非科学内容的过滤。元理论并非就是文论发展的唯一方向。不能形成一种反思性的形而上学、本质主义，还要尊重、倾听、吸收其他非反思性的文论，无论是中国传统文论中的诗性智慧，还是尼采、海德格尔等西方思想家的诗化思维，都值得重视。元理论应该将反思性与体验性结合，将科学性与人文性融合，①赖大仁：《当代文论变革中的科学性与人文性问题》，《学习与探索》2012年第11期。从而臻达更融通的人文学境界。元理论的一支是文论身份研究，侧重从身份角度分析文论的存在状态及问题，涉及文论的知识话语、学科体制、文化精神等内容。②时胜勋：《中国文论身份研究》，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实际上，大部分的文论讨论都可以归属文论身份，指向中国文论安身立命与何去何从的重大问题。

其二，生态文论。伴随反思性文论，还有一支人文学文论，它就是对生态文学与批评现象加以关注的生态文论。随着西方现代生态思潮的引进，生态文论也在国内兴起。生态文论反思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但这并不意味着放弃了人，或者放弃了人的价值，而是在更高层次（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人的价值。生态文论激发了人对自然的关注，通过对生态问题的关注重新审视人与人类社会的发展，能够获得更自觉的一种关于人、关于社会的新型定位。马克思主义在生态文论（美学）方面也贡献了自己的思考，凸显了生态文论的人文学色彩。③彭修银、张子程：《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论当代马克思主义生态美学建构的人文学意义》，《江汉论坛》2008年第5期。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在诞生之初也给予自然以充分的重视。④刘俊伟：《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初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1998年第6期。在国外，生态马克思主义思潮也发展迅猛，并且有很强的人文学意识。生态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生态意识是最大的生态资源”，这已达到很高的人文学层次，对建设当代中国的生态文明有积极意义。⑤陈学明：《“生态马克思主义”对于我们建设生态文明的启示》，《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同时，生态马克思主义特有的生态人文学意识也对当代中国的生态文学创作、批评理论有促进作用。从思想观念上说，生态文论反思和批判人类中心主义，彰显自然整体主义，注重生态多样性、可持续发展。从具体内容上说，生态文论关注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关系，特别是人与自然的审美关系，确立一种崭新的人与自然的关系。

其三，后人类、后人文主义。后人类、后人文主义是新进的文论思潮，与生态思潮相伴随。这股思潮最早在西方兴起，到了新世纪，国内后人类、后人文主义话题也逐渐增多。诸如后人类、无人美学、元宇宙、数字人文等讨论都与此相关。后人类是指尖端科技、高科技对人类的重大影响，非生物的机器人、虚拟人等出现，与之相适应的后人类文化思潮不断兴起。⑥罗西-布拉伊多蒂：《后人类》，宋根成译，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无人美学是近年来国内美学界的一个热点问题，是由后人类引发的一次学术争鸣。如果说后人类更多涉及科技，那么无人美学则涉及哲学观，扭转一种观看世界的方式，能够激发我们重新思考后人类境况中的文学艺术问题。元宇宙是当下最流行的话题，元宇宙这一最新趋势引发了关于人的未来生存思考，元宇宙并非不要现实，而是“实现人与技术的共生发展”。⑦喻国明：《未来媒介的进化逻辑：“人的连接”的迭代、重组与升维——从“场景时代”到“元宇宙”再到“心世界”的未来》，《新闻界》2021年第10期。如今，从文艺角度探讨元宇宙逐渐兴起。元宇宙充满不确定性，如何审视这种不确定性，给当代中国文论提出了新的难题。⑧郑周明：《从文学概念到文化议题，“元宇宙”指向何种未来？》，《文学报》2022年2月17日，第2版。数字人文是将人文学与科技联系在一起，大大拓展了人文学研究的领域，也带来了范式变革。数字人文是通过数字化来研究人文，揭示人文价值的成因、规律等，以此增进对人文的理解，而不仅仅是成为数字化的材料。

以上梳理了作为人文学的当代中国文论的两大脉络，它们拓展并丰富着当代中国文论的人文学内涵。一方面，当代中国文论仍然有着不可推卸的人文学使命，促进中国文化现代化，人文学不会也不应该在文论中消失；
另一方面，它又要面对新的时代语境，开辟后人文学新局面，增进人们对文学新世界的理解，提升中国文化现代化水平。从人文学到后人文学是人文学的时代拓展，对传统人文学有继承，也有发展。尽管不排除人文学受到新的社会条件的影响而部分地远离甚至丧失了其精神价值，但这并不意味着不能走向后人文学。精神价值不是抽象的人的价值，而是人的主观能动性、创造性所蕴含的价值，它与文化、思想、意义等密切相关。后人文学是人文学自我反思之后走向更高层次的人文学，它不仅要反思新社会发展状况下的各类问题，也反思传统人文学自身的问题。在此意义上说，引入后人文学视角，对于深入拓展当代中国文论的精神价值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

首先，后人文学是后学语境下的人文学。后学语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指各类后学思想，比如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后世俗主义、后形而上学、后主体性……它们的突出特点是注重反思性、批判性、对话性、平等性、多元性、过程性、生成性等，极大促进了人文学思维。二是指后学思想所置身其间的全球化、信息化、跨国资本主义语境。它们不仅改变了全球文化面貌，也带来新的问题，用新形态、新形式掩盖了原来根深蒂固的偏见、奴役与不平等，这无疑是人文学需要警惕的。①陈众议：《跨国资本主义时代的文学观》，《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显然，后学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在特定语境中进行批判性、创造性思考的结果。这与后学思想是紧密结合的，体现了思想家对大变革时代的思考。由后学思想和语境构成的后学语境使得人文学具有了更强的主动性与自觉性，也越来越具有未来人文学的精神气质。

其二，后人文学反思中心化、霸权化，倡导多元化与平等化，尤其表现为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反思。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反思当前不可持续的人类活动，倡导一种可持续的人类发展模式，与科学技术、政治、经济等进行深度思想对话。二是反思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制度，揭露其导致的人类的异化、社会的不平等、自然的被破坏的根本原因。三是反思人类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人类是生命发展的最高阶段，也形成了高高在上的优越感，具体又表现为阶级优越感、种族优越感、物种优越感等，总是高他人他物一等，将其他人非人化。对于其他物，也从来不会采取平等的态度，更不会以自然为中心。四是反思各类准人类中心主义，诸如西方中心主义、白人中心主义、男性中心主义等，拓展去中心化的、多元化的平等对话实践。后人文学倡导去中心、去霸权，但不唯平面化，而是追求立体之学、多元之学、生态之学。

其三，后人文学激发人文精神，继续发挥发扬人文学的伟大遗产。后人文学关注普通人，关注女性，关注儿童，关注弱势群体，关注每一个人的生存与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反思和批判人类偏见、歧视、不平等现象及其机制。②福柯、阿甘本等西方哲学家对此都作了深入探讨。这些非但没有过时，反而日益迫切。人文学所针对的专制、霸权、迷信、神学等，并未彻底从人类社会中杜绝，而人类解放与自由也并未彻底实现。后人文学继承人文学的精神遗产，使人类拥有一种更深沉、更普遍、更博大的同情心，既要同情同类，也同情异类，同情生物，同情自然，把同情心扩大到他人、非人类、生物、自然，这是人文学不可或缺的精神品质。这是一种扩展的人文学。后人文学并非抛弃了人本身，而是更清醒地意识到人的生存、发展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反思和批判人的异化、非人化困境，推进人与他人、他物、自然重新回归一种平等和谐共生的状态，这是人文学责无旁贷的文化使命。

其四，随着后人文学时代的来临，对包括当代中国文论在内的当代中国人文学而言都是重要契机。人文学是危机之学，是希望之学。在后人文学时代，不仅要继续激发当代中国文论的人文关怀，焕发出鲜活而深沉的人文精神，①赵敏俐：《加强古代文学研究的理论建设和人文关怀》，《文学遗产》2019年第1期。还要瞄准时代前沿，更新思想观念，积极拓展各种形态的后人文学思考。对此，已有不少学者作了推进，比如栾栋的后现代意味的后人文学，强调“文史哲互根”。②栾栋主编：《人文学概论》，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2年。孙周兴提出“开拓面向技术人类文明的艺术人文学”，这也是一种面向未来的人文学。③孙周兴：《开拓面向技术人类文明的艺术人文学》，《探索与争鸣》2022年第3期。还有针对“后文明”“后文学”现象的探讨，依然不缺乏人文的维度，④刘大先：《从后文学到新人文》，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21年。文学会继续让人类享有“爱的自由和美丽”。⑤陈晓明：《后文明时代的写作或后文学的诞生——百年中国文学开创的现代面向思考之五》，《文艺争鸣》2021年第9期。后人文学时代给当代中国文论提供新的机遇和挑战，不是顾影自怜，而是以更自觉的态度去探讨文学世界中的人的生存境况、自我认同与意义追寻等诸多难题，积极思考如何借由文学、文论与人文学价值实践去重建人的灵肉、人我、天人、人机的新型和谐共生关系。

后人文学已然来临，这不是想当然的，而是历史的发生。从发生机制而言，后人文学是发生于后学语境的人文学，没有20世纪后期以来层出不穷的各类反思性、批判性的社会文化思潮，也不可能有后人文学。当然，后学思潮只是后人文学的触媒，不能代替后人文学。后人文学所继承的是人文学的精神传统，对后学自身的某些非人文学化倾向（比如商业化、过分符号化等）也应加以反思。从学科内涵而言，后人文学既落实为当今的人文学科机制，但又不满足于此，而是始终保持着对精神价值的反思和追问，不仅反思人文学科，也反思自身。后人文学拒绝自己仅仅成为学科，纳入既有的现代性体制，而是更希望自己能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为人类的进步与精神完善发出微弱的光和热。

总之，从人文学到后人文学，不是抛弃了人文学，而是人文学的深化和拓展。从政治、审美、本体、启蒙、精神、文化到反思、生态、后人类，当代中国文论的人文学主题不断丰富，不仅为当代中国文论注入了生机和活力，也彰显了当代中国文论在精神价值层面的不懈探寻。不同的人文学文论之间并不追求一律，而是倡导对话、交往、协商，共同指向对文学与文论的精神价值丰富性与可能性的探索，而这样的探索也始终是开放的。在新时代语境下，思考作为人文学的文学之“艺”与文论之“思”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人文学这一“无用之大用”的精神价值之学，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与社会思想文化的整体提升与进步，也就成为包括当代中国文论在内的所有当代中国人文学不得不面对的重大时代问题。